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赤橙黄绿青蓝紫等诗意色彩，灰色鲜有被提及，歌德在著作《色彩论》中描述：“在尊贵的灰色面前，我们会体验到一种提升感；在平凡的灰色面前，我们会体验到谦卑。”

    作为彩色系里的调和色，灰色一直是隐性的身份，自古被烙上阶级属性与情感特征，其所指有宗教与文化、艺术与哲学不同层面的解读。灰色“集彩性”的低纯度功能不言而喻，是集中多种彩色后的简单而丰富，既影射着自然地理的客观地貌，作为表现形式与手段，也丰富着人文艺术领域的深度思考，其优质的视觉协调性促使灰色成为绘画与设计、艺术与商业领域的表现媒介。

    灰色广义上的模糊既指所有事件的不明朗、非良性的状态，同时也包含人生与艺术某阶段的方向迷失，后者如毕加索的灰色时期的绘画，这个时期，毕加索的生活条件很差，作品弥漫着一片阴沉的忧郁。灰色的象征性有着显性的贬义和隐形的文化内涵。“灰色”广义上的哲思显然适用于文学艺术等社会学门类，如文学诗词的灰色意境则是：幽、寒、雨、暮、荒、苍、雪、愁、恨等如泣如诉的古典诗意色彩。《道德经》的无为哲学以空灵淡泊的精神本质契合了黑白水墨画的灰色美学，以墨色胜于五彩、五色、五音的视觉语汇成为灰色最早的美学代言，在此，大美、大音及大象在洗尽铅华后定格为无言、稀声、无形的精神追求，灰色的墨韵在唐代传统书画中以“枯湿浓淡”“运墨而五色具”的气韵概括了世界万象的空灵与洒脱，至宋代则在“逸、神、妙、能”中开拓了意态的文人挥毫，及至元代“作画贵有古意”的“逸笔草草”，灰色的笔墨气韵形成一种沉寂、肃然，进而产生了一种温雅淡泊的审美意味，流动着静、虚、恬、淡的古意。灰色的墨韵循环流动在阴阳五行的虚实水墨中。

    法国印象派画家德加热衷于表现舞女的动态“印象”，灰色的介质与朦胧图底的关系有利于表现书法线条般的人体曲线美。与德加温润的灰色相比，热衷于以灰色、紫罗兰、绿色等打底画纸作画的古典主义大师丢勒的细密画则注重严谨的逻辑，《祈祷的手》、《横躺的阿格妮丝》等结实的典型性造型在灰色背景中体现了画家精于概括、重于塑造的无限洞察力。如果说德加的色粉笔游走在快乐的舞台范围里，那科勒惠支的素描则借助黑白灰表现生与死的精神呼啸，《哀悼》、《抱婴儿的母亲》及《离别》等无不寄托着画家悲天悯人的情怀。其实，灰色不过是艺术媒介里的表象，艺术的本质一如罗丹所说：“最纯粹的杰作是这样的：不表现什么形式，线条和颜色再也找不到，一切融化为思想和灵魂。”

（摘编自韩天腾《灰色在艺术与设计中的灰线性解读》）

    孟子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王道”，一是“民本”。孟子崇尚“王道”政治，以“王道”为最高政治理想，而贬黜“霸道”。他分别以尧舜禹、“春秋五霸”为“王道”和“霸道”的代表。孟子所说的“王”，就是“以德行仁”，让人“中心悦而诚服”；他所说的“霸”是“以力服人”，结果是“非心服”。孟子要求行“仁政”，讲“民本”，其落脚点都在 “王道”上。他向往尧舜禹先王之治，实质上是希望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合一，即以尧舜禹等圣王实践过的理想政治的“类型”，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通过对圣王历史与业绩的诠释，批判他所处的纷乱的战国时代，目的是引导历史的走向。

    孟子的政治思想体系以“民本”为基础，这与两千多年来中国以“君本”为基础的政治传统是形同水火的。如朱元璋读《孟子》至“草芥”“寇雠”之语而大怒，于洪武三年（1370）废黜孟子祠，并于洪武-十七年命大学士刘三吾删节《孟子》，就是明显的水火不相容的例子。两千多年来，《孟子》成了为苦难民众伸张正义的书，它召唤着历代读书人的良心，如“诗圣”杜甫的“致君尧舜上”，为民呐喊，忧国忧时。

    要讲“仁政”，就要以民为本，这就是传统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从这一理念出发，孟子阐述了自己的“仁政”学说。这一学说，简单说来，包含礼贤下士和保民爱民这两方面的内容。孟子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就是说，君主若能行仁政，那他的臣民就会拥护君王，会为长官丢拼命。孟子一直以为，国君和社稷都是可以变换的，就是改朝换代，而民众是不变的，民心向背与政权的稳定与否直接相关，这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可是，孟子以民为本的“王道”理想与现实之间毕竟存在着很大的落差，孟子其人其书对专制政治的冲击力之大，后世的不少帝王望孟生畏，《孟子》成“经”之难可见一斑。

    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这一思想，是对春秋以来“以民为本”人文主义思潮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思想界是破天荒的，对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如果说孟子言心言性是侧重于哲学思想的话，那么他谈君谈民就是偏重于政治思想了，二者密切相关。因为孟子的理想是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的合一，也就是“王道”。

    孟子“仁政”说的哲学基础是“性善论”。“性善论”，简言之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以为，仁爱基于善性，这个善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其目的是要为他的“仁政”说找依据。他说“道性善”，即善性人皆有之，应当不断加以扩充，达之于天下，那么“仁政”说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这样一来，“仁政”学说就有了一种天然的合理性、普遍的可行性。他“称尧舜”，是称道尧舜的德治天下，不失为仁义之道。德治天下是人们的理想政治，孟子的机智之处就在于把自己的“仁政”说，托之于人们理想中的圣王，这样说服力、可信度都会增强。然而，孟子虽然为“仁政”说找到了“性善论”这个内在依据，不过在当时崇尚“霸道”的形势下，这种“性善论”“仁政”说是很难有市场的。难怪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就说孟子的“仁政”说“迂远而阔于事情”了。

（摘编自郑杰文等主编《经学十二讲》）

    中国传统高等级木构建筑的屋脊上多装饰有“脊兽”，它的应用使得建筑屋脊轮廓富于变化，尤其是大型建筑上脊兽的应用，更使得屋脊造型繁简有度，颇具清人邓石如所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构图之美。除却装饰，脊兽还有稳固瓦件的作用。其他钉帽一类的瓦饰虽不在脊上，却与瓦钉配合固定檐口端头，具有与脊兽类似的作用。

    脊兽的起源约在东周，这是瓦件逐渐普遍应用的时代。已发现最早使用瓦饰的实例，见于秦雍城遗址出土、可追溯至春秋晚期的陶质建筑构件中。形式有鸟形、三瓣花形、屋形瓦钉钉帽，也有正脊脊端与后世鸱尾位置相当的羊角形构件，甚至还有人形瓦饰。这类瓦件皆为捏塑，手工造型感强烈，不似后世的模制风格，说明尚未大规模生产，正处于初创阶段。

    除秦以外，东方列国也有各具特色的瓦饰，如河北灵寿中山国遗址出土的檐头筒瓦上装有叶片形并开半圆孔的巨大瓦钉钉帽等，显然是源自独立发展的瓦饰体系。

    东汉时期，大量陶楼涌现，为认知当时脊兽的面貌提供了较为直接的信息。南北朝数百年间，制瓦技术大大提升，瓦饰的生产也普遍趋向于批量模制。东汉陶楼上已出现一种装饰于脊端、上下三瓦当叠起的瓦饰，其最初可能为三件独立的脊头筒瓦叠砌而成，形成风尚后，逐渐出现整体制作的做法。

    纵观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脊饰造型题材，大致可归为鸟形、兽形、叶片形三类。其工艺从捏制到局部模制、再到整体模制，具体形象细节则缺少统一制度规范，可发挥空间大，呈现出物象杂陈的面貌。

    隋唐时期的脊兽继承了南北朝的特点，出土实物中仍以兽面脊头瓦数量最巨，两京诸宫殿皆有发现。唐代除有大量兽面脊头瓦发现以外，尚未见脊头瓦前端的“仙人走兽”实物。然而敦煌莫高窟中自初唐开始，就有若干建筑壁画表现出角脊下端以筒瓦上翘叠落、每片筒瓦端头置瓦当的做法，形成锯齿形构造，颇似明清建筑上“仙人走兽”的发端，只不过还未出现兽形。

    莫高窟晚唐五代寺院建筑类壁画中，还普遍出现了在建筑正脊、角脊、前檐瓦面上设置陶制或金属制火焰宝珠以为装饰的做法，使建筑整体更为华丽精致，同时起到瓦钉的作用，这也是东汉明器与九原岗北朝壁画中叶片形钉帽的造型延续。

    北宋后期，“仙人走兽”的面貌已与明清时比较趋近，这应当是经历了较长时间演进后制度化的结果。两宋绘画中的亭台殿阁上，皆形象地描绘了包括各类走兽在内的脊饰。

    经历了北宋时期定型和金元时期的发展，脊兽的使用到明清时更趋制度化，造型上也发生了新的改变，既不似魏晋南北朝模印的质朴风格，也不似唐宋堆塑的夸张风格，而是呈现出高度程序化的特点。其制作趋近于在方整的空心砖上加以雕饰，大型吻兽则用数块空心琉璃砖拼合，体块感十足。类型方位虽大致继承了前代，但对宋式脊饰中浓郁的民间性加以调整，追求庄严整肃，以见“威仪”。明清是古代集权制度加强的时代，这在微观的建筑装饰上也体现出来。

（选自于志飞、王紫微的《麟角峥嵘数脊兽》，有删节）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载体，记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与经验教训。古人说，欲灭其国者，必先灭其史。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字消亡了，其文明发展的根基也就动摇了。汉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代代相传并不断繁荣发展的根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将汉字教育作为凝神聚力、铸魂固本的战略工程。

    当前，汉字教育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面临外语教育的挑战。现在，英语是学生的必修课，学习英语在一些人看来可以改变命运。受这种价值观影响，在汉语与英语之间，一些人更重视学习英语，这直接冲击与削弱了汉字教育论述类文本阅读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载体，记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与经验教训。二是面临信息化的挑战。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人们通过敲击键盘输入汉字的场合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在古人眼中曼妙婀娜、形神兼备的汉字，现在变成了电脑键盘、手机屏幕上字母组合的产物。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书写汉字的机会在变少，提笔忘字的时候在增多。从这些角度来说，汉字面临危机绝不是危言耸听。种种现象表明，对汉字教育面临的问题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具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不单单表达概念、内涵、外延等，还给人带来图形、联想、感觉等。与拼音文字相比较，汉字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特魅力。学习与理解汉字，应遵循汉字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拼音文字是由字母组成的文字，其教学是用拼音的方法。我国汉字教学引进了这种方法，并将其作为汉字教学的主要方法。这种用拼音文字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汉字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值得我们深思。

    近年来，随着国人文化自信的提升，适应汉字在海外传播的需要，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汉字教学的方法 ，合理借鉴我国传统汉字教学的经验。有的教学实验根据“形、音、义”三要素和儿童擅长“形象记忆”的特点，探索“从字形讲字义，从生活讲汉字”和“因形分类、因类施教”等汉字教学的新理念与新途径。通过这些方法，一些汉字教育工作者尝试把每个汉字的文化基因形象生动地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对汉字有兴趣、生爱恋、晓逻辑、会思考，甚至实现以字养德。这类教学实验，对完善汉字教育有积极意义。

    加强汉字教育，除了不断创新汉字教学的方式方法，更重要的是提升全社会对汉字教育的重视程度。我们要把汉字教育提升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认识论述类文本阅读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载体，记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与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让古老的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才能把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植根于一代代中国人心中。

（摘编自王殿卿《汉字教育攸关文化传承发展》）

    以前我们的文化是以大为特征、以大来标榜的。我们创造了大城市、大工厂、大烟囱、大流水线、大广场、大厦……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忍受大污染、大拥堵等等。可以说，对于“大”的迷恋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问题的症结所在。与此同时，信息社会的来临却让我们发现了“微”的魅力和“小”的美好。首先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把我们带入了微交往、微传播和信息微循环时代，为微文化插上了飞速发展的翅膀。随着这种技术向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的渗透，我们逐渐体会到，“微”和“小”其实是一种更亲切、随和、灵活、更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生活样态和文化风格。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微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微”已成为时代文化关键词。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微媒体、微广告、微支付、微信用、微管理、微投资、微生活……所有这些以动态化、碎片化、零散化、即时化、去中心化为特征的新兴的传播方式、文化形态乃至经济活动形态、日常生活形态，已经在潜移默化间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时代。

    站在这个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历史性转型的高度看，“微文化”透露出转型的信息。“微”不仅是一种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理想和审美理想，更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转型。在微时代，权利更加分散，微技术使得真正的“草根”更加便捷地参与社会。微时代的经济更加尊重每一个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它提供的服务更加体贴入微。“微时代的文化”众声喧哗，张扬个性，它是一种平民文化、草根文化，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由于低门槛和便捷性所带来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自主性。此外，它还打破了传统广播、电视等信息单向流动的特点，打破了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界限，实现了信息的充分交流、互动和对话，建构了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微文化也是一种充满青春朝气的生动活泼的文化。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生产和传播方式日新月异的时代，微文化已经成为青年的天堂，青年成为微文化的主力军。

    当然，微时代并不是一个新的乌托邦，微文化也绝非完美无缺。微技术在方便信息发布的同时，也制造出大量的信息垃圾、瞬间信息，并使谣言的传播更加容易。它在扩大信息交流、拒绝信息自上而下灌输的同时，也造成了人际交往的部落化、江湖化和小圈子化，使得大规模的社会整合、大规模的社会共识的达成变得更加困难。最后，被消费主义裹挟的微生活可能使我们过度迷恋私人生活中的“小物件”“小玩意”，从而丧失了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责任、理想、视野和胸怀。

    所有由“微”带来的这一切，都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政府管理部门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使他们面临新的挑战。只有充分认识微时代微文化的特征，充分肯定它们的积极意义，同时充分警惕其消极后果，我们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才能更加有效，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才能与时俱进。

（摘编自陶东风《微文化需大关注》）

韩愈的师道思想对宋代以后儒学教育的发展和我国儒家师道传统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钱穆就提出：“宋学最先姿态，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这一运动，应该远溯到唐代之韩愈。”韩愈提出和坚守的“为师之道”是在“耻师”的社会风气盛行、缺乏足够的外部引导与约束的条件下的自我道德建设，体现的是教师的文化使命与道德担当。考诸韩愈的师道思想，在强调“以德育德”的当下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韩愈所谓的“道”是相对于佛老而言的儒家之道，韩愈所谓的“师”则是相对于经师而言的传道之师。由是，“道”与“师”在此形成同构关系：一方面，“道需要通过儒师的论说传述，才能得以绵延不绝”，教师成为道统传承的保证；另一方面，儒师需要维护“道”的神圣性，以保证社会身份的尊崇，儒学成为教师地位的背书。显然，“句读之师”不能承担起这样一种“师”“道”同构的重任，因此韩愈在重塑“师道”传统的过程中，赋予了教师更为深刻的“为师之道”。

师以传道的使命担当

《师说》开篇即言：“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教师要自觉地把“传道”作为自身的文化使命和道德责任，将儒家的圣王之道传承下去。魏晋时期儒学衰微，除了有社会动荡的客观因素外，也有儒家学者在“家法师守”的过程中忽视对儒家文化本身的传承与创新的因素。这样的人在韩愈看来，不过是“经师”，远远称不上“人师”。中国教育传统强调的“以文化人”，关键在于化，而不在于文。具体而言，“文”就是“古文、六艺经传”这些承载“道”的“业”，而非“道”本身。换言之，文是教育的载体，而不是教育的全部。作为教师，不能仅仅满足于“受业”，将传授给学生一些实用的文化知识视为教育任务的达成，更重要的是向学生传递人之为人的文化精神和道德精神。韩愈对“师道”的重塑，乃是树立起教师作为社会道德担纲者和传承者的身份地位，“师道尊严”无疑建立在对教师使命的高度张扬之上。

一方面，韩愈的师道思想为教师树立了道德身份，教师要以道自任。韩愈在儒家哲学上创立了“道统说”，并将自己纳入传承谱系，为教师的道德身份建构了合法性。这一师以载道、师以传道的谱系构建为后世所继承，成为我国师道传统的重要基础。

另一方面，韩愈的师道思想也要求教师“敢于为师”，使“传道”成为道德自觉和行动自觉。韩愈本人即言：“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敢为人师事实上也意味着教师要做到主动施教，把提高学生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作为自身的教育动机和教育责任。韩愈的士大夫身份促使他试图去重建儒家的社会伦理体系，以维护岌岌可危的李唐王朝，多次的贬谪并没有动摇他对孔孟之道的坚定信念，他仍然坚持基于教师身份的“舍则传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

①____

首先，为师之人应当探究“道”的精神内涵。韩愈所创的“道统说”打破了师法、家法的儒家教师观，认为一个人只要能够与原本的教诲合而为一，就可以是一位好老师。这固然为从事教学的儒家学者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但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能够向学生说明经典文本的含意之外，还需要通过自己的理解，向学生阐明经典文本所蕴含的“道”的人生指导意义。历史是流变不居的，教师如果没有能够基于儒家之道，赋予其现实的社会价值，那么教师及其所谓的“道”就可能被学生乃至社会所抛弃。换而言之，教师对于经典必须有所探究，只有对儒家精神进行充分的理解和创新，才能使学生信服，才称得上“人师”。所谓“亲其师而信其道”即在于此，探究精神是教师教育活动的学识保障。

其次，为师之人应当参与“道”的社会表达。韩愈积极参与道德辩论，以儒家之道抨击佛老之道，认为“抑非好己胜也，好己之道胜也”“若不胜，则无所为道”。师者之传道，应当有“道”可传，如果只是抱残守缺、自视清高，没有积极表达自己对儒家经典的道德理解、对社会生活的道德理解，那么学生难免会被其他学说的社会表达所吸引，教师就会陷入无道可传、无生可教的困境。文章就是教师特有的道德表达形式，韩愈的“文以贯道”重道而不轻文，既强调通过文章来阐释对社会现状的道德理解，以此促进学生对教师和儒学的认同；又寄望通过文章来扩大儒家学说的传播范围，突破汉魏家法的神秘性，使更多的人了解儒家的道德主张。

②____

教师身份是相对于学生而言的，师道、师德亦是在教学关系、师生关系的基础上而提出的不同于一般社会伦理关系的道德要求。

其一，教师要热爱学生，帮助学生安心学习。师生的平等主要指的是人格上的平等，而非社会关系上的完全平等，教师不仅需要从其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角度解决学生的学习困惑，也需要对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其他困难给予关照，由此才能将教师的职业性上升为职业道德，凸显“为师之道”。

其二，教师要奖掖后进，发挥主导作用。闻道在先，意味着教师对于“道”的文本意义和社会价值有深刻的理解，以先觉觉后觉，通过引导学生学习来塑造学业志向。可以说，韩愈所构建的师生关系，绝非知识的传递关系、儒家之道的传承关系，在其具体的教学活动中，也积极发挥作为教师的主导作用，指导、鼓励学生的学习活动，充满了奖掖后进的深厚情谊。韩愈以“闻道在先”的教师身份，敢于、乐于“成就后进士”，才能在“耻师”的社会风气中形成“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的现象。

(摘编自戴红宇《论韩愈的“为师之道”及当代启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