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商务部对中兴通讯激活拒绝令一事，让自主创新的议题备受关注。不少人提到的“缺芯少魂”一词，也让自主研发计算机操作系统的问题，进入公众视野。

    如果说芯片是计算机和互联网信息世界的硬件“神经中枢”，操作系统则是让计算机硬件具备“灵魂”的基础。作为最基础、最底层的计算机软件，操作系统十分重要，有了操作系统，冰冷的机器才有“生命”，人们才有机会赋予其更多功能。长期倡导自主开发操作系统的倪光南院士做过比喻，操作系统就好像地基，应用程序就好像地基上的房子。谁掌控了操作系统，谁就掌握了小到一台电脑、大到一个网络的“开关键”，甚至可以在需要的情况下去掌控所有的用户信息和操作行为。因此，操作系统事关信息技术竞争力，更关乎国家信息安全。

    研发出一款国产操作系统，像微软 Windows系统一样供广大用户使用；是我国科技人员的夙愿。经过刻苦攻关，我们取得了包括银河麒麟、普华操作系统等在内的一部分成果。不过，研发一款通用的操作系统并广泛应用，难度超乎想象。以 Windows系统为例，有人甚至用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来形容其研发工程之庞大。而且， Windows还经历了多个版本的更新，每一次升级也耗费了不少成本。

    然而，一款操作系统的成功，蕴藏着巨大价值。它能构建起一个包括硬件开发者、应用软件开发者和用户在内的上下游生态链条和产业空间，围绕操作系统形成“生态圈”。同时，这也为后来者构筑了壁垒：即使研发出新的操作系统，也很难再去改变既有格局。正如有人说的，除非出现颠覆性的机会，否则很难改变这种现状。

    奋力自主创新、实现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的突破，才能真正维护网络安全，加快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当年王选院士立足创新前沿，自主攻克汉字激光照排技术，不仅改造了传统铅字印刷行业，还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电子出版产业。回溯改革开放40年，正因唱响了自主创新的主旋律，我们才创造出网络大国、科技大国的气象，也才拥有了向网络强国、科技强国进发的底气。今天，我们亟须开启新一轮全球视野下的自主创新浪潮，让芯片、操作系统以及高端制造装备等关键领域不再有“卡脖子”的隐忧。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在近日召开的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领导人强调，“要下定决心、保持恒心、找准重心，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筑牢自主创新的理念和信念，攻坚克难，久久为功，我们的科技强国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摘编自余建斌《开启全球视野下的创新浪潮》，《人民日报》2018年4月25日）

材料一

古典诗词——这语言和思维的极致表达，是人类情感最为重要的传达渠道和“储存器”。李白之高蹈豪放，杜甫之沉郁顿挫，苏轼之澄明旷达，李商隐之错彩绮丽，王维之淡远蕴藉……每一个语言里的诗人，都在以自己的一人一身探索着人性情感表达的独特方式，以惊心动魄的历险精神拓宽着人类感受的疆域边界。

诗人对于独特山川风物中的情感表达，几乎形成了那“数学般精确”的唯一而又广泛共鸣的“情感表达式”。思念故乡之夜，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我们绕不开的诗句；面对冬日怀人的傍晚，白居易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自言自语式的问语，是我们心头一次次泛起的惆怅；亲人生死阴阳两隔，“不思量，自难忘”的短句，会自然在心头徘徊。作为中华儿女的一员，这些诗词歌赋的句子和句子之中，隐藏着文化血脉最牢靠的基因密码。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整体情感珍宝，被一代又一代诗人收纳珍藏在诗词歌赋的“情感储存器”中。

崔颢和李白关于黄鹤楼的题诗佳话，是一个极具阐释学意义的“中华诗词”表达范式。一个诗人，怀揣汉语之笔登陆某处，面对千古景色，秉持汉语工具，穷尽诗家才情，吟哦出的是“一曲定乾坤”的极致表达。这样的表达一旦被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定格，在同一个千年尺度传统之中的李白，便在这样的景色面前发出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慨叹。这是一句欣喜莫名的慨叹，也是千载传统中“诗人同在”的相惜和温暖。

这是一个以中华汉语为传统的数千年持续涌流的记忆长河，所有的诗人都在这长河中储存最为珍贵的诗句，所有操持同一种语言的读者都在以自己的阅读，复活着千古沉浮的诗句，以每一代的阅读，擦拭、打磨、照亮着灿若星河、砥柱中流的诗篇诗句。每一个中国人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文化血脉，每一个诗人在这里追寻、恢复到“无名”而又永恒的“中华诗人”的神圣而谦卑的状态。

这些璀璨闪耀的诗句诗篇，是我们借以认出自己“我是谁”的“文化身份证”。这些诗篇连接的，是那个无数人、无限时间共同汇聚起的“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储存宝库。随着全球华人的脚步拓展，无论华夏儿女散落在何处，只要凭借着“床前明月光”的诗句，都会找到汉语节奏之下的“低头思故乡”。一代代人都会在低头寻得的“故乡”，和那个巨大而深厚的民族记忆相连。

古典诗词凭借这千载汇聚的灵魂和精神，使得我们找到自己身体记忆里的文化血脉，确认我们语言镜鉴中的精神面容，从而与我们自己，以及遥远的亲人们恍如梦寐、秉烛相认。

(摘编自杨少波著《古典诗词与文化血脉》)

材料二

风骨与气韵，来自中国古代文论术语，指的是文章内容和文辞方面明朗、刚健的风度。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有“风骨篇”。风骨，彰显内容的坚韧本质；气韵，反映文辞的感染力。气韵衬托风骨的劲健，风骨支撑气韵的光华。

风骨之气度，莫过于观照岁月的能量，中国古典诗词对岁月的描写是最具亲和力的。建安“三曹”之曹操慨叹“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初唐王勃诵“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而盛唐王之涣则歌“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宋代李清照叹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些人生，或庄或谐，或爱或恨，或疏或痴，它们在风骨之内，气度之上，演绎出中国美学精神“蕴藉隽永”的意味。南宋词人蒋捷作《虞美人，听雨》，用观雨的心境将“少年、壮年、而今”和盘托出，突出了人生——这位高明工匠一一雕刻出的岁月力量。岁月如雨，时光亦醉。痴于“醉”的，莫过于“谪仙人”李白。他的《客中作》，以酒告慰时光。李白酒入诗肠，狂歌“不知何处是他乡”。几百年后，苏轼作答“此心安处是吾乡”。在与时光对峙的人生中，诗词是唯一的安慰。这岁月的“沉著之致”积淀了风骨，凸显了气象。

风骨之韵味，莫过于古人对“物”的执着。刘勰言：“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古人写物，其旨在“物我两忘”。王国维谓：“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即便是不起眼的花草，相对诗词作者而言也仿佛具有“明心见性”的品质。南宋诗人陆游，晚年隐居山阴乡村，寒冬中偶见梅花怒放，兴之所致提笔作《卜算子•咏梅》。他虽没写一朵“梅”，没着一枝“花”，但读后却有幽咽的暗香扑鼻。“物”的淡雅之外，亦有浓郁气韵弥漫在诗词世界。“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李白的牡丹如此；“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李贺的美酒如是，就连柳永的“别恨”也浓得化不开——“杨柳岸，晓风残月”。古人观照“物”、珍视“物”的思想意度，是古人对“诗性”的自解，信手而出，奇崛有致。

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与西方哲学饱满的逻辑思维相反，它始终带着深深的隐秀色彩，内力隽秀，外显圆融，这是中国哲学以“道”为核心的“言有尽意无穷”。而最终，它落实到了“意蕴无穷”的艺术气质上，其效果就是“不在场的出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风骨气韵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编自张向荣著《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材料一

视频行业的发展壮大，既是自身传播手段、交互方式的改进，也给各行各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视频+教育”打破了传统教育资源时空局限，实现了教学方法的革新；“视频+医疗”促进了互联网医疗平台的发展，提供了求医问诊的快捷通道；“视频+电商”重塑了购物消费链条，带动线上消费异军突起；“视频+办公”解决了企业痛点，视频会议、远程办公广泛应用……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视频充分发挥高效、实时、多功能的特点，在行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与其他媒介形式相比，视频具备更强的现实感和说服力，在信息传播、创新治理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数千万网友“围观”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凝聚了众志成城的精神力量；科技博主、医护人员发布科普短视频，给受众个人防疫提供合理化建议；短视频平台联合各地领导干部、网络达人开展直播助农，打开土特产品销路……从宏观记录到微观叙事，从现场观感到深度解读，视频能够为观众提供充足的信息增量和情感增量，在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中弘扬主流价值、凝聚社会共识。

——《发挥视频传播的社会价值》

材料二

2020年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超过5.6亿，电商直播用户规模超过3亿，短视频用户超8亿……

无处不在的传播场景、持续增长的用户规模、超乎想象的惊人流量，彰显着短视频旺盛的生命力。但在“急速生长”的背后，难免存在着种种乱象：短视频侵权成为知识产权问题的新表现；“移花接木”的剪辑手段制造“拼接真实”，挑战媒介伦理；未经过滤的劣质内容引发社会担忧，各种低俗信息、虛假信息等挑战道德底线甚至触犯法律的内容时有出现……凡此种种，给用户带来困扰，也不利于短视频行业的健康发展。今天，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影响下，传播业态加速迭代、应用场景不断更新，如果疏于治理，短视频平台将面临更多风险和挑战。

——《短视频如何实现长发展》

材料三

内容始终是第一要义。“美食作家王刚”、“手工耿”等的走红，再次证明短视频内容要产生广泛持久影响力，创作不仅要有意思，还要有意味，更要有意义。

不少短视频内容创作者只追求“眼球经济”，求奇求险、低俗、花哨、空洞，秀段子的人多，讲好故事的人少，受众或是惊叫觉奇，或是哄笑一番，却意味索然，只是一“刷”而过。把有意思的内容展现出意味，关键要有想法有手艺。短视频虽然时长较短，但技术层面功夫不能丢。发挥视听艺术优势，不仅需要剪辑等技术，更需要叙事的技巧。用镜头“讲”好故事是门学问，方式路径并不唯一。叙事节奏无论舒缓还是紧凑，贴近生活、直抵人心的作品才有意味。通过有意思、有意味的内容带给人意义，是短视频讲好故事的更高标准。意思和意味吸引受众，意义引人进一步思考，让人内心有所触动甚至有所升华。在生活中发现世界、寻找感动、获得启迪，才能赋予短视频深刻内涵。

——《短视频，把好故事讲好》

材料四

基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在经历了“影视视频时代”“网络视频时代”之后，我们正在加速进入一个全新的“视频社会化时代”。2020年被定义为中国视频社会化元年。

2020年抖音平台的视频内容元素识别分析发现，“人物”在视频内容中处于绝对核心地位。除了“宠物”和“二次元”这两个特殊题材之外，在其他所有视频中，人物的平均出场率均为最高。面向未来，“人物”将成为视频社会化的核心要素，是视频叙事中最主要的对象。

未来将通过5G+AI+4K模式，构建万物互融、无缝连接的智能科技生活，形成万物互融、以人为本的视频社会化新生态，为用户带来极致的智能生活体验。万物互融的视频社会化时代，万物皆可拍，万物皆可播。视频相关产业需要兼顾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才能在描画美好生活图景，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的道路上实现多方共赢。

——《中国视频社会化趋势报告》

材料一：

中华读书报：20世纪70年代您就开始诗歌创作，诗歌使您的作品具有怎样的底色？

梁衡：诗歌是时代的号角。我写诗也是受到时代的影响，1975年我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首写大寨的诗歌。我小时候受古典诗文的熏陶，被父亲逼着背《千家诗》。大学赶上激情澎湃的时代，《回延安》《雷锋之歌》《向困难进军》《祝酒歌》等等，我都背过。诗歌对我的创作的影响，一是陶冶情感，二是锤炼语言。旧诗给人意境，新诗直接点燃人的激情。

中华读书报：进入新时期举办第一次“全国好新闻奖”，您的人物通讯《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光明日报》1980年11月14日）就得了奖。新闻和文学，您是如何转化自如的？

梁衡：首先是时代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正好抓住了。英雄人物是时代的主角，记者是时代的主笔，我写《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就赶上了这个时代的关口。但那篇通讯只有几千字。正好《青年文学》创刊号要出版，我以此为题材写了篇报告文学，发表后获得几个文学奖项，这是时代给予的。

中华读书报：20世纪90年代，即使您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创作也没有停止。《觅渡觅渡，渡何处》《大无大有周恩来》等政治散文被誉为“红色经典”。创作这类作品，您是否愿意谈谈是如何把握的？有何特点？

梁衡：写政治散文和我的经历有关。自古作家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政治家、思想家兼作家，比如范仲淹和唐宋八大家，他们的文章是站在政治舞台上的思考；一种是专业作家，比如李白、司马相如。那时兼职作家多于专业作家。当然现在专业作家多了，倒过来了，多于政治作家。作为官员作家，我认为有责任从我理解的高度为下一代讲清楚历史。我写的都是大家熟悉的人物，但我走的一条特殊的路子，把伟人的思想人格提炼出来，用辩证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把历史的面貌剥清楚，挖掘其轨迹和情感。文学是人学，当然也应该是伟人之学。

我的政治散文把握这样几点，一是直接抒写同时代的重大政治人物和事件，剖析理事，不避尊讳。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共产党六位总书记我写过三位，包括瞿秋白、张闻天、毛泽东等，其他重要领袖人物如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方志敏等也都写过。二是书写前代人物、事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进行审视，找到独特的切入点，关照现实。

中华读书报：对于散文创作，您的主张是什么？

梁衡：我的文学主张是“二为三境五诀”：“二为”指文章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散文唯美是对的，但文章只有美的技巧，作家就成了一个杂技演员。我主张文以载道，要有思想。“三境”是指文章要达到三个境界，一是客观的描述之美，“形境”；二是情感之美，创造一种精神氛围教人留恋体味，“情境”；三是哲理之美，说出一个你不得不信的道理，谓之“理境”，这三个境界一个比一个高。“五诀”是：形、事、情、理、典。指要达到三境的方法，文中必有具体形象，有可叙之事，有真挚的情感，有深刻的道理，但还有可借用的典故。

中华读书报：我发现您谈的最多的是“时代”。您的文学创作与国家命运总是连在一起的。无论为人还是为文，为什么您有这种大格局、大胸怀、大气魄？

梁衡：一是来自家庭熏陶。我父亲是个老教育工作者，解放后担任霍州县长。他读了很多书，我受他的思想影响。二是来自时代和大学教育的影响。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和大家一起照相，他坐在前边的椅子上，后面的同学很清楚地看到他肩膀上的补丁。人大就是那样艰苦奋斗的氛围。当年我们学雷锋学焦裕禄，每到周末同学们找地方帮别人义务干活。时代造就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三是受马列主义、西方科学史和共产党的世界观的影响。

（摘编自舒晋洽《梁衡：从学术中拎出一条文学的彩线》）

材料二：

自宋代起，司马相如就被尊为“赋圣”，与“骚圣”屈原、“史圣”司马迁、“书圣”王羲之等一起，共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

元朔二年，汉武帝实施“推恩令”，真正结束了绵延一千余年的分封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司马相如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又合称《天子游猎赋》）完成于推恩令的酝酿期。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司马相如敏锐地感觉到了诸侯王横行的时代即将过去，大一统的时代即将到来，于是他以当时刚刚兴起的赋体文学，纵笔讴歌了这一历史转变。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尽管从经学的角度肯定了司马相如赋的成就和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对相如赋主题的误读。笔者认为，《天子游猎赋》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歌颂汉朝的统一、强大、文明和昌盛，肯定朝廷对诸侯王的规范与管理；第二个主题是劝导汉武帝戒奢从俭，实行德政。第二个主题，只是司马相如顺便对汉武帝做的一个提醒与劝诫，并且是以“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即自我悔悟、改弦易辙的方式体现的，用语十分含蓄。

“赋圣”崛起，离不开那个伟大的时代，那个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从国家分裂、诸侯割据、战争连绵、民生涂炭，走向天下一统、经济繁荣、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时代。

（摘编自踪凡《“赋圣”何以诞生》）

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党八股在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一个长久的历史，现在来分析一下党八股的坏处在什么地方。

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

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

（摘编自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跫音

李舫

北京，东城。

横平竖直的北京旧城，有一条东西向的长街——五四大街。这条大街的中心，有一个朴素的门牌，上面刻着“五四大街29号”。在这个门牌的后面，是一个不大的院落，古朴的铁门后面，静静地伫立着一座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的老式建筑。春来暑往，斗转星移，这座“工”字形的建筑已逾一个世纪。从建成至今，它一直被人们称作——北大红楼。

1917年，农历丁巳。

此时的北京大学，春冰未泮，春寒料峭。

1月9日，蔡元培冒着严寒，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他试图用教育完成救国宏愿，“吾人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他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式致函教育部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

当其时，陈独秀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以《新青年》为阵地，把一篇篇笔锋犀利的文章化为投枪，向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展开毫不留情的抨击。陈独秀受聘为北大文科学长后，《新青年》编辑部随之移至北京，由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并成立编委会，北京大学由此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阵地。

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创办针砭时政的战斗性刊物《每周评论》，编辑部就设在北大红楼文科学长办公室。《每周评论》与《新青年》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每周评论》猛烈抨击封建军阀统治，揭露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和山东攫取权益的罪恶行径，号召人民奋起抗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又一块宣传阵地。

1918年仲秋，一个满口湘音的青年，背着一个简单的包袱走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

他，就是后来影响了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世界的毛泽东。

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红楼的第二阅览室担任图书管理员，得以近距离接触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陶孟和、胡适、邵飘萍、梁漱溟等，发现了一个他从前所不知道的世界。《新青年》也为毛泽东开启了另一扇认识中国与世界的窗口。陈独秀所说的“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给他的感触极深，循着新文化运动的思路，他在努力地探索。从北大走出来的毛泽东，浸润了北大的精气神，已然成为一位胸有利器、心怀世界的有为之士。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就是在这个朝气蓬勃、挥斥方遒的年纪，毛泽东写下了这句诗。正是在北京大学期间，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贫弱局面，毛泽东自信将来掌握中国历史命运的重大使命会由他们这一代有志青年去承担。他大声宣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清明时节，细雨纷纷。

雍容的红砖红瓦红墙红楼，掩映在道路两旁绿意盎然的行道树里。

1919年，29岁的李大钊意气风发。他快步走进红楼大门，腋下夹着新刊出的《新青年》，冲进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办公室，大声宣称：“试看将来的寰宇，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5月3日下午，北京大学的学生们知晓了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外交失败的消息，当晚便在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约请北京十三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热血在沸腾，地火在燃烧。北京大学，莘莘学子在觉醒。

5月4日，来自北京大学等十三所大学的三千多名学生，从北大红楼出发，一路到天安门、东交民巷、赵家楼，一路怀着愤怒、带着激情不停地呐喊，乌云密布的中国，喑哑的天空终于发出了响亮的声音。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19人在北京大学红楼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们进一步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北京党组织的建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0年春，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同时在北京和上海从事建党的筹备工作。同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在北京，红楼李大钊办公室的外间会议室，正是当时筹备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联络处。

初心在萌芽，信念在激荡。中国的四面八方，有志之士不约而同聚集在一起，思考中国究竟往何处去，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源于德国小镇特里尔的种子，在觉醒者的心灵中孕育成长。红色的激流涌入黄色的土地，掀起汹涌壮阔的狂澜，汇聚成光耀中华的绚丽日出。

亿万万人家国，一百余年拼搏。

今天，穿过熙熙攘攘的五四大街回望，红楼无声，红楼如故。然而透过红色的建筑外表，仿佛还能看到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流下的鲜血，看到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高高飘扬的红旗，看到井冈山上正在燎燃的星火，看到红军战士帽檐上的五角星……这栋建筑曾经激荡起的历史风云，依旧清晰而鲜活。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革命者从未改变前行的脚步。

朴素的初心，凝聚了非凡的力量。亿万人民生死与共、始终相随，让这个曾经四分五裂、一穷二白的国度，于危难中振作，在绝望中重生，已然可见复兴的曙光。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