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雷雨》的戏剧冲突

      戏剧不懂得平静地过日子 ， 它需要不断地掀起冲突的浪潮，使人物在相互冲突中撞击出性格火花。《雷雨》中，曹禺把20年代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集中于周、鲁两家的冲突氛围内，把两家30年来错综复杂的和集中在一天的特定环境中，人物的性格就得到了自然的艺术显现。

      同是炎黄子孙，鲁侍萍这位柔弱、善良、温情的女子，在那个特定的社会里却一直不能将驾驭生命的缰绳紧握在自己手中，她被封建买办资产阶级家庭所 蹂躏，被伪善的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混血儿”周朴园所欺骗。在第二幕中，侍萍与周朴园的对话看似平淡，冲突却异常激烈。当周朴园吩咐她“先下去”时，侍萍“望着朴园，泪要涌出”，只问了一句：“老爷，没有事了？”这简短的话语和细微的表情变化，就很好地展示了侍萍A和B的心情，当侍萍说“老爷，想见一见她么？”时，冷酷无情的周朴园连忙回答：“不，不，不用。”三个“不”字，便将他人性的C和灵魂的D暴露得淋漓尽致。当周朴园得知面前这个两鬓染霜的老婆子就是他玩弄过的漂亮的使女时，他色厉内荏，拿出一张五千元的支票，并声称“算是弥补我一点罪过”，侍萍将肮脏的支票撕得粉碎，然后迸发出血泪控诉：“我这些年的苦不是你拿钱算得清的。”这一撕，撕碎了周朴园甲的假面具，撕碎了资本家乙的信条，撕出了侍萍丙的性格，撕出了她30年风雨中磨炼出来丁的精神。

陈设一个家

（台湾）吴念真

    才一进门，屋内就传来一个气急败坏的声音：“你给我出去哦！”小梁刚开口说“我是电视台……”里头就已飞出来一个玻璃罐子碎裂在他脚前，一阵恶臭随之飘了过来。

    他仓皇地逃到屋外打手机，制片接到电话也一阵大骂：“你活该！我不是说过去之前先找里长吗？蠢！”

    走过山路，看到远处有人在菜园除草，彼此隔空吼叫两三句，小梁就找到里长了。里长带着他再度走向那个场景时，小梁才仔细地观察四周的风景：举目所及，大部分都是杂草丛生的田地，零落的房舍不是弃置、失修，就是大门深锁。完全符合剧本的描述：一个人口外移严重、只剩少数老人独居或相依为命的萧条小村落。

    里长说，他跟制片建议用老太太的家当场景，主要是想给她一点租金，“这也是功德一件，你说是不是？”

    他说老太太的先生早年是矿工，肺不好，过世时六十岁还不到；儿子是货车司机，很孝顺，没想到几年前出车祸死了。媳妇领了保险金带着孙子要离开时，村里人都骂，老太太说这样对孙子才好，“去都市把书读高一点，才不会像祖父和爸爸一样，用命换饭吃！”

    过去几年，老太太辗转各个建筑工地，帮人煮三餐赚钱过生活，几年前身体不好才回来，现在只靠领政府给的津贴过日子。

    有里长陪，小梁总算进到那间异味扑鼻的屋子里。老太太约莫七十岁，苍白、瘦弱，一头乱发，双腿好像都已经没力了，只能靠着助步的铁架在有限的范围里活动。

    不过，看到小梁，她倒是和善地笑着跟他道歉，说村子很少听见年轻人的声音，之前有几个年轻人进来她家里，结果“好像都是吃药的，不是来偷就是来抢，连铁门都整个给我拔去”！

    里长问她：“你是用什么武器丢这个少年的？”

    “一罐没吃完的酱菜啦，早上要吃的时候才知道长霉了。”她有点自责地说，“我哦，会被雷公打！”

    小梁回到制作组，演独居残障老人的女演员在发飙：“拜托哦，你们这样乱搞，我的形象到底还要不要？”也许被“形象”这两个字给提醒了，小梁忽然觉得那个演员从里到外一点也不像她所要扮演的角色。光那张脸就一点也不写实，老太太的脸有生命真实的痕迹，像古迹，而女演员的那张脸谁都看得出是曾经花钱拉皮过，如今逐渐崩垮而“加速折旧”，像被弃置的人工造景。

    几天后，小梁带着布景师到现场估价时，老太太已被搬到一家民宿暂住。民宿的人体贴地帮她梳洗过，加上人在清爽、明亮的房间里，比起前几天老太太简直判若两人，此刻的她就如同在现实或记忆里所惯见的那个形象鲜明的阿嬷。

    她把钥匙交给小梁，忽然拉起他的手说：“你都没在吃啊？手骨都没肉？”然后说以前工地的年轻人也一样“顾玩不顾吃”，接着吩咐说她屋子里那边有一瓮她做的酱菜，“橱柜第二层有一罐豆腐乳，很好吃哦，早餐可以配稀饭，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可以搅碎，买一些鸡翅一起卤，知不知道？”

    离开民宿后，小梁忽然把车子停在路旁哭起来，布景师傅问了好久，小梁才说只是想到永靖的阿嬷。每次回永靖，阿嬷同样也是搬出一堆瓶瓶瓮瓮，非得把后车厢塞满了才罢休，同样也会交代爸妈哪一瓶哪一罐是她精心特制的、什么东西煮什么东西好吃。

    “可是，”小梁突然拉高声调说，“你知道吗？我爸妈根本不吃那些东西！趁年终大扫除时全部扔进垃圾车！这还不要紧，阿嬷打电话来问什么什么好不好吃，他们竟然还骗她说：好好吃哦！我觉得……我们真的好贱！你不觉得吗？”

    小梁讲完之后，车子里一片沉默。

    那出戏进行得波波折折。那个女演员每次化妆都让剧组整个停摆好几个小时，制片最后不得不痛下决心换人，“演艺界最难伺候的就是这种老是活在过去风光岁月的过气演员！”

    不过，开拍延宕让小梁逃过一劫。依原先的规划，必须在一星期内结束的改景和陈设作业，他竟然花了二十几天才完工。

    开拍前夕现场验收时，所有人几乎吓了一大跳：整个场景根本不只修改、陈设而已，而是近乎永久性的重建和装潢。漏水的屋顶换上了全新的水泥瓦，再配合拍摄需要做旧、种青苔，看得出用的全是真材实料。更夸张的是连镜头根本带不到的厨房、浴厕也都全部翻新，墙上甚至还装上专供行动不便的人使用的铁架。

    美术指导看到墙边一个不锈钢的矮架，问：“这干吗用？”小梁说：“阿嬷做了很多好吃的酱菜、豆腐乳什么的，以后就有地方放了。”

    制片说：“你怎么高兴怎么搞，我没意见，但是，预算就是预算，你别想给我多报一毛钱。”

    小梁说：“我知道，帮阿嬷陈设一个家的钱……我自己负责。”

最后的电波

    行动开始了。

    我父亲原定走北路，担任掩护，由于李安本出马，结果被调至南路，随大部队行动。“要不是老李”，我父亲后来常说，“我说不定早就见马克思了。”“老李，外号‘飞锤’，不仅收发报样样娴熟，而且机务上也有一套。自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和我在新四军皖中独立师第三团共事，我这一辈子啊……”父亲之所以屡次这样感叹，皆因他的一套娴熟技术皆传自李安本。

    按计划大部队一路向南猛突，但电台始终保持静默。相反，北路小队频繁发报，他们把平时抄收的新闻稿都拿出来，反复发送。果然，敌人上当了，开始调集兵力向北围追堵截。旅长下令全速前进，争取时间。他说我们越快到达，北路的压力便会越早解除。据事后得知的消息，驻青城日军指挥官藤田五郎大佐曾多次接到南路发现我军大部队的报告，

    但他并不相信，以为这是新四军的调虎离山之计。因为日军的情报部门一直在跟踪监听，并随时向他报告，证明新四军的电台就在北路。这一错误的判断使他错失良机，打好的算盘完全落空。

    白露过后第七天，我军终于突破重围，来到了江边，与江北前来接应部队胜利会师。部队到达时，已是深夜。旅长顾不上休息，下令立即架设电台，与北路联系。“那是一个十分炎热的夜晚”，我父亲清楚地记得，他们来不及找地方，就在江边一个渔棚边架起了电线。旅长和参谋长都站在我父亲边上，等候消息。我父亲连续呼叫，一连半个小时都没有回音。大家浑身是汗，心都焦烂了。“他们也许在行动中，没有架设天线。”我父亲这样说，手里攥紧了老李临行前送给他的烟斗。这时渡船已经陆续到了。旅长指示我父亲继续不停地呼叫，一刻也不要停。“一有消息，马上向我报告。”吩咐完了，他便和参谋长一起到江边指挥部队渡江。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天渐渐亮了，东方泛起一抹淡淡的晨光。这时耳机里突然传来声音。我父亲兴奋地大叫：“来了！来了！”

    有人立即前去报告旅长。不一会儿，旅长和参谋长都小跑着过来了。“怎么样，怎么样了？”旅长连声问道。

    可耳机里忽然出现了长时间的静默。我父亲一边调整波长，一边连续呼叫。“怎么回事？是他们吗？”旅长问道。我父亲说是的，肯定是的。“他们情况如何？”团长又问，我父亲摇头道，“不知怎么突然断了……”

    “呼叫，给我呼叫！”

    我父亲连续不断地敲击着电键，时间漫长得令人窒息。终于，嘀嘀嗒嗒，嘀嘀嗒嗒，耳机里传来熟悉的电波声。“老李！是老李！”我父亲叫了起来。众人一片欢呼。“嘘——”我父亲做了噤声的手势。大家随即安静下来。我父亲急忙开始抄报。抄一句，参谋长就迫不及待地拿过去照着密码本翻译，可一句也翻不出来。“这不对啊。”他对我父亲说。我父亲抄完报后，接过来一看，头脑顿时嗡了一下。

    “这是脑记密码！”

    “什么意思？”参谋长问。

    我父亲解释说，这说明他们已经销毁了密码，因为脑记密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使用。“看来他们已非常危险，否则不会销毁密码。”我父亲说。

    好在李安本教过他脑记密码的方法，凭着这种方法，他把电文翻译了出来。大意是，他们已身陷重围，弹尽粮绝，密码已毁，电台也即将销毁。

    旅长说：“告诉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回来，我们等着他们！”我父亲把电报发出后，对方一下子没了声音。按照李安本的操作惯例，他每收完电报，都要给收据。可这次却是例外。

    “收到没有？”旅长问。

    我父亲摇摇头。

    “呼叫，给我呼叫！”旅长大声命令，声音都有些变调了。

    我父亲不停地呼叫，身上大汗淋漓。也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收报机又有了声音。我父亲扶了一下耳机，连忙抄收，没想到抄下来的却是一组明码：再见，战友……

    “坏了！”我父亲心里一沉，知道这是最后的告别。没容他多想，耳机里又跳出一串明码：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随后，耳机里的声音戛然而止。

    旅长接过抄报，半天没有说话。他默默地摘下帽子。我父亲看到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在场的人也都慢慢地摘下了帽子。我父亲将烟斗放到胸口袋，默默将电报机重新背在肩上。周围是死一般的沉寂，只有江风划过长空，发出尖厉的呼啸……

（摘编自《人民文学》，2018年第7期）

沙海一苗树

梁衡

    没有在沙漠里生活过的人，不知道绿色就是生命的火种。世界排行第九的库布其大沙漠浩瀚无垠。①沙漠中的达拉特旗（县）如海中一叶，官井村就是这叶上的一痕。但只这一痕，就有一百六十一平方公里。四十年前这里曾是飞沙走石一片混沌。村民住房一律门朝里开，如果向外，早晨起来沙拥半门高，你根本推不开门，人将被堵在屋子里。村里所有院子都没有院墙，如有墙，一夜狂风满院沙，墙有多高沙有多深。

    ②苏东坡形容月光下的院子，竹柏交影，如积水空明。而风沙过后的院子，沙与墙平，月照明沙静无声。我曾有在沙漠边生活的经历，风起时帽檐朝后戴，走路要倒行。就是进了村也分不清房子、行人。过去像达旗这样的地方，不用说庄稼难有收成，风沙起时，人们赶车出门，就如船在海里遇到台风，车仰马翻，淹没沙海。平时小孩子出门玩耍，也有被风卷沙埋而失踪的。人在这样的地方怎么生存？乡民渐渐逃亡殆尽。

    村里有个汉子名高林树，一个名字中有三个木，也该他命中有树。全家人实在过不下去了，就逃到三十里开外一处低沙壕处。一次赶车外出他向人家要了棵柳树苗，就势插在沙窝子里。借着低处一点水汽，这树竟奇迹般地成活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柳树长到一房高。外来的人站在沙丘上，手搭凉棚四处一望，直到天边也就只能看到这么一点绿，别看只这么一点绿，它点燃了不知多少远行人生的希望。能在这树荫下、沙壕里，喝口水，喘喘气，比空中加油还宝贵。这是茫茫沙海中的唯一坐标，这里就称为“一苗树壕”。时间一长这个地名就传开了。民间口语真是传神，不说“一棵”而说“一苗”，那风中弱柳就如一苗小草，在无边沙海中无助地挣扎。但这苗绿色的生命启发了高老汉，他想有一就有十，就有百，栽树成瘾，几近发狂。凡外出碰到合适的树苗，不管是买、是要，总要弄一点回来。平时低头走路捡树籽，雨后到低洼处寻树苗。功夫不负有心人，渐渐这条老沙壕染上一层新绿。有树就有草，草下的土也有了点潮气。1990年，当地人永远记住了这个年份。高林树在树荫下试种了一片籽麻，当年卖油料竟得了一万两千元。那年头，国家兴起改革，允许有人先富，一个万元户在城里也是让人眼热心跳，更不用说在寸草不生的沙窝子里淘出这么大一个宝。远近的村民纷纷效仿，进壕栽树，种树种草种庄稼。一晃过去快三十年。三十年后是什么样子呢？

    2018年8月底，塞上暑气初消，秋风乍起，我有缘来造访这个远近闻名的一苗树壕官井村。高老汉已八十多岁，不再见客。村主任和老人的二儿子领我登上全村最高处，天高云淡，浩浩乎绿盖四野。一物降一物，原来这沙子也有能制服它的宝贝。杨、榆、柳等高大乔木如巨人托天，而柠条、沙柳、花棒、苜蓿等灌草则铺开一张硕大的地毯。正是羊柴、柠条的开花季节，那红白相间的小花朵，就如小姑娘身上的碎花衣裳。羊最爱吃的沙打旺草，挺着一条圆滚滚的绛紫色花棒，如孩子的小手举着一大块巧克力。黄沙早已被逼到遥远的天边，成了绿洲上一条金色项链。这时一丝风也没有，天地静得出奇。黑黝黝的玉米地密不透风，十里、八里地绵延开去，浓得化不开。眼前这一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早已不是一苗树、一点绿了。村主任自豪地说，这一带壕里产的沙柳苗抗旱、抗虫，成活率高，全国凡有沙漠的地方都用我们的苗。我们现在是拿“万”字来说话——现有沙柳苗基地七点六万亩，林地十六点六万亩，还有一万亩甘草、一万亩土豆、一万亩苜蓿、一万头奶牛……全村已人均收入两万元。我听着他不停地“万”着，笑道：“你现在已算不清，有多少万个‘一苗树’了。”他又指着远处的沙丘说，生态平衡，这沙漠也不敢全治完，留一点在那里可以储存水分，发展旅游，也好让下一代知道过去这里曾是什么样子。

    我问高老汉的儿子，你爹当年栽的那“一苗树”呢？他说，早已长到两抱粗，那年我哥结婚，砍倒做了家具。我说那是个标志，砍了多可惜。他说，要是知道现在有这么多人来参观，肯定不会砍。不过事后又补栽了一棵。我就急切地跟他去看，这是一棵榆树，也快有两抱粗，枝叶如盖，浓荫覆地。榆树是个好树种，木硬枝柔，抗风耐旱，特别是到春天时榆钱满树，风吹四方，落地生根，子子孙孙繁衍不息。我说，这树上一定要挂个牌子：一苗树。让人们不要忘记当年那百里沙海中一点绿。

    世界第九大沙漠的变绿，原来是从这一苗树开始的。

（有删改）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

张洁

 在音乐学院，孙长宁看见一间门上写有“招生委员会”字样的房间，便推门进去。 “喂，孩子，请你出去，这是考场！”

 孙长宁舔着由于几天来的疲劳、没有睡眠、不正常的饮食而变得干裂的嘴唇，十分 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也是来参加考试的！”

 “你来晚了，复试都要结束了！”

 桌子后面的监考老师骚动起来，主考傅涛教授向擅自闯进考场的孙长宁严厉地瞪视着。

 人们的淡漠使孙长宁那敏感的自尊心感到了极大的难堪，他真想退出这个使他的脊 背冒汗的房间。

 为什么还要赖在这里呢？走就是了，很简单，只要转过身去，扬起脑袋，拉开房 门。他想起梁老师在弥留的时刻对他说过的那些话。不，不能走！必须把梁老师没有 说完的活，沿有做完的亭，一生一世地、永不松懈地继续下去。他叉开两腿，比以前 更牢地钉在那里。

 他那低垂着的、羞涩的眼睛抬起来了——那是一双像秋日的晴空一样明澄的眼睛——坚决而迅速地说起来：“老师们！还是请你们听一听吧，哪怕是只听一个曲子！”

 傅涛教授不由得细细地打量着这个固执而古怪的孩子。孩子手里那个装长笛的盒子 不知为什么引起了教授的注意。盒盖左上角的护皮脱落了……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盒子似的。

 “老师，让他演奏一下吧！”七位考生一齐为他力争。

 就是这七个人，已经是难分高低上下，让教师们一个也舍不得丢下啊！一股热乎乎 的激流，冲击着每一个教师的心！教师们不由得同意了这个顽强的孩子。

 孙长宁脱下了那件几个昼夜也未曾离身的大皮袄，摘下了大皮帽子。一缕柔软的、 卷曲的额发立刻垂落到平平地展开着的眉毛上，带着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局促，孙长宁开始了演奏。

 不一会儿，孙长宁自己就被乐曲中表现出来的东西感动了。他不再记得这是考场， 仿佛他重又对着那无涯无际的森林在吹；对着山脚下那像童话中的小木屋在吹，小屋顶上积着厚厚的雪，从凝结着冰花的小窗里透出了温暖的灯光。那儿，是他亲爱的故乡.

 当明亮、质朴、优美的像散文诗似的旋律流泻出来的时候，教授被深深地感动了。 从敞开的心扉里，他看见了一个没有在这个考场上出现的人，一个优美而高尚的灵魂。那人和这少年一同在倾诉着对光明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

 不知为什么，他对这少年人渐渐地产生了一种歉疚。他是从哪里受到了这样严格而正规的训练呢？他的表现手法严谨而细腻。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引起了教授的联想。 他又想起了那个好像在哪见过似的装长笛的盒子。

 孙长宁轻轻地收住了音响。

 傅涛教授却早已忘记了自己应尽的一个主考教师的责任，仿佛在参加一个精彩的音 乐会似的，神情恍惚地说：“再演奏一个吧！”

 孙长宁更自如地一个乐曲又一个乐曲地演奏下去。此时此刻，除了那片在春风里快乐地摇曳着嫩绿枝条的、朴实无华的白桦林以外，他什么也看不见了。

 没有一个人愿意扰乱这些旋律在大家心里形成的感觉——干净的、纯洁的、向上的感觉。那七个考生突然热烈地喊起来：“老师，这才是真正的第一名！” 

孙长宁觉得好像一下子被人从深谷推上了山巅。 

“告诉我，这是谁写的？我怎么从来没有听到过？” 

“我的老师！” 

“他现在在哪儿？” 

“他……他在森林里！”

 “在森林里？！”那飘飘渺渺、若有若无的呼唤一下子变成了鲜明而生动的形象， 站在教授的眼前。难道真的是他？难道这个少年是他的学生？

 孙长宁慢慢地把长笛放在教授面前的桌子上，又从背包里掏出厚厚的一叠乐谱，含 泪说道：“这是老师留下的！”

 在乐谱的封面上，教授看到了工整而熟悉的笔迹，端正地写着：“梁启明！” 啊！果然是他！教授想到那位最知已的朋友，同时代人里最有才华的一个。他抚摸 着长笛和乐谱。这就是那个才华横溢、勤于事业、忠于理想的人留在世上的全部东西 了。是全部吗？啊，远远不是，他抬起一双泪眼，宽慰地看着站在面前的这个少年， 拉过他的手，把少年人那热泪纵横的脸贴近自己的心田。不，生命并没有在那片白桦 林中结束，往事也没有成为陈迹，这就是他的生命的继续。

 夜晚，当孙长宁躺进教授那松软的、散发着肥皂的清新气味的被窝里的时候，从浅 绿色的窗帘的缝隙里，他又看见……

 陈年的腐叶在他的脚下沙沙地响着；风儿在树叶间飒飒地吹着；蝴蝶飞着，甲虫和 蜂子嘤嘤地哼着；啄木鸟笃笃地啄着。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叫了一声，又停了下来，从 森林的深处传来了另一只鸟儿微弱的啼鸣，好像是在回答这只鸟儿的呼唤。远处，时 不时地响着伐木工人放倒树木的呼声：“顺山倒——”“横山倒——”。这声音像河 水里的波浪似的荡漾开去。突然，一种奇怪的声音传入耳际——它既不像鸟儿的啼鸣 缭绕，也不像敲打着绿叶的一阵急雨；它既不像远处隐隐约约的伐木工人那拖长了的 呼声，也不像风儿掀起的林涛，可是它又像这许许多多的、他自小就那么熟悉的、大 森林里的一切声响。朦胧而含混，像一个新鲜、愉快而美丽的梦。它是童话里的那支 魔笛吗？在一片已经伐倒了不少树木的林间空地上，和爸爸住在一个帐篷里的从北京 来的梁老师在吹着一根长长的、闪闪发亮的东西。

 朦胧中，梁老师弥留之际的话萦绕耳际：“总有一天，春天会来，花会盛开，鸟会 啼鸣。等到那一天，你到北京去。那里，一定会有人帮助你继续完成….”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