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8年1月2，支付宝发布2017年全民账单。数据显示，去年全国5.2亿支付宝用户移动支付占比为82%。据统计，2017年，全国超过30个城市的公交、地铁先后支持支付宝；2亿多市民通过支付宝城市服务“窗口”共办理社保、交通、民政等12大类100多种服务；4000多万户小商家利用二维码贴纸实现收银数字化。移动支付城镇市场空间广阔。县城的移动支付用户占比为19.6%，省会城市占比为19.0%，农村地区占比为17.0%。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1月3日报道)

材料二：

2014一2020年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及同比增长走势

材料三：

    所谓的条码支付，是指银行或支付机构应用条码技术，实现收款人、付款人之间货币资金转移的业务活动。

出门打车，掏出手机扫一扫车上的二维玛，轻松支付车费；下馆子吃饭，手机上的二维码被收银员扫码枪扫了后，立马埋单走人……扫码支付手段，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近年来条码支付业务快速发展，在小额、便民支付领域显现出门槛低、使用便捷的优势，市场份额持续增长，成为移动支付发展的重要体现形式。同时，条码支付的技术实现方式和业务风险相对传统银行卡支付具有其特殊性，部分市场机构在业务开展中也存在扰乱公平竞争秩序、支付风险防范不到位等问题。

    为鼓励并规范金融创新，促进条码支付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印发了《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并配套印发《条码支付安全技术规范(试行)》《条码支付受理终端技术规范(试行)》，自2018年4月1日起实施。

(摘编自新浪网2017年12月28日报道)

材料四：

据介绍，我们进行扫码支付时，手机或者商户的收银机每次生成的条码都是不同的，对于这种动态条码支付，人民银行规定，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其中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可以自主约定每天的累计交易限额；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但其中不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5000元；采用一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1000元。

而对静态条码支付，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商户贴在墙上或者打印好的二维码支付，无论采取什么交易验证方式，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都不能超过500元。若个人客户需更多条码支付额度，可采用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方式对交易进行验证。

在不少移动支付用户看来，出台针对二维码支付的相关管理规范，在对日常使用影响降到最低的情况下大大提升了移动支付的安全性，无疑是一件从用户角度出发的“大好事”。

(摘编自《南方日报》2018年1月4日报道)

材料一：

    2018年1月17日，中国银联发布《2017移动互联网支付安全调查报告》。这是中国银联连续第十年跟踪消费者支付习惯及风险偏好的变化情况。

    手机闪付成为2017年市场份额增速最快的移动支付产品，6成受访者表示使用，较2016年增长1倍。主要原因在于手机闪付无需解锁、只需指纹验证，更加便捷，并具有金融芯片级安全防护，获得苹果、三星等国际知名手机品牌及华为、魅族、小米、中兴等国产手机主流厂商的高度认可。同时，使用人群结构变化更为明显，从中高端人群走向社会大众。随着手机厂商的大力支持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手机闪付的普及程度或向扫码支付看齐。

    数据显示，传统密码验证方式的使用比例较2016年下降25%；动态验证码的使用比例连续两年下滑，2017年再次下降20%。与此同时，以指纹识别为代表的生物识别认证因安全与便捷的独有优势获得青睐。本次被调查者中使用指纹识别方式的比例为48%，呈现出逐步替代传统密码的趋势。

（摘编自中国银联发布《2017移动互联网支付安全调查报告》，有删改）

材料二：

    调查显示，5成以上的消费者通过手机支付完成线下购买实物、信用卡还款、外卖、打车及充值缴费等日常支付。其中，打车、叫外卖是90后、80后常用场景；买电影票、发红包是70后常用场景，资金转账则成为60后的首选。值得注意的是，外卖消费场景崛起迅速，移动支付比例超过6成，而80、90后男性群体对其增长贡献最大。

    报告显示，70后、80后是网络消费主力军，其中男性月均网上消费额超过5000元的比例（23%）首次超越女性（15%）8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事，调查显示，90后收入情况虽不及其他年龄段人群，但每月网上消费金额高于5000元以上的比例（23%）却高于其他所有年龄段人群，年轻群体在移动支付领域的消费具有巨大潜力。

（摘编自《经济日报》，2018年1月，有删改）

材料三：移动互联网支付安全调查报告代际特征一览表

（摘编自“搜狐网”，2018年1月18日，有删改）

材料四：

    90后人群在使用移动支付时，往往看中便捷性，对安全性有所忽略，如泄露注册金融账号并透露银行卡号等重要信息，在Wi-Fi网络下输入移动支付密码等。

    70后、80后中仍有超过一半人群并未购买账户安全险，对于账户安全险的重视度不够，存有侥幸心理，认为被盗刷的可能性低，没有必要办理。

    60后人群容易受优惠信息的吸引，对于不明二维码防范意识差，对于任何渠道有优惠的促销的二维码都会去扫一扫。

    调查显示，相比2016年，自行承担所有损失的消费者占比下降12%，其中商业保险、风险赔付、欺诈资金与货物拦截等产业风险保障机制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遭遇诈骗后，及时联系银行挂失卡片可帮助减少损失。受访者中，拨打银行客服挂失卡片，遭遇诈骗但未蒙受损失的比例为47%，而通过第三方挂失等其他方式止损，该比例仅为30%左右。

（摘编自“搜狐网”，2018年1月18日，有删改）

材料一：

    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近日报道，丹麦科学家对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家族的基因进行了测序，并将结果与对人类的类似研究进行比较，得出了新结论：人类的基因突变率明显慢于我们最亲近的亲戚——其他类人猿。

    研究论文第一作者、奥胡斯大学的索仁·贝森巴赫说：“过去6年来，有几项大型研究已经对人类进行了大量研究，因此我们手头掌握有人类每年的新基因突变的数量。但迄今为止，我们一直未对人类最近的灵长类动物的基因突变率进行深入研究。”

    此次，科研人员通过研究猿类家族，比较其不同代系之间的遗传差异，厘清了其每年发生的基因突变的数量。总体而言，新研究表明，人类的年突变率比其他类人猿约低三分之一。

    研究人员称，这些结果对于理解人类和其他类人猿在进化上何时“分道扬镳”具有重要意义。利用研究中计算的突变率，团队提出了猿和人类分道扬镳的新时间点。

    他们估计，人类和黑猩猩在进化上的分离约在660万年前；人类与猩猩分离约在1590万年前。而先前的估计表明，人类与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的分离时间分别约为1500万、1900万和3500万年前，但这些估计数值与化石记录并不吻合。

（节选自2019年1月28日《科技日报》）

材料二：

    如今，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城市的繁华街道上行走，你会看到从棕黑色到深褐色再到奶油色的各种肤色的当地人。500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这种差异来自于殖民时期以及之后美洲原住民、欧洲人和非洲人的相遇和融合。肤色较浅的人被认为拥有更多的欧洲血统，而那些肤色较深的人则被认为有更多的美洲原住民或非洲血统，并因此经常成为被歧视的对象。

    如今，一项对来自5个拉丁美洲国家的6000多人的基因进行的新研究打破了通常根据肤色作出的简单种族假设。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发现了一种新的与浅色皮肤有关的基因变异，而这种变异只存在于美洲原住民和东亚人群中。这意味着，在拉丁美洲，浅色皮肤可以反映出美洲原住民以及欧洲人的血统。

    研究表明，一种变体出现在基因MFSD12上。这种基因的表达减少与非洲人的肤色变黑有关。然而，这种新的MFSD12变体与较白的皮肤有关，可能反而会增强这种基因的表达。当科学家在其他人群中寻找这种变异时，他们只在印第安人和东亚人身上发现了这种变异。

（选自2019年1月27日《中国科学报》，有删改）

材料三：

    经过几十年来的系统性研究，科学界对于吸烟与癌症的关系已有一个更加确定性的，甚至是定量的认识。很多人认为吸烟只与肺癌、咽喉癌等有关。但实际上，由于致癌的物质是进入血液的尼古丁，它能到达全身各处，所以吸烟可导致多种不同类型的癌症。最新的癌症病人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吸烟能够与17种不同身体部位的癌症建立直接关联。而肺癌患者当中的吸烟者比例高达85%，男性肺癌患者中的吸烟者比例高达90%，反倒是由空气污染所导致的肺癌患者只占1%到2%。

    基因组测序结果还显示，吸烟肺癌患者的癌细胞当中，平均有150处突变，而这150处指的是出现在编码了蛋白质的基因部分的突变。但在整个基因组里面，真正编码蛋白质的序列仅占了不到2%而已。由于吸烟或其他原因引发的突变是随机出现的，可能发生在任何部位，所以在编码的地方找到150个突变，意味着在基因组中不编码蛋白质的位置还有着成千上万个突变。

    所以，与其说癌症是基因突变的宿命，倒不如说它更像是一场赌博。我们身边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例子：有些人一辈子抽烟，但并没有死于肺癌。因为吸烟对他身体所造成的成千上万个突变，可能都没有发生在关键致癌基因的部位，这就是概率的问题。

（选自2018年12月12日《南方都市报》，有删改）

系于一发

[奥地利]卡尔·施普林根施密特

    我们想：让姑妈把秘密公开吧！我们虽年幼，但毕竟长大了，好歹快成年了，有什么事不能对我们说呢？埃弗里纳姑妈真不用对我们保什么密了。就说那个圆的金首饰吧，她用一根细细的链，总是把它系在脖子上，我们猜想，这里准有什么异乎寻常的缘由，里面肯定嵌着那个她曾爱过的年轻人的小相片。也许她是白白地爱过他一阵哩，这个年轻人是谁呢？他们当时究竟怎样相爱的呢？那时情况又是如何呢？

    这没完没了的疑问使我们纳闷。

    我们终于使埃弗里纳姑妈同意给我们看看那个金首饰。我们急切地望着她，她把首饰放在平展开的手上，用指甲小心翼翼地塞进缝隙，盖子猛地弹开了。

    令人失望的是，里面没有什么照片，连一张变黄的小相片也没有，只有一根极为寻常的、结成蝴蝶结状的女人头发，难道全在这儿了吗？

    “是的，全在这儿，”姑妈微微地笑着，“就这么一根头发，我发结上的一根普普通通的头发，可它却维系着我的命运。更确切地说，这纤细的一根头发决定了我的爱情。你们今天这些年轻人也许不理解这点，你们把自爱不当回事，不，更糟糕的是，你们压根儿没想过这么做。对你们说来，一切都是那样直截了当，来者不拒，受之坦然，草草了事。

    “我那时19岁，他——事情关系到他——不满20岁。他确是尽善尽美，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爱我。他经常对我这样说：我该相信这一点。至于我呢，虽然我俩间有许多话难以启口，但我是乐意相信他的。

    “一天，他邀我上山旅行。我们要在他父亲狩猎用的僻静的小茅舍里过夜，我踌躇了好一阵。因为我还得编造些谎话让父母放心，不然他们说啥也不会同意我干这种事的。当时，我可是给他们好好地演了出戏，骗了他们。

    “小茅舍坐落在山林中间，那儿万籁俱寂，孤零零地只有我们俩，他生了火，在灶旁忙个不歇，我帮他煮汤。饭后，我们外出，在暮色中漫步，两人慢慢地走着，无声胜有声，强烈的心声替代了言语，此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们回到茅舍，他在小屋里给我置了张床。瞧他干起事来有多细心周到！他在厨房里给自己腾了个空位，我觉得那铺位实在不太舒服。

    “我走进房里，脱衣睡下。门没上栓，钥匙就插在锁里。要不要把门栓上？这样，他就会听见栓门声，他肯定知道，我这样做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太幼稚可笑了。难道当真需要暗示他，我是怎么理解我们的欢聚的吗？话说到底，如果夜里他真想干些风流韵事的话，那么锁、钥匙部无济于事，无论什么都对他无奈。对他来说，此事尤为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我俩的一辈子——命运如何全取决于他，不用我为他操心。

    “在这关键时刻，我蓦地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念头，是的，我该把自己‘锁’在房里，可是，在某种程度上说，只不过是采用一种象征性的方法。我踮着脚悄悄地走到门边，从发结上扯下一根长发，把它缠在门手把和锁上，绕了好几道。只要他一触动手把，头发就会扯断。

    “嗨，你们今天的年轻人呀！你们自以为聪明，聪明绝顶。但你们真的知道人生的秘密吗？这根普普通通的头发——翌日清晨，我完整无损地把它取了下来！——它把我们俩强有力地连在一起了，它胜过生命中其他任何东西。一俟时机成熟，我们就结为良缘。他就是我的丈夫，多乌格拉斯。你们是认识他的，而且你们知道，他是我一生的幸福所在。这就是说，一根头发虽纤细，但它却维系着我的整个命运。”

高原上的“雪莲花”

夏静 刘小英

三年坚守，她用知识和爱心耕耘着70多名孩子的未来。

高原之巅，她用热情和青春守护着“高原花朵”的成长。

在海拔1800多米的湖北恩施鹤峰县中营乡，有所高原小学。三年前，大学毕业不久的邓丽来到这里。犹如一朵雪莲花，她为孩子们带来了知识和快乐，为落后的高原小学带来了生机和希望。

一个人改变一所学校

2009年8月的一天，鹤峰县已经很冷了，邓丽穿过蜿蜒的山路，来到小学报到。

“哇，是个女老师，好漂亮啊！”孩子们挤在她的办公室门口，探着头，用惊奇和欣喜的眼神望着这位新来的老师。

邓丽告诉记者，在她来之前，学校只有7名男老师，平均年龄54岁。

除了是高原小学的第一位女教师之外，邓丽还为学校带来了其他“第一”：孩子们第一次开口说普通话，第一次上了英语课，第一次站上了舞台，第一次吃上了免费午餐，学校举办了第一个“六一联欢会”……邓丽的到来，给高原小学带来了新气象。

在学校，邓丽当一个班的班主任，带一个年级的语文、四个年级的英语和全校的音乐课，还兼任少先队辅导员和女生寝室管理员。

“邓老师上的课我们都很喜欢！”孩子们争着告诉记者。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课上，邓丽组织演讲比赛、课本剧表演等活动；课下，她教孩子们唱歌、跳舞，和孩子们一起游戏。

昔日性格孤僻的山里娃，如今可以在陌生人面前大方地表演。乡亲们说，是邓老师把爱和快乐的种子种在了娃儿们的心里，改变了孩子们的性格和未来。

只想做一名“纯粹”的老师

邓丽的到来，为寂寞的鹤峰高原带来了活力。但令人意外的是，在来到高原小学之前，邓丽在武汉有一份月收入4000元左右的工作，令不少人艳羡不已。然而，一心想做一名“纯粹”老师的邓丽，毅然决然辞掉工作回乡支教，并且主动申请来到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中营乡高原小学。

“我也动摇过。”邓丽坦承，初到时，面对艰苦的环境和难熬的孤独，她有过后悔。然而，看到孩子们淳朴的笑脸、渴望的眼睛，邓丽最终坚定地留了下来，并用更多的爱温暖着孩子们。

在邓丽的学生中，有一对聋哑兄弟，父母在外打工，孩子从小被寄放在学校。没有学过特殊教育的邓丽，让兄弟俩捏住她的嗓子感受震动，用夸张的口型、自创的手语、纸条跟他们交流。在她的悉心培养下，聋哑兄弟的成绩从20多分提高到70多分、80多分。邓丽还特别设计了“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手语。当聋哑兄弟哭着想妈妈的时候，当他们孤立无助的时候，当他们缺乏信心的时候，邓丽都伸出双手告诉他们：“我和你们在一起！”

在严寒的冬天，邓丽第一个起床，到教室生火炉，挨个叫孩子们起床。她亲自给学生洗澡，“希望把她们洗得水灵灵的”。在邓丽眼中，每一个孩子都是高原上的花朵，只要用心呵护，他们就能绽放出生命的娇艳。

“放心，老师不会走”

2011年5月，邓丽考入正式教师编制，可以提前结束资教，分配到中心学校。但孩子们的眼泪和被需要的幸福感，让邓丽又回到了高原小学。

“你们放心学习，老师不会走。”邓丽对每个孩子都这样说。今年30岁的邓丽还没有男朋友。追她的人不在少数，但都被她拒绝了。邓丽说，首先要支持她的工作，否则不予考虑。“也有人说支持我，但能一辈子吗？”邓丽没有信心。谈到资教期满后的去留问题，邓丽很坚定：“上面派人下来接班，我才会走；如果没人来，我就不会走。”

邓丽的精神感动了很多人，但她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伟大。她说，她只是想找份有幸福感的工作，山里孩子需要她，被需要就是一种幸福。

当她生病躺在宿舍时，聋哑兄弟向她做出“我们和你在一起”的手势时，邓丽是幸福的；当曾经自闭的两个女孩儿为她自编、自唱、自跳《邓老师活泼之歌》，作为献给她的生日礼物时，邓丽是幸福的。

（选自《光明日报》2012年9月9日，有删改）

邮票

萧乾

生活转着多种的轮，抓着一只，就会成为这人一切想望的中心。

我的生活一向就离不开玩耍。如同前年高尔夫球时兴的时候，我的闲暇就都消磨在大华球场里了。今年又给一个同学染上了收集邮票的癖好。起初，人家分我几片印着热带植物的邮票。我觉得怪好玩的，就随手塞在书本里了。

渐渐地，由这朋友的好意，我的邮票竟够填满一个信封了。那同学见到他的耐心已培植起我的兴趣来，也就不那么慷慨地分润了。而我也不好意思再麻烦他，就开始向认识的人讨。对于一切垂问我近来作什么消遣——一句最常问到我的话——的时候，我总毫不踌躇地回答：在搜集邮票，有了别忘记给我。

有一天在植物学的课上，当教员在黑板上描画海棠子房的构状时，我一翻讲义，偶然翻出几片新获到的大清帝国邮票。我正端详那古铜色团龙的姿势呢，坐在我右边的同学把一个蓬乱的头探到我的座位里来。为了怕先生注意，我赶忙藏起，并侧过头来看他那清癯的脸，眉间带点苦相。他自觉冒失，就向我点点头，表示歉意。

这人好像叫赵什么的，去年才转学来的。同学中谁也不理他，他也不理谁。我倒不在乎。我的朋友多半是挺红的脸，成天不是背着冰鞋就是夹着球拍，高高兴兴地玩。这人可不。我们在操场踢球，他把两只手缩在袖筒里，兀自沿着校园南墙的一行小松树走。他不像我，爱给先生画像；他总写字，用轻笔写，又描成立体，然后又填成黑字，终于是涂成一个大大黑团。我从不睬他的瞎闹。有一回好像不经意地看见他在几何命题的空白处描了几个好大的字，头两个好像是什么“誓死”。

第二次上植物班可巧我们都到得早一点。这人在我耳边用极沉重而低微的声音问，“你干啥留那东西？”这辽宁的口音逗得我直笑。玩玩罢咧。这人偏过身子去半叹半哼地来了一声，“玩玩，那么大一片土地都玩掉了。”我不懂他这话的意思，可是老师随着铃声进来了。

我不好再追问，可是我不服。

那天下午我在第三宿舍的楼梯上遇到他了。还是那么一头蓬乱的头发，穿着件破旧的黑学生装，脚下可蹬着双灰残得不成样子了的拖鞋，在捧着一份天津报纸看。瞅见了我，苦笑了一声，就又一面看，一面用笨重的脚步盲目地向楼上走。

我追上了这人，问他：“什么一片大土地给玩丢了，谁玩丢了的？”他把视线由报纸移上我的鼻尖，又哼了一声，就把报纸向我身边一抖，指给我一行黑字看，这不是我注意的体育栏，也不是电影广告；是在头一篇，印着溥什么要称帝的话。

我眼珠一转，这不是说又多了一国的邮票吗？就把手搭在他肩上，问他有没有邮票给我。他好像生了我的气似地，用极不恭敬的样子由鼻子里哼出：邮票多着呢。

呵，我听了真是高兴得不知怎么好。多，多为什么不给我？可是这人撑着一大张纸，丢了魂似地向楼上逃。

我懂得这是我的运气上了门。一种受惠者的敬意顿时由心中钻了出来，蹑蹑地跟在他后面。等他回身摸钥匙的时候，才发现带来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就一面把报纸向胁下夹，一面用勉强的口气说：“进来坐坐。”

这人敢情也懂得客气。我就吹着哨，抬头看了看那写着“三十四”号的房牌，蹦了进去。

这屋子一点也不好，墙上没有半张明星的相片，围着墙用铜钉按满了一些乱写的字。陡然一堆红色拖去了我的注意，那是贴在靠书架壁上的一张纸，一张空白的地图，图的一角涂了一些挺难看的红颜色。我说难看，并不委屈它。比方说，要红得像杨梅吧，看看也还有点甜味儿；或者索性弄成粉红色，像女孩子的脸蛋，多开心呀。他染的偏偏是那么紫红，像猪血似的。呕，并且还在地图旁边写了四个字。这字我认得的，是上上期《良友》第一页印的“还我河山”，我还记得那是《精忠传》里岳飞写的呢。

他用削瘦污黑的指头，在披散的头发间穿来穿去，就光着脚走到他抽屉那里，扯出一封印着“吉林”下款的信封，交给了我。

“揭吧，这是你最后的一个！”

天，黑乌乌的，几颗残星在一程灰云左近怔忡着。

“有月亮多好呵！”我说。

“不，”他仰起头来，“惟有这黑漆漆的才是我们的世界。”

“其实，也不怪你。人都爱玩，爱活泼；谁爱皱眉，爱流血？可是倒霉的你是在帝国主义者蹂躏下的中国人。你没死，是因为还没杀到你这块儿。早晚——除非你堵上耳朵，闭上眼睛，也不成，也不成。”

“我爸爸新近给鬼子捉去了。之前一家杀的就剩我们三个。我去年逃进关来，只剩他老两口。这回，就剩下我妈一个人了——”说到这儿他狠命地用拳头打了一下秋千的柱子。“我恨不得飞了回去，落在那鬼子的身上，咬他个稀烂。”

这想法好像给了他多少快慰似地，就握住了我的手，说“都不死，永远就都当猪！你还小——”

我仰头在黑暗中辨视他的脸，心下好像是说：“我不小。你看，我也哭了。”

后来，我才发现那有“吉林”下款的信封背面用铅笔草率地写着：

“我走了。羡慕你睡得舒坦，不忍叫醒。昨夜话，莫忘。邮票，随你撕。那住址只告诉你：我拼命的场所。无从通讯。——知名不具。”

唉，唉，不中用的我。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日

（选自《篱下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