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一课

王熙章

    16岁那年，父亲送我去一家电脑培训中心学习微机课程，那些枯燥的操作命令很快使我厌倦了。渐渐地，一有空我便溜到与中心相邻的“创世纪”网吧上网玩游戏，几个月下来，我微机知识没学到多少，倒是对那些神奇莫测的游戏入了迷，经常玩个通宵达旦。

    网吧老板是一个过早秃顶的中年男人，在众多网民中，他好像独独对我这个学生特别反感，走来走去总要教训我两句：“玩物丧志，这词儿你懂吗？”

    世上哪有老板赶顾客出门的道理？我对他的告诫当成了耳旁风，只顾在网吧中玩得昏天黑地。

    一天，父亲从乡下到城里来看我。我正痴迷地玩“僵尸与侠客”的游戏，突然听到身后一个声音说：“好！精彩，好安逸哟！”

    这话音好耳熟，方言土语在城里极少能听见。我猛回头，只见父亲不知何时站在了我的身后。那一刻，我有一种做贼的感觉，赶紧站起身，垂手而立。父亲却神情古怪地一把拉住我的手说：“章子，精彩，来，继续玩！”

    我做梦也没想到父亲不但不骂我，竟然让我教他玩游戏。我兴奋地抓住他的手，教他如何选择按键、如何控制鼠标、如何躲避对方的打击、如何出击，没想到父亲学得还真快，不到3分钟便投入于那醉人的游戏中。

    一晃7天过去了。父亲的玩法越来越高明，也越来越上瘾，竟好几天通宵达旦泡在网吧中。

    这时，我的衣袋中只剩下30块钱了。父亲省吃俭用，每月寄400元钱给我做生活费，我却将它们全都消费在了这些醉人的游戏中，刚过了半个月，我的衣袋就快空了，再向父亲要钱，我开不了口。

    那天在网吧里，父亲问我：“章子，身上有钱吗？拿出来，让爸过足这把瘾！”

    一听这话，我的脑袋便“嗡”地一下大了。我家在城里没有亲戚，身上没了钱，我跟父亲在城里如何生活？父亲是个复员军人，只听说他在城里有一个战友叫方伯雄，我到城里来上学，父亲便让我去找方伯伯，可我却压根儿没心思去见那些古板的人。

    那个秃顶的网吧老板又来催缴费了。按每小时两元结算下来，父亲已欠费300余元。眼看父亲翻遍他所有的衣兜，再也没有翻出一分钱来，我心里焦急万分。

    网吧老板呈现出他从未有过的凶相，威胁说：“3个小时内不缴清欠费，就把你们扭送到派出所。”父亲眼巴巴地望着我，我偷眼看着网吧老板那副讨债不成不罢休的架势，不由胆战心惊。

    我退下手腕上那块花去父亲80元钱买给我的手表作抵押，谁知网吧老板竟然不屑一顾。父亲指着他身上那件过年时新买的呢大衣诚惶诚恐地说：“要不，我、我脱下这身衣服给你？”

    网吧老板用鼻孔哼了一声说：“一个乡下人的破衣服，能值几块钱？”

    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将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有人在对我的父亲指指点点：“没钱玩什么游戏？乡巴佬！”这时我看见父亲的嘴角抽了抽，就在那一刻，我感觉那讥讽的话语就像皮鞭似地抽打在我的脸上。我发狂似地冲出人群，找我的同学去借钱，可他们一见我，仿佛都如见了瘟神，慌忙离去。

    “天哪，这个时候，我到哪里去弄钱解救我的父亲？”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在心里说。我不禁悔恨交加。回到网吧，跪倒在父亲面前，我痛哭失声地说：“爸，是我害了你，我不该教你玩这种害人的游戏！”

    父亲也不禁老泪纵横，他一把拉起我说：“孩子，你终于明白了，这就叫玩物丧志！来，爸给你介绍一位伯伯，他就是我在家跟你提起过的方伯雄伯伯！”

    我抬起头来，顺着父亲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网吧老板一反常态，正笑吟吟地站在我的面前……

沼泽地

（日）芥川龙之介

    一个雨天的午后，我在某画展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幅小油画。说“发现”未免有些夸大，然而，惟独这幅画就像被遗忘了似的挂在光线最幽暗的角落里，框子也简陋不堪，所以这么说也未尝不可。记得标题是“沼泽地”，画家不是什么知名的人。画面上也只画着浊水、湿土以及地上丛生的草木。恐怕对一般的参观者来说，是名副其实的不屑一顾吧。

    而且奇怪的是，这位画家尽管画的是郁郁葱葱的草木，却丝毫也没有使用绿色。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到处涂着混浊的黄色，就像潮湿的墙上一般晦暗的黄色。莫非这位画家真的把草木看成这种颜色了？也许是出于其他偏好，故意加以夸张吧？——我站在这幅画前面，一边对它玩味，一边不由得心里冒出这样的疑问。

    我越看越感到这幅画里蕴蓄着可怕的力量。尤其是前景中的泥土，画得那么精细，甚至使人联想到踏上去时脚底下的感觉。这是一片滑溜溜的淤泥，踩上去噗哧一声，会没到脚脖子。我在这幅小油画上找到了试图敏锐地捕捉大自然的那个凄惨的艺术家的形象。正如从所有优秀的艺术品感受到的一样，那片黄色的沼泽地上的草木也使我产生了恍惚的悲壮的激情。说实在的，挂在同一会场上的大大小小、各种风格的绘画当中，没有一幅给人的印象强烈得足以和这幅相抗衡。

    “很欣赏它呢。”有人边说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觉得恰似心里的什么东西给甩掉了，就猛地回过头来。

    “怎么样，这幅画？”对方一边悠然自得地说着，一边朝着《沼泽地》这幅画努了努他那刚刮过的下巴。他是一家报纸的美术记者，向来以“消息灵通人士”自居，身材魁梧，穿着时新的淡褐色西装。

    这个记者曾经给过我一两次不愉快的印象，所以我勉强回答了他一句：“是杰作。”

    “杰作——吗？这可有意思啦。”记者捧腹大笑。

    “真有意思。这幅画本来不是会员画的。可是因为作者本人曾反复念叨非要拿到这儿来展出不可，经他的遗族央求审查员，好容易才得以挂在这个角落里。”

    “遗族？那么画这幅画的人已经故去了？”

    “死了。其实他生前就等于是死了。”

    终于，好奇心战胜了我对这个记者的反感。我问道：“为什么呢？”

    “这个画家老早就疯了。”

    “画这幅画的时候也是疯着的吗？”

    “当然喽。要不是疯子，谁会画出这种颜色的画呢？可你还在赞赏，说它是杰作哩。这可太有趣儿啦！”

    记者又得意洋洋地放声大笑起来。他大概料想我会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要不就是更进一步，想使我对他鉴赏上的优越留下印象吧。然而他这两个指望都落空了。因为他的话音未落，一种近乎肃然起敬的感情，像难以描述的波澜震撼了我的整个身心。我十分郑重地重新凝视这幅《沼泽地》的画。我在这张小小画布上再一次看到了为可怕的焦躁与不安所折磨的艺术家痛苦的形象。

    “不过，听说他好像是因为不能随心所欲地作画才发疯的呢。要说可取嘛，这一点倒是可取的。”

    记者露出爽快的样子，几乎是高兴般地微笑着。这就是无名的艺术家——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从人世间换到的惟一报偿！我浑身奇怪地打着寒战，第三次观察这幅忧郁的画。画面上，在阴沉沉的天与水之间，潮湿的黄土色的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长得那么生气蓬勃，宛如看到了大自然本身一般……

    “是杰作。”我盯着记者的脸，斩钉截铁地重复了一遍。

（摘自《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

    材料一：古琴，因缚弦七条，又名“七弦琴”。在有关古琴的所有记载中，其只称为“琴”，后来因为“琴”的概念被广泛化，以琴为名的乐器很多，如扬琴、胡琴、钢琴、风琴、电子琴、口风琴等。因此，现代的“琴”只是一种类名，没有了特指意义。人们有感于“琴”的历史悠久，所以于20世纪初才把“琴”称为“古琴”。

    古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可考证的历史就有三千多年之久。同时，古琴也是最具人文内涵，最能代表中国音乐文化成就，体现中华传统民族文化神髓的乐器。作为修身正行之器，古琴以其清、和、淡、雅的特点，被列为礼乐文明中“琴棋书画”之首。嵇康《琴赋》中有“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的说法，可见古琴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摘编自卢静云编著《走向世界的中国文明丛书：古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材料二：琴在最初，并不是一件演奏乐器，而是为巫术服务的法器。当代琴家葛翰聪先生提出“琴与巫的一体化”观点。音乐学者刘承华先生在《古琴艺术论》中也提出了一个证据：“湖北省随州战国初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所藏的七弦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的七弦琴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琴器实物，而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例如没有琴徽，所以只能弹散音，难以弹泛音和按音，因此音乐表现力比较弱。又例如琴腹的共鸣腔较大，琴板较薄，所以声音洪亮，比较适合室外渲染声势所用。而琴的形制比较小，尾部有一木条，刘承华先生认为这是为了适合抱弹，而不仅是放在案上卧弹，尾部的木条是方便琴手的握持。这些特点都不利于发挥乐器的音乐功能，却恰恰是巫师琴的优点。”所以刘先生得出结论：“古琴最初是„寄生‟于巫术，它的第一个传统，只能是巫师琴传统。”

    随着时代的发展，礼乐文明的形成，琴逐渐从神秘的巫术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许多关于琴的美丽诗句：“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周南·关雎》）“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小雅·鼓钟》）“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小雅·常棣》）“琴瑟在御，莫不静好。”（《郑风·女曰鸡鸣》）从这些句子里能看到，琴已经从巫师或者贵族的手中渐渐深人到民间了。

    （摘编自卢静云编著《走向世界的中国文明丛书：古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材料三：“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中华民族的宽容、谦逊、崇尚自然等精神品质和古琴清和淡雅、超然物外的特质相通，于是古琴被赋予了更多的精神内涵，而不仅是一种悦人舒心的乐器。古琴不如其他乐器那么悦耳，不能满足人们对音乐的娱乐性需求，甚至与现代大众的音乐审美情趣有所脱节，导致喜琴者少之又少，并多为自娱自赏。古琴的记谱是一种手法文字谱，只能记录下比较繁复和精细的指法，不能反映出旋律、音高等因素。所以自古学琴者，主要还是靠老师的口传心授，一旦传授中断了，古琴弹奏就很难再重现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代潮流巨变，中国兴起了许多新式的学堂，开授以西方音乐为主的课程，西方音乐文明成为主流，严重冲击着中国传统的音乐艺术审美，本来就曲高和寡的古琴艺术更是备受冷落。

    而后中国经历了数番战乱，琴人们颠沛流离，连基本生活都不能得到保证，更不要说静下心来弹奏古琴，发展古琴艺术。“文化大革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噩梦，人们以为破旧便可立新，于是“破四旧”的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古琴被视作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乐器而遭受到激烈的批判和损坏，许多传世的名琴被摔毁，大量珍贵的琴谱付之一炬。当代川派古琴大师顾梅羹先生冒着危险极力保住了明代名琴“飞瀑连珠”。后来，顾先生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继续偷偷地发掘古谱并进行琴学研究写作，完成了琴学巨著《琴学备要》，此书后来被称为“中国现代古琴教育史中第一本最全面的古琴教科书”。

（摘编自卢静云编著《走向世界的中国文明丛书：古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材料一：

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应更加自觉地深入生活，从中发现、挖掘和塑造彰显着新时代中国精神的英雄形象，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顶层设计出发，努力填补现实英雄形象严重不足的短板，形成革命英雄、建设英雄、改革英雄、创新英雄等各类英雄形象百花齐放、相映生辉的当代英雄审美格局。

电影《战狼 2》采用宏大叙事，塑造了冷锋这样一个彰显着新时代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当代典型英雄形象，堪称当代中国文艺英雄叙事中的标志性成就。首先，冷锋的英雄行为建立在专业精英主义与团队精神相结合的基础上，这一点不同于以往主要依靠某种崇高的意识形态信仰或桀骜不驯的另类性格而成就自我的英雄成长路径。其次，冷锋的英雄行为既符合普遍的生活逻辑、情感逻辑和人性逻辑，又彰显着鲜明的当代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比如，他一身正气，但也会因捍卫真挚的战友情谊而失控伤人，犯下大错。最后，冷锋这一英雄性格是人性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高度统一。如果没有冷锋这个典型性格，我们就无从同时领略到人性中的正义与善良、亲情与友情、爱情与仇恨、倔强与柔情的相映生辉；如果没有这个典型性格，我们也无从同时领略到人性中的大爱与小爱、大我与小我、大家与小家的矛盾冲突。正是如此逼真的人性再现，才让我们对英雄产生了感同身受的强烈情感共鸣。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处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摘编自马立新、洪文静《新时代，文艺如何塑造英雄形象》）

材料二：

典型人物固然要反映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某种共性、普遍性，但也要体现出具体的个性、特殊性。恩格斯指出：“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这个”即人物主体在典型性中显示的独特性，是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有机统一体。黑格尔精辟地分析了《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阿伽门农、赫克托尔等人物形象，这里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典型形象的魅力，更多来自于独立自主生命个体的特殊经历、精神气质和个性品质。

典型人物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现实的个人”，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显现其丰富多彩性，对读者来说是“熟悉的陌生人”，似曾相识而又有陌生感。现实中的人物性格，是各种属性兼具的整体。因此，在新闻报道中，记者不能将典型人物理想化，赋予他们完美无缺的道德品质和常人难以企及的精神境界。如果是这样，人物“个性就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去了”。基于僵化的思维观念或单一的道德品质塑造而成的典型人物，缺乏个性特质，必然流于类型化。

个性化的鲜活描写，才能使笔下人物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鲁迅写革命先驱李大钊，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这位“共产主义者”个性化的复合特质：“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这样的形象外表看上去并不高大，但是贴近人物的实际，先驱者为革命而流血牺牲，更令人沉痛和景仰。

先进典型不是简单的象征符号，性格是人物塑造的关键。人民日报记者笔下的时代楷模黄大年，是一位纯粹的、有情怀的、赤胆忠心的科学家。在黄大年的身上，体现了“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和“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这是我国优秀科学家的共性。记者同时写出了典型人物的个性特质：黄大年放弃在英国优厚的待遇，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返回祖国，带领团队开展攻关研究，“可项目刚刚开展的时候，国外养成的惯性思维、行事风格、处事理念，让黄大年对工作中的一些事情经常不理解，很生气，又无奈。面对种种不适应，急性子的黄大年不仅要倒‘时差’，还要倒‘识差’。”典型是某一种先进类型的代表，又是个别的、完整的人物。记者不回避社会实践中的矛盾，不隐瞒人物的弱点乃至缺点，这样的报道更能引起人们共鸣。

（摘编自陈伟军《做好典型人物报道：以“人学”为立场，摒弃“高、大、全”叙事模式》）

材料三：

典型人物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是个性的，又是共性的；体现人性本色，又折射时代风貌。成功塑造典型的创作者，首先应是合格的时代书记员。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人的一切，可以也必须在其社会关系中得到理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天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怀，新时代画卷里的中国人，其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不但与革命战争年代或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很大不同，与改革开放早期相比，也有不小变化。典型人物是现实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塑造典型人物，必须洞悉社会发展趋向，剖析现实生活肌理。近年来，话剧《生命密码》、歌剧《呦呦鹿鸣》都塑造当代模范人物，但不同的行业特征，给予人物形象不同的艺术特质。

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说，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面对新人新事，前人塑造典型人物的手法，今天更是不够用了。不论是“驻村第一书记”“海外维和官兵”，还是“天使投资人”“程序员”，抑或“快递小哥”“电商小二”，都是文艺创作要书写的新人。而新人之“新”，不仅新在职业，更新在精神。典型人物是时代总体精神状况的艺术表征。新时代的创作者，脚下是一片孕育典型人物的丰厚土壤，应当静下心来、沉下身去，以万取一收之手段，捕时代精神之要义，以文字、颜色、声音、情感、情节、画面、图像等，塑造生动鲜活的典型人物。

（摘编自胡一峰《塑造典型人物，为时代传神写照》）

材料一：

政治的本质，说到底就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这里的“人际关系”的概念是广义的，既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指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人是社会性的存在，而不是孤立的存在。人与人之间既需相互依靠，又有利害冲突。协调诸如此类的问题，便是政治的任务。既然中国文化不相信神而只相信人，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头等重要的大事，便自然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天人之际的人神关系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更重视政治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产生并盛行儒家思想的原因。

中国文化这种重视政治、薄于宗教的特征，当然会给中国文学以很大影响。在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中，诗歌是最早被要求与政治发生密切关系的文体。根据传统的文学观点，诗歌虽然就其本质而言是抒发个人感情的，但因为个人是生活于群体之中的，而政治的作用也无非就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因而诗歌与政治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毛诗大序》之所以一下子从诗歌的抒情功用谈到政治功用，便是因为作者的意识深处存在着上述思路之故。

类似中国诗歌与政治的这种密切关系，在其他诗歌传统中是非常罕见的，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之一。正如松浦友久指出的：“在比较诗学上，一般认为，‘诗与政治’的课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始于近代。但在中国诗史上，这却是自古以来诗学上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并且其中表现的‘诗与政治’的关联，综合包括理念与实践两个层次，而其传统又一直延续到今天——这都是无与类比的特殊情况。”

（摘编自邵毅平《诗歌：智慧的水珠》）

材料二：

唐代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体现出某种带规律性的表征。中国诗史上的一些高潮期，也莫不有它独特的政治背景。战国时，楚面临强秦的威胁，进步爱国力量与腐朽卖国势力的斗争，推动屈原的创作，而屈原所经历的高层政治体验，则赋予他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建安时期，曹操政治集团以其进步的政治路线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式，把因党锢之祸被压抑冷落的士人，重新推向政治舞台，激起强烈的功业思想和英雄意识。“雅好慷慨”的建安诗歌，正是得力于这种正面推动。继唐诗而起的宋诗，发展到北宋中叶，又出现一个繁荣的局面。而其时从仁宗朝庆历新政，一直到神宗朝王安石变法前后，王朝内部政治斗争的焦点，是要克服“累世因循末俗之弊”，挽救长期和平发展中潜伏的危机。诗歌界欧、王、苏、黄等大家，都是在一连串起伏动荡的政治变革中卷入得很深的人物。

考察诗歌高潮来自政治的推动力，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文学繁荣发展所需的社会条件。作为中国封建时代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歌，它注定要与封建政治发生密切联系。政治影响诗人创作，可以有四种情况：（一）挤占了诗人创作的时间和精力；（二）给诗人以正面鼓舞或推动；（三）打击压抑，导致怨悱；（四）诗人被迫害致死，或彻底沉默。（一）和（四）两种情况只能使创作受损。（二）和（三）两种情况虽有分别，但对于某些诗人，又常常集于一身。如李白、杜甫之入宫廷，便是始而受激励，继而遭压抑。

一般说来，封建时代的士人，总是先由政治给予某种参与的机会，在参与中有所不遂，才会引起怨悱。导致“长吟哦”的“起且僵”（崛起而后困顿），“起”往往在先，由政治直接给予拨动，“僵”伴随于后。“起”与“僵”或是单纯从某一侧面作用于诗歌创作，或是交糅在一起，产生更复杂的影响；或是比较直接地表现为正值，或是要经过创作活动的一番消化转换，才表现为积极有益的效应。能够给诗歌创作以强大推动的政治，不在于它有多么清明或稳定，而在于它要能强烈地牵动人心，让人不断地感奋起来，发之于吟咏。封建王朝初期，一般号称盛世，而文学人才可能尚未积累到最丰沛的程度。同时稳定和繁荣不免缓解了士人要求干政的迫切感，诗歌颂美居多，缺乏对政治的深刻介入，艺术上也缺乏由深广内容带来的要求变革创新的推动力量。封建王朝末世，往往陷入大动乱，斗争残酷，兵祸连结，文教停顿，人才短缺，士人对世乱恐惧回避，诗歌也相应衰敝。东汉末（灵帝朝）、隋末、唐末的情况大体如此。一般性地排除了王朝开国期和衰乱期，再结合诗歌史上几个兴盛阶段来看，中国诗歌高潮，总是出现在社会政治比较有活力，能够吸引人才，并多方面推动士人为较高理想积极追求的时期，而盛唐则是演出了中国历史上这种时期的最为辉煌的一幕。

（摘编自余恕诫《唐诗风貌》）

材料一：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面对国民党调集的50万重兵，面对规模空前的“铁桶围剿”，面对党内严重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带来的生死存亡危机，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当86000多人离开中央苏区时，没有谁能预知即将开始的远征，他们不过是怀揣一个简单的信念：改造中国。

万里长征路遥迢，青史长留照古今。红军用脚步丈量出胜利的征程，行经15个省份，转战地域超过半个中国；翻越20多座高山，其中5座位于世界屋脊之上且终年积雪；渡过30多条河流，包括世界上最汹涌险峻的峡谷大江；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广袤湿地，几乎和法国的面积相等……面对“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这支年轻的队伍平均每天急行军50公里以上，平均3天就遭遇一次激烈的战斗。扭转敌我力量悬殊的劣势、战胜恶劣自然环境的障壁、通过严峻党内斗争的考验，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国的西北角迎来了光焰万丈的日出。

在这条征途上，年轻的共产党人以对国家的深刻忧患、对民族的责任担当，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创造了世界军事史的惊人奇迹，谱写下中国革命史的光辉篇章。从东南到西北，从红土地到黄土地，每一步都是创造历史的脚注。被国民党认定“流徙千里，四面受制”的红军，走出了一条“把活路堵死、向死路求生”的新路。

这是一条牺牲之路，一支队伍舍生忘死、抛洒热血。“如果要念一遍倒在湘江边的官兵的名字，我会从黄昏念到黎明。”湘江战役，红军浴血奋战7个昼夜，战士马革裹尸，湘江血可漂橹，当地居民“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激战独树镇、强渡乌江、浴血娄山关、飞夺泸定桥、鏖战腊子口……万水千山之路，也是万死千伤之路。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86000人，抵达陕北时只剩6000多人；平均每走1公里就有4名红军战士倒下，每14人只有1人到达陕北。“青山有幸埋忠骨”，这条血色之路上，至今仍有大量红军墓、红军碑，诉说80年前这支队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英勇与坚贞。

这是一条转折之路，一个政党走向成熟、涅槃蜕变。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的一栋小楼里开了3天会，“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而遵义会议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从确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路线，到逐步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一个创立刚刚15年的政党，在这条路上完成自己的“成人礼”。

这是一条锻造之路，一代新人朝气蓬勃、淬火成钢。长征队伍中，大约54%的人都在24岁以下，只有4%的人超过40岁。“长征塑造了一代新人，这代新人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就推翻了两千年来停滞不前的伦理体系和政治制度。”正如毛泽东所说，经过长征锤炼的同志，“一个可以当十个，十个可以当百个”。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1000多位将军中，90%以上参加过长征。那些经受过生死考验的幸存者们，增长了胆识与才干，成长为革命的中坚。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多少人千难万险中跋涉，多少人枪林弹雨中战斗，多少人壮怀激烈中牺牲，多少人上下求索中坚定……旗帜指引理想，鲜血铸就丰碑，让长征成为萦绕于世界东方的“红飘带”。

（选自任仲平：铸就我们民族的精神航道——写在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有删改）

材料二：

毛主席接着说：“从瑞金算起，十二个月零二天，共三百六十七天，战斗不超过三十五天，休息不超过六十五天，行军约二百六十七天，如果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只二百六十七天。”然后，他扳着手指说：“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

“长征万岁！”会场里霎时升起欢呼声。

“二万五千里长征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

毛主席打断口号声继续说：“二万五千里中，红军占领了几十个中小城镇，筹款数百万元。扩红数千人，建立了数百个县、区的苏维埃政府，我们走遍了五岭山脉、苗山、雷公山、娄山、云雾山、大凉山、六盘山，渡过了于都河、信来河、潇水、湘江、清水江、乌江、赤水河、北盘江、金沙江、大渡河、白龙江、渭水河，经过了苗、瑶、彝、回、藏等兄弟民族地区。我们完成的空前伟大的远征，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毛主席说到这里略略停顿了一下，然后又接着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节选自杨成武回忆录《长征胜利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