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中提取相互关联的历史信总，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中外关联，史论结合）  

材料一：稷下学宫整体上是齐国官学，但前往讲学的学者大都办有私学，带其弟子同入稷下学宫。众人推举学界名流来担任学宫的祭酒，国君不直接干预教学与学术研究。学宫中容纳“百家之学”，成为百家争鸣的文化沙龙。荀子在学宫三为祭酒，对儒学进行了改造。他扬弃以往儒家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吸收春秋以来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天道观，构建其天人关系学说。

——张秉楠《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

材料二：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节录）》

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

——严复《天演论上》，导言一《察变》

材料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怀着“救亡图存”的使命感，希望在西方找到一种能化解中国苦难的灵丹。他们曾一度认为自己找到了灵丹。但是一战的爆发使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并不是理想的乐园，巴黎和会浇了他们一盘凉水。战后，社会主义成为时髦思想，知识分子先后试验了工读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等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最终都宣告破产。1920年11月，陈独秀说：“万万不能够妄想拿主观的理想来自由改造……近代空想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之重要的区别就在此一点。”

——倪培强《再论五四新文化运动》

材料一  在两千年时间里，中国依靠其优越的文化、富足经济、军事力量，在东亚保持领袖地位，而朝鲜、琉球、安南、缅甸等周边小国则接受小伙伴的地位。构成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国家的不平等，而非如近代西方那样的国家平等，“国际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由国际法来制约，而是由所谓的封贡体系来支配。封贡体系体现了儒家的礼仪观念，并确认一个等级制的世界秩序，中国在其中享有优越地位，安如磐石且不可侵犯。清廷坚持封贡体系不仅适用于亚洲周边国家，也适用于其他想与中国建立关系的西方国家。清廷把西方国家的使节当作藩属国使臣对待，作为内政的一部分由礼部和理藩院负责处理，而没有专门常设的外交机构。

——摘编自徐中约《l600—2000中国的奋斗》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势力的纷纷涌入，打破了中国传统的闭关政策。清廷中一些比较早的“开眼看世界”的大臣开始探索在西方外交语境下建立适应国际交往需求的外交机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法、俄分别签汀《北京条约》，增开通商口岸、列强公使驻京。1860年，“总理各国事务街门”在京设立，专门办理对西方各国的交涉及各项洋务。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应西方列强要求清政府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中华民国建立后，陆征祥出任外交总长，立即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改组外交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抗日外交”，把外交作为国家战略的头等大事，积极参与国际“首脑外交”。1943年蒋介石成功出席开罗会议，并于会后发表《开罗会议宣言》，“中外舆情莫不称颂为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表明国际体系平等地接纳了中国，中国第一次以一个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外交近代化转型至此基本完成。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材料一  或许是时代的局限，或许是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所以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仅仅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感兴趣。确切地说，他们是对坚船利炮感兴趣，他们始终坚信在纲常礼教方面，西方不如中国，从此“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开始影响中国一批又一批人。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也从理论进入实践阶段。19世纪末，“中体西用”思想走到了尽头，然而思想的闸门已经打开。

——摘编自纪锋《略论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潮的变迁》

材料二  所谓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即“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那些特定的阶级、阶层、集团的社会心理、人文观点和理论意识形态的总和”“不管其成败如何，不管其内蕴的正确程度如何，都从属于那个历史性的问题，作为一种社会前途的设计，都是这场社会选择的答卷”。它们不仅是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不断学习的必然结果，而且顺应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潮流，是中国近代化历史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这些形成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社会思潮，既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又深深地打上了中华民族传统观念的烙印，体现出了鲜明的特点。

——摘编自马艺铭《浅析中国近代社会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