“猴票她爹”——黄永玉

      在收藏界，人人知道这样一个“神话”：1980 年中国邮政发行的第一枚生肖邮票——《庚申年》 金猴邮票，单枚面值只有 8 分钱，如今市场价值已经上涨了近 20 万倍，整版（80 枚）接近 150 万元。 这枚邮票的创作者就是著名画家黄永玉。

人们把黄永玉称作“猴票之父”，他闻知哈哈大笑，顽心立起，改为“猴票她爹”。

       1979 年春节期间，时任邮票发行局邮票设计师邵柏林去看望老师黄永玉，并请他画一套动物邮票。邵柏林回忆说：“黄先生是位爱国的、有良心的艺术家。1955年，周总理派人把他从香港接回来，在中央美院任教。那时，黄先生和董希文、李可染等我的许多老师住在北京的大雅宝胡同，我常拿着画稿去听取老师们的意见。我尊黄先生为师，黄先生拿我当朋友。‘文革’时，黄先生遭难，搬到了北京站附近的罐儿胡同的一个旮旯里，用他自己的话说：‘鬼都不敢登门了。’但我照常去看望他。他说：‘朋友里有胆子到被打翻的巢里来看我的，邵氏夫妇是其中之一。’有这层“牢靠的友谊”，邵柏林 1979 年拜访时，黄永玉一口答应。“画什么呢？黄老想了好几天，把曾经日夜陪伴他的伊喔画了出来，以示怀念。伊喔是一只猴子。上世纪 70 年代一位朋友送的。他很喜欢这只猴子，无论去哪儿，伊喔都会趴在他的肩头，形影不离。”伊喔在黄永玉家里“显示出其祖先大闹天宫的本事”，在画室里肆无忌惮地拉屎、撒尿，弄得谁都不愿意进画室；把牙膏、颜料挤出来抹在脸上，弄得满脸花。但黄永玉没有嫌弃它，常带它到附近的公园晨练。

伊喔画好后，黄永玉叫邵柏林来取画稿。“看着画上毛发清晰、充满灵性又非常可爱的猴子，邵柏林想，第二年是猴年，就把它作为第一枚生肖邮票的原稿吧！”高山说。最终，中国生肖邮票的开山之作《庚申年》猴票于 1980 年 2 月 15 日（除夕）面世。

       2014 年底，第四轮生肖猴票的设计提上日程。2015 年春天，高山带领邮票编辑团队来到黄永玉家。“见到我们，黄永玉招呼老朋友似的，让我们都坐下，他自己也习惯性地拿起烟斗，刚要往嘴上放，看到女儿，便呵呵一笑，又放下了。”

      过了几天，黄永玉的女儿收到了猴票设计合同的电子版本，但黄永玉觉得，合同看似周全，措辞却不对他的口味，于是又把高山等人叫到家里。高山一行赶过来时，发现黄永玉正在看相亲节目《非诚勿扰》。黄永玉很喜欢看，看完了再说合同：“恕我直言，这份合同，满篇‘必须’‘否则’，连个‘请’字都看不到。其实稿费、原稿都不是问题，都可以按你们的规矩来，只是这些字眼看得我极不舒服，似乎没有体现对设计者的尊重嘛！”高山马上认错，黄永玉诙谐地说：“没事，回去修改一下。虽然今天没领证，手还是可以牵下的。”说着，把已经画好的初稿拿了出来，请高山等人过目。4  人围到黄永玉身边，只见画上的猴子一手托着一只鲜嫩粉红的寿桃，另一只手抓着桃树枝，尾巴卷在树枝上。眼睛眯缝着，嘴巴笑成一道曲线，顽皮又开怀。

      按前三轮生肖邮票发行规律，第一轮一枚，第二轮两枚，第三轮一枚，第四轮应为两枚。高山向黄永玉建议：“让第四轮的猴子和第一轮的猴子结合—下，大猴子抱一个小猴子，小猴子的神态和第一轮的猴子相似。”黄永玉闻言，放声而笑：“好主意！不过不应是一只猴子，是一边抱一只。”于是提笔就画了起来，边画边笑着说：“国家放开二孩政策了，画两只合法合理又合情喽！”

       2015 年 8 月 6 日，《丙申年》邮票开机仪式在北京的邮票印刷局举行。由于是夏天，其他几位嘉宾都穿着白衬衣，唯有黄永玉不仅穿了蓝色休闲西服，还打上了蓝色领带，正式又时髦。走到印1980 年猴票的机器前，黄永玉饶有兴致地跟它合影。这张合影，跨越了 36 年时光。

       设计第四轮猴年邮票时，黄永玉已经 92 岁了。他出生于湖南常德，半岁时随父母回到凤凰老家。湘西多山，湘西人的性格多有棱角，又充满冒险精神；湘西壮美，湘西又闭塞，背井离乡去闯荡，成了生存的需要。

       黄永玉离开湘西，到陈嘉庚在厦门创办的集美学校读初中。他喜欢去学校图书馆看书，常在中午关门时被锁在里面，索性躺在过道的地毯上读起来。他自学木刻，14  岁那年已是东南木刻协会的会员。离开集美学校后，他当过战地服务团团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等，流离在福建、江西等地，以木刻和绘画为生。“我这一辈子也没向谁学过什么东西，”黄永玉后来回忆说，“是在谋生中锻炼出来的。”

       1948 年，24 岁的黄永玉来到香港，任《大公报》临时美术编辑，与金庸、梁羽生成了同事。1956年，黄永玉出版《黄永玉木刻集》，其代表作《春潮》《阿诗玛》轰动了中国画坛。“文革”时期，黄永玉被迫住在一间连窗户都没有的小屋里，光线很暗，他就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窗外画满了迎春花。

       黄永玉告诉高山，他现在的生活中，“写作第一，雕塑第二，版画第三，绘画排第四”。他正在写一部已经断断续续写了 70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黄永玉说：“画画和写文章，对我来讲，都没有受过训练。没有受过训练有它的缺点，缺点恰好成为风格。我没有严格管教的老师，所以比较自在。”

       好友汪曾祺曾说：“永玉是有丰富生活的，他从小到大的经历，都是我们无法梦见的故事。他特殊的好记‘忆’，对事物过目不忘的感受，是他不竭的创作源泉。”

（选自《环球人物》）

相关链接

①国画、油画、版画、漫画、木刻、雕塑、散文、小说、诗歌、杂文、十八般武艺，几乎无所不能， 无所不精。黄永玉的艺术天才令人欣羡。就连他最心悦诚服的表叔沈从文也这样说他：“黄永玉这个人很聪明，画画写文章靠的是自学，他的风格很独特，变化也多。”（《趣记黄永玉》）

②文革开始后，黄永玉执意要回北京，这样的境遇下，黄太太所有的抱怨和辛酸只成了一句话 “唉，那时叫你不要回来你都不相信！”然而黄永玉的回答是：“不是这样的，将来不会永远这样的！”

现在的黄永玉，在意大利、北京、香港和湘西的故乡凤凰游走，意大利画家达•芬奇故居隔 壁，就是他的别墅。北京数十亩占地的“万荷堂”里有他的狗和满堂的荷叶荷花，愈老愈纯真的老人，感受着童年般的快乐。

“如果我死了，我的墓碑上应该刻这几个字：爱、怜悯、感恩。”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

风雨乐清贫  生死系医学

——记我国胸心外科奠基人黄家驷

    黄家驷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曾任嘉兴府知府，父亲任盐运史，35岁时死于大咯血，他5岁丧父，5个叔伯亦相继因病早逝，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就萌发要当一名医生的志愿。

    少年时代，黄家驷不满足私塾的一点古文知识，13岁时瞒着母亲随堂兄到省城求学，后又投考天津南开中学。高一时，他竟提前两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门庭森严的协和医学院。193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在协和任外科住院医师。他曾说，“我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好教师，当一名好的胸外科医师”。

    1941年，他来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医学院求学。黄家驷基础扎实，在导师指引下较快掌握胸外科技术，于1943年获外科硕士学位，并通过全美专家考试取得外科专家称号。留美期间，黄家驷还担任密执安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每两周组织一次中国建设讨论会，立志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1945年德、日法西斯相继覆灭，黄家驷不为美国优裕待遇所动，放弃高薪聘任，决心为开创中国的胸外科事业披荆斩棘。他迫不及待搭乘太平洋上第一班通航的美军运输机回国。三天三夜的颠簸飞行，在印度转机时行李丢失，但完整无缺地带回整套开展胸外科手术的器械设备。

    回国后，他一面在上海医学院执教，一面在附属中山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从事胸外科的创建工作。

    解放后，他与上海第二医学院和上海市南洋医院协作，建立了我国第一所胸腔外科专科医院——上海胸科医院，并亲任院长。多年来，虽然担负重要的行政工作，但总是坚持在医疗第一线。他行医近50年，亲自为数以千计的工人、农民、军人及领导干部做过手术。

    黄家驷非常重视医学教育事业。1959年，他在北京创建中国首都医科大学，这是我国唯一的8年制医科大学，先后担任校长、名誉校长，亲自主持研究决定了建校方针、教学计划以至校舍建设、师资队伍和教学设备等问题。现在国内的一些知名的胸腔外科专家，像石美鑫、苏应衡、钱中希、林尚清、钱定一等，都曾得到过他的培养和指导。

    协和医科大学1964级学生、北京协和医院著名胸外科医生方国栋回忆了一件往事：1970年夏天，毕业分配去向宣布后的一天．黄老师带我到他在外交部街的家里。知道我添置行装有困难，毕业分配后也不再回上海家里而直接赴西北，年逾花甲的黄老师亲自爬上闷顶子，递出一只旧的藤条箱说：“这个箱子你拿去，做你去西北的行装。”尤为珍贵的是，黄老师还找出人民卫生出版社留给他的、由他主编的《外科学》（上、下）和《外科学各论》送给我。黄老师还在每本书的首页都写上“国栋同学批评指正”，并签上他的名字“家驷”。知道我酷爱读书，他殷切地期望我到西北后坚持自学下去。带着黄老师赠送的这些无比珍贵的教科书，肩负着黄老师的教导和希望，我来到了当年古城武都。正是黄老师这种深藏的关爱之心让我在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倍感温暖而不气馁。

    “如何使祖国的医学事业尽快发展，这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黄家驷是知行合一的医者。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上出现许多新兴学科。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确定生物医学工程学为一门独立学科。黄家驷以极大热情担负起新学科的筹建工作。他各处奔走，拟出《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研发展规划》于1979年在重庆召开会议，成立国家科委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组，他被任命为组长。

    晚年的黄家驷虽退居二线，仍精神饱满地专注于医学事业，争分夺秒地笔耕。由于《外科学》要大量充实内容，再版将成为大型外科参考书。他日以继夜查阅文献，先写成《胸部损伤》 一章作为蓝本，赶在5月份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召开《外科学》编委会讨论第四版的编写计划。5月13日他按时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5月14日主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会，在赴会途中因心脏病复发与世长辞，终年78岁。

    黄家驷逝世后，《外科学》编委会决定由吴阶平、裘法祖两教授继续他的主编工作。为纪念黄家驷对发展外科学的卓越贡献，编委们一致决定此书定名为《黄家驷外科学》。中华医学会追授黄家驷“胸心血管外科科学进步贡献奖”以表彰他一生致力于医学教育事业，发展我国胸心血管外科的突出贡献。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黄家驷，江西省玉山县人，生于1906年，1933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1945年在上海创建胸腔外科，他主编的《外科学》等著作，促进了我国外科学的发展，是我国胸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奠基人之一。（摘自《历史上的今天》）．②“文革”中，他因“复辟旧协和”挨批；过后，他竭尽全力于医大的复校和老三届学生的成长、回炉、招研和放宽考研的年龄限制等，以及后来开展国际交往，学术交流，送出去、请进来．．．．对学生、同事和朋友，他都是尽其所能，有求必应。（摘自方国栋《纪念黄家驷老师逝世三十周年》）

“孤傲”俞平伯

    ①俞平伯1900年生于浙江湖州，原名俞铭衡，字平伯，现代诗人、作家、红学家。他出身名门，早年以新诗人、散文家的身份享誉文坛。历任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精研中国古典文学，是“新红学”的开拓者之一。

    ②俞平伯一生爱好昆曲，而这爱好又与他的爱情有关。1917年，俞先生与许宝钏结成秦晋之好。许家都是昆曲爱好者，许宝钏之父许引之是业余昆曲家，许宝钏的姐姐弟弟也喜爱昆曲。尤其是许宝钏，扮相漂亮，嗓音又好，唱起来字正腔圆，并且能填词谱曲。

    ③20世纪50年代中期，醉心于《红楼梦》研究的俞平伯先生遭受非学术的政治批判，遂淡泊了政治，对昆曲的兴致愈来愈浓。每逢星期四上午，夫妇俩便专门请来笛师伴唱。来了客人，也要坚持一曲唱罢才接待。俞平伯与许宝钏每年夏天都要坐公共汽车或三轮车去颐和园。这给幼小的外孙韦柰留下了童话般的印象：“外公租了人工摇的乌篷船，带着笛师，带了吃喝的东西，把船漂在后湖上唱曲子。一群游客围着听，都觉得很惊奇。”

    ④1956年8月，在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和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等人的帮助下，俞平伯第二次发起昆曲结社，这就是“北京昆曲研习社”。研习社成立大会在俞平伯的家——老君堂召开，他亲自拟订了《章程》和《同期公约》。研习社做的最有影响的工作是对《牡丹亭》的改编与排演——俞平伯与弟子精心整理校订，全体社员通力合作把《牡丹亭》推上舞台，1958年10月2日在北京试演了一场，周恩来总理亲临观看了演出。俞平伯生性耿介孤傲，不善应酬。演出结束后，周总理上台与大家合影，却找不到俞平伯，后来发现他是上台了，可是他取了自家的三弦又下去了，总理笑他书呆子。1959年10月，《牡丹亭》在长安戏院演出了两场，北京昆曲研习社也成为当年唯一参加国庆献礼演出的业余社团，这是昆曲演出史上的一件盛事。演出结束，文化部的一位高官来看望俞平伯，俞先生不说话，只抽烟。高官问：“身体好吗？”答：“嗯。”高官说：“我们走了。”答：“嗯。”既不客套，也不送客。

    ⑤“文革”开始后，一些乌合之众冲进俞平伯的家，从老君堂抄走了大量书籍和研究资料。后来又将其集中到学部的“牛棚”办学习班，把他的书挂在墙上批判。俞平伯在“牛棚”里依然从容，每天给夫人写一封信。造反派给他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让他敲着锣走在游街队伍的第一个，他也淡然处之。

    ⑥从“牛棚”放出来后，俞平伯全家被赶到一个小房子里居住，工资也被扣发，只有少许生活费。1971年1月，作为被特殊照顾的老知识分子，俞平伯夫妇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

    ⑦1972年，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有关部门不得不给俞平伯调整住房、补发工资。一天，几个人提着皮包去给俞平伯送钱。俞先生点完钱后不慌不忙地问：“这只是本钱，利息在哪里？”来人都很惊愕，说：“没有利息。”俞先生说：“工资是国家给我的，扣这么多年是错误的。今天你们来送钱就是很好的证明。还本付息是常识。”来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俞先生说：“其实我并不在乎那几个钱，我是对有些人信不过，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担心他们从中贪污。”说得几个人面红耳赤，狼狈不堪。

（选自《名人传记》2012年1期）

徐乾清：清水徐徐洒乾坤

    1月9日上午11点15分，我国著名水利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徐乾清，静静地走了，悄然离开了他牵挂一生的水利事业。

    徐乾清的离去，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哀思，而他心系水利，为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倾注的大量心血，也深深感染着每一位水利工作者。

    徐乾清1925年出生于陕西城固，汉中人。汉水自西而东横贯于汉中盆地，建于秦汉的众多水利工程和灌区，真实反映了汉中盆地稻作农业的繁荣景象。1949年9月初，23岁的徐乾清从国立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被选派到泰州苏北行署水利处，开始了其一生的水利生涯。

    此后，从苏北到上海再辗转到北京中央水利部，他当过工程技术人员，担任过专家工作室技术组组长并兼任苏联专家组组长的助手，在水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工作过……后来担任水利电力部计划司副司长、水利部副总工程师。

    60余年的水利生涯，从长江到黄河，从松花江、辽河到淮河、海河、珠江流域，徐乾清跑遍了祖国的各大江河湖泊，推动参与了全国主要江河流域规划的编制、修订、审查工作，参与了长江三峡、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建设项目的论证和审查工作，先后担任“黄河治理”“长江防洪”“西北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国家科研项目的专家组长，为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倾注了大量心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徐乾清几次从宏观角度指出我国水资源短缺给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带来的严重影响，提出了明确的对策。

    当“八五”攻关即将结束之时，徐乾清又敏锐地将视野投向了水资源短缺、生态脆弱的西北地区，提出要尽快开展西北地区生态需水研究。在他的积极倡导下，“西北水资源合理利用及生态保护研究”被列为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该项目的及时设立和成果产出，为20世纪末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了解徐乾清的人都知道，他一生出席的大小会议无数，但每次话都很少，却句句铿锵有力。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事先他都会进行充分的论证。

    “徐院士的科学作风十分严谨，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每句话、每个词都非常准确。他告诫我们，对任何事情，哪怕是一个数据都不能含含糊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春宏对此深有感触。

    徐乾清做人做事求真务实，在全国水利系统是出了名的。徐老总结他一生的治水经验，希望能将其精华传授给后人，而这精华，就是要实事求是，要尊重科学，要遵循客观规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好治水安邦的大业。

    对年轻学者的请教，徐乾清是从来不吝啬的，但他也有自己的原则。平时，经常有年轻的水利科研人员在评职称、报奖等方面请徐乾清帮助推荐，而他立了三个“门规”：一是被推荐的人及其所做的工作必须是他所熟悉的；二是草拟的材料必须提前送去，他认真看完及时通知对方结果，并注明“可以签”“做修改后再签”“能否请其他专家推荐”等意见；三是凡他签过字的材料，必须给一份复印件留存。

    “徐老开会发言语气十分平和，且都围绕着‘指出问题、提出建议’展开，从不以专家身份凌驾于别人之上。”同事有两个深切感受：一是“实”，徐乾清向来没有空话和套话；二是“有收获”，言之有物，从不漫无边际。

    大家都说，徐乾清一生把名利看得很淡很淡。徐乾清一辈子不要奖，谁给他个荣誉证书，他都要着急。直到2009年9月，被评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这也是他平生唯一接受的个人荣誉。

    “我只能算是一个平庸的水利科技工作者，根本够不上‘专家’的称号。这一生辛勤劳累有余而业绩成效甚微，不能不说是终生遗憾。”徐乾清在日记里这样概括自己的一生，“但我尽了我的一切能力，做了我力所能及的工作，无负农民给我的饭，工人供我的衣和生活用品；一生未做对不起社会和周围同志和亲朋好友的事。大概还算是一个可以问心无愧地度过这一生的普通劳动者。”

    斯人远去，魂系水利。徐乾清走了，而他为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倾注的大量心血，将永留史册。

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

    对于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来说，当年他选择留学的胆量，丝毫也不下于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个年代留洋充满风险。中国与欧美等国家隔着太平洋、大西洋，坐上船从启程到抵达，途中经过无边无际的海域，需要大半年时间。更何况把未成年的孩子，送到完全陌生的西洋国家，然后忍受遥遥无期的隔洋相望、鱼雁传书，这对于从来没有出过家门的传统中国父母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容闳出身于穷苦人家，十三岁时，家居澳门。当时，澳门是来粤贸易各国商人的共同居留地，华洋杂居。在澳门，他在马利逊学校读书，受教于美国传教士布朗。当时他们班上只有6个学生。后来由于家人和自己健康的考虑要提前回美国，布朗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想带几个跟他学习多年的学生回国，继续完成学业。布朗说完，要求愿意跟他去美国的孩子站起来。当时班上只有3个学生站起来，而容闳是其中的第一人。容闳的母亲起初并不同意，经过容闳的劝说才勉强答应。布朗为此特地为准备随他去美国的学生找了资助人，这些资助人不仅负担学生留洋的全部费用，还承担了他们留洋期间学生家庭两年的生活费用。因此，容闳获得了赴美学习的机会。

    容闳初到美国，进了马萨诸塞州孟松城的孟松学校。“那时美国的生活、膳宿都非常便宜。贫困的学生都有很好的机会找点工作做，以解决学费问题。我记得当时的食宿费，包括燃料、灯和洗涤在内，每人每星期仅1元2角5分美金。”

    容闳从孟松学校完成学业后，获得的资助就此结束。他放弃了去苏格兰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同时又可以继续获得资助的机会，坚执地要留在美国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有教授建议他申请一份贫困生救助金，但条件是学成后必须做传教士。容闳不愿意为此放弃自己的理想，而去做传教士，并以此换取获得救助金的机会。为此，他的大学生活很艰苦，最后是通过当地妇女协会的帮助，才获得了生活的救助。

    容闳在耶鲁学习，由于入学前准备并不充分，尽管他学习很努力，但是在总体成绩上并没有取得高名次。他在写作和抽象论方面却是出类拔萃的，因多次夺得英语作文奖而名扬校园内外。就读期间，因为贫穷，容闳很少参加校园内外的社交活动，所以也没有至交，显得孤独。可是他严于律己、刻苦学习的品行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耶鲁大学毕业后，容闳为自己确立了一个目标，“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结束之前，我已把自己将要付诸行动的事在心中规划出一幅蓝图。我决心要做的事就是：中国的年轻一代应当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利益；这样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文明富强的国家。我的志向就是去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我的全部智慧和精力朝着这一目标奋斗着。”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毕生的努力都是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目标。

    耶鲁大学毕业后，容闳决然离开美国回到中国。那个年代回中国的路程何其遥远，航程那么漫长，回程的船在茫茫大海中航行154天，况且又不是舒适的客船，那次航程被容闳描述为“令人厌倦的、最难以忍受的、漫长的”航行。况且他在美国呆了几年，中文水平已经退步到不能流利表达的地步，在船上与中国领航员甚至无法沟通，领航员听不懂他的话，他也很难明白领航员说的是什么。

    回到祖国后，他更换了无数的工作，每一项工作都是那么短暂。从中国留学的第一人，发展成为留学事业的开拓者，容闳不知道走过了多少坎坷的路。

（摘自香港《大公报》，有改动）

【注】容闳（1828年11月17日～1912年4月21日），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一个寂寞的黄梅人

    读过那么多中外作家的经典作品，后来读到汪曾祺老先生的《谈风格》，汪氏直言其风格受到废名的影响。汪曾祺先生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以前只是感觉到汪曾祺先生作品深受南朝《世说新语》的影响，现在突然出来废名这么个人来，我先是吃惊和好奇，接着便是满怀惭愧。原来废名是上个世纪初叶中国文坛的旷世怪才，京派文学的代表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长篇小说《桥》及《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我从书城买回一本废名的作品，才发现废名竟是我的湖北同乡，是黄梅人。

    读过废名的短篇小说《柚子》、《半年》、《枣》、《桃园》、《竹林的故事》、《菱荡》、《阿妹》，感觉文本确是怪怪的              ， 其作品写的几乎都是乡下的小人物的生活趣事，没有我们通常所说的小说的鲜明主旨和思想深度。和汪曾祺的小说一样，废名的小说写得都像散文；与汪氏不同的是，废名的散文又写得像小说。读到汪氏的《受戒》、《詹大胖子》中的汉语文字，心中油然而生的是对母语的缱绻之爱，感觉语言被净化了，字里行间诗象疏朗清逸。废名的字句带给我们的却是浓得化不开的莫名的情愫。当我们奔波在现当代作家的文本之中，深感审美疲劳的时候，读到废名的一段段文字，犹如一个孕妇吃到了心仪的酸李，那种愉悦感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

    废名写他熟虑的生活，写生活的欢乐和辛苦、寂寞和沉郁，在这些人物的生活场景里，他灌满自然而然的诗绪。《柚子》里的柚子、《桃园》里的王老大和阿毛、《半年》中的新婚妻子芹等人物，个个写得形象鲜明，              ， 没有一丝粉饰。文中的人物哀乐，一草一萼，天然妥帖，真似走进了意蕴其中、韵流弦外之妙境。这种“天然”既不同于我们感受到的日常现实生活里的事实碎片，也别于陶潜笔下的世外桃源。他文中的世界是从他心中自然流淌出的别有洞天的秘密，《菱荡》中的人物与天籁之间简直到了相呼应的境地，整个篇章就似天青色的树叶一样纯静天然。

    我们阅读经验中的故事逻辑在废名的小说中是缺席的，所以，我们读完他的一篇小说，视野的尽头都没有“故事”的影子。无怪乎当时的评论文章说他的小说：“读者从本书所得的印象，有时像读一首诗，有时像看一幅画，很少觉得是在讲‘故事’。”读他的《桥》时，读者还可以走进作品里，而读到《莫须有先生传》时，就明显感到文字的佶屈聱牙，表现形式和文中人物的思想是那么的                ， 生涩得难于前行，耐着性子读完一段，有些不知所云了。如此看来，废名确实是寂寞的，他的文本究竟想说什么或者欲把他的读者引入到哪里去呢？我虽然困惑，但那奇特的字句之间生长的意境却是久久难忘。我因着阅读的惰性，逼近他的文本已感到太困难了，他的“                ”（鲁迅评语）难道真像是一座“孤绝的海岛”？

    停留在合肥，一种想去看看废名的愿望疯狂地催促着我。驱车几百公里，终于来到湖北黄梅他的孤独的坟墓前，没有绿荫匝地的诗意，没有喈喈的鸟叫，也没有晚风悠扬的浅吟或低怨，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就像走进“林茂无鸟声”的虚空里，有的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的闲静和伤感。

    你生前寂寞，死后也寂寞，但我们还是真切地感受到了你的生命之水在汩汩地流淌。你为了学术上的分歧和朋友熊十力论争得扭打在一处，第二天，又和熊十力坐在昨天扭打的老地方继续辩论；你在北大跟你的学生上课，直指鲁迅作品之间的优劣……这些可贵的学风令现代人汗颜。你在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潜心儒释道研究，你的小说里充满着静寂的意境，这种特殊的小说美学特征是你留给后人的一座富矿。

    你把冯文炳这个真名废了，废了名字就叫“废名”，你的名字却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你的独特的艺术个性和独立的人格将是我们永远崇敬的。你留下来的文字是鲜活的汉文化元素，是留给岁月的珍贵遗言。在历史的无限的河流里，你永远也不会寂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