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研究发现，创新型的智能共享单车在进入城市不到一年时间里，成为小汽车、公交、地铁外的第四种重要交通工具，实现了“自行车王国”的人性化复兴。智能共享单车代表着和谐的生活方式，代表着“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完美结合。不仅带回了自行车川流不息的生活气息，还促进市民积极参与城市共建，推动了城市文明、低碳、智慧、健康的发展。

    共享单车出现后，小汽车占总出行量的比例由29.8%明显下降至26.6%，而自行车骑行的占比由5.5%翻了一倍至11.6%。共享单车还对节能减排做出了卓越贡献。以智能共享单车摩拜平台为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骑行总距离超过25亿公里，减少碳排放量54万吨，相当于多种了3000万棵树。此外，共享单车在提高出行效率，缓解城市拥堵方面也具有明显优势。以北京为例，当出行距离小于5km时，92.9%的情况下，共享单车＋公共交通出行比小汽车更快。

    共享单车的兴起不仅可以缓解道路拥堵，对节省城市空间，更有效地利用城市空间也多有助益。以北京为例，一辆小轿车的停车位可供约10辆共享单车停放，如有更多人选择以骑行替代开车，则共享单车可为北京节省约5个鸟巢面积的城市空间。

（摘编自《2017共享单车与城市发展白皮书》）

材料二：

    从用户的出行场景来看，高达62.9%的用户使用共享单车完成地铁站/车站和目的地之间的距离。共享单车目前主要投放的地点是人口稠密的大城市，车站/地铁站和目的地之间容易形成短途出行的高频需求。49.5%的用户会在步行过程中看到单车就使用以节省出行时间，这说明随机偶遇式的用车出行场景非常多，单车提高了人们的出行效率。可见用户使用共享单车的出行率与目的地之间的距离紧密相关。“企鹅智酷”对共享单车用户的单次骑行距离的调研情况如下图：

材料三：

    近日，全球智能共享单车行业首创者和领导者摩拜单车宣布新一轮融资超过6亿美金，为摩拜海外扩张的国际化路途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撑，争取2017年覆盖全球200个城市，摩拜的扩张速度已经成为全球成长最快的创业企业。摩拜的发展更是如虎添翼，首先在技术层面，物联网实景化和人工智能领域将有更加深入的研发，在未来，消费者会感受到全新的高科技共享单车，让骑行之旅变得更加快速、便捷、开心。科技上的实力让摩拜实现了全面领跑行业发展。

（摘编自2017年06月19日《消费日报》）

材料一：

    近年来国内外游学线路迅速升温，2017年暑假国内游学报名人数增长140%以上，是海外游学增长率的两倍。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参加游学的人数位居前列。

    携程发布的2017年我国城市家庭亲子游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今年暑期报名海外游学的人数增长达到70%，人均花费2.5万元。而国内游学的增长是出境的两倍，人均花费在4000元。从售卖城市的分布来看，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报名参加游学人数最多，一线城市排名靠前。内蒙古、宁夏、贵州、甘肃等城市是国内游学热门目的地，沙漠徒步、草原亲子、文化自然游学等产品最为火热。

    在海外游学市场方面，报告显示，海外游学增长达到70%以上，人均消费2.6万元，中产家庭是海外游学的主力。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位居十大海外游学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的三甲。报告预计，今年全国夏季海外游学市场规模达到80万人次，营收200亿元，国内外游学总体量预计超过300万人次。

材料二：

    不久前，微信朋友圈里很火的文章《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里提到，一位在企业当高管的妈妈，月薪三万出头。可是，她最近却连新衣服都快不敢买了，原因就是孩子一个暑假就花了35000。20000（美国游学）+5000（阿姨）+2000（钢琴）+2000（游泳）+6000（培优）=35000元。这样养孩子的花费令人咂舌。那么问题来了，在天津，孩子过暑假要花多少钱呢？就此“津云”——前沿新闻记者做了问卷调查，共收到203份有效问卷，大多数网友选择了5000元以下，可以看出天津的家长们养孩子还是很淡定的。

①有机会您会让孩子参加海外游学吗？

②您认为让孩子参加海外游学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在问卷调查中，对于孩子暑期花费这一项，有70%以上的网友选择了5000元以下，仅有7%的网友愿意为孩子过暑假花费上万元。在《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中不难看出，花费的大头是海外游学，这跟近两年中小学生出国游学热不断升温有关。对于调查中的“您自己的孩子或者周围朋友的孩子参加过海外游学吗”一项，选择周围很多孩子参加过的网友仅20%，大多数人周围孩子参加过海外游学的没几个，或者干脆没有。对于有机会是否参加海外游学，50%以上的网友认为孩子去不去海外游学应该视家庭经济条件而定，而有机会就会让孩子参加海外游学的网友不足20%。对于参加海外游学的目的，绝大部分网友选择为了让孩子开阔视野，提高独立性，仅16%的网友认为是“同学都去，不去怕孩子有失落感”。对于目前孩子的教育消费，过半网友认为偏高了，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同时认可放养式教育的家长寥寥无几。对于暑假怎么过才有意义，网友们意见不一，但愿意遵从孩子意愿的家长也不少。

    从调查可以看出，天津的家长们还是比较理性的，更认同在培养孩子方面应该量力而行，对海外游学这样的高端消费盲目跟风者不多。——《北方网》

材料三：

    何谓“游学”？传统上，游学是游学者游历四方、寻师求学、传播思想的文化活动。早在《史记·春申君列传》中，就有“游学博闻”之语。孔子周游列国，历时十余年，一边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一边带领弟子读书、体验山水，并将一路的所闻、所见、所感记录下来。司马迁从二十岁起就漫游祖国各地，不仅开阔眼界增长阅历，而且壮丽山水中的灵气，也赋予了他“疏荡颇有奇气”的文风，为他写《史记》打下了坚实基础。一直到明代的徐霞客、清初的顾炎武，这种传统代代相传，成就了中国古人知行合一的优良士风。

    其实不仅在中国，游学也是世界各国、各民族文明中最为传统的一种教育形式。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学17年，其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不仅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奠定了新航路的开辟，同时也是研究我国元朝地理和历史的重要典籍。18世纪，英国上层社会也兴起了一股赴欧洲大陆游学的热潮。今天的日本，游学早已成为教育文化的一部分，国家大力支持中小学学生游学，并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其费用。

    曾经，游学这种教育形式因费时、费力、费钱等缺点的存在，加之社会各方担心学生在游学过程中会受到意外伤害，一度有被搁置的趋势。2016年末，教育部、中国国家旅游局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明确把“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该计划的发布和实行使游学获得了制度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其扫清障碍，解除后顾之忧。

    从目前来看，游学传统的回归弥补了学校教育的很多不足，扩大了见闻，陶冶了情操，值得大力推广。但目前也有些游学掺杂了一些别的因素。比如有些融入了过多的商业因素变成商人赚钱的一种手段。对于这些问题，摆正心态是关键。学校和相关教育机构要意识到游学是为学生提供知识学习的有效途径，是锻炼学生意志和提升境界的绝佳方法。

    游学教育作为教育活动的一种形式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价值依然灿若明星，其精髓贵在知行合一，诚如青年毛泽东所言：“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光明时评》

材料一：

    2017年3月，由中南民族大学教授王兆鹏与搜韵网站共同打造的“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正式上线，仅两天，网络点击量就达220万次。登陆平台，点击诗人名字，就可看见他一生行迹的文字版和路线图，点击路线图中的任一个地点，能看到他在这里的生活轨迹，留下的作品，该平台利用大数据打造了一张“文化版”中国地图。这之前，文学研究几乎没有利用过大数据，该地图第一次通了历史的时空隔阂，将唐宋诗人请出了“格子间”。

    这并非王兆鹏第一次将大数据和文学连接在一起。上世纪90年代，他就利用大数据给唐诗宋词排名次，结果遭到一片骂，但王兆鹏却还是选择相信数据，他觉得在将来的文史研究中，作品的好坏评价“必须要有数据作支撑。”该地图还引起了海外研究者的关注，哈佛大学相关项目组也发来邮件，希望合作共享数据。

（摘编自翁佳妍《用一张地图，将唐宋诗人请出“格子间”》）

材料二：

    我们生活在一个任何人都无法摆脱数据的大数据时代。数据越多，人们做出的分析就越多；人们分析得越多，制造的烟幕弹也就越多。因此不能单看数据的表象，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以美国交通部关于对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和美国西部航空公司的飞机晚点率统计分析为例：

图1：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和美国西部航空公司晚点率对比

图2：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和美国西部航空公司在西海岸五大机场航班晚点率

    自1987年起，美国交通部就要求航空公司上报每个月的晚点记录。在最近的报告中，美国西部航空公司是表现最好的一家，晚点率最低。在竞争对手纷纷倒闭的情况下，形势一片大好。但1991年的夏天，美国西部航空公司却宣布破产，这与分析人员统计分析有关。

    分析人员统计分析时只关注四个对象：客机、到达机场、客机数量和晚点频率，而忽视了天气条件、载客率等，又加之在统计平均数时，对某些指标进行过度加权后，两个公司的平均晚点率就完全走向了反面。

（摘编自美国冯启思《对“伪大数据”说不：走出大数据分析与解读的误区》)

【注】统计学认为，在统计中计算平均数等指标时，为了考虑到每个数量在总量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不同可以给予不同的权数，这样的做法就叫加权，即对各评价因子在总体评价中的作用进行区别对待，事实上，没有重点的评价就不算是客观的评价。

材料三：

    近日，《农业农村大数据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正式印发。据介绍，《方案》旨在运用大数据概念和技术创新农业监测统计工作的思路和办法，推动大数据在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等环节的应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口试点省份包括：天津、上海、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青海、新疆，当前由于农业数据的共享开放不足，导致信息孤岛、数据壁垒、数据碎片化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大量存在。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副司长王小兵认为，充分利用大数据对农业生产要素实行数字化设计、智能化控制、精准化运行、科学化管理，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摘编自《<农业农村大数据试点方案>公布：打破信息孤岛共享涉农数据》）

材料一：

    中药是我国的民族瑰宝。

    随着医源性疾病和药源性疾病的日益增加、健康观念的变化以及医学模式的转变，相较于毒副作用相对较大的化学药，中成药以其源于天然、副作用小、疗效确切、价格相对低廉的特点和优势，逐渐被世界认识并接受。中成药学优势日益凸显，中成药服务发展迅猛。

    目前，中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的系统的现代经济产业之一。中药种植业、中药制造业、中药流通业构成了完整的经济产业链。我国每年向日本、韩国、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出口大量的中药材和植物提取物，中医药产业已成为当前我国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

    随着我国药品监督管理的逐渐规范，中成药工业发展态势良好，进入较为平稳的发挥阶段，销售收入由2011年的3，318.72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6，223.92亿元，复合增长率为17.02%。

（摘编自2017年1月16日中国报告网）

附图：

材料二：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植物药市场销售额已超200亿美元，而作为中药起源地的中国，却无与之相称的国际地位。2012年在中药出口品种中，中药提取物出口额仅为11.3亿美元，占中药出口额的48.5%中药材和饮片的出口额为7亿美元，仅占出口额的33%。

（摘自2013年11月20日中国经济网）

材料三：

    近年来，我国中药秘方大量流失，商标在国外屡遭抢注。据统计，我国已有900多种中药被国外企业抢先申请专利。中医药如今成了发达国家的“摇钱树”，“老祖宗的宝贝”沦为人家碗里的“肥肉”，难道不该警醒吗？

    中医无国界，技术有归属。中医药扬帆起航，走出国门，不能丢掉国际话语权，必须制定相应的国际标准，用法律手段保护好知识产权，筑牢“防火墙”，烙上“中国印”，让中医药这座宝库永远姓“中”。

（摘自201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2017年初，浑身布满穴位的针灸铜人，在瑞士日内瓦世卫总部亮相，而早在2011年，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内科学年鉴》发表了中药治疗甲流的临床研究成果，这两件事是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标志事件。

    在西医看来属“不治之症”，中医依然能上演妙手回春的传奇，中医彰显了其独特的优势，可以解决一些西医无法解决的难题。

    中医药在海外蓬勃发展，中医药目前已遍及183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建立的中医药中心已有10个。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数据不包括中国）中医药团体有1200多个，目前受过专业培训的中医针灸师有50多万名。

（摘自2017年2月15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中小学生“是否在培训班学习过”调查情况

家长对孩子参加课外辅导支出意愿

（摘编自中国产业信息网）

材料二：

    今年“两会”，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问题成为一个热点。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到“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显示了政府对这一问题的重視和解决问题的决心。

    据3月10日《吉林日报》报道，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代表认为，校外培训机构应该发挥补充学校教育、丰富教育类型、促进个性成长的功能，成为教育领域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一笔，以解决教育发展中不充分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加大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和监督”。

    日前，某机构负责人称，要将内容研发作为重中之重，以“能力”“素养”为目标，坚决避免超纲和超前，并表示，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精准辅导，通过科技和互联网降低学生的学习时间和学习成本，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同时减少家长的经济负担。“科技减负”的愿景虽然很动听，但是，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也需要继续观察。

（摘自2018年3月10日《新京报》）

材料三：

    学生减负问题今年“两会”期间成为一个热词。“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指的是违背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超出教学大纲、额外增加的这一部分‘负担’。”陈宝生说，为学生“减负”要从学校、校外培训机构、考试评价方式、老师教学、家长和社会多方面进行。

    他指出，要加强学校科学管理，治理整顿各类培训机构，改变、完善考试评价方式和学业考试办法，不以分数高低对学生排名，不炒作高考状元；老师要按照大纲足额授课，绝不允许课上不讲课下讲，引导学生参加培训班班；整个社会都要提高教育素养，树立正确的成才观、成功观。“这些年各种校外培训机构的广告满天飞，带来的结果就是家长的口袋空了，学生的负担重了，学校的教学秩序乱了。”陈宝生说，“有一些不符合教育规律、不符合孩子健康成长需求的理念到处流传，给家长制造焦虑，给孩子制造负担，这种现象绝不允许”。

（摘自2018年3月17日《新京报》）

材料四：

    在“校内减负”初见成效的当下，校外培训机构却裹挟家长和孩子一路狂奔，成了“校外增负”的主力军。2018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对此进行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行动是全面治理的开端，下一步将进一步斩断校外培训机构与中小学校招生的联系，研究制订促进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有序发展的意见，缓解广大学生和家长对校外培训的依賴。

（摘自2018年3月22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一边是众多买不起正规抗癌药患者的治病需求，一边是走私仿制抗癌药面临的刑罚风险——一个售卖保健品的小商贩，在情与法的矛盾中，会如何抉择？

    将于6日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因触及抗癌药昂贵的国情现实，展现我国推进医药改革的显著成就，引发强烈关注。7月3日点映两小时即取得4798万元票房，成为当日全国票房冠军。影片导演文牧野介绍，《我不是药神》根据我国“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的经历改编，主人公程勇本是一个保健品商贩，为交房租、抚养儿子，冒法律风险为白血病患者从印度走私仿制抗癌药“格列宁”，因售价比同类正规进口药便宜很多，被患者称为“药神”，却触犯了正规药商的利益，也遭到警方的追查……

    近年来，我国抗癌药物的需求日益增大，但患者面临正规进口药昂贵的现实。陆勇是无锡一名慢粒性白血病患者，曾长期购买印度仿制的抗癌药，2014年因“销售假药罪”等被公诉，上百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次年公诉机关撤诉，成为颇受关注的一个法律案件。

    影片中，程勇在审判席上对法官说：“我犯了法，该怎么判，我都没话讲。但是看着这些病人，我心里难过，他们吃不起进口的天价药，他们就只能等死，甚至是自杀。不过，我相信今后会越来越好的。希望这一天，能早一点到吧。”

    程勇的愿望正在一步步实现。2015年6月1日，我国开始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取消；2018年5月1日，我国开始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药价有望进一步降低。

（摘编自《新华每日电讯》2018年7月5日）

材料二：

图表1：2003-2021年全球抗肿瘤药市场规模及预测（单位：亿美元，%）

图表2：2008-2020年我国抗肿瘤药市场销售额及预测（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材料三：

    很多人一边看《我不是药神》一边擦眼泪，估计还会一边骂这药怎么就那么贵，谋财害命啊！医药界人士听到这个话，估计多半会摇头，并感叹“真是两难”啊。如果药价下降，对患者利好，但是对制药公司来说，没有利润就意味着再也没有动力去研发药品，将来或将无药可用；如果药价不降，医保来埋单，国家财力有限，降了这个药，其他疾病群体利益就被“挤出”，究竟给谁埋单好？如何降价、怎么降、降幅多少，这需要政府、制药公司、医保、医生、患者多方面的博弈。同时，各国对全球创新专利药的政策差异，也影响着价格高低。

    一片不起眼的创新专利药，背后是一场制药公司的豪赌。高达数十亿美元的研发投入、长达十几二十年的研发周期、一期接一期不允许失败的临床试验，只为了“赌”其有效、特效，换来20年的专利保护期，实际上等到新药上市后，基本只剩七八年专利期。业内有一句话概括了这种“豪赌”：“第一片药生产出来需要花费10亿美元。”

    今年4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提出制定鼓励仿制的药品目录，并从研发、生产、采购、支付、使用全链条，为高质仿制药替代原研药铺平落地路径。一边要首创，一边要高质量仿制，前方的路还很长。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7月6日）

材料四：

    《我不是药神》在引起公众关注的层面上功不可没，但国家对抗癌药的关注并非由电影而发。“这几年，国家慢慢把癌症看作慢性疾病管理起来，所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抗癌药的新政策。”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肺癌专家吴一龙说。

    2018年1月30日，国际顶尖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了由全世界各国研究人员合力完成的全球癌症生存趋势监测报告。报告表明，大多数国家的癌症5年生存率稳步上升，但国家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芬兰等发达国家的癌症5年生存率普遍较高，而中国仍然较低。

    究竟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病人说：越便宜越好，应该像印度那样仿制进口抗癌药。肿瘤内科医生说：新药越多越好，再加上标准的联合治疗手段。制药业人士说：发展国产创新药，保护创新，才能真正把价格降下来。社科院的研究人员说：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通过商业保险、慈善救助以及社会公益等众多渠道，解决患者的用药问题。

    中国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抗癌药？答案看似非常简单：安全、有效、便宜、多样。吴一龙说：“这个简单的答案，其实非常难。”

（摘编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