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有信的日子

    ①现代社会日新月异，人们忙忙碌碌，表达感情的方式随着电信事业的发展日趋丰富多彩，对着话筒、敲着键盘、发电子邮件、发电子贺卡，将感情表达得酣畅淋漓。

    ②但现代人热衷的这些情感传递的方式，是否少了一种韵味？少了一点深沉？

    ③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写信的人，写信的历史也颇为悠久。早在读小学时，我就给从小一起长大、后随父母到成都读书的伙伴范容写信，方块字和拼音并用，还是妈妈帮着写的信封。中学时代，同学天各一方，开心也罢，失落也罢，都倾诉于一张张飘着茉莉花香的薄笺上飞来往去。朋友们的信，我全部保留着。因为它是我和朋友们一起成长的历史。由于信件实在太多，读旧信的时候也不方便。我便将朋友们的信，一本一本地装订好。虽然几次搬迁，却不忍弃之。放得越久的信，当再读时，那种微妙的滋味不会冲淡，仿佛吃完橄榄后，回味快要化掉时的感觉，可总也化不掉。

    ④读师范时，收到家书是最令人开心的事情。在信中，当然有父母对女儿的切切嘱托，却也不乏对人生社会或激烈或温和的讨论。父母从我这里呼吸到了属于青春季节的空气，有如春风扑面；我从父母那里得到了对生活观察入微的认识和思考，使我能直面人生。我很感谢我的父母能给我一份充实的精神生活礼物，有了它我就感到振奋。读家书就像读一本精彩的散文集，总能无数次地引起你会心的微笑。

    ⑤传说韩愈读信前，总是先用玫瑰香露洗手，这既是对朋友的尊敬，也是一种雅癖。我没有他那么雅，但也不肯落俗。收到朋友的来信，我总是匆匆地浏览第一遍，再找一个僻静之处细细咀嚼。一封好信带给我的快乐何止一天两天！看着那些温馨的话语，感觉就像有一股细细的暖流慢慢潜入自己的心窝。都说文如其人、字如其人，在那些内容深深浅浅、字迹正正草草的纸上，友人的音容笑貌如出其间，举手投足如出其里。白纸黑字犹如重重叠叠的青山绿水，是我生命中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

    ⑥信读完了，先放在一个比较顺手的地方，总想有机会再读，直到把它放进一个比较保密、取起来也不方便的地方，信就成了旧信——那是暂时不打算再读的，可总也留着机会读。倘若有那么一个风雪之夜，泡一杯热茶，手捂着微烫的茶杯，这样悠闲读旧信该是多么惬意的事啊！或者是一个懒觉睡足了的星期天的上午，屋子里有几缕淡淡的阳光，被阳光照着的物品在阴影的伴随下，突出地宁静。人在此刻容易寂寞，寂寞的时候，读旧信也最好。因为没有急于知道的内容，没有新鲜的事情，一切恬淡从容，浸在文字中，使人回想起一些欢乐或忧伤的片段。人在一味地向前走的时候，也不免有时会停下来，坐在椅子上，想想过去的朋友，读读朋友的旧信，休闲一下自己的身心。

    ⑦参加工作后，朋友的信件渐渐稀疏，而后越来越少了。元旦、春节偶尔收到几张明信片，上面只有寥寥的几句话，甚至有的除了称呼和落名外，什么也没有，因为上面已印好了祝福的话。更多的只有电话联系、QQ联系。我渐渐感到失落，因为再也没有盼信、拆信、读信的那种愉悦了。在电话和网络交流中，这种美丽也不复存在了。彼此都是匆匆忙忙、言简意赅，没有转承起伏，没有排比递进，更没有含蓄委婉、峰回路转，只求把事情说清楚。

    ⑧虽然一纸书信并不能承载多少感情，可那却是一段可视的、能够保存的爱的文献。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你翻开它，仍能找到有你也有他的爱之路、情之湾，仍能找到那一路上留下的笑声和泪水。美好的日子便会在生命里定格。我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一个跟不上时尚的人。在这纷扰的尘世中，在人们忙于奔波时，我真希望有一天能收到朋友温情款款的来信，那份喜悦的心情一定无法形容。

    ⑨现在的我偶尔和朋友打打电话、聊聊天保持着纯纯的友情，但我还是很怀念有信的日子。

转身

    一转身，那个动人的身影就不见了。在人海里，想再次打捞到她，再次与她相遇，哪怕匆匆一瞬，都是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在广场，在车站，在大街，在超市，在乡野，在人流聚散的地方，我经常有这种感受：转身就是永别。

    那一次，我在北京车站等车。在拥挤的人流里，我不小心踩了右边一个年轻人。我正准备道歉或接受责备，却看见转过来一张文雅谦和的脸，他说：“对不起，我挡着你了。”我深为感动，只顾欣赏这张善良的、有教养的脸，只顾欣赏这江南的表情，却忘了对他说声谢谢，把最诚挚的心情告诉他。当我忽然记起，正要张口表达，人潮猛然涌了过来，一转身，我已找不到他，只看见攒动的人头，波动的各色衣服……

    还记得那年春天，我一人在秦岭深处行走，山路两旁开满鲜花，灯芯花，野草莓花，苜蓿花，蒲公英花……路下面的小河，清澈如镜，温柔如绸，淙淙的水声像母亲轻唤小儿的乳名。四周的群山，一律被松树、柏树、桦树和茂密灌木覆盖。闻着花香，听着水声，看着山色，我恍然已走入了那“拈花微笑”的仙境。正在此时，迎面走来一位小女孩，她头上插了几朵野花，手里拿着一束菖蒲，好看的脸上满是羞涩，浑身洋溢着纯真的自然气息，但我不便过分地注意她，我怕她受到惊吓。于是我停下来，为她让路，然后静静地看她远去，欣赏她的背影，却记不清她的眼睛和脸究竟是什么样子，匆匆一瞥里只得到“好看”的朦胧感觉。我突然感到十分失落和惆怅。我想在记忆里逼真地收藏一个像野花一样纯真的秦岭女孩，这也许是她一生里最生动的瞬间，我记起了泰戈尔的诗句：“我不知道你是多么美丽，你像花一样盲目。”我情不自禁地转过身来，沿着小女孩走去的方向走着。走到山路转弯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三岔路口，我已经无法知道小女孩走进了哪一条路径。就那么一转身，她消失在命运的路径，也许就是我此生永远都不能踏上的路径……

    冬天，已经很冷了，西伯利亚寒流远道而来，遭遇袭击的当然是穷人，最可怜的是乞丐。乞丐不多，但不多的乞丐也常常有力地触动和唤醒我们冬眠的良心。在南大街路口，我看见一位贫寒凄苦的中年乞丐，我急忙赶回家，拿上我去年穿过的那件防寒服找他。可是来到南大街，已不见了他，于是我在东大街找他，又在北大街找他，都没有找到。最后我来到丁字街，还是没有找到他，却遇到了一个老年乞丐。一转身，苦难交换了方向，交换了背影。于是我把防寒服披在这位贫苦老人的身上，希望他下降的体温稍稍回升，希望降温的人性稍稍回升。我由此想到，亚洲的穷人，非洲的穷人，全世界的穷人，想到徘徊在文明大街上的那些孤苦身影，一转身，他们到哪里去了？

    一转身，车窗外的河流已经不知去向；一转身，门前的那只鸟已不见踪影；一转身，天上的那座虹桥已经悄然消失；一转身，水里的鱼已经没入深渊；一转身，父亲已经走远，新垒的坟上，墓草青青……

    旭日一转身变成落日，青丝一转身变成白发……等一等，等一等，能否再转回来？

（选自《散文》2008年第1期）

水袖之痛

肖复兴

    ①胡文阁是梅葆玖的徒弟，近几年名声渐起。作为梅派硕果仅存的男旦演员，胡文阁的声名无疑沾了梅派的光。当然，他自己很努力，唱得确实不错。六年前，我第一次看他的演出，是在长安剧院，梅葆玖和他前后各演一折《御碑亭》。坦率地讲，说韵味，他还欠火候，和师傅有距离；单说声音，他要比师傅更亮也更好听，毕竟他正当年。

    ②其实，我对胡文阁的兴趣，不仅在于他梅派男旦的声名和功力，还因为听他讲了自己的一件往事。

    ③20世纪80年代，他还不到20岁，在西安唱秦腔小生，却痴迷京戏，痴迷梅派青衣，便私下向名师李德富先生学艺。青衣的唱腔当然重要，水袖却也是必须苦练的功夫。四大名旦中，水袖舞得好的，当数梅、程二位。水袖是青衣的看家玩意儿，它既可以是手臂的延长，载歌载舞；又可以是心情的外化，风情万种。那时候，不到20岁的胡文阁痴迷水袖，但和老师学舞水袖，需要自己买一匹七尺长的杭纺做水袖。这一匹七尺长的杭纺，当时需要22元，正好是他一个月的工资。为了学舞水袖，花上一个月的工资，也是值得的。但关键问题是，那时候，胡文阁的母亲正在病重之中——他很想在母亲很可能是一辈子最后一个生日的时候，给母亲买上一件生日礼物。但是，他已经没有钱给母亲买生日礼物了。在水袖和生日礼物两者之间，他买了七尺杭纺做了水袖。他想得很简单——年轻人，谁都是这样，把很多事情想得简单了——下个月发了工资之后，再给母亲买件生日礼物。在母亲的病床前，他把自己的想法对母亲说了。已经不能讲话的母亲嘶哑着嗓子，“呃呃”地不知在回答他什么。然而，无情的病魔没有给胡文阁补上母亲生日礼物的机会。母亲去世了，他才明白，世上有的东西是补不上的，就如同落到地上的叶子，再也无法如鸟一样重新飞上枝头。

    ④30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胡文阁都非常后悔。水袖，成为他的心头之痛，是扎在他心上的一根永远拔不出来的刺。

    ⑤胡文阁坦白道出自己的心头之痛，让我感动。

    ⑥我们也常常会面临类似的事情。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事业、爱情、婚姻、子女……我们觉得每件事都比父母重要。即使在母亲病重的时刻，胡文阁还觉得自己的水袖更重要呢。

    ⑦都说人年轻时不懂爱情，其实，年轻时是不懂亲情。爱情，总还要去追求，亲情只要伸手接着就是，那么轻而易举。问题是，胡文阁还敢于面对自己年轻时的浅薄，坦陈内疚——多少孩子吃凉不管酸，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对不起父母的地方，没有什么心痛之感，而是将那一根刺当成绣花针，为自己绣出美丽的图画。

    ⑧想起我的父母，我常常会涌出无比惭愧的心情，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一样觉得自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父母总是被放在了后面。记得当初母亲从平房搬进新楼之后，已年过80，腿脚不利索，我生怕她下楼不小心会摔倒，便不让她下楼。母亲去世之前，一直想下楼看看家前面新建起来的元大都公园，总是兴致很高地对我说：“听说那里种了好多月季花！”正是伏里天，我对她说：“天凉快点儿再去吧。”谁想，没等到天凉快，母亲突然走了。那时候，总以为父母可以长生不老地永远陪伴着我们。我们就像蚂蟥一样，趴在父母的身上，理所当然地吸吮着他们身上的血。

    ⑨我不知道，如今的胡文阁站在舞台上舞动水袖的时候，会不会在一瞬间想起母亲。不知道为什么，自从听到他讲述自己这件30多年前的往事之后，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电视里，再看到他舞动水袖的时候，我总有些走神，忍不住想起他的母亲，也想起我的母亲。

（原载《今晚报》）

父亲的树

陈忠实

    又有两个多月没有回原下的老家了。终于有了回家的机会，也有了回家的轻松，更兼着昨夜一阵小雨，把燥热浮尘洗净，也把自己都记不清的烦扰洗去。

    进门放下挎包，先蹲到院子拔草。这是我近年间每次回到原下老家的必修课。或者说，每次回家事由里不可或缺的一条，春天夏天拔除院子里的杂草，给自栽的枣树柿树和花草浇水；秋末扫落叶，冬天铲除积雪，每一回都弄得满身汗水灰尘，手染满草的绿汁。温习少年时期割草以及后来从事农活儿的感受，常常获得一种单纯和坦然。

    前院的草已铺盖了砖地，无疑都是从砖缝里冒出来的。两月前回家已拔得干干净净，现在又罩满了。我的哥哥进门来，也顺势蹲下拔草，和我间间断断说着家里无关紧要的话。我们兄弟向来就是这样，见面没有夸张的语言行为，也没有亲热的动作，平平淡淡里甚至会让人产生其他猜想，其实大半生里连一句伤害的话从来都没有说过，更谈不到脸红脖子粗的事了。世间兄弟姊妹有种种相处的方式，我们却是于不自觉里形成这种习惯性的状态。说话间不觉拔完了草，之后便坐在雨篷下说闲话，想到什么人什么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从雨篷下透过围墙上方往外望去，大门外场塄上的椿树直撑到天空。记不清谁先说到这棵树，是说这椿树当属村子里现存的少数几棵最大的树，却引发了我的记忆，当即脱口而出，这是咱爸栽的树。

    我便说起这棵椿树的由来。大约是在“三年困难”中最困难的一年，我正上高中，周日回到家，父亲在生产队出早工回来，肩上扛着镢头，手里攥着一株小树苗。我在门口看见，搭眼就认出是一株椿树苗子。坡地里这种野生的椿树苗子到处都有，那时椿树结的荚角随风飘落，在有水分的土壤里萌芽生根，一年就可以长到半人高的树秧子。这种树秧如长在梯田塄坎的草丛中，又有幸不被砍去当柴烧，就可能长成一棵大椿树；如若生长在坡地梯田里，肯定会被连根挖除晒干当作好柴火，怕其占地影响麦子生长。父亲手里攥着的这根椿树苗子是一个幸运者，它遇到父亲，不是被扔在门前的场地上晒干了当柴烧，而是要郑重地栽植，正经当作一棵望其成材的树，进入郑重的保护禁区。

    我对父亲的一个尤为突出的记忆，就是他一生爱栽树。他是个农民，除了农作本职外，业余爱好就是栽树。我家在河川的几块水地，地头的水渠沿上都长着一排小叶杨树。地头的水渠里大半年都流淌着从灞河里引来的自流水，杨树柳树得了沃土好水的滋养，迎着风如手提般长粗长高。我的父亲还指望着在地头渠沿培植的这些杨树，能补贴家用，能供给哥和我的学杂费用。

    我在每个夏天的周日从学校回到家中，便要给父亲的那棵椿树秧子浇一桶水。这树秧长得很好，新发出的嫩枝竟然比原来的杆子还粗，肯定是水肥充足的缘由。这椿树就一直长着，直到现在。每隔一段时日抽空回到老家，到门口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棵椿树，父亲就站在我的眼前，树下或门口；我便没有任何孤独空虚，没有任何烦恼……

    现在，在祖居的宅院里，两个年过花甲的兄弟，坐在雨篷下，不说官场商场，不议谁肥谁瘦，却于无意中很自然地说起父亲的两棵树。父亲去世已经二十五年，他经手盖的厦屋和承继的祖宗的老房都因朽木蚀瓦而难以为继，被我们拆掉换盖成水泥楼板的新房子，只留下他亲手栽的两棵树还生机勃勃，一棵满枝尖锐硬刺的皂荚树，守护着祖宗的坟墓园，一棵期望成材做门窗的椿树，成为一种心灵的感应的象征，撑立在家院门口，也撑立在儿子们的心里。

    每到农历六月，麦收之后的暑天酷热，这椿树便放出一种令人停留贪吸的清香花味，满枝上都绣集着一团团比米粒稍大的白花儿，招得半天蜜蜂，从清早直到天黑都嗡嗡嘤嘤的一片蜂鸣，把一片祥和轻柔的吟唱撒向村庄，也把清香的花味弥漫到整个村庄的街道和屋院。每年都在有机缘回老家时闻到椿树花开的清香，陶醉一番，回味一回，温习一回父亲。今年却因这事那事把花期错过了，便想，明年一定要赶在椿树花开的时日回到乡下，弥补今年的亏空和缺欠。那是父亲留给这个世界也留给我的椿树，以及花的清香。

（选自《陈忠实自选散文集》，有删改）

古董

阿城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真是这样。

    小时候，家住北京宣武门内，离宣武门外的琉璃厂很近，故放学后没事就去玩儿。古董字画古旧书就在琉璃厂，举人士子穷家读书的，搜寻故旧。有个姓松的同学家就在那边，到他家去玩儿。他家的院子现在想来就是古董，小，什么都缩一号，非常精致的四合院，院门上有复杂的砖雕。这个同学很喜欢我到他家，我们的家庭都属于同一阶级成分，两个小孩子在一起甚为相得，没有政治的压力。

    班上还有个姓杨的同学，对山水画狂热，用毛笔蘸水彩颜料在任何纸上画贺天健式的山水，说实在挺好看的。我画的很杂，喜欢画什么就画什么，喜欢怎么画就怎么画。我们两个都不屑参加学校里的美术小组，坐在那里画石膏，画静物，有摆样子给窗外经过的人看的意思。我们是放学后去玻璃厂的小子。

    琉璃厂，是我的文化构成里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去琉璃厂的时候，已是公私合营之后的时代，店里的人算是国家干部职工。

    安静。青砖墁地，扫得非常干净。从窗户看得见后院，日斑散缀，花木清疏。冬天，店里的炉子上永远用铁壶热着开水，呼出一种不间断的微弱啸音

    人和气。熟人进店，店员立起来招呼，请坐沏茶，聊，声音不大不小；一般人，随意检阅，刚有疑问，店员已经到了。我们小孩子，店员是不管的，可是要看什么，比如书搁得高了，店员也够下来递给你。觉得好玩儿的东西，店员就自得其乐讲故事。我的许多见识，就是这样得来的，玉，瓷器，字画儿，印章一个小孩子，其实对名家的东西并不当真，而是对喜欢的东西着迷，之后渐悟。

    店里的习惯，是培养将来的买主，可是新中国的下一代，是不会买古董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转，一点不假，现在古董又值钱了。

    什么东西一值钱，就有仿冒品，历来如此。

    有一本《金石书画笑史》不妨重印，或什么讲古董的杂志连载一下，一定让看的人心情愉快。清代古砖值钱，因为值钱，所以官场中送礼讲究送砖。毕沅到江西做官，有个知县送十多块，派人押来，因为毕沅五十大寿。毕沅当然是欢喜得很，赏了这个押差。押差当然也是欢喜得很，一欢喜就得意，一得意就想奉承。于是表功，说知县怎么怎么不容易，按照旧样仿，烧造，浸色，做旧，养苔。毕沅具体气成什么样，很难想象，因为他素称通博，而且手下有一帮有名的金石考订专家，像宋葆醇、俞肇修、赵魏等。

    不过钱泳的《履园丛话》也记了砖的事情。嘉庆年间谢启昆做浙江布政使的时候，因为整治庭院，挖出八块砖。砖上有“永平”字样，于是谢启昆考订为晋惠帝永平年间的古物。得了古董，谢启昆命名自己的书斋为“八砖书舫”，而且设宴雅集，自己赋诗纪之，和诗的多到数十人。偏偏有个人不识相，说这“永平”两个字是明朝永平府烧造标记，古董于是不那么古了。谢启昆气得大骂“你们这类嗜古家，就会穿凿附会，一块砖也值得深究吗”！

    钱泳记的这件事，好像不是在骂人，因为不识相的人也许说的是实话，只是不识相罢了，谢启昆则是将雅趣看得很透，把话兜底讲出来，倒有真意，谁还能再说什么？

    认真说起来，清朝在古董的趣味上是很宽的。这和大清律有关。清朝的清教意识很重，规定八旗子弟不可经商，怕受腐蚀。不经商干什么呢？每月领了饷银，多也不多，物价稳定，吃穿够了，于是只好游手好闲，玩笼鸟，玩鹰，放鸽子，遛狗，斗蛐蛐，收鼻烟壶，听戏。

    因为听戏，八旗子弟养成为专业听众。听戏真的是听，不是看，眼睛是闭起来的，而且脸不朝戏台，更专业的是钻到戏台下面听。对这样的专业听众，唱戏的怎么敢唱错？

    开玩笑的话，可以说大清朝亡于不许子弟经商。一八四〇年前，因为瓷器、丝、桐油的出口，清朝是白银入超国，一仗打下来，贵戚才渐渐明白洋人是要有贸有易。清朝三百年，如果贸易的意识健全，历史会不会是另一种样子呢？

    我有时候到宣武区游逛，会想，古时候，这里是商业区呀。可是，它怎么连仿冒古董的样子也没有了呢？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