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秦律以法家的“法治”理论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对各种严重危害专制主义皇权和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都做出了具体规定，由此产生了各种复杂、繁琐的罪名，其中主要有8类30余种之多。另外，有野蛮的连坐法和族刑（灭族）。……对后世的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律规定有造意（主谋）从重、随从减轻、犯罪者自首可酌情减免、区分故意和过失，以及累犯加重等规定。死刑分绞、斩两等。允许除十恶（一为谋反，二为谋大逆，三为谋叛，四为恶逆，五为不道，六为大不敬，七为不孝，八为不睦，九为不义，十为内乱）以外的其他罪以钱赎罪。还对老、幼、废疾和妇女在一定条件下减免刑罚。

——摘编自《中国法制史》

材料二：第537条  除法律规定的限制外，私人得自由处分属于其所有的财产。

第1134条  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

——摘自《拿破仑法典》

——摘编自黄水华《中国古代兵制》

材料：随着唐朝的发展，由少数民族将士组成的“蕃兵”“蕃将”，成为唐朝开边拓土的重要力量，高丽人高仙芝出身于将门之家，唐玄宗开元后期出任安西都护府，镇守西域，天宝六年（747），高仙芝率一万骑兵，历经艰难险阻，长途奔袭阻断西域商路的小勃律（今克什米尔境内），俘其国王，经此一役，“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服”。

天宝八年（749），高仙芝以石国（依附于唐朝的西域小国）不守番薯之礼为由，率军征讨，大肆杀掠，掠得大量金银珠宝，皆入其家。石国王子召引大食（阿拉伯帝国）军队进攻唐安西四镇，与高仙芝率领的唐军战于暹罗西域（在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唐军大败，自此，唐朝在西北疆域的扩展受阻。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