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1933年7月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签订了一项《国际白银协定》。其中规定美国政府每年购银不超过3500万盎司，中国则承诺不出售1934—1937年销毁银元所得之白银。1934年6月，在美国国会内部白银集团的压力下，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1934年购银法》，规定美国政府要通过购买的方式，设法使每盎司的白银价格提高到1.29美元；或者把白银在美国货币储备金的比重增加到1/4。1934年8月开始执行该法，下令白银国有化并从世界市场购银。

——摘编自卢宁编译《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材料二：1935年1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了《实施法币布告》，国家四大银行取得了法币垄断发行权，实行白银国有，规定法币与英美国家货币挂钩。法币的发行，标志着中国货币制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使货币制度更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基本摆脱了外商银行对货币发行和货币定价的控制，国民政府四大银行真正获得了中央银行的地位。

——摘编自郝慧泽、席林《略论中国近代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

材料：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国旗简介

﹣﹣据周游《象征、认同与国家：近代中国的国旗研究》等

上表介绍了近代中国国旗的演变情况，其中隐含着近代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诸多信息。在提取信息的基础上提炼一个观点，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相关知识予以说明。（要求：观点须明确具体，说明须史论结合。）

材料一 1938年11月13日凌晨长沙城突发大火。火灾发生后，各方纷纷开展紧急处置工作。但是，这些措施只能为灾民提供基本的生存和生活条件。湖南省政府协同其他部门组建诸多机构主导善后工作：开展灾民登记，完善收容措施，发放疏散费，清理火灾场所；提供小本借贷，为长沙民众提供谋生资本，使经济有所恢复；致力于城市重建，规划设计长沙新市区方案。但善后工作的具体实施遭受诸多阻滞，且城市重建因“大局敉平”迟迟未至，仅限于方案设计。

——摘编自郭辉《灾后救济与城市重建：1938年长沙大火的善后工作》

材料二 （全面抗战时期）各边区政府将代做军鞋作为战争勤务，要求根据地内凡符合条件的妇女均须承担义务，这也成为妇女投身抗日战争和拥军生产的重要方式。1947年5月，邓子恢在华东局支前工作会议上指出，“如无限度负担，群众负担不起，全省的负担不能加在几个地区群众身上”，并制定了“以战养战”的军需供给办法，即政府摒弃过去发动妇女慰劳或征派军鞋的方式，改用按件计工的订购制，在城市与集镇设立小型工厂，规定军鞋制作标准和工资，交由妇女制作；或由政府出布，铺好鞋面鞋底，交妇女拉底抽线，按件给薪。

——摘编自梁馨蕾《火线与针线：中共军队的军鞋动员与保障（1937—1949）》

材料一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农业逐渐走下坡路，危机不断凸显。1900年，美国1/3的耕地是为数以百万计的马匹和骡子生产饲料的，但随着汽车取代这些牲畜，越来越多的耕地用于生产粮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粮食的巨大需求造成了一种假象，但到20世纪20年代，粮食供应激增，而农村的收入却因农产品供过于求而大幅下降。1921-1929年农产品价格指数较1920年下降了35%，农业赋税却占农民纯收入的30%以上。美国垄断资本通过银行金融机构，利用贷款剥削农民和农场，1930年负债农场从1920年的37%扩大至42%。1929年，美国农业生产率较1913年提高了26%，机械设备减少了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但食品价格随着利润的减少而下降，小农无法支付新设备的成本。更加不幸的是，大萧条期间，美国一些地区气候异常，干旱持续了很多年，沙尘暴增多。一位露宿街头的农民说道：“1927年我种植棉花赚了7000美元，1931年失去了所有，1932年开始流浪。”

——摘编自孙树强《伯南克的“圣杯”：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背景及诱因》

材料二   民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下降，大大低于清代平均水平。1926-1937年总平均，农业收成只相当于丰年的64.4%。1931—1935年，我国农村出现了一场深刻的农业危机，农业生产萎缩，耕地大量荒芜。这一时期，中国农产品输出贸易总指数逐年下降，1935年比1929年下降一半。而1934年农产品价格总指数比1930年下降28%。随着西方剩余农产品和工业品源源流入，现银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海外，到1933年，全国农户大半处于负债之中，农民大批死亡。由于大众购买力萎缩，国内市场缩小，使完全依赖国内市场的民族工业如棉纺织业破产。……面对严重的危机，许多省份征收田赋不得而归，为此一些省份还征收各种杂税和提高税率。财政当局还实行新进口税则，降低税率，推动进口品汇价倾销。而此时中国共产党直面农村突出问题并开展土地革命，通过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对中国农村展开了全面改造。

——摘编自符长泉《三十年代中国农业危机及其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