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不过那一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是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二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裾边扫一扫吧，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也好pluie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

在古老的大陆上，千屋万户是如此。二十多年前，初来这岛上，日式的瓦屋亦是如此。先是天暗了下来，城市像罩在一块巨幅的毛玻璃里，阴影在户内延长复加深。然后凉凉的水意弥漫在空间，风自每一个角落里旋起，感觉得到，每一个屋顶上呼吸沉重都覆着灰云。雨来了，最轻的敲打乐敲打这城市，苍茫的屋顶，远远近近，一张张敲过去，古老的琴，那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柔婉与亲切，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若孩时在摇篮里，一曲耳熟的童谣摇摇欲睡，母亲吟哦鼻音与喉音。或是在江南的泽国水乡，一大筐绿油油的桑叶被啮于千百头蚕，细细琐琐屑屑，口器与口器咀咀嚼嚼。雨来了，雨来的时候瓦这么说，一片瓦说千亿片瓦说，说轻轻地奏吧沉沉地弹，徐徐地叩吧挞挞地打，间间歇歇敲一个雨季，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在零落的坟上冷冷奏挽歌，一片瓦吟千亿片瓦吟。

二十五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次雨季？他的额头是水成岩削成还是火成岩？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藓？厦门街的雨巷走了二十年与记忆等长，一座无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向晚餐后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听听那冷雨。

[注]余光中，台湾作家。

岱庙

车祥俊

    九月。秋雨淅沥沥洒在了泰山上下，也湿透了岱庙内外，到了下午，在雨滴之间，大地之上，还浮起来一层薄雾，让四周苍茫茫一片。模糊之中，近看岱庙的朱色墙壁，竟然平添了几分鲜艳。那红色，与地上被水浸润了的青砖，和青砖缝隙里撮撮油绿着的苔藓，构成了秋之岱庙的三原色。

    悄然间，有一个人，他踏过台阶，漫步走上了岱庙正阳门高大的城墙。平日里北望，那水墨画一样挂在眼前的泰山，此刻，已深深藏进雨幕之后，看不见一点踪影。转过脸，他看一眼墙外的红尘都市，再看一眼墙内的仙宫净土，轰隆隆的人间喧嚣和道乐佛号的交响，在他两耳间此起彼伏……

    他，久久伫立。

    暮钟之声悠远传来，穿过碑林，穿透神殿，又绕过唐槐和汉柏，在这雨中，它让岱庙更加寂静和深邃。一只夜鹭从银杏树上展翅飞走，而一只喜鹊正栖在古柏枝头，抖着它湿热的翅膀，一片羽毛轻轻落下，地上的小麻雀正巧抬头看见，它突然腾空而起，将羽毛衔走，飞回它神殿檐下的巢里去了。

    鸟巢渐多，鸟鸣不止。岱庙俨然是鸟儿们的乐园，鸟儿们的家了。

    然而，在这样一座殿阁辉煌、雕梁画栋的恢宏建筑群里，东岳大帝端坐其间千百年，一派主人的样子，岱庙是他的家才对。可是，无论庙里还是庙外，与鸟儿相比，他又能主宰什么呢？

    汉武帝栽下几棵柏树，走了；宋真宗立下几块石碑，也走了。当一千年前的那截石碑，和两千年后的几株汉柏开始对话的时候，那个伫立在城墙上的人，便慢慢走下来，他静默在石碑和古树之间，做起了它们唯一的听众。

    汉柏劫后余生，仅存一脉生机。那些受尽岁月盘剥，变得赤裸裸的枝丫，依然苍劲有力地直指天穹，它质问的姿态，显然不是针对曾经的风霜和雪雨，而是生命本身。

    当年宋真宗声势浩大的封禅、修殿和立碑，除了几分象征意义之外，更是无法解释汉柏的追问。

    在东御座里，乾隆帝的龙榻和龙座依然，他喜欢的画儿也还挂在墙上，一眼望去，桌上的茶壶，仿佛还在冒着热气，是一幅主人刚刚出门的样子。然而，当门外的黄金竹枯了又绿，绿了又枯，主人却始终没有再回来。

    因此，岱庙也不是帝王的家。

    那个人，他又穿过甬道，在钟楼里抄写下“东岳大帝真训”之后，心中默念“凡人有势不可使尽，有福不可享尽，贫穷不可欺尽，此三者乃天运循环，周而复始……”便到天贶殿门前细看东岳大帝去了。

    过配天门，进仁安门，眼前露台高筑，场地开阔。脚下的青砖已被游人踏去大半，青石台阶也磨得光滑如镜。秋雨虽然洗刷掉了层层叠叠的脚印，包括汉武帝宋真宗和乾隆爷他们的，以及两千多年中所有造访过的，但那个人他相信，到目前他踏上去的，是最后的新鲜的脚印。

    这一脚下去，他发现台阶已经向外倾斜了许多：所有坚硬的棱棱角角，都被时间打磨掉了。仿佛只有那砖缝或空地上的苔藓，不长也不短，不言亦不语，从两千年前，完整地保存到了今天。他于是弯下腰，用手指抠下了一小撮，顿时，一股浓烈的历史的味道扑面而来——潮湿而咸腥。

    一名香客将手中的“高香”举过头顶，祈祷之后，对东岳大帝虔诚下跪。大帝的表情始终如一，端坐，威严，眼角里却又透出慈祥。他目睹过他眼前所有人的表情或表演，但他未必能够猜透人世间这些男男女女的心事。

    东岳大帝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他似乎在等待——等待人们哪怕有一刻，能像他一样静下来，如他般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人是为劳苦而来，为名利而来，也就是为烦恼而来，除此便觉无聊。其实，东岳大帝也对人们没有办法，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下跪，都是对神灵有所祈求。

    绕过天贶殿，后面是“淑明后”宫。宫小，香火也不旺，但宫前的两株硕大银杏树，却吸引了极多的游人。树龄三百八十载，但依然挺拔健壮，枝繁叶茂。雨滴滑落时，会有熟透了的银杏儿从枝头坠落，啪嗒一声，在地上甩出那粒叫作“白果”的杏核来。

    树叶哗啦一响，有风，从岱庙外面吹过来，很急躁。但除了叶子，银杏树是一动也不动。它已经在这里以这种不变的姿势，陪了“淑明后”几百年了。它用坚守告诉我们，这满树的黄杏和鸟巢，就是它结满的期待。

    但“淑明后”仍然是孤独的。宋真宗封了帝号，又赐了宫后，他以凡人之心去揣度神灵之腹，多少有些强人所难，不伦不类。因此又回到了究竟谁是谁的主宰的问题上来了。

    那个人穿过整个岱庙，穿过千年历史，他觉得累了，他来到“淑明后”宫旁一棵古藤树下。古藤盘根错节，遮天蔽日，藤下的青砖上有一层薄薄的淤泥，脚一踩，极滑。起身时，他趔趄了一下，就在差点摔倒的一瞬，深吸的那一口气，却又让他顿觉清爽宜人，心肺通透。

    走出厚载门，他就又走进了城市——尘世。回头，见高大的城墙上竟长出一株柏树来，想必当年那一粒柏籽无论如何也不愿离开岱庙，就算在墙上也要生根发芽。但他，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他还是要无奈地回到人间来——他把粘在鞋上的淤泥弹了一弹，又跺了一跺，之后，便消失在雨雾之中、街巷之中。

    可惜的，是那一撮被他踩在鞋子上带出来的泥土，它可能再也回不到庙里了，深感遗憾。因为能在岱庙里清清净净做泥土，也是件幸事。

（选自《十月》2017年第6期）

材料一：

文化的重要功能是文以化人，其最深层的积淀和影响是对人格的培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漫长发展中不断塑造和培育的正面人格，或者说集体人格，就是被历代中华儿女广泛接受并尊崇的君子人格。

“君子”一词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流行，主要是贵族和执政者的代称。到了春秋末期，孔子在构思和传布自己的儒家学说时，对“君子”概念的内涵进行改造，赋予其许多优秀道德的意蕴。如果说，孔子在构思和传扬儒家学说时，思考的轴心问题是探求如何立身处世，即如何做人的道理，那么他苦苦追寻的结果，或者说最终给出的答案，就是做人要做君子。

孔子塑造的君子人格，伴随《论语》的流传而走入人们的心灵，可谓登高一呼，山鸣谷应。儒家学派的后继者如孟子、荀子等，对君子人格张扬申说，自不待言。“君子”一词，在《孟子》中出现82次、在《荀子》中出现了304次，其推波助澜，可谓不遗余力。与儒家学派颇多论争的墨家学派和法家学派，对君子人格也欣赏有加，如墨子说“君子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墨子·尚贤》)；韩非子说“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恶”(《韩非子·内储说上》)等等，都是对君子人格的高度肯定。影响深远的道家学派，虽然诸多思想观念与儒家学派判然有别，但在如何看待君子人格这一点上，两者却颇为一致。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道德经·三十一章》)；庄子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庄子·山木》)。凡此种种，无不表明道家学派对君子人格的认同和称许。至于被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更是对君子人格赞不绝口，推崇备至。其中广为人知的名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张岱年等哲学家认为，这是对君子形象的生动描绘，也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最佳概括。

由孔子孕育培养、诸子百家呵护成长的君子人格，在此后中华文化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受到上至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及文人士大夫，下至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普通百姓的广泛认同和景从。

从先秦至清末，有关君子和君子文化的描述不仅在汪洋浩瀚的历代典籍中星罗棋布，数不胜数，而且在传统戏剧、民间说唱、民俗礼仪及家教家训中，俯拾即是。君子文化及君子形象还渗透和融入我们日常生活及器物之中，如中国人自古就有爱玉的传统，实缘于“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礼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诗经》)的观念。

君子概念历久而弥新，至今仍保存着旺盛的生命力。当今社会尽管发展迅速，观念多变、文化多样，但只要是中国人，不论居庙堂之高，抑或处江湖之远，哪怕是目不识丁的山村老农，也乐于被人看作君子，而决不愿意被人视为小人。君子人格在不同阶层人群，包括社会底层老百姓中都有相当的知晓度和认同度，君子风范今天仍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奉为做人的圭臬。做人做君子，这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祖训，像血液一样涌动在每个中华儿女的内心。“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成人之美”“君子不夺人所好”“君子动口不动手”等等，这些至今活在人们口头的君子格言，已不同程度地成为中华儿女做人做事的人生信条。

君子作为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是凸显中华文化“精气神”的典范人格模式，彰显着中华民族深沉精神追求和独特精神标识，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聚焦之点和闪光之源，是烛照中华儿女历经坎坷而跋涉向前的人格力量和心理支撑。

(摘编自钱念孙《君子：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

材料二：

如果说圣徒、绅士、骑士、牛仔是西方文化人格的表征，那么中华文化人格则体现为“君子”。君子文化，无疑是联系中国人的血脉之根，渗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天子权力式微。君子不再纯粹作为政治上的统治者，而以道德修养的践行者被儒家所推崇，并赋予新的人文内涵，一举成为济世的高标。由此，君子集智慧与美德于一身，“新君子群体”产生。新君子群体通过推广“六经”，强调仁爱精神，播下了人文思想的种子。君子形象成为文学家们最为迷恋的书写对象。从《诗经》起，中国文学塑造了一系列卓尔不群的君子形象。有岳飞、关羽等忠烈君子，有赵云等勇毅君子，等等。

当然，君子毕竟是楷模、典范和高标，做个君子自然不可能没有门槛。因此，君子文化对于君子的外在和内在都有质的规定。就外在而言，君子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有标配。如“毋侧听，毋噭应，毋淫视，毋怠荒”。当然，对于君子的内在要求更为恢弘、深远。修身养性是低配，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终极目标。欲实现这样的高标，主要依凭才学。不仅需要“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还得富有文人雅趣。当君子内外兼修，自然就剔除了权势阶层的倨傲，增加了温良恭俭让等人文内涵，从而成为一种美好的文化精神流淌在中华大地上。哪里有君子的身影，哪里就播撒了君子文化的种子。

君子文化是中华文化最具有生命力的一种文化基因。一些人因为与世俗生活完全同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半人”。完成了君子人格塑型，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审美内涵的“人”。或者说，不少人不过是一次性活着，只有具有君子人格的人才可能让精神传承，才可能不朽。做个君子，不但预示了人生的方向，而且确立了最具终极意义的人生价值追求。既是中华文化的普世价值，又是中华文化人格的品牌标识。

弘扬君子人格的正能量，是传播中华优秀君子文化的必由之路。培养新一代有操守、有担当、有襟怀、有胆识、有雅趣的新君子，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悲悯情怀、生命意识和人文素养。传承君子文化的优良基因，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同时，应该正视君子文化的瑕疵，君子一度被矮化为“文弱书生”。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显然是对君子的误解。君子不等于文弱，君子文化不等于腐儒文化，不等于失去了血性和勇武。当下，君子文化的式微，源于精致的利己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的大行其道，以及现代性焦虑和人文精神信仰的断裂。事实上，当下是推行君子文化最好的时代，因为大众受教育程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和提高。

(摘编自张国龙、凌丽君《中华民族的精魂：君子人格和君子文化》)

春走老山界

谭谈

①其实，只有到了四月，山野里的春色才最浓烈，最灿烂。春的表演才最癫狂！嫩绿的新叶，压在深绿的老叶上，此时全部张开了身姿，使山色具有了鲜明的层次感。各种各样的野花，张狂地绽放，把或浓或淡的芳香，洒满坡坡岭岭。整个山野，都沐浴在芳香里……

②我们此行，是去拜会红军长征途中著名的老山界。

③汽车，在一个“之”字接一个“之”字的山间公路上奔驰。我的双眼，贪婪地向前张望，只见前面山头上的一棵棵大树，仿佛一个个绿色的云团，浮动在天际。刚刚下过一场雨，山腰里升腾起一缕缕轻纱似的云雾。山头在云雾里时隐时现，像一个披着婚纱的新娘，姿态娇美。

④老山界，深藏在舜皇山里。舜皇山原名红云山，更名舜皇山是源于一个传说。相传此山一条修炼多年的孽龙得道后，作恶多端，茶毒生灵，轩辕黄帝的后裔舜帝巡山到此，决心为民除妖。他得天神之助，浴血奋战，几经劫难，终于除去孽龙。人们为纪念舜皇功德，将此山更名舜皇山。

⑤汽车在一块平地上停下了。站在这里，放眼望去，远处浮在云雾里的三座山峰，似乎如骏马在天际间奔跑。而近处山崖上，一丛丛、一树树紫色的杜鹃花，正热烈地绽放着。沿着山谷，一条小溪一路叮咯而下。几场春雨过后，窜动在小溪里的溪水更充沛了，溪水蹦跳着勇猛向前。遇到高崖，一蹦而下，化身壮丽的瀑布；遇到巨石，委曲求全，绕道而行。它总是千方百计向前奔去，去探寻更广阔的世界……

⑥终于，一块巨石立在我们面前。几个威严的大字，赫然入目：老山界。这块碑石告诉我们，这里是1934年冬，红军长征经过惨烈的湘江之战后，翻越的第一座大山。当年翻越这座山的陆定一，记下了这段难忘的经历。于是，一篇美文《老山界》进入了共和国的中小学课本，激励着一代一代国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勇前行。为纪念革命先辈，为宣传红军精神，傍着这座山的东安、新宁、城步三地，都立有老山界的碑石。那么，哪里，才是真正的老山界？当年，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和红五、红八、红九军团走进舜皇山，翻越老山界，到达广西资源县油榨坪集结。这座山很大，老山界也很大。红军穿山而过，陆老到底描绘的是哪一段？这并不重要了。或者应该说，三块碑石标示的，都是真的。

⑦在这里，不时看到一队队游人，艰难地走在这条山道上，追寻当年红军的足迹。我站在碑前，望着山间荆棘丛生的小道，陷入了沉思。当年，红军战士，一路走去，走过二万五千里，经历了多少如湘江战役般惨烈的战斗，多少鲜活的生命，倒在这条路上啊！这时，又一队着蓝色红军服的人，站在这块刻有老山界的巨石碑前宣誓，一个个神情庄重。他们是长沙邵阳商会一批成功的商人，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到来的前夕，走进老山界，跋涉红军长征路，学习红军精神，为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每天每天，这块碑前，这条路上，总有人在追寻红军的足迹。他们中，有工人，有农民，有学生，有老者，更有青年……红军自有后来人啊！

⑧如今，有一个汉子，又走进了这座山，他沿着当年红军的足迹，要与居住在大山深处的山民手拉手，领着他们走一条新时代全民奔小康的长征之路。他和我们一道，沿这条傍着小溪的古道踏步而下。沿溪两岸，一丛丛野生茶树，正冒出新芽。我忍不住摘下几丛，放嘴里咀嚼。开始，有一股苦涩味，而嚼着嚼着，竟有丝丝的甜味出来了。清冽的山溪水，就在脚下撒娇似的流动，我躬下身去，用手捧上山泉水，和着嚼碎的野茶，吞下肚去，味道特别极了。

⑨近年来，都市里的人，纷纷追求生活的原生态。深藏在这山谷小溪边的野茶，根须扎在山泉水边，汲着微量元素丰富的山泉水，枝叶长在云雾中，收纳极鲜极净的空气。然而，品质如此上乘的东西，这些年来，藏在深山人未识。守着这些宝贝的山民，依然没有摆脱贫困。从这座大山脚下走出去的山民之子老唐，放弃他在美国已有相当规模的事业，毅然回到家乡，寻找帮助乡亲走出贫困的道路。他不进行任何人工干预，只组织当地村民采摘散生在涧谷间的野茶，又聘来农大的茶业专家，指导加工，生产出了香型独特的野生红茶、白茶和黑茶，受到了消费者欢迎。眼下正是野茶开摘的时节，一条条溪涧旁的野茶林里，山民们正在采摘两叶一针的嫩茶芽。坡头岭上一栋栋农舍里，堆放着刚采摘回来的散发着清香的新茶。山民们在山中采到野茶叶，一担一担地送往茶业加工厂。沉睡在大山里的野茶林，如今成了山民的取款机。

⑩踏春舜皇山，追寻老山界，探访采茶人，让人发出由衷的感叹：老山界人正奔走在乡村振兴的新长征路上！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高原上的“雪莲花”

夏静 刘小英

三年坚守，她用知识和爱心耕耘着70多名孩子的未来。

高原之巅，她用热情和青春守护着“高原花朵”的成长。

在海拔1800多米的湖北恩施鹤峰县中营乡，有所高原小学。三年前，大学毕业不久的邓丽来到这里。犹如一朵雪莲花，她为孩子们带来了知识和快乐，为落后的高原小学带来了生机和希望。

一个人改变一所学校

2009年8月的一天，鹤峰县已经很冷了，邓丽穿过蜿蜒的山路，来到小学报到。

“哇，是个女老师，好漂亮啊！”孩子们挤在她的办公室门口，探着头，用惊奇和欣喜的眼神望着这位新来的老师。

邓丽告诉记者，在她来之前，学校只有7名男老师，平均年龄54岁。

除了是高原小学的第一位女教师之外，邓丽还为学校带来了其他“第一”：孩子们第一次开口说普通话，第一次上了英语课，第一次站上了舞台，第一次吃上了免费午餐，学校举办了第一个“六一联欢会”……邓丽的到来，给高原小学带来了新气象。

在学校，邓丽当一个班的班主任，带一个年级的语文、四个年级的英语和全校的音乐课，还兼任少先队辅导员和女生寝室管理员。

“邓老师上的课我们都很喜欢！”孩子们争着告诉记者。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课上，邓丽组织演讲比赛、课本剧表演等活动；课下，她教孩子们唱歌、跳舞，和孩子们一起游戏。

昔日性格孤僻的山里娃，如今可以在陌生人面前大方地表演。乡亲们说，是邓老师把爱和快乐的种子种在了娃儿们的心里，改变了孩子们的性格和未来。

只想做一名“纯粹”的老师

邓丽的到来，为寂寞的鹤峰高原带来了活力。但令人意外的是，在来到高原小学之前，邓丽在武汉有一份月收入4000元左右的工作，令不少人艳羡不已。然而，一心想做一名“纯粹”老师的邓丽，毅然决然辞掉工作回乡支教，并且主动申请来到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中营乡高原小学。

“我也动摇过。”邓丽坦承，初到时，面对艰苦的环境和难熬的孤独，她有过后悔。然而，看到孩子们淳朴的笑脸、渴望的眼睛，邓丽最终坚定地留了下来，并用更多的爱温暖着孩子们。

在邓丽的学生中，有一对聋哑兄弟，父母在外打工，孩子从小被寄放在学校。没有学过特殊教育的邓丽，让兄弟俩捏住她的嗓子感受震动，用夸张的口型、自创的手语、纸条跟他们交流。在她的悉心培养下，聋哑兄弟的成绩从20多分提高到70多分、80多分。邓丽还特别设计了“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手语。当聋哑兄弟哭着想妈妈的时候，当他们孤立无助的时候，当他们缺乏信心的时候，邓丽都伸出双手告诉他们：“我和你们在一起！”

在严寒的冬天，邓丽第一个起床，到教室生火炉，挨个叫孩子们起床。她亲自给学生洗澡，“希望把她们洗得水灵灵的”。在邓丽眼中，每一个孩子都是高原上的花朵，只要用心呵护，他们就能绽放出生命的娇艳。

“放心，老师不会走”

2011年5月，邓丽考入正式教师编制，可以提前结束资教，分配到中心学校。但孩子们的眼泪和被需要的幸福感，让邓丽又回到了高原小学。

“你们放心学习，老师不会走。”邓丽对每个孩子都这样说。今年30岁的邓丽还没有男朋友。追她的人不在少数，但都被她拒绝了。邓丽说，首先要支持她的工作，否则不予考虑。“也有人说支持我，但能一辈子吗？”邓丽没有信心。谈到资教期满后的去留问题，邓丽很坚定：“上面派人下来接班，我才会走；如果没人来，我就不会走。”

邓丽的精神感动了很多人，但她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伟大。她说，她只是想找份有幸福感的工作，山里孩子需要她，被需要就是一种幸福。

当她生病躺在宿舍时，聋哑兄弟向她做出“我们和你在一起”的手势时，邓丽是幸福的；当曾经自闭的两个女孩儿为她自编、自唱、自跳《邓老师活泼之歌》，作为献给她的生日礼物时，邓丽是幸福的。

（选自《光明日报》2012年9月9日，有删改）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但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檐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社区间的往来疏少，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材料二：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烈“乡土”味的国家，每一个个体，不需要纵向上溯得太远，也不需要横向扩展得太开，你就能够发现自己与乡村之间的息息关联。“乡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蓄水池和稳定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底色，也成了绝大多数人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进入21世纪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出现了巨变，可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概括来看，这种巨变表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治理之变。2006年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而且还大规模地向农村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目前国家财政每年向农村的转移支付规模超过万亿。取消农业税和国家向农村大规模输入资源，极大地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之前基于税费收取所形成的乡村治理体制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第二个层面是村庄基础结构之变。进入新世纪前后，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之前相对封闭且稳定的村庄边界大开，村庄社会结构迅速改变。村庄社会结构的改变起于一百多年前的现代化，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推动了经济、制度和观念等现代性巨变。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传统乡村社会中的诸多基础性结构，如宗族等地缘与血缘共同体及村庄内生秩序机制和地方性规范随之解体。

第三个层面是价值之变。传统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观念，“生儿子、娶媳妇、抱孙子”成为农民人生“三步曲”。到了20世纪末，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农民的生育观念都已改变，传宗接代的观念大为淡化。一旦“传宗接代”这个千年以来一直支撑农民人生意义的价值失落，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就会出现变化。

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以上三层巨变都可以看作是现代化建设的后果。现代化不只是工业化，而且是现代的组织方式与思维观念对传统的替代。乡村社会基本秩序由之前的内生为主变成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组成部分，外生秩序逐渐代替了内生秩序。

（摘编自贺雪峰《我们所看到的乡土中国》）

材料三：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复杂的过程，要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就需要在农村、农业、农民上多下“绣花功夫”，依靠“新”助推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乡村振兴就是要以农村经济为基础，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城市和农村在吸引人的力度上，显然城市更具有吸引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环境好，要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让农村也美起来，这就需要完善乡村的“包装”，去美化乡村，打造“新农村”，才能够让乡村更具有魅力，更具有吸引力。

要推动乡村的发展，就需要牢牢抓住“农业”这个关键，而要让农业成为有吸引力的产业，就需要让农业的发展与市场接轨，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农业的转型。发展新农业，通过不断做优做强做精特色优势产业，加大土地流转的力度，增强农业发展的科技化、机械化和智能化，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才能够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主、农业企业骨干和由城里打工返乡创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农民看到只有不断地自我革新，不断地自我进步，才能够掌握时代的主动权，成为乡村振兴发展的“主角”，这就需要加强对农民的培育，通过政府主导、立足产业、多方参与、注重实效的原则，打造一支新型的职业农民队伍，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劲的人才支撑。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蓝图已经绘就，要更好地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依靠“新”的思维，新的改变，去推动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摘编自陈红《乡村振兴要靠“新”》，中新网2019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