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情怀，水电人生

    ①张光斗，1912年5月生，江苏常熟人，幼时家境贫寒。1924年秋，他开始了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小学的求学生涯，然后交大附中，然后交大预科班，直至1934年，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交大毕业，同年考取清华留美公费生。到美国后，张光斗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他获得了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全额奖学金。

    ②“七七事变”给了张光斗极大的震动，他毅然放弃了深造机会，回国参加抗日。他说：“国将不国，我心何安！”解放前夜，在华工作的美国水电工程师力邀张光斗赴美工作，他却说：“我是中国人，是中国人民养育了我，我有责任建设祖国，为人民效力。”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曾多次下令，让张光斗把他手里的水电资料送往台湾，他不肯。在地下党员的帮助下，张光斗巧施“掉包计”，将假资料交了出去，而20箱真资料则藏到地下保存。解放后，他捐赠的资料成了国家“一五”期间水电建设的重要依据。

    ③20世纪50年代初，张光斗意识到水利理论教学的贫乏，他钻研、摸索了一套教学大纲，率先在我国开设了水工结构专业课，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水工结构》教材，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水工结构实验室，开创了水工结构模型实验。60年代，他辛辛苦苦编写的几百万字的《水工建筑物》书稿，未及出版就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散失。多年之后，年老的他每日伏案，重著此书，相继于1992年、1994年、1999年出版了《水工建筑物》上、下册和《专门水工建筑物》共3部学术巨著。

    ④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密云水库告急。北京市委急召还处于受审查、受批判逆境中的张光斗火速回京。张光斗连夜赶到密云水库工地，却被告知：“这次加固工程的设计你要负责，但不准在图纸上签字。”尽管待遇如此不公，但他仍每天奔波在大坝工地，爬上爬下检查施工质量，仔细审查每张设计图纸，提出意见后交给“负责人”签字。他说：“我是为人民工作的，不是为哪一个人工作，让我签字也好，不让我签字也好，总之我要对人民负责。”

    ⑤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张光斗是60多年来三峡工程建设全过程的见证人和主要技术把关者。1993年5月，张光斗主持了三峡工程初步设计的审查。在汇集10个专家组、126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他慎重研究，反复推敲，逐字逐句地核定最终审查意见。三峡工程开工后，张光斗任国务院三峡建委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副组长，他每年至少两次来到三峡工地进行检查与咨询。2000年末，耄耋之年的张光斗又一次来到三峡工地，他为考察导流底孔的表面平整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硬是从基坑攀着脚手架爬到56米高的底孔位置，眼睛看不清，他就用手去摸孔壁。之后张光斗在质量检验总结会上极力坚持修补导流底孔，以确保工程质量。在场的人望着他脚穿套鞋、头戴安全帽的瘦弱身影，一个个感动得说不出话束。

    ⑥张光斗是个“工作狂”，从黄河上游的龙羊峡、拉瓦西到长江中上游的葛洲坝、三峡，从雅砻江的二滩到红水河的龙滩，他的身影频频出现。即使年愈九旬，他也闲不住。每天早上六时半起床，吃完早饭，步行到办公室，用王大珩院士给他特制的高倍放大镜阅读全国各大水利水电工程发来的资料，遇到新出现的问题，他就马上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或写信，提出建议。如果问题特别重大，他还会去搜集大量资料，拿出充分论据，写成文章投寄有关部门与报刊，甚至上书中央。

    ⑦张光斗毕生为祖国水利事业操劳奋斗，功勋卓著。但2000年蓝旗营的院士楼建成时，他说什么也不肯搬进去，将新房让给了有需要的年轻院士。

    ⑧近年来，他在国内外屡获大奖，并被人们称赞为“当代李冰”。对这些荣誉，老人看得很淡。他说：“我感到很惭愧，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一点事情，感到受之于人民多，为人民工作的少。”

【相关链接】2002年6月1日，年逾90高龄的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荣膺第四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他是第一个获得此项殊荣的工程科学家。此外他还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教学成果奖”“何梁何利奖”“水利功勋奖”“哈兹（ Haas）国际奖”等。

告别布鞋院士  难忘一颗初心

余建斌

    “布鞋院士”，68岁的李小文1月10日离世，消息来得很突然。

    尽管他留下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但他离去的当晚，网络社交平台上，对他的怀念还是铺天盖地，一如他在去年因光脚穿布鞋授课而走红，成为网友口中“不起眼却身具盖世神功的扫地僧”，和大众眼中“有个性、有才华、有风骨”的科学家。

    李小文的“走红”，在于他身上折射出的巨大反差。最初的反差，是他朴素、不拘小节的打扮，与大众心目中的院士形象相去甚远；随着他被挖掘出更多极富个人魅力的生活细节，一个成就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遥感的三大贡献之一”，同时却又极为淡泊名利、执着科研的科学家形象，与人们印象中被浮躁风气浸染、公信力有所消解的科学圈形成了又一个反差。可以说，李小文个体的“出现”，实际上激荡起了社会群体潜意识的涟漪，乃至被认为有助于重塑科学界的榜样和信心。

    客观地讲，由于近年来学界出现的一些杂音，科学家的形象多少被打了折扣，长大后做一名科学家也逐渐不是小孩子们脱口而出的梦想。尽管如此，普通公众还是会对真正的科学家肃然起敬，为难以理解的科学奥秘而着迷，对科学的向往和情结依然牢固。

    一大批包括李小文在内的科学家，一直是承载这种理想标杆的坚实基础。刚刚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89岁的于敏院士，曾隐姓埋名三十载，“两弹一星”元勋的称号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社会知名度，他觉得“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92岁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植物学家吴征镒说，“我感觉到学无止境，后来居上。”孙家栋院士则只给自己打了及格分……每一位做出大成就的科学家，从事的领域、个人的性格难说相似，但求真务实的态度往往相似。“布鞋院士”最吸引人的地方，自然不是科学家的朴素，而是科学家的专注。

    有人用“纯粹”来形容和赞美李小文，但对李小文自己来说，他的生活态度和工作态度更可能是习惯，是兴趣，是爱好。只是爱“酒里乾坤，三杯两盏淡酒间与学生趣谈诗书武侠”，爱用“黄老邪”之名在博客上写写涂涂，在自己的科学天地与人小过几招。“布鞋院士”盛名之下，仍是一个喜欢光脚穿布鞋的“技术宅男”。他遵从的，只是自己的“一点素心”，一颗初心，无关其他高大上的形容词。

    李小文的一名博友说，李小文多少有些魏晋文人的风骨，而这种风骨，就是现在学术界缺少的真性情，是学者本分的回归和做学问应有的那种心态。

    李小文大学时期的校友戴绍基说，李小文的言行，维护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本色、随性，这种影响甚至比他在遥感领域作出的贡献更可贵。

    就在几天前，1月7日，李小文以高票当选北京师范大学第六届“感动师大”新闻人物。由于他酷爱阅读金庸小说，颁奖词也颇具武侠风：“一点素心，三分侠气，伴你一蓑烟雨任平生。”当时他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但想必是乐意听到这样的评价的。

（选自2015年1月12日《人民日报》《新京报》）

相关链接：①李小文1947年3月2日生于四川自贡，中国科学院院士，专长于遥感基础理论研究，李小文—Strahler几何光学学派的创始人，硕士论文被列入国际光学工程协会“里程碑系列”，在国内外遥感界享有盛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也是973项目“地球表面时空多变要素的定量遥感理论及应用”的首席科学家。（摘自《新京报》）②他有自己的一套金钱观，认为钱的作用在本质上是“非线性和非单调性”的。对比较贫困的青年学生来说，很少一点钱，也许就能帮助他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或是拯救一条生命，产生比较好的社会效益。几年前，李小文拿出李嘉诚基金会奖励自己的钱，在母校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设立了以其长女命名的“李谦”奖助学金。对于这项奖助学金，李小文解释“自己有口酒喝，就感觉进了‘非线性区’，没什么负担，就捐了”。（摘自《中国教育报》）

魂魄犹在江山图

范曾

    当一个时代的艺术整体奔向浑浑噩噩的时候，需要圣洁的艺术；而艺术风貌整体堕入轻佻时，需要凝重的艺术，这正是李可染适时而生的缘由。

    当可染先生沉浸于自己宁寂而庄严的心灵王国的时候，他趋近的美便与教养合而为一。他的作品陶冶了整个一代人，还将千秋万代地陶冶下去。艺术的助人伦、成教化，在潜移默化之中使人们心悦诚服地趋向社会的崇高，可染先生的艺术正是如此内在地激励着人们的心灵。

    可染是一位深具艺术理念的大师，然而当这种理念进入可染的审美时，大地山河与精神是那样地天然合拍，那样地不假说教，使人觉得他的理念和审美在山川林壑、飞瀑流泉中不期而遇，那是最融洽最自然的流露。

    可染先生生活于一个风云动荡的时代，他当然有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和服务于时代的直接的一面，如抗日烽烟中他的作品体现了一位卓越艺术家的爱国良知。然而可染先生也同样有着纯洁心灵、表达一己情怀的一面，这时的可染先生的画，是心灵与广宇的邂逅，当审美与自然融而为一的时候，他的精神升腾到一个清明而纯净的、不染凡尘的境界，这对于一个山水画家来说是何等难得。

    可染先生当然是不世的天才，他的“生而知之”透露出他异乎常人的语言方式。这是一种只可有一不可有二的语言方式，一种极具个性化的符号，它的存在表现了先生俯仰天地、浩然长叹的襟怀。当然可染先生知道自己有“生而知之”的本能，但凭着他更深邃的智慧，认识到它的不可靠，或者他甚至看到一些恃一曲之才而毁掉自己艺术的聪明人，当昙花一现的时节过去之后，留下的是残枝败叶。

    可染先生告诉我，他年轻时作画极快，有一次到一位朋友家，朋友留可染作画，可染不允。忽然一阵敲门声，远客来归，主人越过天井开门，寒暄，回到画室时，可染却已画毕，主人大为赞叹，以为神来之笔，先生亦颇自喜。先生说完这段故事后，告诉我，多年之后，他才警然有悟，必须力矫这样的用笔。先生还告诉我，他少年时有一位极富才华的朋友，写给他的信，毛笔字的稚拙天真、浑厚朴雅使他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内心的感动。这感动是如此地刻骨铭心，谈到此事时，先生的表情竟显得那样地庄肃和神往。

    可染先生好学而敏求，这是他“苦学派”的唯一解释，苦学者不意味着枯涩无味地下笨功夫。我曾有幸上可染先生的书法课，他不强求碑帖的选择。我选了一本礼器碑，他说要平心静气地读碑，知其间架，重其用笔，悟其风神，能于此三者有所悟，则去书道不远矣。书法课上，可染先生不喜欢一挥而就式的所谓笔动心不动、麻木不仁的写字习气。

    可染先生于书法所下功夫可谓焚膏继晷，30多岁时的风华婉转至50岁后一扫而空，无丝毫泥古、媚俗、求奇、娇饰、市井、乡愿……一切的书画艺术可恶的痕迹与可染先生的书法格格不入，近之则畏，远之则敬。

    有一次说到线，可染先生联想起京剧，他说一个卓越的京剧演员会将每一个字送到听众的耳中，其原因很多，但其中一点是他会把中国字的声母和韵母前后慢慢吐出，名角能控制声调的每一丝变化，这和用笔是一个道理，我恍然大悟，又想起每逢新年联欢，李可染可能会拉一下二胡，那真是铿锵老辣、苍凉哀婉的高度统一，这其中固然有先生青年时代国家山河破碎的难伸孤愤，也有先生倔强不拔的满怀壮志。

    先生称自己是“困而知之”，人们不要以为可染先生当真为自己才情不逮而困。可染先生的“困”是他推动中国画史这座沉重的列车所需的移山心力，他要弘扬的是中华文化所素有的伟岸与高华，他极端鄙弃浮光掠影的、油腔滑调的、市侩的艺术。这神圣的自尊支撑着他博大的灵魂。

    可染先生通过自己不朽的笔墨所倾诉的爱恋，感动了全世界。这是可染先生的山水画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和时代精神。走向现代，可染先生已为我们作出了杰出的榜样，和那些食西方剩菜残羹的光怪陆离的艺术不同，可染先生所开启的是宏门正学，而不是旁门左道。

（选自范曾《魂魄犹在江山图》，有删改）

【注】李可染（1907.3—1989.12），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大师，可染先生自幼习画，深受潘天寿、林风眠影响，并师从齐白石、黄宾虹学画，曾在多所艺术院校任教。擅山水、重写生，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为座右铭，将西画中的明暗处理方法引入中国画，将西画技法和谐地融化在深厚的传统笔墨和造型意象之中，使古老的山水画艺术获得了新的生命，在中国画艺术的革新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可染先生的山水深厚凝重，博大沉雄，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艺术个性，促进了民族传统绘画的嬗变与升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

【补充材料1】李可染先生多才多艺，除了绘画，还会拉胡琴，精通京剧。京剧对他来说，既是爱好又可消遣。某一天，他曾一连失踪三天。回家后，妻子才知道，他听京剧连听了三天三夜。妻子责问：“李可染，你要是这样只迷戏，你的画还能成吗？”从此，在他的时间里，他删去了拉二胡和听京剧的时间，一心一意，心无旁骛。不再拉二胡和听京剧，将这两个爱好戒除，李可染要下很大的决心，但他毅然决然地做到了，他的克制力，令人敬佩。

    艺术成就的大小，除了天分之外，恐怕还在于如何利用时间。说到李可染的勤奋，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大师说过的一句话：“我不一定是好人，但确实没有时间去做坏事。”有一年，李可染去江南写生，他在一家杂志社预支了一百元稿费。边走边画，衣服破了，鞋子破了。李可染的脚有些畸形，穿的鞋子需要妻子特殊加工。行走，对他来说，是件痛苦的事。可是，他硬是穿着这样的鞋走了几个月，鞋子磨破了几双。几个月之后回家，人已形同乞丐。而三个人几个月一百元钱竟然没有花完。原因是把所有时间都用在行走和画画上，没有时间花钱。

    李可染在艺术创作中强调“师造化”，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画的革新探索中，他先后10次到祖国各地写生，实践着他"到生活中去、到祖国壮丽山河中去"的创作信条。所到之处，他必观察探索自然景物风雨阴晴朝夕变幻之奇，完成了数百幅山水写生画稿。以此为标志，他的山水画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清新的笔墨意境独树一帜，在国内外发生了重大影响。

【补充材料2】李可染的山水画重视意象的凝聚。他强调创作山水画要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从单纯到丰富，再由丰富归之于单纯。他在40年代的山水作品还留有朱耷、董其昌的影子，清疏简淡，是一种线性笔墨结构。50年代以后的作品，借助于写生塑造新的山水意象，由线性笔墨结构变为团块性笔墨结构，以墨为主，整体单纯而内中丰富，浓重浑厚，深邃茂密。

    他从范宽、李唐、龚贤、黄宾虹等古今大师那里汲取了创造朴茂深雄风格的营养，又迥然不同于他们。他多取材于江南与巴蜀名山大川，因而融铸了他风格中的幽与秀。他的纯朴、醇厚的北方素质又使他的风格溶入了朴茂深沉。并将光引入画面，尤其善于表现山林晨夕间的逆光效果，使作品具有一种朦胧迷茫、流光徘徊的特色。从总体看，李可染的山水画比明清山水画更靠近了对象的感性真实，从某种意义上看减弱了意与形式趣味的独立性。这是对于明清以来山水画愈益形式化、程式化倾向的一种补正和突破，且与五·四运动以来注重写实的文艺思潮相一致。

    李可染长期担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培养了许多山水画家。他认为学习传统绘画，第一步须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第二步要以最大的力量打出来。这是他几十年艺术实践的总结，也体现着他对传统和创造的普遍看法。

周有光传

    资中筠先生说，周有光先生在民国时代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为他的人生打下了最好的底色。他17岁从常州中学毕业，阅读英文已无障碍。而考上圣约翰大学，无疑是他最珍视的经历，他因此从一个江南小城市来到风云际会的上海，眼界由此大为开阔。五卅运动后，周有光转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三十年代以后，周有光接触的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早年那个以教育、金融为核心的银行圈子。他在章乃器的提议下加入了救国会，与“七君子”这样一大批有识之士有或近或远的交往。但他显然不像那些一心投入救国运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他参与的进步工作更多是利用自己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为那些正在与延安和共产党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有时候他也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传达了当时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1952年周有光先生把自己文字研究方面的文章结集起来，发表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这些工作虽然在业余时间完成，但周有光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被邀请参加1955年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次会议以后，周有光实际上就转向文改会的工作，无意中或许也是本能地避开了接踵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

    周有光在加入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后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建立一个以26个罗马字母为核心、适应所有汉字的拼音体系。这时周有光发现汉语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门，需要有一个统一并可行的方案。周有光为此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明确指出拼音是规范化的普通话，否决了搞一套能拼各种方言的方案，以便真正实现语言文字的改革。他和他的同事最终一起促成了这个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方案。从1955年到1958年，这三年潜心的工作，或许暂时排除了周有光心头的忧患，当他大部分从事经济研究的旧日同事被打成右派甚至自杀时，他没有被席卷进去，而且工作成就卓著。

    这个时期恰逢中国需要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这个运动想要成功就必须有更简易的汉字学习方法。当政者未见得希望人们识字以后有更独立的思想，但他们希望人民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想法一定十分迫切。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他们需要更多工人、农民的支持，这样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策大计。如今看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成功地推进社会进步的策略。

    1966年一场更为持久的革命运动开始了。这一次，已经60岁的周有光也不能幸免了。1969年他去了宁夏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将近三年。

    置身于荒漠，研究工作中止，周有光的兴趣又回到了经济上。他研究黄瓜为什么可以在宁夏长得比北京还好，研究宁夏煤炭等资源的利用。他仿佛又成为了经济学家，他甚至设想如果有好的政策，宁夏也可以成为瑞士一样的好地方。文革后期，他在这方面的想法还被当地所重视。

    周有光的人生留下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筛选的，通常是习惯性地过滤掉大量悲剧性的因子，留下最活泼和幽默的部分。一个人活得久长，经历的事情就多，如果沉淀下来都是怨恨，创造力也很难持续。他曾经回忆说：1960—1963年经济困难时期，食物极度缺乏。我参加的学习小组，由于营养不足，人人身体软弱，学习一会儿就彼此轮流打哈欠，精神疲乏。这时候，有人回想起曾经品尝过的佳肴，不由自主地谈起美食来。一个人开了头，其余的人都跟上来，越谈越起劲，好像面前桌上的学习材料变成了一碟碟可口的美味饭菜，大家口舌留香，精神振作，不再感觉疲乏了。这是精神会餐。

    周有光先生做研究工作，与其他学者尤其是学院派学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具有的重要功能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就如拼音方案的制定等，就像他在宁夏五七干校，考虑的是实用型的适合宁夏的经济发展模式。

    包括他早期的《汉字改革概论》等著作在内，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是推进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语言条件。语文现代化既包含了全民具有文字阅读能力，同时还包括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即语文表达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为此，周有光开始了他退休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拓展工作，这些工作与他前期的语言文字研究一样，始终带有普及常识和提高文化水平的意义。

（摘编自叶芳《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相关链接：①周有光（1906—2017），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2016年1月13日，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周有光迎来了111岁大寿。这位文化界的名人一生经历可谓充满传奇，精彩异常。11日上午，周有光外甥女毛晓园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舅舅在百岁之后仍然思路清晰、眼界开阔，只是这两年身体确实比以前差了一些，“他还一直关心国家、世界上发生的大事”。

    周有光十岁时，随全家迁居苏州，进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后来，与同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成为同学。1923年，成绩优异的周有光中学毕业，在亲友资助下，来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

    1925年，周有光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张允和同往日本留学。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在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基本都在经济、金融领域工作，并出国任职。解放后，放弃了海外优裕的生活，毅然选择回国。

    在周有光的工作经历中，最为人熟知的或许就是他参与“汉语拼音方案”的工作。有资料称，是周有光主导建立中国汉语拼音体系，他也因此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1955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会议，为期一个月的会议结束后，组织上通知他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就这样，周有光在50岁左右时，改行专职研究语言学，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改行之后的周有光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拟定拼音方案的工作，在三年的时间内，周有光认认真真工作，深入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在与他人的通力合作下，该方案最终于1958年正式公布。之后，周有光又提出了“文字三相分类法”（符形、语段、表达法），并把汉字的传播历史分为“学习、借用、仿造、创造”四个阶段，对汉字文字学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周有光的传奇人生中，还有这样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趣事，他曾经做过爱因斯坦的“陪聊”，他们见过两次。周有光是极少见的和爱因斯坦聊过天的中国人。

    在《周有光百年口述》-书中，周有光这样描述：“打完仗，何廉到美国，我也到美国，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他跟我说：‘爱因斯坦现在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兴跟他聊天吗？’我说：‘当然很高兴。’这样就两次去访问爱因斯坦。我们是一般的谈话，当时的国际形势，当时美国发生的情况，随便讲讲。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事情忘掉呢？因为谈话内容没有特点。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也不可能有特点，因为他的研究方向跟我不一样。我跟爱因斯坦谈过两次，只是随便的聊天，没有学术性的，所以我就不放在心上。……”

    到了晚年，乃至年过百岁之后，周有光仍然精神健旺，没有停止思考，先后出版《周有光文集》《朝闻道集》《拾贝集》等作品，撰写了大量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文章、文化批评家解玺璋曾这样评价道：“他达到了勇者无惧的境界。”

    在叶芳的眼中，周有光既是一位思维敏锐的学者，也是一位宽厚待人的老人，“他过生日，有很多人去看望他。他现在身体很弱，坐那么长时间听别人说话是很耗费体力的，但他特别宽容，不会阻止别人说话，静静等着人家离去。这是一种很高的人格”。

    周老先生自己说过，“我从来都是把坏的东西尽快忘掉，记住的都是生命中有趣的、美好的事情。”叶芳说，周有光对世界新奇的东西总是充满好奇心，“他很多次提到高铁发展给人们带来的便利，也非常想坐一次高铁回常州老家，但他心里知道，再也不可能做这样的长途旅行了。”

    中评网称周有光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苏培成称其“敢于说真话、说实话”；《晶报》也称他“敢讲一般人不敢讲的话”。

（选自中国新闻网，有改动）

【相关链接】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他是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他在语言文字学和文化学领域发表过《中国拼音文字研究》《汉字改革概论》《世界字母简史》等30多部专著，论文30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赵梓森：兴趣成就的“中国光纤之父”

    现在，当我们能随时随地上网、舒适享受宽带接入带来的信息便利之时，不得不提到“中国光纤之父”——赵梓森院士。他自幼对理工科和制作感兴趣，1973年初接触到感兴趣的光纤通信专业后，就全身心投入到这项事业之中。他克服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推动我国把光纤通信列入国家通信发展战略，研制出我国第一根实用性光纤，创立了我国的光纤通信技术方案，架设起连通全国的光纤通信线路和推动光纤到户工程。纵观赵梓森的一生，是对实用科技兴趣的不懈追求成就了他的科学报国理想。

    他自幼兴趣广泛，尤偏于理科和制作，尚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就因陋就简制造过氢气球、矿石收音机、滑翔飞机模型和小提琴等。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强占了他们家新盖的房子，全家人被迫颠沛流离，遍尝生活艰辛，因而促使其从小就树立了科学救国的理想。1949年高中毕业时，因追求感兴趣的动手性强的实用性学科，他先后从浙江大学农艺系、复旦大学生物系退学，两次重新参加高考，最后于1950年入读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电信专业，为他日后接触和研制光纤打下了基础。

    他1954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邮电学校当老师，在教授基础学科之余不忘刻苦钻研实用通信知识，一直醉心于多项自己感兴趣的小制作和技术发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不懈努力不断得到回报。1959年，他率领团队研制的可解三阶微分方程的模拟计算机，在“武汉市高校五年成就展览会”上演示获得成功，被授予“武汉市高校科技成果特等奖”。1964年，他独立演算提出的 “0-∞法解网络”解“梅森公式”因简洁实用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1973年，他采用太阳光做平行光源，主导解决了立项研究多年而长期鲜有突破的国家级大气激光通信项目。这些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既是他多年专注于科研兴趣不断积累的结果，也是他科研天赋和能力的反映。

    1973年主导解决了大气激光通信难题后，当许多同事为此欢欣鼓舞之时，赵梓森却非常冷静地看到这种技术会受到天气和障碍物的局限，难有好的发展前景，于是开始思考新的通信方式。在听说玻璃丝（光纤）能够通信后，他急切去湖北省图书馆找到华裔英籍科学家高锟于1966年首次发表的关于光纤通信的论文《光频介质波导》抄写阅读，初步认可了光纤通信技术的可行性和巨大发展潜力。他后来又通过多方了解，知道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在研制光纤通信技术并取得初步的成功后，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感觉找到了光纤通信这座“青山”。就他的性格而言，咬定青山就难以放松。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时机，不遗余力地呼吁和说服各层级领导支持和发展中国的光纤通信研究，并最终把握住了三次重大的机会。

    第一次是1973年5月，他作为技术代表，在出席全国邮电科研规划会议时，从刚访美归国的著名科学家钱伟长那里打听到美国已经秘密研制成功实用光纤的消息后，非常着急，感觉时不我待，硬是多方说服会议领导把“积极创造条件开展光导纤维研制工作”这句话列入到未来科研规划中来，促使光导纤维研制第一次成为一般性研究课题。第二次是1974年10月，他创新性提出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光纤通信研究技术方案，在国务院科技办组织的“背靠背辩论”中，“击败”已经有前期研究基础且研究实力明显强于自己的竞争单位，使光纤研制项目首次被纳入到国家课题的层面，为我国的光纤研制确立了正确的方向。第三次是1977年5月，在“邮电部工业学大庆展览会”上，他演示了用自行研制的光纤传输黑白电视信号，得到了时任邮电部部长钟夫翔的称赞和赏识，光纤通信因此被破格列为国家级重点攻关项目，从而促成其所在单位放弃了原来确定的重点攻关目标，而改为全院通力攻关光纤通信，并将其任命为技术负责人，主导全院的光纤通信技术研究。我国的光纤通信研究从此迈入了“快车道”。

（摘编自《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