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极其有限的篇幅里统摄庞大问题的著述，往往最后只能止步于浅尝辄止。但这本《中国艺术演讲录》是个例外。这本集子汇集了近代赫赫有名的中国文物收藏家和鉴定家福开森于1918年在芝加哥艺术学院所作的六次关于中国艺术的演讲。

    文化的传承具有根植性和排他性，要了解异域的艺术文化，“蜻蜓点水”并不难，难的是深入对方传统的内核。福开森做到了。福开森七十岁时，画家李育灵为其画像。画中的福开森虽有着洋人的容貌，但其衣着、身形、气韵已与中国文人并无二致，而整幅画的留白、款式也都是典型的中国范儿。这幅画像就像是福开森与中国艺术关系的隐喻。初翻这本演讲录的谋篇，并不深奥，依据的是大家在初识中国艺术时常会依附的支脉：“青铜器”“玉器”“石刻”“陶瓷”“书画”和“绘画”。但是平淡的不一定无奇。对于中国文化和艺术精神主脉的独立拿捏令福开森虽然依循着“骨感”的大而化之的框架，但他的论说却是“丰满”的——他可以旁征博引许多历史故事，可以列举出被我们忽略的故宫博物院某一件藏品来作为例证。他就像是在用自己的笔墨描摹一幅中国艺术地图。地图上每一个“标注点”，除了精准、切中肯綮，还有着鲜明的个性色彩，而“手绘”就成了这幅“地图”最耐人寻味之处。即使福开森选取的“标注点”并非全新，“标注方式”却常新鲜别致——譬如，许多大家都曾论及的“中国画立足于记忆性复现和想象性重构，而不是对模型或模特作精确的摹写”的观点，福开森通过构想《仿真图》和《宋人虎图》的成画过程来试图还原中国文人作画的过程，生动可感又余味悠长。当然，“个性鲜明”的潜在弊端是“主观”以及因此可能导致的偏见，特别是对于具有天然且深厚西学背景的福开森而言。但是，西学背景不仅没有成为他研读中国艺术的屏障，反而令他越发领悟到深植于中国土壤的中国艺术本质所在。西方艺术的种种标准和情状，作为一种“视觉经验”反而更显现出中西方艺术的“区别性特征”。所以，在这本著述里，福开森会质疑西方学者对于中国艺术的评判。但他并非只是偏向中国艺术和中国专家的阵营，深厚的中西方学术根基令他不会盲从和迷信任何一方的既有观点——他只信赖自己的眼光。即使面对的是已经盖棺定论的观点，他还是要经由自己的独立思考延展伸发。这种在观点论争和考辨上的独立精神弥漫在整部著述中，令这本“入门读物”蕴藉丰厚。

    尽管福开森对中国艺术的理解已然深潜入其神髓，但在字里行间依然掩盖不住这本著述的“异域气质”。事实上，福开森也并无意于“掩盖”。这也正是“手绘”地图的笔墨意之所在——他用济慈的诗来注解中国山水画，用斯宾塞和丁尼生的名言来体悟关全的山水杰作。这些灵光乍现的“宕开一笔”，让我们对于中国艺术在人类艺术史中的格局有了亲近而切实的感受。艺术的国界如此模糊，因为人类的心灵如此相近。

（改编自《中国艺术的“手绘地图”》）

    在人类文学艺术的宝库里，喜剧艺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俄国思想家巴赫金就说过：“一切真正伟大的东西，都应包含有笑的因素。”

    当前，喜剧文化日益成为中国审美文化的重要形态。电视娱乐化浪潮此起彼伏；喜剧电影日趋繁荣；在戏剧演出市场，喜剧颇受观众青睐。各种形式、各种风格的喜剧艺术奏响了这个时代的喜剧大合唱。

    不过，当下的喜剧发展也是问题丛生。各种搞笑、逗乐、嬉闹，都被视为喜剧，将喜剧等同于娱乐，喜剧成了一个容纳所有娱乐形式的大箩筐，搞笑的东西都往里装。当今时代，喜剧的处境非常尴尬，有些所谓“喜剧”，实际是闹剧而已，甚至为了逗乐而陷入低俗娱乐。喜剧被扭曲、被矮化，喜剧因戴上了名缰利锁而失魂。何谓喜剧之魂？乐观自信、理性超脱、自由狂欢的喜剧精神乃是喜剧之魂。

    伟大的喜剧艺术作品一定是喜剧精神高扬的作品。以戏剧为例，中外戏剧史上，真正优秀的戏剧作品，要么悲剧精神强烈，要么喜剧精神鲜明。而优秀的正剧也并非悲喜调和、不悲不喜，而是悲喜交融、有喜有悲。而当代不少所谓的“喜剧”作品，则多是不喜不悲、平淡寡味的平庸之作。

    数年前，哲学家俞吾金曾断言，一个“以喜剧美学为主导性审美原则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当今时代，人们需要通过喜剧的笑声来稀释沉重、抵抗孤独、化解焦虑。喜剧是嘲讽愚陋、抨击邪恶、褒美贬丑、祛邪扶正的艺术。喜剧就是vx理性的精神、敏锐的眼光、智慧的头脑、批判的视角审视纷繁复杂的现实人生，让人对自己的存在及其周围的环境保持清醒的认识，能够以“轻松、幽默和爽朗”的乐观态度面对生活的种种考验。

    一部喜剧艺术史证明，那些贴近现实人生、针砭时弊、鞭挞邪恶、追求真理、充分高扬起喜剧精神的作品，才是老百姓乐于接受的。可是，多年来，已经很难看到这种精·心构思、发人深思的喜剧作品了。有追隶轻松效果、浅薄庸俗的滑稽楚剧，却缺少从心灵深处汲取的智慧；有对历史的随意篡改和戏说，却失去了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力和追求正义与真理的勇气。有“巨无霸”式的大制作，却没有灵魂的大震撼。

    当代的喜剧精神内涵容易被“一种肤浅的现世观念和欲望的快乐原则所取代”。如果将喜剧等同于平庸浅薄的逗乐、搞笑，那将是喜剧的矮化和异化，是喜剧的悲剧。真正的喜剧是理性和智慧的产物。伟大的喜剧作家，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胆识超群，他正视现实、敢说真话、乐观自信。当代民众所热爱的喜剧正是那种贴近民间、直面现实、嘲讽邪恶与丑陋、维护真理与正义的喜剧。只有这样的喜剧才会是出自智慧的心灵，并能产生犀利的嘲笑和沉思的微笑。

（摘编自2017年10月6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今年是话剧进入中国110周年。话剧初入中国之时，启发民智，旁不可挡。之后的几十年，话剧对现实产生巨大影响。百余年来，话剧界涌现出众多优秀的艺术家、演出团体以及《雷雨》《北京人》《茶馆》等大批优秀的本土原创作品。随着政府大力发展文化艺术，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了许多扶持政策，对于当代本土戏剧的发展助力很大，形貌多样的演出剧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各种鼓励原创的政策和措施激发了戏剧从业者的创作热情，盘活了演出市场。同时，难免有各种力量争相加入戏剧的运作，只为资助和奖励，而置艺术于不顾。这也是全国上演的剧目数量虽多，但具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能够引人思考的佳作依然稀少，在舞台技术和表演、导演技艺大幅提升的同时，很多戏剧作品的精神品质反而下滑的原因之一。

    戏剧常常是社会的缩影，折射出世态人情。伴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娱乐化的浪潮，近年来，戏剧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震荡和变化，戏剧乃至艺术的生存环境、审美情趣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放任票房、收视率成为作品效果唯一的衡量标准，功利主义对于制作方、创作者乃至观众的引导作用不可小觑。一些原创剧目舍本逐末，追求外在呈现形式的新奇，却忽视作品的内涵和本质；一些剧目明知文本基础差、有硬伤，却由于种种原因仓促上马；盲目投资、拔苗助长等问题也陆续出现。精美的舞台呈现配上严重缺失舞台剧特质的电视剧化、空洞、平庸的剧本，都阻碍着戏剧的进一步发展。戏剧作品若是缺失了精神世界、丧失了思想的光芒，任何所谓的新技术、新方法甚至新形式都难逃被迅速遗忘和淘汰的命运。在舞台技术性大幅提升的情况下，戏剧返璞归真，加强剧作和演出的精神内涵越发显得迫切。

    艺在于技，更在于心，如果创作者没有发自内心的创作冲动，戏剧人物的心灵碰撞与选择必然显得虚假。创作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品艺术水平的高低，敬业和操守是一切成长和发展的前提与保证。创作者若果仍处于就事论事或者堆积材料的阶段，作品就会在整体上缺少创意和思想的火花，更多的是以戏剧的形式来讲述一段生活、故事，侧重展示现象而忽略对本质的抓取，这就没有深入到塑造独特角色，探索人物心灵轨迹以及体现独特情感色彩的创作轨道上来。

    戏剧水平的提升不是一日之功，只有精益求精，才能破除创作上的僵硬化、同质化和模式化，从而让戏剧作品透过外在形式，深入人物的内心，找到到直抵人类心灵之路，焕发出戏剧创作内在的精神力量。当戏剧创作者自觉抵御外部环境的各种诱惑，更多关注作品的内涵及其内在精神提炼的时候，中国话剧的潜力和活力才能真正迸发。

（摘编自2017年6月28日《光明日报》）

    在中国古代风起云涌的政治变革浪潮中，土地问题总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变迁的历史进程。

    纵观中国古代政治史，为君者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把土地和附着在土地上的人民牢牢控制在手中，这就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的推行来实现。西周建立后推行分封制与井田制，使得王权和土地开始真正结合在一起。

    与此相适应，中国古代的政治变革往往伴随着以土地为核心的经济变革。商末周初的政治变革在历史上影响甚巨，其以“授民授疆土”为核心的封建体制便是最重要的代表。周初重器大盂鼎铭文中记载了周康王封赐给一位名孟的贵族土地、人民的情形，就是这一制度的生动写照。作为配套制度而行的井田制在当时也举足轻重。春秋中期以后以井田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走向瓦解，新的土地关系与生产关系开始出现，引发了政治领城内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变法，便抓住了土地这一关键问题，在地方行政和土地分配两方面完成了新旧制度的更替。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的两千多年间，以皇帝为主导的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巩固，土地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稳定。

西汉中期以后，聚敛了大量土地与财富的地方豪强严重危及了中央的税治。对此，大儒董仲舒曾建议通过“限民名田”“来抑制土地兼并，但未被采纳。自此以后，严重依赖地方最强的中央政权无心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最终形成了魏晋由北朝时期延续达教百年的门阀政治。中央对所辖区域内土地与行政权力的控制越来越弱，反过来又促使中央政权对土地关系地方行政运行机制进行调节与整頓。于是，在隋唐北宋时期，中国历史上又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与土地变革。

    隋朝建立，推行均田制。这些本应在打击豪强大族势力方面效果显著的措施，在当时的情况下却稍嫌操之过急，根基未稳的隋王朝也迅速覆亡。随后崛起的李唐政权在土地分配方面延续并完善了均田制。使得唐朝开始走向强大； 但自天宝之后，中央政权失了对地方行政的主导权，出现了藩镇割据、边疆不守的局面，以此走向消亡，此后，北宋政权所进行的改革仍然是以土地的控制与分配为中心，将地方权力大都收归中央，改变了地方势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的局面。

    元明清三代，虽然最高统治者的民族身份不同，但他们采取的政策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与两宋时期边患屡兴相比，元明清对边疆的控制也明显加强，而“摊丁入亩”等政策之所以能够推行，依靠的正是国家对土地所有与分配体系的绝对控制。

    中国古代政治变革与土地权力发展的关联使我们认识到，土地与中央集权抑或君权的一体化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高度统一，土地与君权的联动机制也使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较为固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的政治因素的萌生与发展。而当土地与君权出现矛盾冲突时，往往会出现政治危机甚至政权更迭，这又促使掌权者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缓解矛盾冲突。

（选自刘伟《土地问题决定中国古代政治走向》，有改动）

漫说姓名文化

    当我们热热闹闹地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我以为，我们其实遗忘了最大的一笔遗产——姓名文化。姓名文化经数千年积累演变，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文化系统，蕴涵着丰厚的人文信息、民俗资源、历史积淀、社会符号、文明指向、思想意趣、家族身份、修养成果。这一文化系统不但影响了其他民族，而且辐射至周边地区。

    人人都有自己的原初之根、文化之根。这个根是民族、国家和籍贯不能替代的。我们的5000多个姓氏，大多源于上古，几乎都存有自己的起源故事和嬗变历史。从先秦姓与氏的“别婚姻”“别贵贱”，到秦汉的姓氏合一，再到中华民族大家庭内许多民族纷纷采用汉姓，每个姓都是一部历史。

根的意识曾是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根的文字载体就是绵延不断的谱牒，根的终极意义是宗亲归属感。从前，谱牒和宗亲的广博关怀可以让千里之外的人也互为依托；现在宗亲仍可以令个人与家庭在茫茫人海中，在生疏的大千世界里，寻求到一份精神的慰藉.这宗亲早已不是血缘之亲，而是一种天然存在的横向联系。

在浓浓的姓氏文化熏陶下，不管走到哪里，仰望“四知堂”的匾文，我们就知道了主人姓氏的归属；远远看见“陇右名望”，我们就明白了这一村的大姓是什么。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寄身于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无形的姓氏文化则保存在有形的匾额和石刻里。

我们的人名文化历史也很悠久，内涵更为丰富。从商代的干支入名，到后来的“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入名的禁忌；由春秋战国时期打破禁忌，好以贱丑隐疾为名，再到西汉以后尊崇圣洁文雅为风尚；从新莽禁用双字，到南北朝盛行二字；由唐宋时期形成的以辈次命名，再到清乾隆钦定孔子后裔辈次用字30个，不但组成了绵延不绝的人名历史，也在人名的走向转变中显示了我国历代的官风民俗。人名文化还包括字、号，还有学名、小名、诨名，互补互衬，传递出长辈的期待、自己的志向和旨趣。

    我们的人名文化最讲究避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是避讳的基本原则，反映了我国文化传统的道德观念。其中，家讳、内讳是家庭之避讳，国讳、宪讳、圣讳，属于社会之避讳。在避讳中，嫌名，即避字音同或字音近之讳，最为普及。避讳的方法有改字、空字、缺笔、换音。那个时代，家讳这一显示民族伦理精髓的避讳最为顽强。

    姓名文化，作为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一种活的传承，而这传承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传承的载体，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对其兴衰负责。如何传承我们的姓名文化，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每个人思考。

材料一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0）先后对“粮食安全”作过三次定义，分别是1974年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1983年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以及1996年的“让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充足的、安全的和有营养的食物，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粮食安全的早期定义仅限于供给层面，主要强调国家和全球的粮食供给。但研究发现，由于粮食没有得到合理分配，以及在获取食物上存在物质、经济或社会文化方面的种种障碍，导致国家或全球充足的粮食供给本身并不能保证家庭的粮食安全，这使得1983年的定义将重点转向家庭和个人获取食物的问题，对粮食安全的政策关切逐步将收入、支出、市场和价格因素纳入考虑。第三次定义进一步拓展了粮食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内涵上将食物的卫生和健康标准以及营养平衡纳入考虑，外延上则引入人权和社会文化等因素。

由于许多国家数据收集系统不完整，加之政策背景差异，进行全球粮食安全评价面临较大的挑战。目前，数值模拟、试验方法和统计模型是国际上粮食安全评价常用的三种基本方法。

（摘编自《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4期有删改）

材料二

我国是世界上仅有的5%能够实现粮食自给的国家之一，但国外风险已跨越有形壁垒深入影响我国粮食产业发展。表现为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国内市场受到挤压，粮食“三量齐增”（高产量、高进口、高库存）现象依然存在，饲料及国内畜牧业受国际大豆市场价格传导影响大，外资粮企已逐渐竞争布局我国粮油市场等。为此，我国“粮食自给”战略不是尽量减少全球联系带来的风险，放弃国际化，而应主动出击，在更加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下，立足全球视野，积极参与全球粮食规则制定。加强国际农业合作，建立可靠的国外粮食供应链，最大化利用国外粮食资源，把握国外市场主动权，为规避各类风险超前谋划布局，如此方能更好地实现“粮食自给”安全战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我国的粮食安全不应再单纯强调产量增长，而应该转向更多地强调粮食质量能否满足消费者对于营养健康的高质量粮食品种的需求，保障居民对个性化、多元化、绿色化食物消费的需求。

（摘编自《改革》2020年第9期，有删改）

材料三

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期启动为期一个多月的珍惜粮食、反对浪费专题调研，旨在加快建立法治化长效机制，为全社会确立餐饮消费、日常食物消费的基本行为准则，以法治方式对浪费问题进行综合治理。

粮食安全涉及粮食生产、储存和流通以及消费各环节，需要从每一个环节发力。粮食减损降耗和制止粮食浪费成为重要着力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志雄认为，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将成为我国提升粮食安全保障程度以及实现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契机。

厉行节约是一场“持久战”，要形成长效机制，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遏制粮食浪费。当前，粮食安全保障法已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说：“此次专题调研要与粮食安全保障法立法结合起来，推动将节粮减损政策措施转化为法律规范，强化杜绝粮食浪费的刚性约束和法治保障。”

（摘编自2020年9月23日的《新华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