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王阳明以“读书学圣贤”为人生“第一等事”，强调读书的目的是成为圣贤，成就道德意义上的理想人格。他将读书之境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记得”，二是“晓得”，三是“明得”。他主张读书不是为了“记得”，也不仅仅是“晓得”，最重要的是通过读书来“明得自家本体”。

“记得”是指以记诵辞章为目的的读书。时人为了参加科举考试，总是熟读经史并反复背诵，在考试中熟练地引经据典，以此显示自己在读书上所花的工夫。有人天赋异禀，读书能够过目不忘，成为“行走的书柜”，但更多的人需通过寒窗苦读、反复记诵，才能亲近经典。王阳明弟子中就有人苦于读书“不记得”，向他请教记诵之法。向王阳明请教记诵之法，大概是问错了对象，因为他从根本上就反对记诵式读书。在王阳明看来，儒家的圣学之所以逐渐式微，正是因为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学大行于世，引得天下读书人尽入“百戏之场”，以读书作文来粉饰自我、取悦当世，导致儒门正学被人淡忘，更导致世风日下。人们以为记诵经典、训诂经典乃至引经据典就是“尊经”“通经”，实际上这是对经典的割裂毁弃。经典中所记载的万事万理，是人之良知的文字化，如果不能够与自家良知相印证，纵记得千言万语，也不能于自己德性证成增添分毫。

“晓得”是指以理解经典文义为目的的读书。与“记得”相比较，“晓得”是更高的读书之境。“读书百遍而义自见”，读书明义意味着理解经典文字背后的蕴涵，由此来理解圣贤著书立说的本意所在。换言之，通晓文义是探求本意的前提。王阳明对学生讲“四书”“五经”常常作出新解，即是希望学生晓得文辞背后的意涵所指，即真正领会经典的意义。在讨论“经史关系”时，王阳明说：“‘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诫……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明白了“五经”的“明善恶、示训诫”之意，也就是“晓得”“五经”的苦心孤诣处。王阳明曾对“五经”本义做了概括式的陈述，认为“五经”的本义在于展现人之本心。“晓得”不是拘泥于文句，更不是记诵文句，而是要读懂著述者所阐发的根本道理。

“明得”是指与自己本心互相发明、明确心之本体并能落实于事的读书体验。在王阳明看来，读书不是为了记诵，领会和理解也只是读书的“第二义”。那么读书的“第一义”是什么呢?他认为，读书实际上是内在良知与经典文献相互印证的过程，读书是为了帮助人明白自家的良知本体，因此证明良知本体之所在并着实按照良知行事才是读书的第一义。王阳明认为，读书是以外在的文字来激发良知的觉醒，“读书以开其知觉”。良知一觉，才是真正“明得”。就读书一事而言，“明得”指向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意识到良知，在良知上用功能够彻底“晓得”经典之义，融会经典之义，讲求与自我意识的相互验证；另一方面则是致良知，真正超越经典文本的文义而将道德工夫用到实处，其目的是解决人生的困惑与问题。读书的“明得”之境，在于通过“读书”来激发良知的自觉，进而以经典文献验证良知之觉，并在处理伦常事务中落实良知之觉，这就是真正的“明得”，也才是“知行合一”。进而言之，在读书的过程中，“记得”“晓得”都服从于“明得”；一旦“明得”，则“记得”“晓得”无须刻意计较。

王阳明将道德自觉与道德践履置于文字记诵、文义理解之先，这对人们在读书活动中超越文本局限，从而挺立自我意识并以解决实在问题为指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摘编自朱承《记得、晓得与明得：王阳明论读书三境》)

材料二：朱熹认为，读书做学问即“致知力行”。他说：“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谓学，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谓习。”这一解释比孔子的“学而时习之”更接近于“学习”的本义。在朱熹看来，学习既包括“求知求能”，也包括“力行”。他认为：“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所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

在读书做学问的具体方法上，朱熹提出读书须立志自主。朱熹认为，“人之为事，必先立志以为本；志不立，则不能为事”。朱熹所说的“立志”，就是要树立做尧舜或圣贤的目标。他说：“学者大要立志。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朱熹认为立志对于读书来说意义重大，“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朱熹重视读书的自主性和主动性，认为读书是自己的事情，别人不能包办代替：“读书是自家读书，为学是自家为学，不干别人一线事，别人助自家不得。”这种对自主学习、主动学习和探究学习的倡导，符合教学规律，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同时，朱熹倡导读书要虚心。他说：“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为有功耳。近见学者，多是卒然穿凿，便为定论；或即信所传闻，不复稽考，所以日诵圣贤之书，而不识圣贤之意，其所诵说，只是据自家见识杜撰成耳，如此岂复有长进?”朱熹所说的“虚心”，有“不先立论”和“专心致志”两层意思。“不先立论”指不预设立场，认真体会书中原意。“专心致志”指不被杂念干扰，一心一意读书。他说：“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摘编自马有《朱熹论读书》)

跫音

李舫

北京，东城。

横平竖直的北京旧城，有一条东西向的长街——五四大街。这条大街的中心，有一个朴素的门牌，上面刻着“五四大街29号”。在这个门牌的后面，是一个不大的院落，古朴的铁门后面，静静地伫立着一座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的老式建筑。春来暑往，斗转星移，这座“工”字形的建筑已逾一个世纪。从建成至今，它一直被人们称作——北大红楼。

1917年，农历丁巳。

此时的北京大学，春冰未泮，春寒料峭。

1月9日，蔡元培冒着严寒，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他试图用教育完成救国宏愿，“吾人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他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式致函教育部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

当其时，陈独秀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以《新青年》为阵地，把一篇篇笔锋犀利的文章化为投枪，向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展开毫不留情的抨击。陈独秀受聘为北大文科学长后，《新青年》编辑部随之移至北京，由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并成立编委会，北京大学由此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阵地。

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创办针砭时政的战斗性刊物《每周评论》，编辑部就设在北大红楼文科学长办公室。《每周评论》与《新青年》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每周评论》猛烈抨击封建军阀统治，揭露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和山东攫取权益的罪恶行径，号召人民奋起抗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又一块宣传阵地。

1918年仲秋，一个满口湘音的青年，背着一个简单的包袱走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

他，就是后来影响了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世界的毛泽东。

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红楼的第二阅览室担任图书管理员，得以近距离接触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陶孟和、胡适、邵飘萍、梁漱溟等，发现了一个他从前所不知道的世界。《新青年》也为毛泽东开启了另一扇认识中国与世界的窗口。陈独秀所说的“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给他的感触极深，循着新文化运动的思路，他在努力地探索。从北大走出来的毛泽东，浸润了北大的精气神，已然成为一位胸有利器、心怀世界的有为之士。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就是在这个朝气蓬勃、挥斥方遒的年纪，毛泽东写下了这句诗。正是在北京大学期间，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贫弱局面，毛泽东自信将来掌握中国历史命运的重大使命会由他们这一代有志青年去承担。他大声宣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清明时节，细雨纷纷。

雍容的红砖红瓦红墙红楼，掩映在道路两旁绿意盎然的行道树里。

1919年，29岁的李大钊意气风发。他快步走进红楼大门，腋下夹着新刊出的《新青年》，冲进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办公室，大声宣称：“试看将来的寰宇，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5月3日下午，北京大学的学生们知晓了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外交失败的消息，当晚便在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约请北京十三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热血在沸腾，地火在燃烧。北京大学，莘莘学子在觉醒。

5月4日，来自北京大学等十三所大学的三千多名学生，从北大红楼出发，一路到天安门、东交民巷、赵家楼，一路怀着愤怒、带着激情不停地呐喊，乌云密布的中国，喑哑的天空终于发出了响亮的声音。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19人在北京大学红楼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们进一步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北京党组织的建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0年春，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同时在北京和上海从事建党的筹备工作。同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在北京，红楼李大钊办公室的外间会议室，正是当时筹备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联络处。

初心在萌芽，信念在激荡。中国的四面八方，有志之士不约而同聚集在一起，思考中国究竟往何处去，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源于德国小镇特里尔的种子，在觉醒者的心灵中孕育成长。红色的激流涌入黄色的土地，掀起汹涌壮阔的狂澜，汇聚成光耀中华的绚丽日出。

亿万万人家国，一百余年拼搏。

今天，穿过熙熙攘攘的五四大街回望，红楼无声，红楼如故。然而透过红色的建筑外表，仿佛还能看到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流下的鲜血，看到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高高飘扬的红旗，看到井冈山上正在燎燃的星火，看到红军战士帽檐上的五角星……这栋建筑曾经激荡起的历史风云，依旧清晰而鲜活。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革命者从未改变前行的脚步。

朴素的初心，凝聚了非凡的力量。亿万人民生死与共、始终相随，让这个曾经四分五裂、一穷二白的国度，于危难中振作，在绝望中重生，已然可见复兴的曙光。

（有删改）

①既然艺术鉴赏是主客体的感情交流活动，那么，鉴赏者就不是完全被动的受感染者。作为审美主体，他有很大的能动性，是艺术形象创造的积极参与者。当然，他不是艺术生产过程中的参与者，而是消费过程中的参与者。王朝闻把艺术鉴赏的心理活动叫作“再创造”。他说：“艺术形象，其实不过是借有限的但也就是有力的诱导物，让欣赏者利用他们的那些和特定的艺术形象有联系的生活经验，发挥想象，接受以至‘丰富’或‘提炼’着既成的艺术形象。”

②既然艺术鉴赏是一种“再创造”的心理活动，那么，不同的鉴赏者对于某一部作品的艺术感受，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正如鲁迅所说：“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当然，因为鉴赏的是同一部作品，作家所提供的信息——诱导物是相同的，所以鉴赏者的再创造也不至于离题万里；而是大同小异。

③在艺术鉴赏活动中，先是鉴赏者感受到作品所传递的信息，在感受的基础上，就进入体验。体验是鉴赏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心理因素。因为没有体验，就不能进入作品的规定情景；没有体验，就不能深切地感受形象的情感精神。鉴赏者是在体验的基础上通过想象活动，而再体现在头脑中。体验是以本人的记忆为基础的。演员在体验角色的感情时，需要在生活库存中唤起自己的情绪记忆；读者在鉴赏艺术形象时，也需要在生活库存中唤起自己的形象记忆。这就要求有相应的生活经验，如果没有相应的生活经验，那就无从体验，也就无从“再体现”或“再创造”。但即使在同一或相近的社会形态中生活的人们，其人生体验也是各不相同的，因而再创造的艺术形象就必然有所差别。所以外国人说：一千个读者的心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④艺术鉴赏的另一重要心理因素是想象，想象在创作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鉴赏活动中也占有同样重要的位置。鉴赏者总是在生活体验的基础上，通过想象来丰富艺术形象。生活是无限广阔和无限复杂的，而艺术则只能用有限的画面和有限的笔触去表现它，作者选取典型情节和典型人物，抓住特征性的几点，加以勾勒，诱导读者、听众用想象加以补充，这样才能余味无穷。如果写得太实，不给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那倒反而索然无味了。马远的绘图《寒江独钓图》，只画一个老人坐在小船头上独钓，画面很简单，但能引起读者的想象：这大概是一个高士，避开世俗的纷争，独钓寒江，恬然自得。欣赏音乐，想象的作用就更大了。白居易《琵琶行并序》里说：“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这写的就是欣赏音乐时的想象和联想。如果连最起码的想象力也没有，那是根本无法欣赏艺术作品的。电影里有蒙太奇的组接，小说里的情节也有跳跃，没有想象就连续不起来。至于象征主义作品，意识流艺术等，没有丰富的想象力就更不行了。当然，鉴赏者的想象是以艺术形象所提供的信息为，基础的，不能离开它而胡思乱想。否则就离谱了，那就不叫艺术鉴赏。

⑤艺术鉴赏还有一种心理因素；叫移情作用，艺术作品是以情感人的，审美主体被感动之后，激发起了相应的感情，又将这种感情外射到审美对象身上去。这就是情感的交流。当然，这种交流是有条件的。首先，审美对象作为客体，它必须是美的，然后才能打动审美主体。但是，若把鉴赏活动仅仅看作是审美客体以美感感情打动审美主体，而审美主体似乎完全是被动的，那也不合乎事实。因为移情作用实际上是存在的。杜甫诗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是鉴赏自然美时移情作用的例子。鉴赏艺术美也是一样。人们常常进入角色，与之同喜同悲，同笑同哭，为古人担忧。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记载：一个英国老太婆看《哈姆莱特》，到最后决斗的一幕，大声警告哈姆莱特说：“当心呀！那把剑是上过毒药的！”类似的例子尚多，这都说明观赏者的感情是外射到审美对象上了。当然，完全达到物我同一，失却了理智，也并不好，枪杀演坏人的演员就是极端的例子。布莱希特提出了“间离效果”的表演理论，要求演员在感情上与角色保持距离，从而避免使群众把对角色和演员本人的感情混合，这是很有道理的。这样，就必须要求鉴赏者亦情亦理，既能放纵感情，又能控制感情。

⑥艺术鉴赏不但是感受的过程，同时是一个认识的过程。所以在艺术鉴赏的心理活动中，还有再认识再评价的因素。作者将他对生活的认识和评价表现在作品里，鉴赏者则通过作品对生活做出再认识和再评价。鉴赏者的认识水平可能低于作者，这样他就不能全部领会到作品的思想意义，这在现实生活中是常见的。但是也有可能鉴赏者的认识水平高于作者，他可以从作者所描写的生活画面认识到更多的东西，这在现实生活中也并不少见。人们常说的“形象大于思想”，就是指这种情况。正因为艺术作品的思想不是直接说出的，而是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有可能提供一些客观情况，让鉴赏者做出再认识与再评价。

（摘编自吴中杰《文艺鉴赏的审美特点》）

材料一：

远古时期，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着众多的氏族、部落。战国时人记得“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汉朝时人则说黄帝、尧帝时天下就有“万国”。文献所载古人对于远古时代的记忆，与考古学家的推断是契合的。苏秉琦考察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六大区系丰富的资料，指出文化遗址的分布呈现着“满天星斗”的状态。费孝通指出：“早在公元前六千年前，中华大地上已经存在了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新石器时期各地不同的文化区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点。”

我们考索的眼光不妨再放远一些。从“满天星斗”的天下万国到秦汉时代天下一统的大帝国的形成这中间经历了数千年之久。正是在这个时段里，大大小小的数以万计的氏族、部落正历经着融汇的历史进程，从“万家”到“一家”，这是上古社会的巨大进步，也是诸多氏族、部落融汇为中华民族的壮阔的历史进程。这个时期可以称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时期。“天下一家”的观念在中国古代大致有两个思路：一是将天下作为皇帝一家（或一人）的私产；二是将其理解为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后世称颂皇帝的臣工常从前一思路说话，而未昏庸的皇帝本人则多取后一思路。历来的有识之士强调“天下一家”是谓天下一统，唐儒杜佑说：“秦汉以降，天下一家，即岭南献能言鸟及驯象，西域献汗血马，皆载之史传以为奇物，复广异闻，声教远覃。”宋儒欧阳修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欧阳修和杜佑的说法一致认为“天下一家”，指的是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惟有在此局面下，物品得以交流、士人可以平等参加科举考试。

天下诸邦国、部落对于中心权力和中央王朝的认同，亦即我们所说的国家认同，是天下一家局面出现的前提；反过来说，天下一家局面的出现，也正是天下邦国、部落“国家认同”的结果。中华民族从起源到形成历经了诸氏族、部落之间漫长时段的相互融汇。在融汇的过程中，氏族、部落间的相互包容、理解、学习的进路是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大势，此一历史发展大势，可以用“认同”进行概括。诸氏族、部落间的“认同”，以及对于中心权力和中央王朝的认同。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还有其他的“认同”，如对于观念的认同、先祖的认同、心理的认同、风俗的认同等也很重要，但却不是必要的。而国家认同，则不仅重要，而且必要。

（节选自晁福林《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国家认同》）

材料二：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节选自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材料三：

从白衣战士冲锋在前的身影里，人们看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英勇无畏；从无数普通人坚守岗位的执着中，人们看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从八方驰援的物资洪流中，人们看到了“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血脉深情；从方舱医院里“读书哥”的淡定中，人们看到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乐观豁达……

抗疫时期的一幕幕感人场景，积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色，诠释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品格。

——自强不息、百折不挠。不向困难低头，不为挫折气馁，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越是艰险越向前。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艰难困苦，相濡以沫。全国人民心手相牵，亿万颗心同频共振，中国力量如钢似铁、坚不可摧。

——顾全大局、甘于奉献。自觉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人人担当负责，个个尽心尽力，舍小家顾大家，汇小我成大我。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胸怀仁爱之心，践行互助之义，济人之困，解人之忧，抱团取暖踏坎坷，守望相助渡难关。

——命运与共、天下一家。为世界安危担当，为人类健康尽责，为团结合作聚力，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携手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精神，在抗疫中淬炼，在磨砺中升华。这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中华民族披荆斩棘、奋勇向前的力量之源。

（节选自钟华论《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丰碑上——2020中国抗疫记》）

材料一：

在赓续中华文脉中推动文化创新发展

李春艳

①重现保护传承。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七个着力”重大要求，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千方百计呵护好、珍惜好”“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这些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高度重视。

②强化发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中华文明诸多精神标识，如天下为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大力挖掘弘扬这些精神标识有利于我们感悟古人智慧、守护文化根脉，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新征程上奏续中华文脉，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的发掘弘扬。

③推动创新发展。《大学》有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新征程上赓续中华文脉，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置于人类历史文化发展长河中，深刻把握其发展规律与趋势，在实践与养成、需求与供给、形式与内容相结合中，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散布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以创新表达激活力。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打通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连接点，融通多媒体资源，加大宣传力度，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方式，使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现代社会相适应相协调，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以文化互鉴促发展。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化传承不是闭门造车、故步自封，而是交流合作、守正创新，要以更加宏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广泛深入加强同各国的文化交流合作。

（摘编自《中国军网》）

材料二：

①8月20日，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全球同步上线。这款预热4年的国产3A力作，创作取材于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玩家操控以孙悟空为原型的天命者，前往多个引人入胜、风格迥异的西游故地。游戏上线1小时内，steam平台同时在线玩家已高达104.5万人，并在美国、新加坡等12个地区实现游戏销量霸榜。

②《黑神话：悟空》中所有古建筑群建模都来自创作团队对全国27个区县的实地考察。通过一比一的参考还原，这部贴上国风、传统文化标签的大型游戏被赋予了更多的民族生命力。安岳石刻作为其中之一创作原型也同步出圈。

③在资阳市安岳县石羊镇顶新社区的虎头山巅，人们可以迎面望见一尊头戴宝冠、身披袈裟、双手结印的摩崖石刻造像。据某站博主介绍，这尊位于茗山寺（又名虎头寺）的毗卢遮那佛像所在之处正是游戏中的取景地之一。

④茗山寺建于唐元和年间，盛于北宋时期，因岷山蜿蜒而来、层峦叠翠而得名。整个寺庙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宛如一幅山水画。寺庙内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展现了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游戏中，毗卢佛头戴宝冠，表情肃穆，身披袈裟，手结合掌印；而在现实中，毗卢佛头戴镂空化佛宝冠，手结内缚印，其袈裟的纹理更加清晰。

⑤在安岳，《黑神话：悟空》中所刻画的茗山寺、千佛寨等画面仅是众多唐宋摩崖造像的其中一小部分。作为中国石刻之乡，安岳石刻以“古多精美”闻名。据悉，资阳市安岳县现存唐宋摩崖造像10万余尊、石刻经文近40余万字，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0处，有中国最精美的观音经变像、唐代最大的道教石刻群、五代最集中石窟群，是中国中晚期石窟的最后高峰。

⑥“《黑神话：悟空》的爆红，为我们宣传和保护石刻提供了新的思路。很高兴能通过这种途径让全国乃至全球看到安岳的石刻造像。”安岳石窟研究院宣传科聂艳说。

⑦当游戏IP与传统文化相碰撞，《黑神话：悟空》“破石”而出，“用世界品质，讲中国故事”。值此秋意正浓之际，我们不妨一同去探寻安岳石刻那满溢而出、无法掩盖的国风之美。

（摘编自人民网易奎西《<黑神话：悟空>爆火!四川安岳石刻取景地同步出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