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儒、墨、道、法四家。但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之后，它们的命运开始分化：儒家成了中华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法家虽在舆论上不大受好评，但实际上主宰了两千年来专制朝廷的庙堂政治；与法家相反，道家则占据了民间社会的广阔天地，成为幽人隐士的精神家园。只有墨家，在刹那辉煌之后，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我们现在还能从文本上大致了解墨家的思想体系，但它已经只是一块思想化石，它在现实生活中已完全没有影响力。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墨家消亡的原因是什么？

    墨家与儒、道、法三家有一点差别，那就是它不仅有一套学说，还有自己的组织。这方面，它与晚起的作为宗教的道教和东汉以后传入中国的佛教相类，胡适先生甚至直接把墨家视为一种宗教，所以我们不妨拿墨家与释、道二教来做比较。就外因看，百家既罢、儒术独尊的历史环境可能是墨家消亡的重要原因，但同样不能居庙堂之高的道教却没有像墨家一样消亡，反而在民间发扬光大，并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底层民俗文化。

    除开外因，墨家消亡大约有其内在的因由：一个人要想成为墨家的忠实信徒，就必须有强烈的牺牲精神和献身精神，必须能忍受生活上的艰苦；必须怀有对众人的博爱之心，而不能讲私人感情……墨家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相比之下，做道教门徒似乎要幸福得多。道教的修行目标不是来世往生极乐世界，而是今世就要长生不老，成为仙人。所以，道教，尤其是历史悠久的正一道，并没有太多禁欲方面的规定。

    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固然是墨家不易为人接受的重要原因，但这一点尚不足以解释一切，因为在禁欲主义方面比墨家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佛教，至今依然是中国的第一大宗教。为什么墨家、佛教同样主张禁欲，而两者命运迥异？这可以从两者的不同之处找到答案：墨家只是一种世俗学说，而佛教是一种出世的宗教。作为出世的宗教，佛教能为信徒提供一套灵魂救赎的法门，让他们在禁欲的同时能享受心灵的满足，从而把所有的苦难都视为通往幸福彼岸的舟筏。而墨家的理论体系本质上是世俗化的，如果不以坚定的信仰为基础，禁欲的生活、无私的行为就不会有普遍而长久的吸引力。

    总而言之，一种学问要想成为广被接受的显学，总得有某种足以吸引信徒的东西，这种东西可以是形而下的物质动机，也可以是形而上的精神慰藉，而墨家恰好这两方面的东西都无法提供。墨家如要长存，必得把世俗主义与禁欲主义二者舍去其一，以世俗主义搭配功利主义（如同大多数世俗学说），或以禁欲主义搭配神秘主义（如同大多数宗教学说），庶几方可免于沦亡。

    除此之外，墨家还有一个不得不消亡的理由：在大一统的专制君主治下，一个内部有着严明纪律的世俗化组织必然会让朝廷产生极大的戒心。虽然墨家可能只有一腔热血，没有政治野心，但专制君主最怕的恰恰不是贪婪的小人，而是有政治动员能力的圣贤君子。对于君主而言，可怕的不是有造反的野心，而是有造反的能力。专制君主对一切世俗组织都必然心怀警惕。所以，作为有组织的墨家必然只能存在于列国时代，那时还没有形成四海为家的大一统，列国君主面临的最大危险是身边的敌国，对自己治下的百姓自然要松弛许多。而释、道二教虽有组织，但因其强烈的出世倾向而稍可见容于世。释、道二教不似基督教，它们一方面有遁世色彩，另一方面却又教人顺从世俗政权，即便世俗统治残暴无道，臣民也应逆来顺受。正由于释、道二教没有什么威胁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安邦定国，所以才不致像墨家一样过早衰亡。

（选自陈玉明《墨家刹那辉煌之后为何在历史上失踪了》）

民间书法的文化艺术价值

马相武

    民间书法这个概念，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民间书法，也没有绝对的官方书法，二者是相对而言。比如民间书法经常相对的是文人书法、官方书法和书法家书法。它们不光具有阶层色彩，还带有主流与非主流的区隔，比如官方书法常常相当于主流书法。有时候民间书法的概念使用带有贬义，暗指太随意、太土气、不入流、不雅观、缺少传统规范和法度。也有时候官方书法的概念使用带有贬义，暗指机械刻板模仿、缺乏艺术个性、随大流、大路货、太正统，或一味追求形式的典雅工丽，风格华靡萎弱。所以，这些概念的使用，关键是要看带入的语境，相比较的对象，价值判断的指向，这些才是最重要的。简单地说真正的书法在民间或者说在官方，其实都是错误的、偏颇的。民间书法和官方书法，虽有先后、源流之别，然往往于排斥对立中互补共存、相互依赖。

    民间书法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书法历史上，有些书法类型，有些书法家，是受到官方或朝廷提倡推广的。比如“二王”，欧、颜、柳体等，它们几乎都是先由书法家书法和文人书法演变而成官方书法。而大量的汉简、敦煌抄经和汉砖瓦当文字，以及大量至今尚未收藏发掘完结的碑帖等等，都属于民间书法范畴。当代的“毛体”曾经风靡全国，同时受到官方和民间的普遍欣赏和模仿研习，却随着政局的变化而逐渐消退。这既是典型案例，又是特异案例。

    民间书法，从表面上看，一般指书家书者属于民间，是普通市民或农民，是平民阶层。然而，我倒是觉得，其实不好以地位、身份和出身高低来划分民间书法和官方书法的。一个普通平民，写得一手直逼真迹的“毛体”，他是官方书法还是民间书法？他当然是官方书法。对于书者，你可以说他是民间书法家；对于书法，你可以说他是官方书法。官方书法和民间书法往往是一个悖论的存在，有一个相对的差异和关系，又往往有一个含混的边界，甚至交叉地存在，复合地覆盖。往往很难简单地划分论定。

    在古代，官方朝廷并不仅仅维护官方书法，它们对于民间书法所起的推动作用也往往是难以否认的。北魏时期，民间书法得到了无比繁盛的发展，民间书法精品受到朝廷极大的认可和欣赏，并且加以推行宣传，蔚为风潮，壮观不已。在山东的邹县、莱州等地发现的摩崖作品，许多是民间书法瑰宝和艺术奇葩，对传统的书法艺术起了极大的丰富作用和启发作用。许多著名书法家情不自禁地加以模仿借鉴，成为官方书法的审美借鉴和艺术风格的一个有机构成。反过来，又推动刺激了民间书法文化艺术的发展演变。

    中国书法起源于民间，篆隶楷行草的形成和演变，都是极好的证明。民间是书法的来源或源泉，汉简、敦煌抄经和汉砖瓦当文字以及大量碑帖资料，一直就是书法家研习的对象，它们是书法的文化宝库和丰富艺术资源所在。历代书法家成就大者和集大成者都从民间书法吸收艺术文化养料，都高度重视从民间书法矿藏得到技艺创新的借鉴。

    当今书法界，加上善书者和爱好者，人群庞大，光怪陆离，林林总总，这是信息化和大众文化时代加上商业大潮搅动之下必然的现象，不足为奇。然而，鼓励提倡大家放眼民间，辨清本末，正本清源，也不失为具有拓展创新书法文化艺术可能的提议和指向。

（选自《中国艺术报》，有删改）

《国语》为何不是“经”书

    ①在众多与经书相关的典籍中，《国语》一直与《左传》内容相表里，且成书年代相近，据传作者也为同一人，但始终没有成为“经”。周予同先生认为“经”有三个特点。首先，“经”是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其次，“经”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儒家书籍，它不仅为“法定”，而且是从所有合法书籍中挑选出来的。后来儒家编著的书籍，固然不称为“经”，就是秦汉以前的儒家书籍，不是得到孔子“真传”的，也不能称之为“经”。再次，“经”本身就是封建专制政府和封建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文化教育思想统一的主要工具，基本上称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合法的教科书。“经”与封建社会相始终。这三个特点，也是成为经典的标准。在“经”的领域扩大到“十三经”的过程中，封建专制政府的法定始终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儒家思想，第三是孔子。《论语》和《孝经》都有过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经历，就是取决于它们是否迎合帝王的行为和心理，是否迎合以孝治天下的思想。合则为“经”，不合则去之。

    ②至于《国语》，不能成为“经”书，最重要的是它不解《春秋》。思想上，柳宗元《非国语》云：“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但《国语》中包含了儒家思想的很多内容，如礼治、民本、正名、忠恕等。其他学说《国语》中也约略可见。傅庚生先生指出其尚有墨、农、法、阴阳、黄老等思想的萌芽分布于鲁、齐、晋、郑、越等诸语当中。这样驳杂的思想体系，也使得它不可能成为统治者所认可的典型合法的儒家经书。另外，《国语》不但不得孔子的真传，内容上对孔子的事迹的记载也颇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相悖。因此“经”的范围虽在不断扩大，《国语》也不可能为儒者拥护及被统治者选中。

    ③《国语》的辞采，也影响着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柳宗元称其令世之学者耽嗜，“富艳浮夸。”崔述曰：“《左传》纪事简洁，措词亦多体要，《国语》累章而未足也。”《左传》自成一体，语言风格一致，但《国语》诸语亦各有千秋：或长篇大论，侧重理性说教；或小巧精致，语言隽永；或以修辞见长，文字流畅而有气势。可惜语言上的优点，实不能令《国语》一体，而诸语风格的差异，也使全书有割裂之感，多给史家留下批判和质疑的藉口，哪里还有成为经典的可能呢？

    ④基于此，《国语》无缘经书之列。尽管如此，其与《左传》关系密切，也颇受那些达官儒士们日常研读的重视，勉强维持其“春秋外传”的声誉。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将《国语》改隶“杂史类”，其地位下降。但仍有人把《国语》当经典来看，希望将之提升到“经”的地位。段玉裁主张于“十三经”外，加《国语》《史记》《说文解字》等，成“二十一经”。可惜没有响应者。廖平于光绪十二年，拟定《十八经注疏范例》，欲建立一个别于《十三经注疏》的体系。他将《大戴礼记》和《国语》升为“经”，将《礼记》中的《王制》《大学》《中庸》独立出来，合成“十八经”，终未成。

    ①任何一种艺术样式都以其特定的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契合。不管人们如何狂热地用“世界性”、“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全球化”之类的术语涂抹即将到来的21世纪，民族特性依然是艺术的本质属性之一。放逐民族性必将置艺术于无根状态。作为一种审美范式 ， 古老的诗歌往往是一个民族审美心理的凝聚，是历代诗人探索、实验的结晶，是一个民族审美经验的长期积淀。如意大利的十四行、波斯的柔巴依、日本的俳句、中国的律诗……

    ②那么，新诗是否完成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的契合呢？

    ③中国诗歌史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是：诗歌体制起自民间，兴于文士，最后成为一种主要审美范式。

    ④中国古典诗歌历经二千年实验、积淀，从四言、五言到七言，至唐代格律诗体制完备，产生了中国人骄傲的唐诗。由于方块字的音形特征，格律诗汇融节奏、韵律、修辞与建筑之美，成为汉语诗的黄金范式。伴随这一审美范式的成熟，汉语诗学也发展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天才李白、杜甫是汉语诗的顶峰大师，他们掌握、运用汉语诗的审美范式，并将这一审美范式推向成熟，但他们无力改变这一范式。因为这不是个人选择，而是一个民族的选择——唐代不仅拥有灿若群星的诗人，更有爱诗的民众。

    ⑤然而，新诗是个例外。新诗是由知识分子率先发起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诗歌体制。新诗的第一个尝试者胡适宣布《关不住了》，恰好是美国诗人SaraTeasdale的《OvertheRoofs》的翻译。这与梁实秋所说的“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是一致的。这就是说，新诗的源头是外国诗。的确，中国古典诗到清代已腐朽不堪，革命的选择不容置疑。问题在于，这种完全断裂的结果是将诗学建设置于零起点。作为新诗的代表，自由诗风靡一时。当时，谁写得最不象古典诗，谁就是先锋。在这种风气鼓励下产生的大量新诗确是货真价实的白话——当时有人说白话诗只有白话没有诗，这话虽然尖刻而轻巧，倒也并非无的放矢。不久，“胡适之体”新诗遭遇质疑，周作人也觉得新诗少了点“余香与余味”。郭沫若的《女神》固然为创生期的新诗开阔了气象、充实了内涵，但体制依然是自由体。他甚至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这句易于引起误解的话也表明郭沫若对诗歌体制未做深入思考。

    ⑥然而危机也正发生在这里：一种新的审美范式是否契合民族心理？

    ⑦但是，初期白话诗也并非欧化的一统天下。刘半农的《瓦釜集》是以江苏民歌的方式创作的，刘大白更以民谣体式写了《田主来》。这在当时虽然算不上主流，却也暗示了新诗体制的一种选择。

    ⑧20年代，新诗从对古典诗的破坏转入本体建设，体制建设和诗学建设成为诗人们关注的中心。真正对新诗格律发挥影响的是闻一多。这时的闻一多背叛《红烛》式的自由诗，以其对中国艺术的衷情与富于唯美倾向的形式追求对新诗体制进行反思，提出影响颇大的格律理论：“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与句的均齐）”。而且他称新诗的格律是“戴着脚镣”，“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束缚”。代表作便是他自己的《死水》。在他的影响下，一批新诗人投入格律实验，其中徐志摩的诗更活泼。比如他的《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

    ⑨新月派的格律诗实验很快演化成新的“形式主义诗体”，走向没落，但格律意识对于新诗的建设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叶公超仍然在《论新诗》一文中写道：“假使诗人有自由的话，那必然就是探索适应于内在的要求的格律的自由，恰如哥德所说，只有格律能给我们自由”。这证明人们不再一提格律就联想到恢复旧诗秩序，而是从新诗的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上进行审思。

    ⑩胡适的白话诗从体制到诗学都是西方的，刘大白的歌谣体从体制到诗学都是中国民间的，而闻一多的格律体则是中国体制与西方诗学的融汇。这样，从源流上上说，到20年代新诗已出现三种类型的体制：甲体、乙体、丙体。此后新诗体制基本上沿着这三条道路演变发展。

（选自《中国新诗的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有删改）

    ①我们平时关注的“亚健康”，指机体虽无明显疾病，但呈现出活力降低，适应力呈不同程度减退的一种状态，是介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第三状态，也称灰色状态。殊不知，“精神亚健康”更可怕，它是指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精神追求方面失去正确标准，缺乏价值支点，种种消极甚至扭曲的思想意识占据主导地位，并体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其实，“精神亚健康”的症状在很多人身上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

    ②我们的周围随处可见“精神亚健康”的影子，而且它已经蔓延到各个角落：一人遭受车祸后横躺马路，行人纷纷避让；乘客公交车上遭人偷窃，周围众人漠然而视；大学生沉沦网络不可自拔，终至退学；“文化名人”华威先生到处讲学，贩卖“口水式文化”……

    ③“精神亚健康”的症状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事业缺乏激情，精神萎靡，庸碌无为；二是对生活缺乏热情，对他来说，活着的意义仅仅在于活着；三是对他人缺乏感情，淡漠，疏离，甚至于防范、欺骗；四是对社会缺乏责任感，社会的冷暖对他来说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总体来说，陷落于物质的汪洋之中，沉沦于享乐的迷茫之中，浮躁而无信仰、无敬畏、无追求。正如南师大中文系教授贺仲明所说：“精神亚健康的重要表现，就是公众无法从精神涣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安宁；理想和信仰丧失；浮躁的心灵被物所累，排斥关怀和诚信。”

    ④是什么导致了“精神亚健康”的弥漫呢?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地球村”可以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不过，它也无时不在拉远人们之间的距离，造成新的疏离。全社会消费思潮的迅速膨胀，在这种后现代的炫目泡沫下，大众都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费主义的狂欢所陶醉，被牵着鼻子走，人变成了“经济人”、“时尚人”，永远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拉着你，让你无法脱身，并且身不由己。此外，我们过分重视外在的所谓“成功”，整天追求的都是那些“看得见的东西”：房子、汽车、锦衣玉食、无休止的享乐，而且，我们渐渐迷失于这些“身外之物”中不可自拔。物质日益强大而膨胀，而精神的萎缩状态正在加剧，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夹击之下，我们被裹挟其中，身不由己，身心交瘁。

    ⑤理想、激情，一个人的精、气、神，这些其实都应该是我们的追求，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支点。而现在，从心灵层面来说，价值的支撑点、人生的追求目标、对幸福的感受等渐渐处于错乱状态。从生存状态来说，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处理爱情、家庭、事业等的关系，这其中充斥着扭曲。

    ⑥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目前正借助经济、文化和人员流动的全球化大潮，向全世界蔓延，也深刻影响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和全球化大潮中，世俗化大潮开始侵蚀到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

    ⑦因而，我们都应该有一定的精神追求。我们应该解决好自己的归宿感问题。这就要求一个人加强免疫力，实现内心的真正强大，面对诱惑超然，面对挫折泰然，并在对时代的正确认识中增强责任感。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环境，真正关心人的精神追求。在文化多元的基础上，更好地创造文化的和谐，从多方面创造以人为本的文化生态。

（节选自《新华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先行者知道，他现在是全宇宙中惟一的一个人了。他是在飞船越过冥王星时知道的，从这里看去，太阳是一个暗淡的星星……”6月7日上午，2018四川高考语文考试结束，阅读题中有一部分材料节选自刘慈欣的小说《微纪元》。对于自己的科幻小说进入高考试卷，凭借《三体》获得世界科幻最高奖“雨果奖”的作者刘慈欣首先感到很意外，“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挺吃惊的。我没想到，科幻小说竟然能进入高考试卷阅读题。毕竟，科幻文学在我国尚属于冷门，边缘文学地带。当然我很高兴，科幻小说能进入高考试卷的材料阅读分析题，对引发更多人关注科幻小说，对科幻文学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刘慈欣耐心给记者分析，“细想也不是很意外。因为当下我们的社会发展变化迅速，科技日新月异，未来感十足。这也必然会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比如之前科幻小说已经进入了高中教材，现在又有科幻小说进入了高考语文试题，这都是一些生动的体现。”

（摘编自中国数字科技馆百家号2018年6月8日消息）

材料二：国内科幻小说与国外的相比主要差距体现在

（表格中的百分数是参与调查的人数百分比。表格来源于《科幻小说读者认知度调查》）

材料三：2011年11月，由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主办的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评选在成都揭晓，刘慈欣的《三体》获最佳长篇小说金奖。调查显示，有29.4%的读者是因为《三体》获奖，才认识了该书作者刘慈欣。科幻小说奖项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科幻作品的一种宣传和推广，曾获得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的《天意》，便卖出了15万册。在阅读情况方面，读者获取科幻读物的途径最多的是下载电子书阅读，比例占到样本总量的39%，而从网上书店和实体书店购买的读者比例分别为21%和20%。这一数据从侧面反映出，目前科幻小说的出版前景不够理想，很少有出版社会出版科幻小说，出版科幻小说的出版社主要是重庆出版社和四川科技出版社。关于科幻小说的信息了解渠道，科幻杂志是一个良好的宣传平台，由于科幻作品能单独出版的屈指可数，出版后印量偏低，因此杂志成为首选的科幻新作发表平台，包括《科幻世界》《科幻大王》《九州幻想》等杂志颇受读者欢迎。目前国内科幻文学领域的作者群体仍然狭小，长期坚持科幻创作的只有几十人而已，有影响力的更是屈指可数。刘慈欣连续8年荣获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王晋康的获奖次数更是高达10次，这一方面是实力所致，一方面也证明在科幻小说领域竞争对手不多。从调查中可以看到，香港科幻小说作家倪匡和被誉为“现代科学幻想小说之父”的法国科幻小说作家凡尔纳，最受读者青睐，且支持率超过其他作者一倍以上，可见近年来科幻小说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作品或创作者仍未能够超越经典。《三体》的成功虽然带动了科幻文学的关注度和出版，但“后三体时代”能否有和《三体》一样高品质的新作出现至关重要。

（摘编自2012年2月《“后三体时代”科幻小说何去何从——科幻小说读者认知度调查》）

材料四：如果从文学形式的完整程度来划分，科幻小说发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点子阶段、故事阶段和文学阶段。文学是人学，根本要旨是把人写好。在前两个阶段中，人物只是传声筒，把男的换成女的，老的换成年轻的，中国人换成外国人，作品照样成立。一直有作者问，写科幻时人文元素该占多少，科学元素该占多少，这个问题本身就错误。既然是科幻，就必须有科学元素；既然是文学，就必须有人文精神。在科幻创作中，它们不是对立关系，人文是主题，科学是题材，前者通过后者来展现。如果一部科幻作品的人文主题，你不用科学构思也能够展现，它就不是好科幻。反过来，科学题材也一定要展现人文精神，作品才能达到一定境界。总之，今后科幻最重要的发展方向，就是从科幻点子、科幻故事进化到科幻文学，在科学构思上生长出人文精神。

（摘编自《科普创作》2017年第3期郑军《科幻小说的三个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