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1845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②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③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④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⑤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订自己的路线时，当然要从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依据革命理论的指导并且加以论证。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⑥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

①既然艺术鉴赏是主客体的感情交流活动，那么，鉴赏者就不是完全被动的受感染者。作为审美主体，他有很大的能动性，是艺术形象创造的积极参与者。当然，他不是艺术生产过程中的参与者，而是消费过程中的参与者。王朝闻把艺术鉴赏的心理活动叫作“再创造”。他说：“艺术形象，其实不过是借有限的但也就是有力的诱导物，让欣赏者利用他们的那些和特定的艺术形象有联系的生活经验，发挥想象，接受以至‘丰富’或‘提炼’着既成的艺术形象。”

②既然艺术鉴赏是一种“再创造”的心理活动，那么，不同的鉴赏者对于某一部作品的艺术感受，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正如鲁迅所说：“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当然，因为鉴赏的是同一部作品，作家所提供的信息——诱导物是相同的，所以鉴赏者的再创造也不至于离题万里；而是大同小异。

③在艺术鉴赏活动中，先是鉴赏者感受到作品所传递的信息，在感受的基础上，就进入体验。体验是鉴赏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心理因素。因为没有体验，就不能进入作品的规定情景；没有体验，就不能深切地感受形象的情感精神。鉴赏者是在体验的基础上通过想象活动，而再体现在头脑中。体验是以本人的记忆为基础的。演员在体验角色的感情时，需要在生活库存中唤起自己的情绪记忆；读者在鉴赏艺术形象时，也需要在生活库存中唤起自己的形象记忆。这就要求有相应的生活经验，如果没有相应的生活经验，那就无从体验，也就无从“再体现”或“再创造”。但即使在同一或相近的社会形态中生活的人们，其人生体验也是各不相同的，因而再创造的艺术形象就必然有所差别。所以外国人说：一千个读者的心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④艺术鉴赏的另一重要心理因素是想象，想象在创作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鉴赏活动中也占有同样重要的位置。鉴赏者总是在生活体验的基础上，通过想象来丰富艺术形象。生活是无限广阔和无限复杂的，而艺术则只能用有限的画面和有限的笔触去表现它，作者选取典型情节和典型人物，抓住特征性的几点，加以勾勒，诱导读者、听众用想象加以补充，这样才能余味无穷。如果写得太实，不给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那倒反而索然无味了。马远的绘图《寒江独钓图》，只画一个老人坐在小船头上独钓，画面很简单，但能引起读者的想象：这大概是一个高士，避开世俗的纷争，独钓寒江，恬然自得。欣赏音乐，想象的作用就更大了。白居易《琵琶行并序》里说：“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这写的就是欣赏音乐时的想象和联想。如果连最起码的想象力也没有，那是根本无法欣赏艺术作品的。电影里有蒙太奇的组接，小说里的情节也有跳跃，没有想象就连续不起来。至于象征主义作品，意识流艺术等，没有丰富的想象力就更不行了。当然，鉴赏者的想象是以艺术形象所提供的信息为，基础的，不能离开它而胡思乱想。否则就离谱了，那就不叫艺术鉴赏。

⑤艺术鉴赏还有一种心理因素；叫移情作用，艺术作品是以情感人的，审美主体被感动之后，激发起了相应的感情，又将这种感情外射到审美对象身上去。这就是情感的交流。当然，这种交流是有条件的。首先，审美对象作为客体，它必须是美的，然后才能打动审美主体。但是，若把鉴赏活动仅仅看作是审美客体以美感感情打动审美主体，而审美主体似乎完全是被动的，那也不合乎事实。因为移情作用实际上是存在的。杜甫诗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是鉴赏自然美时移情作用的例子。鉴赏艺术美也是一样。人们常常进入角色，与之同喜同悲，同笑同哭，为古人担忧。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记载：一个英国老太婆看《哈姆莱特》，到最后决斗的一幕，大声警告哈姆莱特说：“当心呀！那把剑是上过毒药的！”类似的例子尚多，这都说明观赏者的感情是外射到审美对象上了。当然，完全达到物我同一，失却了理智，也并不好，枪杀演坏人的演员就是极端的例子。布莱希特提出了“间离效果”的表演理论，要求演员在感情上与角色保持距离，从而避免使群众把对角色和演员本人的感情混合，这是很有道理的。这样，就必须要求鉴赏者亦情亦理，既能放纵感情，又能控制感情。

⑥艺术鉴赏不但是感受的过程，同时是一个认识的过程。所以在艺术鉴赏的心理活动中，还有再认识再评价的因素。作者将他对生活的认识和评价表现在作品里，鉴赏者则通过作品对生活做出再认识和再评价。鉴赏者的认识水平可能低于作者，这样他就不能全部领会到作品的思想意义，这在现实生活中是常见的。但是也有可能鉴赏者的认识水平高于作者，他可以从作者所描写的生活画面认识到更多的东西，这在现实生活中也并不少见。人们常说的“形象大于思想”，就是指这种情况。正因为艺术作品的思想不是直接说出的，而是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有可能提供一些客观情况，让鉴赏者做出再认识与再评价。

（摘编自吴中杰《文艺鉴赏的审美特点》）

材料一：

“这棵栽植于道光年间的古树是一棵‘救命树’，保护在树上避难的村民免受洪水侵袭，如今我们将其列为‘乡愁保护点’，有工作人员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在雄安新区大王镇大阳村，安新县乡愁保护工作队成员周建斌指着一棵古槐树说道。

雄安新区已经进入大规模开工建设阶段，在如火如荼建设场面背后，一些承载村民过往记忆的古宅、老树依然挺立，成为雄安新区的“乡愁文化遗产”。

为保护雄安新区的“乡愁文化遗产”，雄安新区在全国没有可资借鉴的情况下，率先成立雄安新区“记得住乡愁”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首创雄安新区“乡愁文化遗产”保护理念。

随着“记得住乡愁”专项行动的开展，雄安新区乡愁家底变得清晰起来。目前，雄安全城物质类乡愁点总数2367项，非物质类乡愁遗产总数186项。

“2020年新区征迁村原有88处‘乡愁保护点’，经过我们实地调查，又新增了93处。”雄安新区管委会公共服务局乡愁专班组长辛公舜说。

据辛公舜介绍，在雄安新区的大规模开工建设中也出现了工程建设和“乡愁保护点”位置冲突的现象，雄安新区乡愁工作专班采取了“一案一政策”的活态保护措施，根据“乡愁文化遗产”价值和规划建设需要，针对每一处“乡愁文化遗产”的特点制定了“特殊”政策，有效保护“乡愁文化遗产”的同时也配合了施工单位的工程进度。

雄安新区未来将利用保存下来的古宅以及古宅构件建设历史街区，利用老物件建设展示新区农耕、渔猎以及民间艺术的博物馆，利用古树打造乡愁林，让未来的新区居民记得住“乡愁”。

除此之外，雄安新区将启动“数字乡愁”影像留存和“数字乡愁云”工作运用虚拟现实技术、三维展示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三维实时渲染技术等，构建与现实世界孪生的数字虚拟空间。通过对雄安新区内的数字乡愁点进行VR及视频解说制作，建立“数字乡愁”文化平台，最大限度保留和记录古村落乡愁。

未来，雄安新区将进一步打造相应的雄安历史文化传承基地和展示区域，将传统文化融入雄安城市风貌之中。

（摘编自鲁达、崔涛《“乡愁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融入雄安规划建设》）

材料二：

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地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社群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上，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另外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以我们自己来说罢，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我十岁就离开了家乡吴江，在苏州城里住了九年，但是我一直在各种文件的籍贯项下填着“江苏吴江”。抗战时期在云南住了八年，籍贯毫无改变，甚至生在云南的我的孩子，也继承着我的籍贯。她的一生大概也得老是填“江苏吴江”了。我们的祖宗在吴江已有二十多代，但是在我们的灯笼上却贴着“江夏费”的大红字。江夏是在湖北，从地缘上说我有什么理由和江夏攀关系？真和我的孩子一般，凭什么可以和她从来没有到过的吴江发生地缘呢？在这里很显然在我们乡土社会里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人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过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在现代都市里都规定着可以取得该地公民权的手续，主要的是一定的居住时期。但是在乡村里居住时期并不是个重要条件，因为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为新客或客边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锤炼出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尤其是近代以来，在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铁骨铮铮的中国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书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在国民党白色恐怖肆虐之际，中国共产党人以坚贞不屈的气节，诠释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当美帝国主义在中朝边境武力挑衅之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唱着振聋发聩的战歌，越过关山险隘，打破了美国侵略者不可战胜的神话。

如今，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不可阻挡，但道阻且长 ， ②更应该依靠全体人民自强不息、团结一致的磅礴力量 ， ③我们正处在一个愈进愈难而又非进不可的时候 ， ④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魄披荆斩棘，走向胜利。

我们应该明白：现在的美好生活不是轻易得来的，而是无数前辈抛头颅、洒热血，敢拼敢想换来的，因为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更应该好好珍惜，不断奋斗。作为新时代的中学生，必须继承和发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跃马扬鞭，一路向前。

长期以来，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特征存在着不同理解。一些观点认为，中华文明属于大陆文明，中华传统文化以内陆文明为底色，与海洋关系不大。这种观点的形成原因较为多样和复杂，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是一个重要来源，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是其中的代表，他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提出东西方拥有不同文明体系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内陆文化，是僵化和停滞的；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海洋文化，是进取和创新的，这种文化差异造成了不同的人类文明形态。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且不符合历史事实。

中华传统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文化，是多元同构的文化，海洋文化是其重要特质。中国自古就是海洋大国，既有广袤的大陆，也有辽阔的海疆。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悠久的海洋文化，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传统文化的海洋特质孕育于远古时期，考古学家在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发现了海蚌壳、海鱼骨等遗存，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东南沿海等地也大量分布着古代先民采食海贝、海鱼后抛弃贝壳、鱼骨所形成的贝丘遗迹。

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对海洋的认识逐渐深入，利用逐渐成熟。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海上航行的明确记载是秦始皇派徐福率众东渡。在广州南越王宫殿遗址发掘出了大型造船厂遗址，《尚书》《庄子》《山海经》等古文献中对刳木为舟、煮海为盐等亦有记载。汉代开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与交流东到日韩，南至东南亚各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也发现了不少与中国汉代海上航运及贸易相关的考古遗存，出土、发现了数量可观的汉代陶器、铜器、铁器等。这些器物正是海洋文化在汉代取得长足发展的实证。

六朝、隋唐时期，对于海洋的探索与开发显著推进。据史料记载，孙权曾派遣船队进行了数次大规模海上远航，远至台湾、东南亚等地，到吴国灭亡时，尚有大船五千余艘。唐代的造船技术更加高超，船体设计、船帆制造以及轮桥起重技术等诸多领域都有新的发明。唐代开始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交往和对外贸易，这是针对海洋经贸最早的官方常设机构。沿海港口城市也随之快速发展，广州、宁波、福州（时称泉州）、扬州等地都有规模很大的港口。《新唐书•地理志》等典籍也记录了从广州出发，经越南、印尼等地绕过马六甲海峡到达西亚的远洋航线及沿线各国风貌。

宋元时期，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达到一个相对的高峰。宋代特别是南宋高度重视海洋贸易，明确提出了“开洋裕国”的基本国策，建立了更为完备的市舶机构，对海洋贸易采取了宽松开放的政策，航海技术进一步提升，海洋文化的发展进入繁荣时期。

明清两朝是海洋文化跌宕起伏、曲折发展的时期。一方面，明代前期，经由海洋的对外交流达到巅峰，郑和率领规模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航路最远抵达非洲，时间跨度前后长达近30年，是古代航海史上规模空前的壮举。另一方面，明中叶之后，明清两朝不同程度推行过一些“海禁”政策，甚至发展为闭关锁国，阻滞了海洋文化的发展。

基于此进行研判，不难看出中华传统文化鲜明的海洋特质。文化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形成的，同样也不是一个时期的停顿或波折所能截断的，历史长河在征途中激起的浪花乃至曲折的迂回，并不能改变其奔流入海的大势 ， 明清海洋政策阶段性变化所造成的影响也无法抹杀中华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海洋特性。

同时应当看到，中华传统文化是多元同构的文化，就文化内涵的诸多构成特质而言，海洋文化特质与其他特质并非相互割裂、各自孤立的存在，而是有机共生、同构融合的关系。正因如此，中华传统文化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开放包容、开拓进取等精神内涵不断得到增强。首先，开放包容是中华海洋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其次，开放包容也是中华海洋文化的基本特质。纵观西方几百年的海洋史，可以说是一部殖民和掠夺的历史，充满血腥杀戮，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相比而言，中华海洋文化则具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传统。各民族之间和谐往来的例证在史书或沿海城市现存的遗迹中比比皆是，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海洋文化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思想。再次，开拓进取是中华海洋文化的重要精神特质。我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沿海地区的百姓很早就有搏击风浪、逐海谋生的传统，逐步形成了充满活力、敢拼会赢的社会文化氛围。

综上所述，海洋特质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一中华古谚的思想内涵反映着大海浩瀚无垠的自然品格。面向未来，推进海洋文化研究、总结古代海洋文化发展历程与经验，对于纠正和破除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误区，增强人们的海洋意识有着重要意义。

（摘编自林大志《浅谈中华传统文化的海洋特质》）

材料一  文化的重要功能是文以化人，其最深层的积淀和影响是对人格的培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漫长发展中不断塑造和培育的正面人格，或者说集体人格，就是被历代中华儿女广泛接受并尊崇的君子人格。

“君子”一词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流行，主要是贵族和执政者的代称。到了春秋末期，孔子在构思和传布自己的儒家学说时，对“君子”概念的内涵进行改造，赋予其许多优秀道德的意蕴。如果说，孔子在构思和传扬儒家学说时，思考的轴心问题是探求如何立身处世，即如何做人的道理，那么他苦苦追寻的结果，或者说最终给出的答案，就是做人要做君子。

孔子塑造的君子人格，伴随《论语》的流传而走入人们的心灵，可谓登高一呼，山鸣谷应。儒家学派的后继者如孟子、荀子等，对君子人格张扬申说，自不待言。“君子”一词，在《孟子》中出现82次、在《荀子》中出现了304次，其推波助澜，可谓不遗余力。与儒家学派颇多论争的墨家学派和法家学派，对君子人格也欣赏有加，如墨子说“君子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墨子·尚贤》）；韩非子说“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恶”（《韩非子·内储说上》）等等，都是对君子人格的高度肯定。影响深远的道家学派，虽然诸多思想观念与儒家学派判然有别，但在如何看待君子人格这一点上，两者却颇为一致。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道德经·三十一章》）；庄子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庄子·山木》）。凡此种种，无不表明道家学派对君子人格的认同和称许。至于被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更是对君子人格赞不绝口，推崇备至。其中广为人知的名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张岱年等哲学家认为，这是对君子形象的生动描绘，也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最佳概括。

由孔子孕育培养、诸子百家呵护成长的君子人格，在此后中华文化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受到上至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及文人士大夫，下至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普通百姓的广泛认同和景从。

从先秦至清末，有关君子和君子文化的描述不仅在汪洋浩瀚的历代典籍中星罗棋布，数不胜数，而且在传统戏剧、民间说唱、民俗礼仪及家教家训中，俯拾即是。君子文化及君子形象还渗透和融入我们日常生活及器物之中，如中国人自古就有爱玉的传统，实缘于“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礼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诗经》）的观念。

君子概念历久而弥新，至今仍保存着旺盛的生命力。当今社会尽管发展迅速，观念多变、文化多样，但只要是中国人，不论居庙堂之高，抑或处江湖之远，哪怕是目不识丁的山村老农，也乐于被人看作君子，而决不愿意被人视为小人。君子人格在不同阶层人群，包括社会底层老百姓中都有相当的知晓度和认同度，君子风范今天仍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奉为做人的圭臬。做人做君子，这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祖训，像血液一样涌动在每个中华儿女的内心。“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成人之美”“君子不夺人所好”“君子动口不动手”等等，这些至今活在人们口头的君子格言，已不同程度地成为中华儿女做人做事的人生信条。君子作为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是凸显中华文化“精气神”的典范人格模式，彰显着中华民族深沉精神追求和独特精神标识，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聚焦之点和闪光之源，是烛照中华儿女历经坎坷而跋涉向前的人格力量和心理支撑。

——（摘编自钱念孙《君子：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

材料二  如果说圣徒、绅士、骑士、牛仔是西方文化人格的表征，那么中华文化人格则体现为“君子”。君子文化，无疑是联系中国人的血脉之根，渗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天子权力式微。君子不再纯粹作为政治上的统治者，而以道德修养的践行者被儒家所推崇，并赋予新的人文内涵，一举成为济世的高标。由此，君子集智慧与美德于一身，“新君子群体”产生。新君子群体通过推广“六经”，强调仁爱精神，播下了人文思想的种子。君子形象成为文学家们最为迷恋的书写对象。从《诗经》起，中国文学塑造了一系列卓尔不群的君子形象。有岳飞、关羽等忠烈君子，有赵云等勇毅君子，等等。

当然，君子毕竟是楷模、典范和高标，做个君子自然不可能没有门槛。因此，君子文化对于君子的外在和内在都有质的规定。就外在而言，君子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有标配。如“毋侧听，毋噭应，毋淫视，毋怠荒”。当然，对于君子的内在要求更为恢弘、深远。修身养性是低配，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终极目标。欲实现这样的高标，主要依凭才学。不仅需要“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还得富有文人雅趣。当君子内外兼修，自然就剔除了权势阶层的倨傲，增加了温良恭俭让等人文内涵，从而成为一种美好的文化精神流淌在中华大地上。哪里有君子的身影，哪里就播撒了君子文化的种子。

君子文化是中华文化最具有生命力的一种文化基因。一些人因为与世俗生活完全同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半人”。完成了君子人格塑型，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审美内涵的“人”。或者说，不少人不过是一次性活着，只有具有君子人格的人才可能让精神传承，才可能不朽。做个君子，不但预示了人生的方向，而且确立了最具终极意义的人生价值追求。既是中华文化的普世价值，又是中华文化人格的品牌标识。

弘扬君子人格的正能量，是传播中华优秀君子文化的必由之路。培养新一代有操守、有担当、有襟怀、有胆识、有雅趣的新君子，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悲悯情怀、生命意识和人文素养。传承君子文化的优良基因，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同时，应该正视君子文化的瑕疵，君子一度被矮化为“文弱书生”。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显然是对君子的误解。君子不等于文弱，君子文化不等于腐儒文化，不等于失去了血性和勇武。当下，君子文化的式微，源于精致的利己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的大行其道，以及现代性焦虑和人文精神信仰的断裂。事实上，当下是推行君子文化最好的时代，因为大众受教育程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和提高。

——（摘编自张国龙、凌丽君《中华民族的精魂：君子人格和君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