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发展，一些无序的过度开发和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城市悬浮物和污染物排放大量增加，空气质量下降，能见度降低，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雾霾天气已经逐渐被列为灾害性天气。

水平能见度小于10.0 km的空气普遍浑浊现象称为霾或灰霾，其是由大量极细微的干尘粒等均匀地浮游在空中造成的。霾使黑暗物体微带蓝色，远处光亮物体微带红、黄色。空气中的有机碳氢化合物、灰尘等粒子也能使大气浑浊，因能见度恶化导致视野模糊，这种非水性形成物组成的气溶胶系统造成的视程障碍在水平能见度小于10.0km时，该现象称为霾或灰霾。雾霾天气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的天气现象，是雾和霾的混合物，还没有被列入气象观测规范。

雾与霾的区别在于霾发生时相对湿度不大，而雾发生时相对湿度接近饱和或饱和。霾导致能见度恶化，其发生是相对湿度小于60%，且能见度小于10.0km时的大气浑浊导致视野模糊造成的。雾导致能见度恶化，其发生是相对湿度大于90%、能见度小于1.0km时大气浑浊导致视野模糊造成的。因此，霾和轻雾的混合物共同造成的大气浑浊、视野模糊、能见度恶化，大多是在相对湿度为60%－90%时的条件下发生的，但其主要成分是霾。霾与晴空区之间没有明显的边界，这点与雾、云存在差异，灰霾粒子的尺度比较小，且霾粒子的分布较为均匀，其粒子是肉眼看不到的空中飘浮颗粒物，粒子大小为0.001－10.000μm，平均直径为1－2μm。

    通常在低层大气中，气温是随高度的增加而降低的，但某些情况下会出现逆温现象，气温会随高度的增加而升高。逆温层是指出现逆温现象的大气层。在逆温层中，较暖而轻的空气位于较冷而重的空气上面，形成一种极其稳定的空气层，笼罩在近地层的上空，严重地阻碍着空气的对流运动。对流运动受阻导致近地层空气中的各种有害气体、汽车尾气、烟尘以及水汽等，只能飘浮在逆温层下面的空气层中，无法向上向外扩散，有利于云雾的形成，导致能见度降低，甚至由于空气中的污染物不能及时向大气中扩散，造成大气污染加重，给人们生产生活及交通安全带来严重的危害。

    随着空气质量的恶化，雾霾天气现象出现增多，危害加重。这些超细灰尘主要来自机动车尾气尘、燃油尘、硫酸盐、餐饮油烟尘、建筑水泥尘、煤烟尘和硝酸盐等，是雾霾有害颗粒的重要组成部分。雾霾天气时，大气中的气溶胶使空气浑浊受污染，进入人体后不易排出，停留在肺泡，会造成危害。长期吸入易致鼻炎、支气管炎等症。慢性支气管炎和哮喘病人在雾霾天长期停留，病情会加剧。雾霾天气还会使人们的心情灰暗压抑，影响心理健康。气溶胶颗粒凝聚后悬浮在空中，还会造成视程障碍，甚至引发交通事故。

（摘编自王润清《雾霾天气在气象学中的界定与防范》）

    石刻作为一种重要的文物形式，与陶瓷器、金属器、纸本类共同构成了我国历史文物的四大主干。从原始社会的古代崖刻，到周代的石鼓文；从秦始皇东巡刻石，再到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碑碣、墓志、摩崖、塔铭……石刻文物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歌功颂德、记人载事的赞、颂、记、志、铭等，有各种经典文集、杂咏、题名、地图、谱系、楹联、符咒、药方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

    从书体上看，石刻有古籀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特别是保存了大量各朝代的异体字，是研究中国文字发展史和书法史的重要资料。现存碑刻500余座、摩崖题刻800余处的泰山石刻，展示了中国书法艺术形变神异、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珍存着秦朝《李斯碑》、汉代《张迁碑》、晋代《孙夫人碑》，以及北齐《金刚经》大字和唐朝《纪泰山铭》等一大批名碑。泰山石刻无年月和书刻者姓名可考，明孙克宏《古今石刻碑贴目》称“今考其笔法，与邹县北齐韦子琛刻经同出一手。”清聂剑光《泰山道里记》记载：“北齐武平时，梁父令王子椿好内典，尝于徂徕刻石经二，并勒诸佛名，字迹瑰异，与其如出一手。是经当亦子椿所作也。”1989年《书法》第二期载王恩礼、赖非撰《铁山（石颂）的初步考察与研究》认为，此刻与邹县铁山摩崖经刻在字径、书体、风格极为一致，由此断定为东岭僧安道壹所书。以上诸说皆无定论，察其笔势风格疑为北齐人书。

    石刻与藏之于秘府的典籍不同，它铭之于石，公之于众，记录、揭示的史实也较为可靠，可以作为订正古籍的有力证据和补充经史的珍贵资料，其价值不下于甲骨文之于商周史，敦煌汉简之于汉史。两汉今古文经学的争论一直为历朝尤其是清代学者所关注，并融入到近代古史辨的学潮中，衍化成古书真伪之争。由于无法一睹汉代文本之真，争论似永无结果。20世纪20年代，汉魏石经残石在洛阳的出土引起学界极大轰动，王国维、罗振玉、马衡等人相继对之展开研究，初步揭开了汉魏石经的真面貌。不仅让我们目睹今文经本原貌、今古文经本差异，并可由此窥探两汉经学的发展状况以及秦汉以前经本流传中的错讹。

    石刻还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石头和文字、书法、刻工相结合，成为中国在人类文明史上特有的文化景观。泰山石刻中，有粗犷急就的凿石，也有精雕细刻的龟碑；有岩石小节，也有万丈摩崖；有平民题迹，也有帝王御笔。小字如蝇，大字如斗，真草隶篆，代不绝书。或托物咏志，或题景留名，或赞其拔地通天之雄，或颂其幽奥旖旎之秀，自然之美融合于石刻艺术，石刻艺术又浑然于自然之景。

    石刻是一种载体特殊的文物，相对于其他文物而言，它体积大，质量重，难以移动，易于毁损，保存难度较大。秦泰山石刻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封泰山时所立，由中国小篆的创始人——秦丞相李斯篆书，石刻约有222字，记载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德。然而这块无比珍贵的国宝，历经2200多年的天灾人祸，现在仅剩下九个半字了。

（节选自2016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中国文明究竟是土生土长，还是自外输入的呢？在古代，这肯定不是问题。向来都是“中国”辐射周边，哪有“华夏”是舶来品的道理？19世纪末，英国学者拉克伯里提出黄帝是从古巴比伦迁来的。此外，还有人认为华夏始祖从埃及来的、印度来的、中亚来的，不一而足。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主持发掘了河南渑池的仰韶遗址，这是中国现代考古发掘的序幕。他发现仰韶文化的彩陶与中亚的彩陶纹饰相似，于是提出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自西传入的假说。于是，当时不少知识分子对中国文明西来说深信不疑。在今天，所谓的“民科”圈子中，西来说仍颇有市场，需要再做辨析和澄清。。

    人类“走出非洲”说是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已经从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DNA分别证实全球现代人的母系和父系均根植于十多万年前的非洲大陆，我们都是智人的后代。大约两三万年前，智人的一支进入现在的中国境内，我们所说的56个民族，基本都是他们的后代。

    中国人的祖先的确是外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与文明也是外来的。什么是“文明”？不少人倾向于用西方学者的三要素（文字、青铜器、城市）来界定，但是，美洲文明缺乏铜器，印加文明甚至没有文字，但没有人否定它们是文明。文明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高级形态，社会复杂化是它的重要表现。大约在5800年前，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和凌家滩文化已经开始了社会复杂化的先声，阶级分化愈加明显。而在5300年前崛起的良渚文化，则被视作“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实证”。良渚古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城墙有40到60米厚。良渚古城、“土筑金字塔”莫角山（上有宫殿基址）以及周边的水坝，堆筑土方量约为1200万立方米。据推测，完成这样的工程，至少需要1000人连续工作十年。没有相应的社会调动能力，这是难以想象的。良渚文化的墓葬、居址、聚落都反映出严格的等级区分，俨然是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鼎、豆、壶、璧、钺、琮等礼器，都见于良渚文化。中国文明的重要特质“礼”，或已出现。良渚文化在距今4300年左右消亡，但它的一些文明要素，在夏商周三代文明中时有闪现，它融入了中国文明的肌体。

    中国文明自主发生，但并不意味着它在发展进程中没有与外界进行交流。远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中国文明便与西亚、中亚有着间接的接触。小麦、黄牛、绵羊、山羊、马、战车、青铜冶炼技术等逐步传入中国，为中国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我们并不能因此说，这些外来因素影响了中国文明的原生性。中国文明的创造者生于斯、长于斯，与今天的中国人血脉相连。中国文明的产生也不是建立在冶金术、小麦、战车等基础之上的，它们主要是“龙山时代”之后传入的，中国文明在此之前便已确立基本框架。它们传入之之后，也并没有改变中国文明的性质。金属冶炼技术是当时的高端技术，它是否外来尚存争议。但无可置疑的是，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主要是礼器和兵器，实用工具比例很小。原先用陶器制造的鼎、豆、壶等礼器，换成了青铜质地，但它们“礼”的内涵没变，中国文明并没有因此丧失了自身的特质。

（摘编自2017年11月29日《中华读书报》陈民镇《为何说中国文明不是西来的》）

    有人会说，幸福这个东西很难说，好像是很主观的感觉，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确实是这样，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若深入地问为什么会不一样，其实还是有标准的。一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从大的方面来说，其实是体现了价值观的，就是你究竟看重什么。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幸福是我们一切行为的终极目标，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手段。一个人想要赚钱赚得多一点，这本身并不是目的，他是为了因此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有人可能就要反驳了：我不要那么多钱，也可以幸福。比如说我读几本好书，就会感到很幸福。其实对后一种人来说，读书就是他获得幸福的手段。

    对于什么是幸福，西方哲学史上主要有两种看法、两个派别。一派叫做“快乐主义”，其创始人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近代以来，英国的一些哲学家，如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休谟对此也有所阐发。这一派认为，幸福就是快乐。但什么是快乐？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烦恼。身体健康、灵魂安宁就是快乐，就是幸福。他们还特别强调一点，人要从长远来看快乐，要理智地去寻求快乐。你不能为了追求一时的、眼前的快乐，而给自己埋下一个痛苦的祸根，结果得到的可能是更大的痛苦。另一派叫做“完善主义”。完善主义认为，幸福就是精神上的完善，或者说道德上的完善。他们认为人身上最高贵的部分，是人的灵魂，是人的精神。你要把这部分满足了，那才是真正的幸福。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等，包括马克思，他们强调的是人的精神满足。

    这两派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十分强调精神上的满足。如伊壁鸠鲁强调，物质欲望的满足本身不是快乐，物质欲望和生命本身的需要是两码事。生命需要得到满足那是一种快乐，但是超出生命需要的那些欲望反而是造成痛苦的根源。约翰·穆勒则强调，幸福就是快乐，但是快乐是有质量和层次的区别的，一个人只有各种快乐都品尝过了，他才知道哪一种快乐更深刻、更持久、更强烈、更美好。

    在中国哲学里，我感觉，道家比较接近“快乐主义”，尤其是庄子强调生命本身的快乐，还强调精神自由的快乐，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快乐。儒家比较接近“完善主义”，儒家认为人生的理想境界、最高的享受就是道德上的完善。

    也有哲学家认为，幸福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说人是受欲望支配的，欲望就意味着匮乏，你缺什么往往就对什么有欲望，而匮乏意味着痛苦。所以，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你是痛苦的，但是欲望满足以后，人是不是就快乐了呢？非也。欲望满足以后是无聊。叔本华说，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幸福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仅仅从满足身体的、物质的欲望层面来理解的话，幸福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超越欲望层面来看幸福，这个观点就不成立了。比如如你非常爱读书，你渴望去读那些好书，你知道一些好书在等着你读，那个时候你会痛苦吗？你不会。读完了以后你会无聊吗？不会。你感到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你会因此快乐。这就进一步说明，我们谈幸福问题，一定要超越纯粹欲望的层面，要从价值观角度去谈。

（摘编自周国平《幸福的哲学》）

当文艺创作遇上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缩写为AI）不仅出现在《终结者》之类的科幻电影之中，也开始走进我们的现实生活。比如，谷歌旗下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战胜了围棋世界冠军。就连人类引以为傲的文艺创作，也开始遭遇人工智能的挑战。日前，清华大学语音与语言实验中心（CSLT）作诗机器人“薇薇”通过了“图灵测试”（“图灵测试”是著名科学家图灵在1950年提出的一个观点，即将人与机器隔开后，如果有30%以上的机器行为被人误会为是“人”而不是“机器”所为，则机器应被视为拥有智能。），机器人“薇薇”创作的诗歌令社科院的唐诗专家无法分辨，有31%的作品被认为是人写的。

    文艺创作，是通过人脑进行的一种与情感、知觉、记忆与思维相关的复杂的精神活动，这本是人类的骄傲。面临人工智能，人类传统的文艺创作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机器人“薇薇”开启数据库诗歌写作模式。有的诗一看就是机器人笨拙的模仿，但有的诗判断的难度要大一点，比如这一首《落花》：红湿胭艳逐零蓬/一片春风细雨濛/燕子不知无处去/东流犹有杜鹃声。要想甄别就需要推敲，但只要认真思考，“细雨濛”之类别扭的用法还是可以被识别出的。

    那么文学创作上，人工智能在模仿什么？人工智能的写作本质上是一种“数据库写作”，其对于文学的模仿高度依赖数据库，越是海量数据，越有助于人工智能的学习，转载请保留此链接！。“薇薇”这类写诗的人工智能程序，学习过的古诗，估计是《全唐诗》五万首的几何倍数之上，故而可以在表面上，进行一些有模有样的模仿。

    虽说如此，但诗歌所展现的语言的优美与丰富的人类内心世界，永远无法被量化、被标准化。人工智能在“阅读”上可以远远超出所有诗人，它可以按照基本的诗歌规则组合出一首诗，但这种组合不是创作。

    其实我们今天讨论人工智能与文艺的关系，真正要担心的不是人工智能开始文艺创作，而是我们对于文艺的理解趋向人工智能化。某种程度上，值得当心的是反向人工智能，即人性的智能化，不是机器人变成了我们，而是我们变成了机器人。比如上文所引的机器人诗歌，如果有较好的诗歌修养并不难识别，但在各种伪托李白藏头诗的口水诗都可以在网络上流行的今天，我们担心越来越多的人将无法判断一首机器人诗歌和一首好诗的差距今天的我们注视着人工智能，也许就是在注视着未来的自己，我们必须警惕科学对于人文的步步蚕食。

    文学理论大家钱谷融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过“文学是人学”，文学的复杂始终对应于人心的深邃，人性是永远无法替代的部分。什么是人性？人性是那永远无法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部分。只要灵魂没有枯竭，文学这朵艺术之花会永开不败。

（选自《光明日报》）

“微”是一种平等的力量

微博的本质是什么？是一种不超过140个字符的片段式言说，是一种无时无地不在的即时通讯，还是一种人际交流的崭新模式？

    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体形态，微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其即时性和互动性的特征。一条信息随着微博用户“滚雪球”式转发，一传十，十传百，可以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之内获得千万次的阅读，这是传统媒体难以比拟的。

    然而，微博的意义远不止于“快速”。不同于传统媒体环境中“传”者与“受”者的显著分野，微博是一种平等的交流方式。传统互联网时代，有这样一句名言：“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而在Web2.0时代，我们借用这句话说：“在微博上，没有人在乎你是机构还是个人。”在微博上，无论你是机构，还是名人，都同普通用户拥有完全平等的发言权，“人人都有麦克风”，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平等也意味着选择的空间。在微博上，一条留言被阅读的次数，决定于发言者被关注的程度。微博允许用户自由选择发言者予以关注，“听”与“不听”，“听”谁说的权利，全在于每位网民自己手中。诚然，作为政府和社会组织，有着吸引更多“粉丝”的天然资本，然而，从长远来看，能否取得更多公众的稳定关注，本质上取决于政府的发言质量，是否坦诚，是否贴近，是否有用。

    “微”是一种琐碎的表达。140个字的容量限制，意味着寥寥数语即可成篇。这使不善言者增添自信，也决定了这个平台拒绝宏大叙事，拒绝长篇大论，拒绝高高在上。对于政府和机构而言，要在这个平台上更有效地发言，更有效地影响公众，就必须抛弃“公文式语言”，适应这种平实的、人性化的交流，精思慎言，依靠有效的信息、坦诚的交流来吸引关注，留住“粉丝”。

    “与其在别处仰望，不如在这里并肩”，这是国内某微博的广告语。对于普通网民而言，当原本需要“仰望”而略显“遥远”的政府机关化身为自己关注的列表中的一个普通的ID，“政府机关”便也具备了如同面对面朋友般的亲近与亲和感。政府微博上，一条条柴米油盐的信息可能显得细微甚至平淡，但在这种细微和平淡的交流背后，正是执政理念的不断进步，政治文明的点滴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