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知识类综艺一直都是电视台的杀手锏，隔三岔五来一次，总不会错。

    因为，人本身对知识就有着天然的渴望，通过从小到大的学习，每个人都储备了一定的知识。而知识类综艺就是拿出某一方面知识去考验答题者，但答题者并非万能，当出现观众知道答案而答题者答不上来的情况，观众的虚荣心就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若出现一类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的答题者，观众又会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崇敬之心，心生“怎么可能。的五体投地之感。

    在各类综艺霸屏的现在，知识类综艺总还是能占据一席之地。无论社会怎样变迁，对于知识的渴求依然旺盛，我们抛开那些比赛类综艺，其他的类似介绍某一工种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介绍美食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等同样引起很多人极大的兴趣，这些综艺或者纪录片都蕴含极大的知识量，在看节目中学习，不也是老百姓一个小小的消遣吗？

    （摘编自《从<中国诗词大会>的走红聊聊国内知识类综艺节目》）

    材料二

    近年来，针对电视娱乐节目过多、跟风现象严重、内容质量不高等问题，相关部门下发了多项被业内称之为“限娱令”的相关政策。每有相关政策出台，伴随而来的是一大批节目面临调整。有一些节目制作者因政策转向，选择了向文化类节目转型，以保守者式进行所谓“安全”的制作。

    记者注意到，目前很多文化类节目收视并不理想，不少卫视刚刚摆脱唯收视率的极端，又陷入了无收视率的尴尬。如果说，曾经业内担心的是真人秀的泛滥因而质疑文化类节目到底“有没有”，那么当文化类节目兴起，同样需要提出到底“好不好”的疑问。毋庸置疑，文化类节目要努力提高节目质量，力求实现收视和口碑双丰收的效果。

    央视科教频道副总监阚兆江曾表示：“文化类节目的挖掘目前还远远不够。”在他看来，一些文化类节目之所以受到质疑，一个重要原因是电视人思考不足，缺少应有的探索和努力，使得文化的呈现方式出了问题，把握文化含量、层次时忽略了大众传播的因素，忽略了节目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于高收视背后的文化影响力。

    （摘编自《别让“限”成综艺回归文化的动因》）

    材料三

    2017年文化类综艺节目核心选题比例

    （摘编自人民网）

    材料四

    《国家宝藏》能够成为“网红”，就是国为它从大众比较喜闻乐见的“八卦”的视角解读国宝，而日本富士电视台的《我们一起学艺术》、英国数字频道CBBC的《terrible Fitzroy》能够在本土火热，也是因为他们将高冷的文化用喜剧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以色列Aroma的益智答题类文化节目《Who song》，通过让观众提问的方式来增强观众的参与，节目里选手需要作答的问题全部来自环形大屏上的场外观众。而德国的《Cilice Travel Show》则通过复原某一时代内容的特定背景，营造沉浸式的观看体验，让观众跟随选手在不同时代穿梭。

    《朗读者》在播出期间设立了朗读亭，借此扩大自身的影响范围；《见字如画》将节目切割成短视频，并推出“与你见字如面”的社交应用，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而《国家宝藏》则将B站作为自己的“热度发酵地”，以此打破“次元壁”，引发全民热议。

（摘编自《从<中国诗词大会>到<一本好书>，文化类综艺的爆款方法论》）

    狄青，汾州西河人，善骑射。宝元初，诏择卫士从边，以青为延州指使①。时偏将屡为贼败，士卒多畏怯，青行常为先锋。凡四年，前后大小二十五战，中流矢者八。尝战安远， 被创甚，闻寇至，即挺起驰赴。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

    狄青是汾州西河人，擅长骑马射箭。宝元初年，皇帝下诏挑选卫士参加戍边军队，（后来）任命狄青担任延州指挥使。当时戍边的将领多次被贼军打败，士兵们大都畏惧胆怯，狄青出战经常自己做先锋。一共四年，前后经历大小二十五次战斗，八次被流箭射中。曾经在安远有一场战斗，狄青身体遭受很重的创伤，但是一听说敌人来犯，马上起身上马奔赴战场。他在贼兵中出入，贼兵都纷纷溃散没有人敢阻拦他。

    尹洙（朱音）为经略判官，青以指使见，与谈兵，善之，荐于韩琦、范仲淹曰：“此良将材也。”二人一见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由是益知名。

    尹洙担任经略判官，狄青凭借延州指挥使身份进见。尹洙和他谈论军事，认为他非常擅长，就向韩琦、范仲淹推荐说：“这是良将之才。”韩琦、范仲淹一见狄青就认为他很出众，对他非常看重。范仲淹拿《左氏春秋》送给他说：“将军如果不了解历史，那也不过是有着匹夫之勇的人罢了。”从此狄青改变平日志向去读书，全面透彻地了解了秦、汉以来将帅的用兵策略，他也因此而更加知名。

    青奋行伍，十余年而贵，是时面涅②犹存。帝尝敕青傅药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尔，臣愿留以劝军中。”以彰化军节度使知延州， 擢枢密副使。

    狄青从行伍中奋斗起家，十多年就显贵了，这时脸上刺的墨字还在。皇帝曾颁布文书准许狄青敷药除去字迹，狄青指着自己的脸说：“陛下凭借我的功劳来提拔我，不责求我的出身，我之所以有今天的成绩，只是因为这刺下的墨字的不断激励罢了，我希望留着它们用以鼓励军中其他的将士。”不久狄青凭借彰化军节度使的身份管理延州，后又被提拔担任枢密副使。

    皇祐中，广源州蛮反，岭外骚动。青上表请行。青戒诸将毋妄与贼斗，听吾所为。广

西陈曙乘青未至，辄以步卒八千犯贼，溃于昆仑关。青曰：“令之不齐，兵所以败。”晨会诸将堂上，揖曙起，按以败亡状，驱出军门斩之。已而顿甲，令军中休十日。觇者还，以为军未即进。青明日乃整军骑，一昼夜绝昆仑关。贼既失险，悉出逆战。青执白旗麾骑兵，纵左右翼，出贼不意，大败之，追奔五十里。还至京师，帝嘉其功。

    皇祐年间，广源州蛮谋反，岭南局势动乱。狄青奏上表章请求前去平定。狄青告诫将领们不要胡乱同贼兵作战，要听从自己的排兵布阵计划。广西的陈曙趁狄青还没到任，就带领八千步兵向贼兵发起攻击，结果在昆仑关溃败。狄青说：“命令不加整饬，是军队失败的原因。”早晨在堂上会合诸将领，将陈曙等人集中起来，审查失败逃亡的罪状，将他们赶出军门处斩。接着指示放下铠甲，命令军中休整十天。敌方窥探的人回去报告，贼兵方面认为朝廷军队没有马上进发的动向。狄青第二天却整顿军骑出击，只一个昼夜就跨越了昆仑关。贼兵失掉险要关隘之后，全都出来迎战。狄青手执白旗指挥骑兵，直冲贼军左右翼，出乎贼兵意料，大败贼兵，追逃奔袭溃败的贼兵达五十里之远。回到京城，皇帝嘉奖了狄青的战功。

    青为人慎密寡言，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行师先正部伍，明赏罚，与士同饥寒劳苦， 虽敌猝犯之，无一士敢后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与将佐。始，与孙沔（免音）破贼，谋一出青，贼既平，悉以诿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叹其勇，既而服其为人，自以为不如也。

    狄青为人谨慎缜密很少言语，谋划事情一定看清机会以后才去施行。调度军队时先整顿队伍，明确赏罚，常常同士兵一起忍受饥寒劳苦，（因此）即使敌人突然侵犯他们，也没有一名兵士愿意落后于前面的人。因此狄青出战时大多会有战绩。狄青尤其爱把功劳推给偏副将领。当初，他和孙沔打败了贼人，计谋完全出自狄青，贼人被平定后，狄青把归劳都推给孙沔，自己仿佛是没出过什么主意的人一样。孙沔起初赞叹他的勇敢，这件事之后又佩服他的为人，自认为比不上狄青。

    熙宁元年，神宗考次近世将帅，以青起行伍而名动夷夏，深沈有智略，能以畏慎保全终始，慨然思之。

    熙宁元年，宋神宗考核排列之前各时代的将帅，认为狄青起于行伍之间却能够声名震动中原和边疆各地，为人深沉又有智谋，能够凭敬畏谨慎保全终始，感慨之下非常追念他。              

取材于《宋史·列传第四十九》

【注】①指使：当时戍边军队职务。 ②面涅：脸部瘢痕。狄青出身寒微，因代兄受过而被刺字充军。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城市建设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进程。而关于城市建设，传入我国的主要有两种理论。第一种理论表现为“明天的城市”模式，即按照理想兴建一个完美的城市，实现一夜之间的突变。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中国的城市建设。第二种理论表现为“拼贴城市”模式，即不是完全去掉旧的元素，是在此基础上把好的、新的元素拼贴进去，使这个城市既有新的元素，也有旧的元素。这是一种温和的建设方式，对当下中国的城市建设有重大启示。

这两种城市建设模式蕴含的思维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明天的城市”模式的思维方式是，生活是根据理性人为构建出来的。“拼贴城市”式的思维方式是，生活不是靠一夜之间的创造突破形成的，而是历史文化自然演变而成的。因而，在前一种理论框架下，城市的历史只能是负担，是应该抛弃的；在后一种理论框架下，历史却是宝贵的财产，是应该尊重和珍惜的。实践证明，一个城市要有独特的魅力，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历史。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在城市建设上对现代化的理解是片面的，所想象的现代化城市都是以西方为蓝本，唯“洋”是从，一度把钢筋、水泥、玻璃视为现代化的代名词，而对城市的历史视而不见，甚至完全视为包袱。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进程对自然生态及历史文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体现了城市建设模式的激进。

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建设向来是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智慧的。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正如在《清明上河图》、平遥古城所看到的，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丝毫不比西方逊色。甚至，它还是多元的，至少可以分为三种城市群落。第一种，“宇宙之城”，天人合一的行政都会，以元大都奠定基础的古代北京为代表。城市方正规则，左右对称，秩序井然。这代表着当时中国人对当时城市的一种理解，他们认为城市的秩序是对宇宙秩序的复制，人间的秩序要对应宇宙的秩序。这种城市建设就寄托了这样一种追求。第二种，“生态之城”道法自然的山水小城，以湖南凤凰为代表。整个城市依山傍水，依照山水的自然曲线布局，充满湖诗意。这种城市建设体现了中国人对城市的另一种理解，认为人应道法自然，城市要按照自然的规律来设计，山水自然，城市与人完美融合在一起。第三种，“人文之城”，儒商精神凝聚的江南市镇，以杭州、苏州、扬州为代表。明清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江南城镇的发展。这些城镇是儒商聚居的地方，形成了人文氛围浓厚的江南城镇群。这三种城市建设都体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特色。

一个城市要有独特的个性，最重要的不是空间上的拓展，而是历史文化上的继承与发展，这需要我们的城市建设回顾历史并深入地反思与总结。城市发展要搞好建设，主要考虑两个方面：城市地标是什么？城市文化母体是什么？如果一个城市地标模糊、母体过度损坏，那么这个城市就丧失了个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回答，什么是好的城市。

（摘编自许纪霖《优美是否离我们远去》，有删改）

材料一：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在叙事上采用了曲折复义的表达方式，明确说小说故事是假语存（贾雨村）、真事隐（甄士隐），在真假、有无、虚实之间，《红楼梦》中有大量的艺术空白点，也就是“不写之写”。

“不写之写”应该主要从美学修辞学上来理解，而不是从索隐或随意联想的角度来理解。遗憾的是，“不写之写”大多数情况被属于历史学范畴的考证或非文学立场的索隐派所笼罩。一部艺术作品，所能写到的东西相对于无始无终、波澜壮阔的生活来讲总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不写之写”在“写”和“不写”之间有一个辩证关系。对于作家来说，“写”什么是值得反复思量和推敲的，“写”是主要的，是呈现给广大读者和观众的，是他们能够直接感知和认知的，是直接诉诸读者直觉经验的。至于“不写”，则属于并不完全由作家掌控的部分，由“写”唤起人们对“不写”感知、认知，这对作家来说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技能，对阅读来说不是轻易能获得的效果。

那么作家和作品中的“不写之写”究竟该怎么理解？作家的“不写之写”，应该是服务于其艺术目的的或者一定的艺术目的的。作家通过作品写出来的东西，虽然是局部的，但可以意识到它的整体，这才是“不写之写”。换言之，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而并不是所有的空白、笔触不到的都叫“不写之写”，不是在阅读过程中随意生发、随意联想到的内容都是“不写之写”。

从《红楼梦》的文本举例，如第三十五回宝玉与薛宝钗丫鬟莺儿的对话。莺儿笑道：“你还不知道，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上的人没有的好处呢，模样儿还在次。”宝玉见莺儿娇憨婉转，语笑如痴，早不胜其情了，那更提起宝钗来！便问道：“好处在哪里？好姐姐，细细告诉我听。”莺儿笑道：“我告诉你，你可不许又告诉她去。”宝玉笑道：“这个自然的。”正说着，只听外头说道：“怎么这样静悄悄的！”二人回头看时，不是别人，正是宝钗来了。既然这个秘密是莺儿不能告诉宝钗的，此时在莺儿和宝玉对话时当事人宝钗闯了进来，莺儿当然不能当着宝钗的面给宝玉说了，况且是秘密呢。薛宝钗究竟有什么别人都没有的好处，读者也就无法知道了。这个“不写之写”，是永无直接答案的。不是宝玉以后没有机会再向莺儿求证求解，而是作者“不写”了。

“不写”使文本具有了开放性，使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经验来丰富和确认，在阅读理解中让薛宝钗的性格丰富起来。而《红楼梦》的叙述又是具有文本的自足性、自洽性的，作家“写”了很多，“写”又限定了我们的理解和联想。薛宝钗有世上人少有的好处，作家为了让你关注、揣摩他的艺术描写，从设置悬念和激发阅读动力与兴趣来说，也是不会轻易直接告诉你的。急于求解问题的答案有，也没有，莺儿接下来要说的成为了文本的“空白点”，这就是“不写之写”的妙处。

这样的“不写之写”，构成了文本理解的不确定性，但具有理解的合理性。因为这些不写之写，是读者可以根据上下文，根据对人物一贯的性格、行为逻辑、情感取向推测到的，但又不能完全说明白，不能完全“意于言表”，从而使艺术具有含蓄隽永、味之无穷的韵致和品格。

（摘编自孙伟科《〈红楼梦〉中的“不写之写”》）

材料二：

空白是中国画构图中处理黑白关系的主要手段。在《红楼梦》的画家笔法中，空白是被经常运用的一种。曹雪芹曾通过薛宝钗之口表达了他对绘画创作的见解。但作为一个精通绘画的作家，曹雪芹“自觉引进绘画技法”来进行《红楼梦》的创作，从而使其“不仅绘景、状物在妙合画理，而且写人、叙事也往往默运画学神髓，融入丹青技法”。他在作品中就特别注意这种空白手法的运用，不时在《红楼梦》中留有空白。

《红楼梦》中制造空白的手法，除了语言、情节的省略及“不写之写”等以外，还利用“矛盾”制造空白，创造出朦胧、模糊的艺术意境，从而增强了小说的空灵之美。例如：宝玉酒醉后要撵李奶妈，但被袭人劝住了，并没有撵，而李奶妈却说宝玉撵了茜雪。这看起来相矛盾，但实际是另起了头绪，是将茜雪“出去”的一段情节通过“矛盾”制造了空白，使读者可任意驰骋自己的想象去推想这其中的缘由。张爱玲就认为茜雪是“负气走的”，对此，倒是脂砚斋颇能理解作者的原意，他说：“照应前文，又用一‘撵’字，屈杀宝玉。然在李媪心中口中毕肖。”可见，作者笔法真是高妙，既塑造了茜雪形象，又刻画了李奶妈形象，可谓“一石二鸟”。

这正是空白的妙处。因为像这样的情节若实写了，不但容易使笔墨轻重不均，冲淡主调色彩，而且还使情节受到了限制，显得死板不活。而这里运用以虚写实、计白当黑的空白艺术手法，则使有限的画面中生出无限烟波，创造了烟云模糊的意境，增强了小说的空灵之美。若通部中万万件细微之事俱备，《石头记》真亦太觉死板矣。

（摘编自曹金钟《“矛盾”与<红楼梦>中意境的创造手法》）

材料三：

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自己却鼓着腮不语。众人先是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叫“嗳哟”；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的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叫揉一揉肠子。地下的无一个不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姊妹换衣裳的，独有凤姐鸳鸯二人撑着，还只管让刘姥姥。

（节选自《红楼梦》第四十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材料一：

崇高的书写向来是与宏大叙事紧密联系的。书写崇高，需要宏观思维和整体视野。只有在对历史、现在、未来史诗般的全景观照中，在对时代、国家、社会宏大脉动的整体把握中，崇高的意义才能得到有效凸显。

事实上，宏大叙事与细节叙事之间不是有你无我、水火不容，而往往是相互交融、并行不悖。一些凸显崇高的宏大叙事作品，如《平凡的世界》《额尔古纳河右岸》《三体》之所以屡屡掀起阅读热潮，与其丰富的内容、真实生动的细节是分不开的。细节叙事具有凸显崇高的独特作用，可以与宏大叙事相辅相成，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细节叙事本身所具有的超清视野和常人视角。

细节饱含着现实生活的汁液，连接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叙事从人物的心理和生活等平常细节入手，塑造有血有肉的常人形象，展现普通的个体在面对矛盾冲突时所爆发的伟大力量。在这种平常与伟大的对比中，崇高故事已经从人们的日常生活记忆和经验中唤醒了巨大的力量，因而更能够冲击人的心灵。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家利奥塔强调：“崇高不是简单的满足，而是因努力而满足。”细节叙事可以展现这种努力的过程，因而更能够凸显崇高。 

正如康德所说，崇高“是通过对生命力的瞬间阻碍及紧跟而来的生命力的更为强烈的涌流之感而产生的”。这意味着，对生命力的阻碍矛盾越激烈，紧跟而来的生命力涌流越强烈。正是故事中贯穿着的深刻矛盾，使读者因为感受矛盾冲突积累了深深的痛感，当故事人物做出选择、完成转变或者取得胜利之后，这种痛感才能瞬间释放转化成崇高的精神愉悦。因此，作者对矛盾的刻画越逼真，读者的痛感越强，对崇高的感受就越充分。在这方面，细节叙事常常更具有独特的作用。微小细节的精致点缀，调动着读者的感官，点滴间氤氲着真实的氛围，在读者的脑海中投射下清晰的形象，并可以将这种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

《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魏巍就善用细节刻画矛盾。如在讲到一支志愿军部队的战斗时，他描写道：“敌人为了逃命，用了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发起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精确的数字细节、形象的情景细节使人身临其境，直观感受到志愿军战士所面对敌我矛盾之激烈，为凸显其后战士们英勇斗争的崇高意义蓄足了劲。

在用什么样的细节方面，作家需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在如何用好细节方面，作家需要掌握好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分清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支流、整体与局部，正确对待历史中的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作家需要真诚观照人民的现实生活，用光明的细节帮助人们驱散黑暗，用美善的细节鼓励人们战胜丑恶。

（摘编自沈壮海、蒋从斌《细节何以彰显崇高》）

材料二：

有时作品中的几句话，就可能构成一个绝妙的细部。余华的小说《活着》里，福贵从儿子有庆的坟前来到村口，悲伤难掩。余华在这里只写了一句话：“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在这里，仅一个“盐”字，便足以构成隐喻，内心的伤口被盐渍涂抹而产生的疼痛感与撕裂感被书写殆尽。没有伤痛欲绝，却悲凉彻骨。这样的细部深描，令人叹服不已。所以，细部是生活的纹理。好的细部描摹，蕴含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洞悉岁月的沧桑和人情的幽微。透过细部、细节，人物细腻的情感与事物、背景之间暗含的隐秘关系若隐若现。

细部不仅仅是一种叙述修辞，也是作家个人经验的升华，更是作家情感在文字中的延展和外化。细部修辞的力量，可能来自一个小说人物的表情或动作，来自一个有着特别氛围的场景，来自生活中的一件琐碎小事，来自一段充满浓郁的日常性、哲理性话语。或许它就是一段类似“闲笔”的不经意叙述。细节也好，细部也罢，都必然是文学叙事的精要所在，是触动心灵的切实要素或原点。

一个好的叙述，精华之处一定在细部。仔细想想，任何一部杰出的作品，都是无数个精彩细部浑然天成的组合。当然，细节、细部都经历过精心打磨和设计，细部所产生的力量覆盖人物、情节、故事本身，而且它所提供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和艺术含量，彰显出一个杰出作家的美学理想和写作抱负，也能够体现出一个作家的哲学涵养和生活态度。平凡、平实、平淡，朴素、诚挚、温情，才可能是一部作品熠熠生辉的根本和底色。从基本、普通、细致的生活着眼，进入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的文字才更加令人信服，不故弄玄虚、掩人耳目地制造悬疑的叙述才更加耐人咀嚼。这样的文学，才会有绵延不绝的艺术力量。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一个艺术、技术层面的问题，也是一个作家价值观、生活观、美学观的问题。对细部的迷恋和重视，至少说明这个作家回到了具体的事物，回到了事物的本体，回到生活的原点，没有凌空蹈虚般凌驾在基本的“生活流”之上。从一定程度上讲，细节也是作家聚焦生活和人心不可或缺、意味深长的重要元素。虽然在文学叙事中，细节也常常被一些作家忽视，代之以“心理流”“意识流”，但是这些同样离不开人性、人情外化时的心理场景。只要有情景和情境，便无法离开细节的存在。

发现生活的细节，书写精彩的细节，需要的是一个作家的平常心和朴素的审美情怀。发掘或提炼细部的光芒，平常心是一种大境界。那是一种不刻意的叙述心境或者写作心态，修炼出阅尽人间生命万象之后的坦然、坦荡和虔诚。可以相信，任何好的细部书写和叙述，都是从这样的叙事心态出发的。其实，这也是考验每一位作家、艺术家的哲学问题。无论是叙事性文本，还是影视创作，莫不如此。

（摘编自张学昕《好的叙述，精华之处在细部》）

材料一：

一切民族的文化，都是对于愚昧的否定，都是不断变异和发展的，但是，各个民族的文化的形式，又都具有相当顽强的沿袭性，不是可以轻易改变的。每个民族都希望取得文化的进步，同时他们又都珍视本民族传统的文化形式。在历史上，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面临着他民族的威胁的时候，他们往往都要为维护本民族文化传统起来作殊死的斗争。这种情况，不仅是合情的，而且也是合理的。因为每个民族都是按照自己特有的形式在否定着自己的愚昧，从而取得生存和发展的。

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实际是和维护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希望联系在一起的。不过在民族之间，并不是不可有文化的交流，也不是不可有文化的融合。中国汉代的文化，就是由先秦的华夏族和夷狄族的文化融合而来的，今天中华民族的文化，更是汉代汉人和各兄弟民族的文化长期融合的结果。这样融合起来的文化比先前的文化不仅水平大有提高，而且内容也更加丰富了。不同民族的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实际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只要交流和融合是在平等和自愿的条件上进行的，这种交流和融合对于各有关民族否定自己的愚昧都有积极意义，当然也就不会是不可接受的了。

（摘编自刘家和《略说文化》）

材料二：

正如毛泽东所说，“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在历史上，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有时或许会抛弃旧形式，采取新形式，但作为文化特质的民族心理结构、民族思维方式的变化却是极其缓慢的。文化传统一旦形成，就会具有某种情性和保守性，某种对外来文化的排拒力，以维护自身的纯洁性。一切尚有生命力的文化大都有这种能力，这有类于生物机体中的抗体，是一种自卫的本能。但是，所有的文化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还必须有另外一种更重要的功能，即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功能，能够把其他民族文化的有益成分通溶在自己的机体内，转化为自身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而获得更加活跃的因子，使自身机制具有更强的生命力的功能。当一个民族积极地参与人类文化的创造活动的时候，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觉性不是被弱化，而是被强化了。可以预见，本来统一的人类文化恰恰应该是建立在文化的后一种功能基础上的，它不会是用一种文化模式取代所有其他文化，而是由各民族所创造的优秀文化的有机结合。未来的人类文化将具有更强的包容和消纳能力，而不是取消文化自身的多样性。

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胚芽的时代，将会较多地受到作为它的背景的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因素的影响，好像新生儿要较多地依赖父母的照料一样。然而文化机制确定之后，它就具有了自身的内在逻辑。这时，外部影响依然存在，却不能随意切断文化自身规律的作用。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影响最大的观念形态，莫过于儒家思想。只要是炎黄子孙，在深层意识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制约。儒家思想所反映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就整体构成来讲，在两千多年中的变化是微乎其微的。不过，儒家思想也曾多次改变自己的表现形式。孔子便被誉为“圣之时者”，善于“时中”，因时而变。以后重要的儒家思想家都遵循了这一传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外来文化成功输入的先例是有的，例如魏晋以后佛、儒、道合流和理学的产生。输入成功的先决条件是外来文化能够被传统文化容纳，消化。满足不了这一条件，交流就会失败。从明末基督教传入，到清雍正全面被禁，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督教的文化规范与祀天、祭祖、祭孔等传统文化的集中表现形式发生对抗，最终被挤出了中国的大门。

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判断事物的准则，这是客观的存在。譬如同样是杀父，在中国与西方就会引起不同的反应。对于中国人，首先联想到的是忤逆、不孝，这是基于儒家伦常而发生的反应。西方人直接的反应则会是凡杀人都侵犯了他人的生存权利，杀害的是自己的父亲，则是次一步才考虑的。这么两种不同的反应最初可以说是下意识的，无需经过非常缜密的逻辑思维。这就说明文化的差别是作为既定的事实发生作用的，它是判断的前提和出发点，不必再对它本身进行任何怀疑。可见文化差别深深植根于人们心灵中，通过潜意识来影响不同民族的人们的价值取向。

民族间的各种形式的来往和交流，为沟通不同文化提供了媒介。随着民族间了解的不断加深，文化趋同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文化的趋同绝不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完全被另外一个民族的文化同化。趋同只是一个民族对外来文化消纳能力的加强，对外来文化采取越来越宽容的态度。经验表明，文化交流是以民族文化为基本立场和先决条件的。舍弃了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去接受外来文化，假如能够成功，只能表明自身文化已丧失了作为独立的文化个体的属性。况且，在接触外来文化时，还有个容易被忽视的中介环节，即外来文化必须采取民族的语言，才能为人们所理解，所接受。在这一“翻译”过程中，民族文化已经渗透其间了。

（摘编自于化民《关于文化问题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