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

    “我有话要告诉你，小东西。”她说，“贝尔曼先生今天去世了，他也得了肺炎，只病了两天。头天早上，看门人在楼下的房间里发现他痛苦得要命。他的鞋子和衣服都湿透了，冰凉冰凉的。他们想不出，在那种凄风苦雨的夜里，他究竟是到什么地方去了。后来，他们在那棵常春藤下找到了一盏还燃着的灯笼，一把从别处挪来的梯子，还有几支散落的画笔，一块调色板，上面和了黄色和绿色的颜料。”苏艾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看看墙上的最后一片叶子，它在风中不飘不动，你不觉得纳闷吗？那是贝尔曼先生的杰作﹣﹣﹣那晚最后一片叶子掉落时，他画在墙上的。”

（节选自欧•亨利《最后的常春藤叶》）

乙

    “慢性饥饿，医生这样说的！你要晓得，他是这样去做活的！他想把店铺撑下去；但是除了自己以外，他不让任何人碰他的靴子。他接了一份定货后，要费好长时间去做它。顾客可不愿等待呀。结果，他失去了所有的顾客。他老坐在那里，只管做呀做呀﹣﹣我愿意代他说这句话﹣﹣在伦敦，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出比他更好的靴子！但是也得看看同业竞争呀！他从不登广告！他肯用最好的皮革，而且还要亲自做。好啦，这就是他的下场。照他的想法，你对他能有什么指望呢？”

    “但是饿死﹣﹣”

    “这样说，也许有点儿夸张﹣﹣但是我自己知道，他从早到晚坐在那里做靴子，一直做到最后的时刻。你知道，我往往在旁边看着他。他从不让自己有吃饭的时间；店里从来不存一个便士。所有的钱都用在房租和皮革上了。他怎么能活得这么久，我也莫名其妙。他经常断炊。他是个怪人。但是他做了顶好的靴子。”

    “是的，”我说，“他做了顶好的靴子。”

（节选自高尔斯华绥《品质》）

配角

聂鑫森

    父亲邵伟夫，先是话剧演员，后来又成了电影、电视演员。他的名字很气派，“伟夫”者，伟丈夫之谓也。可惜他一辈子没演过主角，全是很不起眼的配角，虽是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也就是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台词，演绎几个小情节而已。他的形象呢，身材矮小，脸窄长如刀，眉粗眼小口阔，演的多是反派人物：黑社会小头目、国民党下级军官、现实生活中的可怜虫……

    他的名字是当教师的爷爷起的，爷爷曾对他寄望很高。没想到他读中学时，有一次演一个小话剧的配角，神采飞扬，被动员去读一所中专艺校的话剧班，从此他就很满足地走上了演艺之路。

    因为母亲是苗族人，可以生两胎，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叫邵小轩，妹妹叫邵小轮。通俗地说，我是小车子，妹妹是小轮子。我们的名字当然是父亲起的，母亲似乎很欣赏，觉得低调一些反而会有大出息。

    母亲在街道居委会当个小干部，人很漂亮。我和妹妹似乎承袭了她的基因，长得都不丑。母亲对于嫁给了父亲，一直深怀悔意，原想会有一个大红大紫的丈夫，不料几十年来波澜不惊。我母亲都不让我们去剧院看父亲的戏；电视上一出现有父亲身影的剧目，她便立即换台。她还嘱咐我们，不要在人前提起父亲是演员。

    读初中时，一个男同学悄悄告诉我：“你爸爸的戏演得真好，可惜是个小角色。如果让他演主角，肯定火！”

    父亲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尤其是进入影视圈后，或是东奔西跑到一个个剧组去找活干，或是找到了活必须随剧组四处游走。每当他一脸倦色回到家里，首先会拿出各种小礼物，送给妈妈、我和妹妹，然后把一叠钞票交给妈妈。

    我把男同学的话告诉他，他听了，微微一笑，说：“在一个戏中，只有小人物，没有小角色，这正如社会的分工不同，却都是平等的。主角造气氛，配角助气氛，谁也离不开谁。”

    母亲轻轻“哼”了一声，然后下厨房去为父亲做饭菜。

    我看见父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很痛苦地低下了头。

    我读高中妹妹读初中时，父亲在出外三个月后，回到家里。他这次是在一部《五台山传奇录》的电视连续剧里，演一个貌丑却佛力高深的老方丈的侍者，虽是配角，出场却较多，拿了五万元片酬。他给我和妹妹各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给妈妈买了一个钻石戒指。

    我发现父亲的手腕上绑着纱布，便问：“爸爸，你受伤了？”

    他说：“拍最后一场戏时，和一个匪徒交手，从山岩上跌下来，把手跌断了，我咬着牙坚持把戏拍完，导演直夸我敬业哩。”

    母亲说：“你也五十出头了，别去折腾了，多在家休息吧。”

    他摇了摇头，说：“不！你工资不高，小轩、小轮正读书，将来还要给他们备一份像样的嫁妆。再说，小病小伤在拍戏中是常发生的，别当一回事。”

    我和妹妹不由得泪流满面。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学校就在岳麓山附近。三九严寒的冬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父亲在岳麓山的爱晚亭前拍戏，让我去看看父亲，还嘱咐我最好把自己伪装一下，别让父亲分神出了意外。

    漫天大雪，朔风怒吼。

    我戴上红绒线帽子、大口罩，围上羊毛围巾，穿上新买的中长羽绒袄，早早地来到爱晚亭前。警戒线外，看热闹的人很多，我使劲地挤站在人丛里。父亲是演一个寻衅闹事的恶霸，样子很丑陋，说话还结巴，然后被一个江湖好汉狠狠地揍了一顿，上衣也被撕破了，痛得在地上翻滚。这场戏前后拍了三遍，导演才打了个响指，大声说：“行了！”

    我看见父亲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后去卸了装，换上平常穿的旧军大衣。接着，又去忙着搬道具、清扫场地。等忙完了，他靠坐在几个叠起的道具箱旁边，疲倦地打起盹来，手指间还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香烟……

根生

刘林

    懂事时根生就听说自己的头上还落过个哥，哥打小就显出鬼头聪明，两岁不到就能从1到100顺着数倒着数，一村人都说这孩子见着出息了。哥六七个年头时，在门口的水塘边耍，瞅见水面浮着条斤把重的鱼，鱼半死不活的，哥就乐颠颠地拿着根竹竿去捞，想给爹弄顿下酒菜，爹嗜好红烧鱼块。鱼没上岸，哥脚底一滑，扑进水塘里。水塘像口大铁锅，一下子把哥吞没了。

    哥走了，爹娘也跟着闯了趟鬼门关。娘再也见不得鱼，一看见鱼胸口就疼，就一口口呕吐。爹一想哥心就空了寡了，再也沾不得丁点鱼腥。

    哥的头上还顶着两个姐，哥走了两年多才有的根生。

    根生生得跟哥一个模子，爹娘把对哥的爱挪到根生身上，根生却没显出哥的聪明劲。根生打小就觉得活在哥的身影里，在爹娘的眼里，他是哥的一道影子。爹娘一说到哥两眼就活了。

    根生的心一揪一揪地疼，他在心里使劲喊：爹娘，根生不是哥，根生是根生，哥是哥。你哥也叫根生。有次娘说漏了嘴。

    根生心上捅了一把刀子，哥叫根生，爹娘给他取了哥的名字，他成了哥的替身，替哥在这世上活着，却活不出哥的成色。根生心淌着血，他认定自己做不了哥，他替哥在这世上活着，他自己又活在哪呢？

    “根生。”娘扯着嗓子喊。

    娘喊破天，根生横竖就是不应。娘喊急了，根生丢过一句硬生生的话：“你叫哥的魂。”

    从娘那里，根生还得知先前爹给取了个名——苗生，满月时爹给改的名——根生。根生认定苗生才是自个的名。根生让爹把他的名字改过来，叫苗生。爹不答应。哥死了，你们把我当成哥。根生顶撞起来。

    爹气疯了，逮着根生狠狠揍了一顿。

    根生咬紧牙硬挺着，一声也不叫唤。“小子，咋不叫一声。”爹打得手软了，颤着声骂。“打死才好，打死了根生，苗生就活了。”根生盯着爹，恨恨地说。

    爹心头一颤，手再也落不下。爹突然呜呜咽咽地哭了，根生根生……爹一边哭一边含混地说。

    根生昂起头走到屋外去了，屋外的阳光很好，满天满地的温馨阳光。

    我叫苗生。根生在墙壁、围墙到处写下这四个字。

    一村子人盯着这四个字不由地笑。

    爹心头发冷，脊梁骨发凉，这犟驴子闹得一村子人都在看王家的笑话。一根藤上的瓜，弟咋一点不像哥呢。

    根生跟自个的名字拧上了劲，他让人喊他苗生，偏偏没一人叫他苗生，都一口一个根生地喊。

    他时常全身青一块紫一块地回家。根生却感觉不到身体的伤痛，心中生出一种快感，他为了自己的名字痛痛快快地打了一场又一场架。

    根生闹得学校鸡犬不宁，被学校开除了。

    回家后根生跟爹娘下地干活，农活一点就通，成了一把好手。根生不愿老呆在地里干活，喜欢爬树，爬到高高的树上，瞅着树底下走过的一个个村人。根生的目光跟毒虫似的，蜇得村人一个个心里发毛。

    “王根生，快下来……”村人站在大树下轰他，“这王根生，咋像大家都欠了他血债。”

    “根生，快下来，跟娘回家。”娘常对大树喊。

    根生像只壁虎贴在高高的树上，瞅着娘，目光扎得娘心头又疼又苦。

    根生呆在大树上，很少下到地上，一天偷偷地下几回地，也只是回家找点吃的填肚子。一年到头，根生活在大树上，在村里的一棵棵大树上来来去去。

    有天，根生像个野人似的出现在爹娘的眼前，根生突然安分下来，安分守己地活着，再也不去上树了。

    娘心头高兴，但闹不懂根生为啥突然变了个人。娘费尽心机才掏出根生的几句话：他亲眼看见村头冯二婶投的水，是淹死哥的那口水塘。心一下子惊醒了，他也像跟着冯二婶投了回水。从树上飞快溜下地，他奔到水塘边时，水面静了，又开始皱着细微的波浪。根生站在淹死哥的地方，觉得苗生死了，根生活了。

    娘一下子惊了心，哭着喊，苗生，你终于回家了。

    “苗生，不上树啦。”村人见了根生笑吟吟地说。

    “我叫根生。”根生大声地说。

    村人一个个开心地笑，喊，苗生，苗生……

    “我叫根生。”根生也一起开心地笑起来。

    不过，村里人走到大树下时，总要习惯地抬头向上望一望，喊声根生……

（选自《中国微型小说》，有删改）

我 村

龙应台

①香港仔是“我村”。“我村”的意思就是，在这一个小村里，走路就可以把所有的生活必需事务办完。

②早上十点，先去银行。知道提款机在哪个角落，而且算得出要等多久。两三个月一次，你进到银行里面去和专门照顾你的财务经理人谈话。坐到一个玻璃方块内，他把你的财务报表摊开。他知道你什么都不懂，所以用很吃力的国语认真地对你解释什么是什么。有一天，他突然看着你说：“我走了，你怎么办？”好像一个情人要去当兵了，担心女朋友不会煮饭。原来他要跳槽去了。

③十一点，到二楼美容院去洗头。长着一双凤眼的老板娘一看到你，马上把靠窗的那张椅子上的报纸拿开，她知道那是你的椅子。她也知道你的广东话很差，所以不和你聊天，但是她知道你若是剪发剪什么发型，若是染发用的是什么植物染料，在你开口前，她已经把咖啡端过来了。

④十二点，你跨过两条横街，到了邮局，很小很小的一间邮局。你买了二十张邮票，寄出四封信。邮政员说：“二十文”。“二十元”说“二十文”总让你觉得好像活在清朝。但是还没完，他的下一句是：“你有碎银吗？”没有，没有“碎银”。因此他只好打开抽屉，设法把你的五百大钞找开，反倒给了你一堆“碎银”。

⑤带着活在清朝的感觉走出邮局，你走向广场，那儿有家屈臣氏，可以买些感冒喉片糖浆。你准备越过一个十字路口，不能不看见十字路口那个小庙，不到一个人高，一米宽，矮墩墩地守在交通忙乱的路口。蹲下来才看见小庙里头端坐着六个披金戴银的神像，香火缭绕不绝。计程车在川流不息的人群里挤来挤去，庙口的信徒拈香跪拜，一脸虔诚，就在那川流不息的人潮车阵里。矮墩墩的庙却有个气势万里吞云的名字：大海王庙。庙的对联写着：“大德如山高，王恩似海深。”信徒深深拜倒。

⑥广场，像一个深谷的底盘，因为四周被高楼密密层层包围。高楼里每一户的面积一定是局促不堪的，但是没有关系，公共的大客厅就在这广场上。你看过鸽子群聚吗？a香港仔的广场，停了满满的人，几百个老人家，肩并肩坐在一起，像胖胖的鸽子靠在一起取暖。他们不见得彼此认识，很多人就坐在那儿，静默好几个钟头，但是他总算是坐在人群中，看出去满满是人，而且都是和自己一样白发苍苍、步态蹒跚的人。b在这里，他可以孤单却不孤独，他既是独处，又是热闹，热闹中独处，仿佛行走深渊之上却有了栏杆扶手。

⑦最后一站，是菜市场。先到最里边的裁缝那里，请她修短牛仔裤的裤脚。二十分钟后去取。然后到了肉铺，身上的围裙沾满了血汁肉屑的老板看见你便笑了一下，你是他练习国语的对象。第一次来，你说，要“蹄髈”，他看你一眼，说：“台湾来的？”

⑧“怎么知道？”

⑨他有点得意：“大陆来的，说肘子。广东人说猪手。只有台湾人说蹄髈。”

⑩嘎，真有观察力，你想，然后问他：“怎么说猪手？你们认为那是它的“手”啊？那你们认为猪和人一样有两只手，两只脚，而不是四只脚啊？”

他挑了一只“猪手”，然后用一管蓝火，快速喷烧掉猪皮上的毛，发出滋滋的声音，微微的焦味。

⑪花铺的老板不在，一个脑后梳着发髻的阿婆看着店。水桶边有一堆水仙球根，每一团根都很大，包蓄着很多根。“一球二十五文。”阿婆说。我挑了四个，阿婆却又要我放下，咕噜咕噜说了一大串，听不懂；对面卖活鸡的阿婆过来帮忙翻译，用听起来简直就是广东话的国语说：“阿婆说，她不太有把握你这四个是不是最好的根，所以她想到对街去把老板找回来，要老板挑最好的给你。”

⑫阿婆老态龙钟地走了，剩下我守着这花铺。对面鸡笼子里的鸡，不停扇动翅膀，时不时还“喔喔喔”啼叫，用最庄严、最专业的声音宣告晨光来临，像童话世界里的声音。但是一个客人指了它一下，阿婆提起它的脚，一刀下去，它就蔫了。

医心

明晓东

    街上喧闹声传来时，王仁甫正在医心堂和白忠孝对坐品茗。听着外面日本兵叽里咕噜的叫喊声和皮靴重重敲击青石板街道的声音，白忠孝的手一阵颤抖，绿莹莹的茶汤淋湿了面前摊开的医书。白忠孝长叹一声，这群蛮夷又在抢掠了，这日子啥时才是个头呢？

    王仁甫侧了身子仔细听了听，依旧低头无语。

    二更天时，急促的拍门声响起，王仁甫轻轻拉开门，闪进两个人影，其中一个受伤者被另一个人拖了进来。王仁甫扶伤者躺下，端起油灯仔细查看，白忠孝拉过王仁甫，悄悄地伏在耳边说：“师兄，怕是青龙山游击队的吧，日本人追究起来，咱俩可就没命了。”

    王仁甫看了师弟一眼说：“伤者必救，这是师父的规矩，你不记得了？”

    白忠孝就嗫嚅着退到一边，心惊胆战地听听窗外的动静，不再说话了。

    王仁甫先是取下墙上的皮囊，捻起一枚银针，在麻油灯上燎过，然后扎进伤者的穴位。片刻，汩汩流血的伤口便止住了血。王仁甫伸出一只手一点一点地捏着，把碎裂的骨头复位，再敷上草药，揩掉头上的细汗，牵出后院的骡子，套上车扶伤者躺了上去，目送两人在黑暗中离去。

    翌日，门外飘起了膏药旗，日本兵长驱直入，把医心堂翻了个底朝天，然后抓走了一旁瑟瑟发抖的白忠孝。不几日，人们经常看到白忠孝点头哈腰地围着日本鬼子大队长宫本一郎转来转去，才知道白忠孝医好了宫本的头痛病，成了日本人的军医。

    白忠孝带着宫本走进医心堂的时候，王仁甫正捻着他的宝贝银针，一枚一枚地仔细看着。宫本一郎进门就喝退了身边的随从，双手抱拳说：“久闻王先生神针大名，今日总算有幸目睹了。”王仁甫随意一笑，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了。

    宫本也不客气，单刀直入地说：“听贵师弟白先生说，令师曾传针灸秘术于你，可否让在下看看？”

    王仁甫正色道：“中华医术博大精深，乃我民族之瑰宝，岂容异族觊觎？先生死了这条心吧！”然后拱了拱手，算是送客。

    宫本一郎沉下脸来说：“仁甫君再好好想想吧。”说完，带着手下走了。

    过几日，白忠孝独自一人来了，劝王仁甫投靠日本人。白忠孝告诉王仁甫，宫本怀疑青龙山游击队长刘一飞当日受伤是他救的，就这一条足以杀了王仁甫全家。白忠孝还说，宫本有头痛病，一高兴或是一发怒就头痛得满地打滚，要不是念在王仁甫的神针可以救他，早就抓了王仁甫进日本人的大牢了。

    王仁甫笑了笑说：“咱俩师出同门，你就可以治他，而且可以凭着手艺尽享日本人的荣华呀！”

    白忠孝拉着王仁甫的手说：“师兄，你明知我的针灸术不如你，我只能治得了宫本一时呀！”

    王仁甫拍拍白忠孝的手说：“好吧，你坐下，我把师父的针灸术教给你，你就可以治好宫本一郎的病了。”白忠孝坐在椅子上，王仁甫捻起一排银针，悉数刺入白忠孝头顶上，片刻后取下，对白忠孝说：“这神针之妙就在于针的深浅不一，深一毫则当场毙命，浅一毫则治不了根本，师弟切记啊！”

    七日后，宫本头痛病再犯，白忠孝依着师兄传授之术，将银针一一刺入宫本的胖脑袋，片刻间宫本只觉得神清气爽，而扎完针后白忠孝却颓然倒地，再无气息。宫本挥挥手，让手下将白忠孝拖到荒野弃尸。自此，宫本的头痛病也不再犯了。

    再说白忠孝被扔在荒野，被青龙山游击队发现竟是当日救过队长的先生的师弟，就抬上了山准备找个地方掩埋，岂料一锨土下去，白忠孝却长出了一口气，醒了过来。活过来的白忠孝不敢说自己帮过日本人，就留在了游击队给伤员治病。

    几个月后，宫本一郎指挥手下围攻青龙山，游击队已经弹尽粮绝，眼看着青龙山就要被攻下。宫本手舞军刀大笑，正指挥着日本兵最后冲锋的时候，突然觉得头皮一麻，头痛病又犯了。宫本丢了军刀，捂着脑袋直挺挺地倒下去，一蹬腿死了。

    游击队乘机反攻，全歼了日本鬼子。游击队员不解，为什么没人击中宫本，宫本却自己死了。只有白忠孝不语，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医心堂再次开张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投降。王仁甫端坐在草药味弥漫的大堂里，白忠孝也进来了。白忠孝进门就跪在王仁甫面前说：“师兄，我没能遵从师父教诲，帮了日本人，害了别人也差点害了自己呀！要不是师兄扎我几针，恐怕我已是罪人了呢。”见王仁甫不语，白忠孝又说：“你扎我，我再扎宫本，一样的针法，咋就治死了宫本呢？”

    王仁甫哈哈一笑说：“宫本病在身上，一针刺进神经止住疼痛，再一针刺出脑血管微疵，欣喜若狂自会出血而死；而你身虽无病却病在心神，一针刺你灵魂出窍，再一针刺你回归正道，是为医心啊。”白忠孝跪地不起，王仁甫双手搀起白忠孝说：“心已归正，就忘记过去，我教你师父的神针绝技吧。”

    自此，医心堂名震省内外。

（节选自《微型小说选刊》）

住在“本葆将军”旅店的老船长

（英）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当年我父亲开“本葆将军”旅店的时候，有一天，一位皮肤黝黑的老海员到我们旅店来投宿，他的航海用的大木箱搁在他身后的双轮手推车上，黏糊糊的辨子耷拉在脏兮兮的蓝外套的肩部，粗糙的手上疤痕累累，指甲乌青而残缺不全，一道肮脏的铅灰色刀疤横贯一侧面颊。他一面环顾着小海湾，一面径自吹着口哨，接着嘴里突然冒出了那支水手谣：

十五个家伙争抢死人箱——

哟——嗬——嗬，

快来一瓶郎姆酒！

高亢、苍老、颤动的嗓音仿佛汇入了绞盘机起锚时众人合唱出的破调门。接着，他用一根自带的像铁头手杖似的木棍子重重地敲门。当我父亲出来后，他又粗声大气地要来杯郎姆酒。酒送到后，他慢慢地啜饮，一面细细地品味，一面还继续打量着四周，抬头审视我们的招牌。

“这是个挺便利的小海湾，”最后他说，“而且酒店的位置不错。客人多吗，伙计？”

我父亲告诉他不多，客人非常少，实在遗憾。

“那么好吧，”他说，他冲着推手推车的人喊道，“把车子靠边儿，帮我卸下箱子，我要在这儿住上一小段儿。”接着他又说，“我是个简单的人，有郎姆酒、咸肉和鸡蛋就成。你们该怎么称呼我？你们可以叫我船长。噢，我懂你的意思——瞧这儿！”说着他把三四枚金币抛在了门槛上“用光的时候告诉我。”他说，神情严厉得像个司令官。

也整天带着架黄铜望远镜在小海湾一带转悠，要不就在峭壁上游荡；整晚坐在客房火炉旁的角落里，拼命地灌郎姆酒。大多数时候，别人和他说话他都不予理睬，只是猛然抬头瞪人一眼。每天，当他巡游回来的时候，他都会问是否有船员路过。起初我们以为他问这个问题是寻找伙伴，后来我们才开始明白他是想避开他们。每当一个船员到“本葆将军”旅店来投宿，他在进餐厅之前总会透过门帘窥探一番，一旦有一个这样的人在里面，他必定会像只耗子似的不声不响。有一天他曾把我拉到一边，要我帮他“留神一个独腿水手”，并且一旦那个人出现就向他通风报信，这样每月月初他就付给我一枚四便士银币。

有些晚上，在他喝了他的脑袋支撑不住的过量的郎姆酒和水后，他就坐下来唱他那些个邪恶、古老、粗野的水手歌曲，旁若无人；但有时他会嚷着轮流干杯，还逼着所有战战兢兢的房客们听他讲故事，或者和他一起合唱。我常常听见房子和“哟—嗬——，再来一大瓶郎姆酒”的歌声一起颤动；邻居们全都为了宝贵的性命、怀着对死亡的恐惧加入到这歌声里来，而且一个比一个唱得响亮，生怕引起他的注意。有时是因为一个问题，有时则是因为没人提问题，他断定大家没好好听他的故事。于是他会用手拍着桌子要全体肃静；他会勃然大怒，暴跳如雷。在他喝得醉醺醺的、摇摇晃晃地上床之前，他不准任何一个人离开这个旅店。

船长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全部时间里，除了从一个货郎那里买些袜子外，他的穿着丝毫未变。那个航海用的大木箱，我们谁也没见他打开过。

他只碰了一次钉子，那是利弗西医生在一个傍晚来给我父亲看病，用了点我母亲准备的晚餐后走进了客厅，等人把他的马从小村子里牵过来，因为我们的旅店没有马厩。这位医生明亮的黑眼睛和翩翩的风度，同那些轻佻的乡下人，特别是同那个猥亵、笨拙、醉眼惺忪的我们心目中的海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突然，他——也就是船长——开始唱起了他常唱的水手谣∶

十五个汉子扒上了死人箱——

哟——嗬——嗬，

再来一瓶郎姆酒！

我察觉到，医生对此毫无赞赏的表示，因为他在同花匠老泰勒谈话，他只是抬头望了一下，接着就又谈论起关于治疗风湿病的新药方来。同时，船长逐渐被自己的歌鼓动起情绪来，最后他玩起了我们都知道的那一套，用手拍面前的桌子——安静。声音立刻平息下去，只有利弗西医生一如既往地讲着，声音清晰悦耳，在每一句话间还轻松地抽一口烟斗。船长盯着他瞅了一会儿，又拍了一遍桌子，更为严厉地瞪着他，最后用恶狠狠、低沉的声音咒骂起来：“安静，都给我安静！”

“你是在关照我吗，先生？”医生说道。

这个老家伙的暴怒是可怕的。他跳了起来，拔出并打开了一把水手用的折叠式小刀，摊开在他的手掌上，好像是恐吓医生，要把他扎到墙上去。

医生岿然不动。他转过头来，声音略微高些，口气却相当平静而严肃：“如果你不立刻将刀子送回你的口袋，我以我的名誉发誓，你将在下一次的巡回审判中被绞死。”

接着，在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目光的对峙战。但是船长很快便屈服了，放下了他的武器，退回到座位上，像只挨了打的狗似的咕哝着。

医生继续说道：“现在，你听着，先生，我不仅仅是个医生，我还是一名地方法官，如果我听到一句对你的控告，哪怕只是像今晚这样的一次无礼，我都将为此而采取有效措施，追捕并找出你。”

不久，利弗西医生的马被牵到了门前，他就上马离开了。但是那天整个晚上船长都保持沉默，并且后来许多晚上也是这样。

（节选自《金银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