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秦帝国以多极简化方式的强力融合，结束了七大战国的裂土分治，使华夏世界获得了统一治权条件下的空前广阔的发展空间。秦，确实是中国帝国时代的开创者。

——孙皓晖《大秦帝国》

材料二：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又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事先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必得中书、门下二省共同认可，那道敕书才算合法。

——钱穆《国史新论》

材料三;黄仁宇曾说：“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陶舒亚《中国法制史》等

《法学阶梯》是罗马法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在位期间（公元527—公元565年）编写的一部法学教科书。书名取自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大法学家盖尤斯、保罗，乌尔比安以及其他法学家弗洛伦丁和马其安的同名著作。简要阐明了法学原理，如“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奴役是违背自然法的（因为根据自然法，一切人生而自由）”。但《法学阶梯》随着罗马帝国的分治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逐渐湮没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中，直到人类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时，其命运又发生了变化。

——摘编自徐国栋译《法学阶梯》等

材料二：中国古代在自然济和专制统治环境下，不具备产生诸如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等近代民法观念的条件，现今中国民法，是清朝末期从外国继受而来。甲午战败和庚子事变后，清廷推行新政，1907年设立修订法律馆，“参酌西洋法制”，起草民、刑各法典。1908年民法典起草正式开始…1910年底，“大清民律草案”完成。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在“大清民律草案”基础上继续主持起草民、刑法典，称为“第二次民律草案”。1930年，国民政府在此前民律基础上修订的《中华民国民法》颂布实施，此前，在清政府、国民政府和列强续签商约时，提出废除领事裁判权，列强均以颁布民商法典、法治完善为放弃该权的条件。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序言

材料一：中国古代史上，出现了几个被人津津乐道的“治世”“盛世”时期，如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清“康乾盛世”等等。三个典型的“治世”“盛世”时期，统治者都能从前代汲取教训，居安思危，关注民生，克勤克俭，以德义感化百姓；在治理上为官择人，注重吏治，改革法制，减轻刑律，缓和矛盾，取信于民，从而有助于良好社会环境的形成；在“治世”“盛世”的初期，生产都不是高度的发展，统治阶级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如解放奴婢，驱民归农，奖励垦荒，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不夺农时，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摘编自裘斌《中国古代“治世”与“盛世”成因探析》

材料二：康乾时期，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在盛世“光环”之下，我们应该看到康乾盛世的另一面。权力不受监督，就容易滋生贪腐。和珅、王亶望都是这一时期巨贪的代表。经济发展区域不均衡，人口资源环境危机显现，粮食供应问题越来越严重。1796年至1804年，川楚陕甘豫五省白莲教起义，清政府花费了2000万两白银才将其平定下去。随着闭关自守思想和重农抑商政策越来越深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越来越枯竭，而同期的英国工业革命正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地进行。

此消彼长，清王朝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不可避免地减弱了。

——摘编自唐博《深度探秘：康乾盛世的AB面》

材料一：贞观十四年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西都护府，留兵以镇之。初，西突厥遣其叶护屯兵于可汗浮图城，与高昌相影响，至是惧而来降，以其地为庭州”。安西都护府时驻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下辖多个都督府及州。贞观二十二年将府治迁至龟兹（今库车县），其时辖焉耆、龟兹、疏勒等16个都督府，下辖88个州，110县。

——摘编自《册府元龟》

材料二：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弄赞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与公主归国，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

——《旧唐书·吐蕃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