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图示一，图示二分别是秦朝的三公制和唐朝的三省六部制。

材料二：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是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唐初与边境各民族发生战争时，通常派遣大将充任某道行军大总管，统率调自各地的战士远征，战争结束后，往往留兵屯守要地成为军镇，行军大总管随即撤销。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为了避免远道征调，明确防御责任，在较大地区有统一指挥，临时性统率远征的行军大总管逐渐演变为大军区的常任最高长官。大致在开元中，所有军事长官一律称为节度使。天宝来年共有十个节度使，亦即十大军区。每一节度使有若干军、镇、城，配备定额兵士，发生战争时，各节度诸军或联合相邻诸军就足以防御来侵之敌，不需要中央临时调发军力。“边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边兵强盛，节度使权重巩固了边防，保证了内地的农业生产。但外重内轻的形势既已形成，最终导致安史之乱。

——摘编自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材料二：唐初又以无比的自信包容异族文化，融铸出多姿多彩的大唐风采。隋唐之重建西安以一种宏大的眼光，构成一座计划城市。……唐朝具有世界主义的色彩。……当中国皇帝威望最高的时候，恒河边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的宗主杈，一个阿萨密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审；使节来自高丽和日本；中国的都城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与安南人来定居。国子监亦即国立大学中，有这些国家的留学生，其中最具热忱的是日本人，其中有些像今日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在中国即曾居留达几十年。

——摘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三：以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为契机，唐太宗开启了汉文化大规模传入吐蕃地区的大门，其历史功绩可以和孔子创立儒学、占卜、历算、工巧等的贡献相媲美，唐太宗和符号化的孔子在政治与文化上的“至高性”和“重要性”就成为这二人所具有的共同点，唐太宗与孔子都可以算作汉文化的代表。

——摘自韩腾、石硕《从藏文史料对唐太宗的记载看藏族史学观》

材料四：

材料一

唐代长安人口“不啻百万”。城市呈棋盘状布局，由11条南北大街和14条东西大街分割而成。城内拥有108个坊，坊以外有东、西两市……全国和外国的商人，从四面八方汇聚京都，兴贩贸易。关于两市的行业。仅见于历史记载的就有：铁行、内行、笔行、大衣行……波斯邸等等。长安东市有“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唐肆则“如东市”。

——摘编自子墨《唐代工商业的繁荣与商业城市的崛起》

材料二

据周邦彦《汴都赋》记载，宋京城汴梁市场上有¨安邑之枣，江陵之橘，陈夏之漆，齐鲁之麻……无所不有，不可殚记”。宋代的早市“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至天明，羊头、肚肺……螃蟹、蛤蜊之类讫，方有诸手作人上市，买卖零碎作料，然后饮食上市”。在潘楼东十字大街，每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领袜之类，至晓乃散，谓之鬼市子”。

——搞编自罗吉义《宋代商业的发展和商业政策》

材料  开元四年(716)，山东地区发生严重的蝗虫灾害。在“天命论”和崇佛思想的影响下，老百姓对蝗虫无能为力，在路旁烧香磕头，乞求上天开恩，眼看着蝗虫食禾苗，不敢捕杀。满朝文武也都一筹莫展。唯独姚崇上疏积极主张捕杀蝗虫。他引经据典，极力说服玄宗，同时提出了灭蝗办法，并派遣御史分头督促各地灭蝗。后又派遣使者去各州县进一步检查捕蝗情况，并把各州县官吏捕蝗的勤惰、政绩大小上报朝廷，以促进州县捕蝗救灾。姚崇督责捕蝗，始终如一，因此捕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仅汴州一州，就捕蝗十四万石，投入汴渠顺流而下者尚不可胜数。在他的努力下，虽然山东连年发生蝗灾，也没有造成很大的饥荒。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