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所谓996，是指工作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一周工作6天，代表着中国互联网企业盛行的加班文化。我国《劳动法》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根据上述规定，若公司强制实行996工作制度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对于违反法律规定强制要求的加班，劳动者有权拒绝。

    张耀律师表示，若是单位安排员工延长工作时间的，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加班，单位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支付加班费或予以调休；但若员工出于自愿加班的，不属于法律意义的加班，单位也无需支付加班费。如果企业利用鼓励的模式变相强制要求员工加班，比如公司因员工拒绝加班而对员工降职、降薪、处罚、辞退的，员工可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投诉或申请劳动仲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必须高度重视劳动法律法规的完善，尽快构建起法治维权的法律体系，重点治理各种形式的“隐性强迫”加班现象。

    （摘编自新华网2019年4月16日）

    材料二：

    我们的企业不仅要依靠员工的汗水，更要激发员工的灵感；崇尚奋斗、崇尚劳动不等于强制加班。苦干是奋斗，巧干也是奋斗；延长工时是奋斗，提高效率也是奋斗。因此，不能给反对996的员工贴上“混日子”“不奋斗”的道德标签，而应该正视他们的真实诉求。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很多企业都面临生存考验，强制推行996，不仅解决不了企业管理中的难题，也会助长“磨洋工”的顽疾。从企业家角度来看，他们身上的极限奋斗精神是可贵的，但要考虑到普通员工的位置不同，强制灌输996的加班文化，不仅体现了企业管理者的傲慢，也不实际、不公平。事实上，这涉及到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如何才能最大限度激励员工的积极性？把加班长短作为激励手段，这肯定是最简便易行的方法，但显然不是最有效的方法。企业不仅要让员工更努力地工作，更要激发员工更高效地工作；不仅要靠加班工资的激励，更要让家人的陪伴、身体的健康、意义的饱满也成为工作的奖赏。只有那些能够做好平衡兼顾的企业，才能顺应时代的变化、获得可持续的竞争力。

    （摘编自人民日报评论《崇尚奋斗，不等于强制996》）

    材料三：

    互联网各类企业分布比例图

    （选自《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材料四：

    我们国家还处于发展中的阶段，仍然需要劳动者的奋斗与拼搏。正是中国人的勤劳与奋斗，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推动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奋斗与拼搏，仍将是我们这个快速前进社会的主题词。而996的讨论则启示我们：未来中国的活力，将来自于快乐地去劳动，让劳动者创新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

    人们对“美好生活”有了更高的诉求，不再是温饱时期的拼命工作赚钱，而是需要在工作之外获得更多价值，发现兴趣、陪伴家人、寻找意义。因此，正确打开996话题的方式，不是要不要奋斗拼搏，而是如何更好地去奋斗拼搏。按照“效率工资理论”的观点，员工工资水平越高，他们的生产就越有效率，忠诚度也会大幅提高。当然，员工也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注重工作家庭生活的平衡。如此，实现劳动者更高质量就业和体面就业的目标，才能顺利实现。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4月1 5日）

    材料一：

    2018年5月24日，由美国国家太空协会（NSS）主办的年度会议“国际太空开发大会”在洛杉矶举行。美国国家太空协会（NSS）是一个致力于创建太空文明的独立的草根非营利组织，其历史可追溯到1974年成立的国家太空研究所（NSI）和1975年成立的拉格朗日点协会（L--5）。

    本届“国际太空开发大会”的主题是“太空旅行——把人类送入太空”。大会安排了内容丰富的深空探测成果汇报、太空移民方案和太空资源开发与技术探索展示。与20世纪7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奥尼尔提出的通过在拉格朗日点建立人造圆柱体来实现人类太空移民的梦想不同，目前美国太空移民以在月球、月球轨道乃至火星建立人类定居点为努力方向。美国太空界已经着手开始探索一系列现实问题，包括如何利用月面的熔岩管建立人类基地在火星的Noctis登陆是否可行，如何在火星开展资源勘探、开采与利用，如何为人类火星基地提供能源等。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大会上重申美国探测火星的计划2018年将无人探测器送至火星，为建立人类聚居地选择地点。2021年，用“龙”飞船将人类聚居地组成部分的两个居住单元、两个生命支持单元和两个供给单元运至火星。2025年，实现首批志愿者登陆火星。

    （选自《国际关系研究》2018年6月13日）

    材料二：

美国物理学家与天文学家斯著说，环境悉化、资源枯竭、基因病毒、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乃至外星文明的入侵，这些都是地球的可能终局。摆在人类眼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老死在地球上，等待灭绝；另一条是移民其它星球。而火星以其与地球的请多相似性，无疑是移民的最佳选择。最新研究显示，人类已经找到火星有液态水的记录。火星的自转速度与地球几乎相等，自转一周为24.6小时：火星上有稀薄的大气，有四季交替的气候变化：火星地貌同地球地貌差不多，有高原、平原和环形山：特别是火星大气层中也存在臭氧层，可以吸收太阳光中的紫外线，为火星表面创造有利生物生长发育的条件。

然而探索外星和移民外星绝非易事。人类作为在地球上生活的哺乳动物，想要进行星际旅行或是在外星生活，必须面对各种已知和未知的危险。美国航空航天局研究了人体在太空中可能遇到的种种危险。在从地球前往火星的大约半年的旅行中，宇航员会处于失重状态，在火星的表面，宇航员所体验到的重力也只有地球的三分之一。在国际空间站工作的宇航员们每次最多只能在太空环境中工作6个月，调查显示，女性在国际空间站上工作18个月，男性工作24个月，所受到的宇宙射线的辐射总剂量就会超过其一生可接受的限度。在太空中旅行，脱离地球大气层和磁场的保护，人体极大程度地暴露在宇宙辐射之中。

    这种来自宇宙中的高能量原子碎片极难抵御，它们可以穿透层层防护，伤害到人的细胞和DHA．一份来自加州大学的报告显示，宇宙射线可能会造成长期的大脑损伤，包括老年痴呆、失忆、焦虑、抑郁，同时也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

    （摘编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1月11日）

    材料三：

    随着人类深空探测技术的飞速发展，对火星的探测已成航天大国追逐的目标。

    中国国防科工委“航天工程中心”早在2016年8月就正式启动了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宣布将于2020年让探测器登陆火星，一步实现“绕、落、巡”工程目标。探月工程技术积累和火星观测研究让人类具备了“离开自己摇篮”的能力，国际航天机构均将探测重点瞄准火星。火星与地球相比，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火星表面非常干燥、年平均温度零下六七十摄氏度、火星大气稀薄、气压只有地球上的百分之一。据介绍，未来改造火星可能会实现。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介绍，中国开展火星探测的可行性论证与探月工程几乎同步。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于2016年4月正式立项，计划在2020年实现火星轨道器环绕探测和火星车软着陆巡视探测。美国火星探测计划借助“好奇号”火星车将配有高精度仪器的实验室搬到火星。中国火星探测计划则是火星轨道器+火星车“天地组合”协同工作。

    在欧阳自远看来，在改造火星、建造火星基地的过程中，为人类移民火星发挥实质性作用的，可能是一批基于强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尽管人工智能己广泛应用于探月工程，但深空探测中人工智能的应用目前仍处在基于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弱人工智能的阶段。

    戏剧批评的历史几乎跟戏剧本身一样久远，它在一定的理论分析能力和广阔的背景知识的基础上，将杂乱无序的欣赏体验条理化、理论化，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戏剧批评的对象，首先是上演剧目。每有新戏上演，或旧戏重排，往往跟着一大堆评论发表。 很多戏在每轮演出过后，往往都要根据观众反应和批评家意见，做些调整与改进。许多经典剧目都 是在批评家和观众的千锤百炼下，经过一改再改才形成的。如曹禺的《雷雨》，最初发表时本来有序幕和尾声，但极少被导演采用，批评家也普遍认为它消弱了原作的悲剧效果和批评力量，因而在后来作者自编的各种版本中就都被删除了。但剧作家、导演、演员对观众反应和批评家意见，应该择善而从，切不可盲从。《茶馆》首演于 1958 年，最后以沈处长的三个“好”字结束，而到了1963 年在批评家的指导下《茶馆》多了砸教堂、贴标语、抓学生等情节，全剧以“红大专”收束，改变了原作的情调和主题，直到“文革”后夏淳重排时才改正过来。

    戏剧批评也是观众交流欣赏体会的高级形式，所谓“高级”，是说戏剧批评是理性的分析，而欣赏则是感性的。感性经验既鲜活生动，见仁见智，带有很大的个人局限性，理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够避免主观偏见。观众不仅要看戏，还应该读评论，听听别人的意见，也许会发现许多意想 不到的东西。如“反右派”运动之后，田汉作《关汉卿》，塑造了一个为民伸冤、反抗强权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次年郭沫若出版《蔡文姬》，写的是一个女诗人“归汉”的故事，歌颂了曹操文治 武功。表面看起来，两个戏各具特色，是由于导演的关系，后者的舞台艺术还超过了前者。但是，如果联系到两位作者的品性和他们在反右中的经历，恐怕就分出个思想高下来了。所以，我们需要读读有关评论，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科学的批评能够澄清思想、解除疑惑，提高观众的审美能力。

    戏剧批评更像是一座桥梁，一边连着创作和演出，一边连着读者与观众，两头都得熟悉，但却不属于任何一方。它是一项独立的认识活动，其使命是在艺术跟生活的结合处发现人，发现美。别林斯基说：“批评渊源于一个希腊字‘判断’，意思是‘做出判断’；因而批评就是‘判断’。”判断什么？当然是各种艺术现象的是非优劣，来龙去脉。判断的依据是什么？是批评家对现实的认识。 别林斯基认为：“批评总是跟它所判断的现象相适应的，因此，它是对于现实的认识。”

    鉴于此，今天的我们需要的仍然是独立自主、不溢美、不阿世、实事求是的戏剧批评。

（节选自《戏剧艺术十五讲》，有删改）

材料一：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檐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地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新闻不断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合村并居主要是将一些人口偏少、位置偏远的小村子甚至“空心村”进行整合，将这些村落的人们迁往大村子或城镇并居，从而整合资源，节约土地，提升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合村并居无疑是一件好事。可合村并居后，对一些群众而言，“人住进了城镇的楼房，心却在牵挂老家的祠堂”。这说明，合村并居不是简单的“拆旧房、建新居”的物理迁移，它还应包含“人心搬迁”“文脉传承”等软性内容。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特色。中国人素来就有安土重迁、聚村而居、终老是乡的传统。乡村是承载中国文化与精神的基石，是乡土文脉赓续的重要空间。

不管是被动的合村并居，还是自然的城市化进程，大量村庄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这是客观现实。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大约拥有360万座自然村，而到了2010年该数字已下降到270万。长期关注传统村落保护的学者冯骥才评估，中国每天大约有80到100个村庄消失。

一旦村庄消失，中国传统的乡土精神和历史记忆也将失去依托。比如，遍布乡村的祠堂是乡村中重要的传统文化建筑，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其主要功能是祭祖敬祖、宗亲联谊、家风传承。合村并居过程中，如果村子里的祠堂被简单拆掉，那真的可能会祭拜祖宗都找不到地方，孝亲敬祖的传统可能因此就断裂了。

面临同样命运的，还有那些农村的老房子。不少村子尤其古村落都有极具历史价值的古建筑或古民居，但有些村落规模较小，离城镇较远，人口也流失严重，如果按照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标准，可能会一并了之、一拆了之。当那些老房子、古建筑，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应声倒下时，我们丢掉的不是几片残砖断瓦或几根石柱木梁，而是老房子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是通过老房子与历史进行对话的机会。

不幸的是，合村并居的过程中，不少地方将经济价值和商业考量置于首要地位，更多关注“钱值”（经济价值）和“颜值”（景观价值）的开发，而忽略了“文值”（文化价值）的保育。有的地方按照城市商业住宅的统一标准，给村民设计房子，楼越盖越高，可原来各具特色的村落格局全都消失了。还有一些，生硬照搬外国风格改造农村的院子，结果使得乡村建筑中出现“欧洲补丁”“美国碎片”等不伦不类、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奇葩景观。乡村景观城市化与建筑西洋化，不仅割裂了乡土原生文化传承，也污染了乡土文化精神。

丢弃乡土文化特色，一味地进行克隆，很难将新社区建成让群众拥有独特记忆的精神家园，也很难让搬入其中的村民拥有踏实的幸福感。

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要住更新的房子，村庄要修更宽的马路，于是土窑洞被水泥瓷砖取代，青石板路上覆盖了厚厚的水泥，合村并居也成了一种现实选择。只不过，环境变了，生活变了，基于生活之上的习俗、文化、历史等也都会随之改变。因此，合村并居与保护乡土文脉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这其实也是现代社会发展中广泛存在的一个文化悖论。

（摘编自《合村并居，别丢了乡土文脉》《光明日报》2020年7月29日）

材料一
 

材料二

新能源汽车退役动力电池回收梯次利用表

材料三

我国作为新能源汽车产销第一大国，不仅动力电池回收的数量领先，部分电池回收技术也已居世界前列，其中物理回收法的环保、成本优势日益凸显，可实现全封闭全自动的拆解工艺。

(以上材料摘编自《人民日报》2024年5月16日)

材料一：

文人画的最初由来可追溯到汉朝，蔡邕、张衡是东汉时期的重要画家，虽没有画作流传至今，但其作品在古代典籍中有记载，如张衡的《巴潭兽》、蔡邕的《小列女图》至唐代还能见到。魏晋南北朝的姚最、宗炳提出的绘画自娱主张，被历代文士奉为宗旨。被人们广泛认同的文人画创始者，是唐代集诗人、画家于一身的王维。王维开创了水墨画先河，使唐朝的绘画呈现出青绿与水墨两种画并存的局面。王维是典型的文人画家，他以诗入画，自创的泼墨技法，用水墨代替青绿的渲染，大大发展了水墨意境，营造出抒情简淡的氛围，对后世影响极大，为文人画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明末的董其昌就极为推崇王维，称他为“南宗之祖”。

绘画艺术发展到宋朝，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文人画也在这片时代土壤中深深扎根。文人画家将绘画看成是全面修养的展现，因此，绘画成为他们风雅生活与文化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提出的绘画“聊以自娱”“写胸中逸气”的主张，体现出在艺术功能上不同于以前绘画为统治者教化民众服务的特点。此时的文人画，题材以墨梅、兰、竹、菊，花卉及山水树石为主，反对过分拘泥于形式的描绘，追求主观情绪趣味的表现，追求并达到一种宁静平淡、天真清新的风格。

元代赵孟頫提出了“书画同源，绘画贵有古意”的理念，主张以书法用笔入画，更加丰富了文人画的理论基础。元代中期出现的以黄公望为代表的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重视笔墨，主张少用色彩或稍淡色渲染，追求画中有诗意的表现，其画作多出现诗、书、画三位一体的局面，用来抒情寄兴和托物言志。元四家的绘画理念与技法影响了明清整整两个时代，不管是明中期的吴门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还是清初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以及其他众多的追随者们……

文人画是区别于宫廷职业画家、民间画工的另一种绘画体系，它不同于富贵妍丽、工致严谨的院体画，也不同于带有明显市井气息的民间绘画艺术，它对画家本身要求较高，画家不仅要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还要能够做到兴之所至、信笔拈来，作品格调高雅。这样一来，参与者只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大夫阶层，他们属于偏上层人士、影响力较大，因此主导了宋以后的绘画主流倾向。文人画是中国美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丰富了整个绘画体系，也在笔墨语言、技法、内涵等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和发展。尽管如此，文人画仍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尤其是对水墨人物画来说，有着诸多不利影响。首先，士大夫阶层的身份优越感，让他们看不起宫廷画家和民间画工。董其昌公开提出的“南北宗论”主张，完全排挤和贬低文人画之外的其他绘画，因而制约了其他绘画门类的发展。其次，以元四家为代表的文人绘画，因受所处动荡时代的影响，画面中流露出伤感的情绪；其过于强调避世性而远离生活气息，也与绘画应表现积极向上、生机勃勃的倾向相悖。再次，文人画标榜士气逸品，强调风骨，提出的“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四要素，把人品和学问放在了首位，而忽略了对艺术主体的关注。最后，“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者也”，不管倪瓒说这番话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追随他的人都将其当作至理名言坚决贯彻执行下去。一旦美学观念有了偏颇，对于水墨人物画来说，不啻是一场灾难。“逸笔草草”的文人画对水墨人物画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摘编自何宛竹《“逸笔草草”的文人画对于水墨人物画发展的影响及反思》）

材料二：

在中国绘画中，首先提出“逸笔”概念者为南北朝时期的谢赫，他点评毛慧远作品“出入穷奇，纵横逸笔”。元代倪瓒的竹石更是以“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而闻名。逸笔画反对“历历俱足，甚谨甚细”的画法，强调自由抒发，重“写”而不重“描”，以笔简意赅、出于自然为追求。

逸由气生成，故“逸气”指人超逸的精神气度，也指气韵生动的作品。所谓逸笔山水画，要求作品中形、神、意、韵四者俱备，而且自然天成，它虽基于外在的表现形式，却又超越于这种形式，在有限的形象之外有一种奇逸之气。

从绘画形式进行区分，“工”和“逸”是画家作品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两种不同的审美趣味。如工笔重彩山水画，它以金碧辉煌的青绿色彩为主要表现形式；逸笔山水画强调的是笔墨情趣和意境、意象、意趣等，即作品中的逸气、逸致、逸势。与写意山水画相比，逸笔山水画更侧重于笔墨的运用，“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逸”，它寓主观于客观之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山水的精神特征。而水墨画，是始自五代画家荆浩提出的“水墨晕章”命名的。所以，逸笔山水画能够兼具写意山水画与水墨山水画两者之特质。

鲁迅先生曾用“逸笔如春”一词形容文艺创作的气象。当代的中国逸笔山水画在不断扬弃、创新的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它不断吸收西方现代绘画艺术的构成元素，涌现出许多优秀画家。中国逸笔山水画既是传统审美观在当代的回归，也是快节奏时代画家的艺术取向。当代逸笔山水画创作并非过去的写意山水画或水墨山水画所能包容的，其韵致既要赋物于形又有超越于形的束缚，它包含着气韵生动的用笔和水墨晕章的写意性。因此，逸笔山水画可以从理论和创作上脱离“写意”和“水墨”的既定范畴，使中国当代的山水画表现形式更加多元，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摘编自《浅谈“逸笔”山水画的绘画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