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其它林木相比，竹子颇有一些独特之处，如虚心、有节、清拔凌云、不畏霜雪、随处而安等等。这些特点，很自然地与历史上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发生契合，进而被引入社会伦理美学范畴，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常常以竹来互相吹捧或以竹自诩，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也普遍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有关竹子的诗词歌赋层出不穷，画竹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一个重要门类，封建士大夫在私园、庭院中种竹养竹以助风雅，亦成为普遍风气。

    最早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它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恐怕要算《礼记》了，《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魏晋时期政治局势反复无常，文人士子意气消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为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对后代封建文人的行止也产生了莫大影响，可以说，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竹林七贤乃是“始作俑者”。自此以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便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晋室东渡之后，文人士子大量南逃，南方秀丽的山水将他们从对现实的迷惘、懑闷中解脱出来，他们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广袤的竹林正是他们托身、浪迹之所，竹子清而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风流名士们沉醉痴迷。一时间，闻有好竹即远涉造访而不通名姓者有之，种竹十顷栖居林中者有之，对竹啸吟终日不辍者亦有之，王徽之、张肩廌（zhì）、翟庄、袁粲等，是其中风流最著者；王徽之乃至声称：不可一日无此君!这一时期，文人雅士赋竹、赞竹，为竹作谱，蔚成风气，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戴凯之《竹谱》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以韵文的形式诞生的。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尽管对竹的“高节”、“坚贞”也偶有提及，但更多的是对竹的自然风采的礼赞，表现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在这一时期尚未产生以及被普遍接受。及至中唐以后，尽管竹子作为一种自然的灵物，其天姿秀色仍被普遍欣赏，但它的某些特点如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等开始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这明显地反映在中晚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白居易在《养竹记》一文里首次总结出竹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高尚情操，将竹比作贤人君子；刘岩夫在《植竹记》里则更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刚”、“柔”、“忠”、“义”、“谦”、“贤”、“德”等等品格赋予竹子；此外，“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也或先或后赋予了慈竹（子母竹）和筇竹（扶老竹）。从此，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并通过种竹养竹、咏竹画竹等等追求风流雅致的行径，一代一代传承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节选自《汉字趣编》之十二）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七言诗与楚辞体

赵敏俐教授认为：从音乐上讲，《山鬼》是楚歌，《今有人》则属于相和歌；从节奏上讲，楚辞体是二分节奏的诗歌，七言诗是三分节奏的诗歌；因而后者不可能是从前者演变而成。此观点极具代表性。

其实论证楚歌与相和歌的传承，只能说明两者在音乐上的关联，并不能证明七言诗源于楚辞，最核心的问题是楚辞与七言诗的音乐节奏问题。勿庸讳言，楚辞体的主要句式是二分节奏，七言诗乃三分节奏，但在与音乐配合的实际运用中，二分节奏的楚辞体通过调节，其节拍与三分节奏的七言诗是可能相一致的。节奏和节拍虽有联系，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不妨仍以《山鬼》中的两个句子为例：“被薜荔兮/带女罗”、“辛夷车兮/结桂旗”，虽是二分节奏，如果按演唱诵读的节拍，则可分为“被/薜荔兮/带女罗”、“辛夷/车兮/结桂旗”，它们与《今有人》中改写的相应七言诗句“被服/薜荔/带女罗”、“辛夷/车驾/结桂旗”，在节拍上完全一样。

赵敏俐教授认为，要把楚辞体的句式变成七言诗句，就必须把原诗中前面那个三字结构

变成两个二字结构，从而达到把原来的二分节奏结构变成三分节奏结构的目的，亦即由二分节奏的“○○○兮○○○”变成三分节奏的“○○/○○/○○○”，这是非常正确的；但如果仅仅因为在楚辞体句式转变为七言诗句时，新增的词语大多不会出现在原来兮字的位置上，而要更换位置，便断定“从楚辞体中是不可能自然演变出七言诗来”，那就很难令人信服了。

    二分节奏的“九歌”句型向三分节奏的七言诗句的转化，有如下几种情况：其一如张衡《四愁诗》“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山鬼》“辛夷车兮结桂旗”在《今有人》中置换为“辛夷车驾结桂旗”。其二如汉武帝时唐山夫人所作《房中乐》为楚声，第六章中的“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乃由楚辞体“大海荡兮水所归，高贤愉兮民所怀”改造而成：《山鬼》中的“东风飘兮神灵雨”在《今有人》中改换为“东风飘摇神灵雨”。其三如阮籍《大人先生传》中的一首“楚歌”：“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山鬼》中的“子慕予兮善窈窕”，在《今有人》中变为“子恋慕予善窈窕”，“云容容兮而在下”变为“云何容容而在下”。

显然，“欲往从之梁父艰”与“欲往从兮梁父艰”、“东风飘摇神灵雨”与“东风飘兮神灵雨”，语言组构方式相类，在诵读或演唱的节拍上也完全一样，因此可以说，楚辞体的“九歌”句型，通过前两种途径转变成三分节奏的七言诗句，是在中国古代韵文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演变，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第三种情况出现，而且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呢?我认为，这主要是“兮”字去掉后，适应句式结构改变之内在需求而形成的张力所致。这种张力要求作者充分地运用灵活的修辞策略，在最适合的位置增添一个语言要素，以方便地改造并构筑一个三分节奏的七言结构。——选自《光明日报》2008、12、2有删节

    《孔雀东南飞》所表现的主题思想。一直以来大多赞成唐弢先生的观点：揭示出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的罪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焦母如此仇恨兰芝，仇恨到宁可舍弃儿子，宁可断后？她真是要维护封建礼教、门阀制度？我们知道，汉代在武帝以前，统治阶级主张的一直是“无为而治”，朝廷对地方、对百姓并不怎么干涉管束。直到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才开始影响人们，但影响并不深刻。这一点在《孔雀东南飞》一文中，我们也能感知。兰芝被休回家后，只有十多天时间，就有县令派人上门为“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的三公子提亲；接着又有太守派人为“娇逸未有婚”的五公子说媒。当兰芝应婚后，太守家“金车玉作轮”“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杂彩三百匹”“从人四五百”，浩浩荡荡去迎亲，没有因为兰芝是二婚，是寒门，就有丝毫的慢怠。可见当时人们并不十分看重门阀等级，也不看重头婚二婚，看重的主要还是人品和相貌。这一点恐怕比当代更开明开放。连太守、县令都不怎么看重的所谓封建礼教与门阀，焦母作为一个普通妇女，真的会那么看重吗？焦母丧夫，儿子外出公干，女儿尚小，内心孤独郁闷却无处诉说，兰芝正好成了她发泄苦闷的对象。所以在她眼里，兰芝的一切都是“无礼节”“自专由”。兰芝的一句“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一个家庭的媳妇都难做，只是“君家”的儿媳才难为。可见焦母的行为只是个人行为，并不代表整个时代。焦母是出于个人情感与私心在时时处处刁难儿媳。这种刁难不是在维护封建礼教，而是在排解内心苦闷的近于变态的情绪。所以我认为，纯粹是一个焦母强烈的“恋子情结”所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活生生拆散了一对鸳鸯，导致了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

    从刘兄来看，说刘兄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实在是冤枉他了。他对兰芝的一番开导，合情合理。在兰芝与仲卿不可能复合的情况下，他希望妹妹趁年轻，尽快再找个好婆家，有什么错呢？再说，不嫁县令的儿子也就罢了，如果连太守的儿子都不愿嫁，以后谁还敢再上门提亲？兰芝本就是二婚，已经二十岁了，这在当时已是大龄青年。与仲卿的复合不可能，如果又没人再敢提亲，那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作为长兄，审时度势，劝导妹妹认清形势，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就算有错，不过是有点虚荣心罢了。这是每一个平常人都可能有的虚荣心。正是这样的虚荣心，才使刘兄这个人物更真实，作品更生动。说他“热衷富贵”“时刻希望往上爬”“自私自利”，这么上纲上线，罪状似乎太大。如果他真是一心只想往上爬，那县令的儿子来求亲，他就会牢牢把握机遇了，哪里还会坐等太守的儿子再来说媒呢？

    因此，作品的主题思想应该是：以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为线索，细致地描写了兰芝与焦母之间的婆媳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焦母因恋子情结而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有力地表现了兰芝的美丽、贤惠与反抗精神。赞美了焦刘二人忠贞的爱情。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第11期，有删改）

    ①《周易》传说为周文王所作，它被国人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西方的古典传统来源于古希腊时代。这个时代的古典主义原则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点：简约、对称、节制。在这些美学原则的背后，隐含着古希腊人对完美以及理想形式的追求。用古希腊的古典主义美学原则解读《周易》乾坤二卦中体现出的古典美，可以探访两种文明之间深层的相似与不同。

    ②《周易》的简约之美不言而喻。就大的方面看，它取象以尽意。就小处来看，《周易》卦爻辞简约的特点更是制造出语言十足的张力，字如千钧，意象饱满，意蕴深厚。以坤卦的初爻辞为例，“履霜，坚冰至”，杨静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此爻讲行旅之人的旅程及在途中的艰难。《文言》则将此爻用于人伦，认为弑君、弑父之事的发生，非一朝一夕之故。依此例可以得见，《周易》卦爻辞简约之下藏有丰富的意蕴，其用词简约制造出语言十足的张力美。

    ③在有关古典主义美学原则的论述中，“对称”这个概念往往与其他概念紧密相连，如秩序、匀称、和谐等。在古典主义美学的奠基者贺拉斯那里，则被称为“合式”，强调作品各部分之间的有机协调，从而构成首尾贯通的和谐整体。对称和谐在乾卦中有着完美的体现。首先，乾下乾上构成全阳爻，光辉灿烂，没有瑕疵。其次，六爻之间上下呼应，形成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对称关系。再次，每两爻一组，象喻天、地、人的联系与互动，究其终是看人在天地构成的时空维度中如何做到静则专、动则直，以悠游于天地间，达到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可见，乾卦结构上的对称呼应着意义上的和谐。

    ④此外，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体现出对适度与节制的推崇。他认为“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中道”在于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法，以合适的度，对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在乾卦中，“潜龙，勿用”“亢龙，有悔”，“在田”好，“在天”好，体现出适时、适度，应时而变的重要，对中正柔和的欣赏，以及对过刚过亢的警惕。

    ⑤由此可见，西方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适用于《周易》的美学解读。我们不妨做进一步的推求：在古希腊文明中，对“正义”一词推崇备至。追溯至《荷马史诗》，“正义”意味着天生万物，每一物都有自己应处的位置、应得的利益，每个人都应得一己之所得，不企图得到他人之物。体现出对天地间万物和谐相处的追求，这与《周易》中有关天地人的思想相同。另外，中希两种古代文明中都有对“终极”的推求，试图把握万变中的不变，正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也。但在西方文明中，对“道”的追求源于对“器”的有限性的充分认识，希望通过对超越性的东西的追求来突破人类世界的有限性，这引导着他们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求知求真。而在我们中国，对“道”的认识和追求，用来断吉凶、知进退，非常务实。

（选自安宁《〈周易〉的古典美》，有删改）

    ①当哪怕是表情包式表演和PS型剪辑，只要搭配上当红IP和“鲜肉小花”，就能引发收视高潮与商业成功之时，《朗读者》、《见字如面》以其真诚与直达心灵的表达方式从满屏娱乐竞技类综艺中脱颖而出，被誉为一股清流。

    ②在中国的电视市场上，情感类节目一直是广受欢迎的宠儿。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与倾诉，通过光影音的作用打动受众，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朗读者》类节目的出现，在受众群中激起阵阵涟漪，并不为奇。《朗读者》更像是用朗读串连着的人物访谈。在每期的节目之中，有大量的访谈时间，真正用于朗读文学作品的时间并不多，而正是通过对多位有名气、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的访谈，讲述了普通人的不平凡的坚守与最朴素的情感。

    ③《朗读者》的成功被外界解读成“出乎意料”，因为其毫不讳言自己的人文特质，“将值得关注的生命和值得关注的文字完美结合，就是我们的《朗读者》”。但在此前与泛娱乐节目的同台竞争中，人文类节目很少能够冲出重围、浮出水面。在人文类节目被边缘化的大环境之下，《朗读者》的存在，成为沧海遗珠般的稀缺资源。

    ④人文类节目的式微，并非简单地没有流量“鲜肉小花”加持，也并非是因为对情感调动得不够充分，而是因为在面对碾压式的情感综艺时，人文节目并不追求娱乐，更不持“道德中立”的态度——反之，它时时在追求一种对理想人格的阐发和尊严价值的关切。

    ⑤如今的大众媒体，不追求娱乐意味着不回避严肃的问题，甚至是不盲目依从娱乐工业的逻辑，这就意味着，这种异质性的力量可能会被文化工业排斥，甚或甩出局外。但，这恰恰就是《朗读者》的成功让人欣喜和意外之处。对于大众媒体来说，一旦有了“道德偏向”的姿态，就需有明确的价值观为铮铮铁骨，也需超越金钱利益的顾虑，因为作为价值提供者的节目制作者，就难以用“信息提供者”的身份去隐匿自己的价值偏向而任由自己觉得错误的价值广泛传播，于是节目的内容、形态、表达与受众用户的数量都会受到限制。反现一些情感类节目，赤裸裸的拜金、带有偏见的表达甚至歧视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被当作多元言论而包容，甚至为了话题热议而刻意制造“奇葩”与冲突效果吸引关注，以获取收视率。

    ⑥在我们看到媒体“收视口碑双赢”的一致评价时，我们不要忘记了对《朗读者》这类人文类文化产品意义的思考。《朗读者》的董卿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她重新定义了“朗读”，认为“阅读是很私人的事情，但朗读不是，朗读要有对象，它和唱歌一样”，这种朗读“可以传情达意”，“只不过我们很多人没有形成这种习惯，因为它显得略微有些正式。其实你想想，朗读也就是说话，我甚至觉得它的群众基础更大，因为会说话的人比会唱歌的人还要多。”

    ⑦在此刻，我们为一股清流的诞生而欢呼，甚至有评论寄希望于《朗读者》可以改变娱乐综艺的霸屏现状，平复一下当下综艺界的聒噪浮华。文化产品的产生与传播能否从《朗读者》开始，缓慢地以另一种逻辑运转？并没有答案。我们只是清楚地知道：历史都是人来创造的。

（改编自《<朗读者>是否能为文化产品的公共性提供一种可能？》）

    近年来，国产动画片的产量颇为壮观。《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天书奇谭》《葫芦兄弟》等作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与动画相结合，形成了木偶、皮影、戏曲等诸多形态的动画形象，鲜明地展示着中国的形象和中国的气质。

    但是，近年来，国产动画作品整体质量参差不齐，其传统印象逐渐偏离观众的审美视野，虽然有不少动漫作品走向国际，但其所表达的思想深度和传统君化内涵却稍嫌不足。其中，许多作品放弃了具有中国文化传统风格的动画制作理念，放弃了纯正的中华传统文化品位和风格。同时，中国当代动画片在主体受众定位上存在着娱乐化、低龄化的倾向，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引导未来的中国人在动画片的接受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脉有所疏离。

    因此，中国动画片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对于传统文化借鉴、吸收的诸多实践，实际在当代有所断裂。在动画作品中如何更好地展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动画作品的艺术水准，已成为今后国产动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动画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创新性地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注入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不仅是实现国产动画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条有效路径，更是符合当前市场需求的有效举措。

    欧美与日本一直是世界动画产业的前沿阵地，他们的经典作品不仅展示本国的生活面貌、思想精神，还出品了许多与世界各地传统文化相关的优秀动画片。如美国出品的与中国文化有关的《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外国人视野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魅力。外国制作的有关中国题材的动画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这些动画片为世界各地观众所认知。但是，这种成功的典范，在引起我们的反思之时，也应该成为激励我们国产动画创作思路的一剂强心针，毕竟曾经的中国动画有着鲜明的民族个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产动画创作的精神食粮。如何像前辈动画人一样有效地汲取和创作，是需要智慧和思考的。一部好的艺术作品总是让人回味无穷，动画片《寻梦环游记》是墨西哥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载体，以艺术的形式诠释了墨西哥文化。这种成功难以复制，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其成功的因素。

    但应注意，国产动画创作在发掘传统文化题材时，也要把握好传统文化的脉络，把传统文化作为创作素材，并不是要一窝蜂、赶潮流地都去进行有关传统文化题材的创作，也不能在作品中随意地、不经考证地、蜻蜓点水般挪用一点传统素材，或者简单地把传统文化支离破碎地生撤硬套进去，以为沾上一点传统文化的要素，就显得艺术品位高。我们应该对优秀传统文化保持敬畏，在尊重传统、了解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取材和再创作，从而使文化形式和作品内容达到水乳交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产动画片丰富的素材来源。在前辈动画人的努力下，通过汲取这些文化元素，创造了诸多跨时代的经典动画片。将传统文化精髓与时尚潮流、当下的市场需求与动画艺术特色进行有机结合，从而在作品中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通过动画这种艺术形式，成功地向世界展示、宣扬，这是今天中国动漫应该选择的重要道路。

（摘编自李春沐《中国动画片创作需要传统文化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