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分析

    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数千年。张骞到达中亚后，发现那里已经大量使用中国的竹制品和纺织品。西汉使团凿开亚、欧、非三大洲的通道，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就功能而言，还可以叫“茶叶之路”、“瓷器之路”、“欧亚使道”，而且地理上的具体路线也不止一条。历史上，开辟丝绸之路绝非仅仅出于贸易目的，当时的中原王朝为了巩固北方边界的安全，在信息极端闭塞的情况下，凭借传闻与使团的勇气和信念，搭建起连接东西文明的桥梁。这个过程既有偶然，更是必然。丝绸之路尽管曲折，但仍然是连接亚欧大陆最便捷的通道，极大地滋养了东西文明的交流，但囿于技术条件、自然条件与政治因素，它难以承载大规模的物质转运的任务。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丝绸之路被效率更高的海运所取代。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完整阐述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这一构想既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特点。在历史坐标系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内涵。

    在新技术条件下，丝绸之路具备复兴的客观条件。古老的陆路运输技术不足以承载产生规模效益的运输量。但是铁路和公路运输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陆地运输的成本。据测算，从我国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如果通过丝绸之路，运输距离可比海运缩短9000多公里，时间缩短近一个月，运费节约近四分之一。此外，古丝绸之路必须避开山地与沙漠，路线选择范围有限，经济、社会效益不高。而今天，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能把铁路修到世界屋脊。因此，与古丝绸之路相比，新丝绸之路覆盖的面积将更广，路线更密集，也更发达，从而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把资源与市场串联起来。新丝绸之路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对古老的交通通道的复兴与拓展。

    新丝绸之路构想充分兼顾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战略需求。从国际角度看，丝绸之路两端是当今国际经济最活跃的两个主引擎：欧洲联盟与环太平洋经济带。丝绸之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塌陷地带”，发展经济与追求美好生活是该地区国家与民众的普遍诉求。这方面的需求与两大经济引擎通联的需求叠加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丝绸之路复兴的国际战略基础。从国内角度看，我国当前的发展需要兼顾地区平衡，并着力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复兴丝绸之路能带动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西部地区，有望形成新的开放前沿。

    新丝绸之路设想兼顾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文化利益的均衡发展。中亚地区处于地缘战略要冲，又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更是近年恶名昭彰的宗教极端势力的发源地。新丝绸之路构想以经济合作为先导与基石，以政治合作为前提与推进手段，以促进文化交流、化解安全风险为重要目标，是具有前瞻性的综合战略规划。

（摘编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中国古典美学孕育了“京派文学”。

    首先，儒家美学影响了“京派文学”的“为人生”文学理念及和谐节制审美风格的生成。

    儒家美学是注目于现实人生的美学。作为一种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流派，“京派文学”无疑深受儒家美学思想的影响，热衷于对现实人生的描绘。当然，“京派文学”“为人生”的文学理念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继承文学研究会而来，但“京派文学”的古典文化情结注定了其对儒家美学思想的深刻汲取。

    只是在对现实人生的表现上，“京派文学”特别关注底层人生的描写，关注边缘生活的悲苦与辛酸，完全疏离酷烈的政治与权力。更重要的是，这种书写是以“乡下人”的眼光为主的，不惨烈，不阴郁，相反充满温暖平淡、质朴与倔强的力量。主人公亦大多缺乏精神上长久不安的骚动，显得平淡、静穆，充满倔强而坚韧的生命力。在一定意义上，这显示了当时中国文人关于民族未来的乡村乌托邦式想象，也间接表达了其对当时的现代化即城市主义、进步主义的思想悖反。在“京派文学”之前，鲁迅着力发现旧中国文化情境下农民的愚昧与人性的残忍，积极发掘民族的“脊梁”；而“京派文学”则严厉批判城市文明及知识阶级，着力发掘农民的质朴、平和、倔强与纯粹，关注静默坚韧行走着的民族魂。

    儒家美学在一定意义上亦决定了“京派文学”和谐节制的审美风格的形成。儒家美学讲究中和之美，讲究以礼节情，认为和谐应是中国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这种中和审美观影响了中国“温柔敦厚”诗教观的生成，使中国文学含蓄蕴藉，不流荡放衍。这种中和审美观影响“京派文学”，使“京派文学”深致，含蓄，不流放，有一种“节制的美感”，并由此带来“情绪和表现的尊严”。沈从文喜欢颂扬人类的“美丽与智慧”，重视文章有“兴味”，厌弃“讽刺与诙谐”，更反对作家种下“争斗的力的种子”。李健吾认为伟大的作品必产生于“灵魂的平静”，不是产生于“一时的激昂”，因为“后者是一种戟刺，不是一种持久的力量”。

    其次，道家“无用之用”的美学思想对“京派文学”自由、自足的文学观念也有所影响。

    “京派文学”的创作普遍具有一种悲哀的色调，一种东方的、静观的、寂寞的意味，甚至沾染有死亡和忧郁的淡淡气息。“京派”作家普遍认为，文学是“自我最高的表现”，是人们精神“余裕”的产物，是一种“不用之用”，甚至是“全人格最纯粹的结晶”，“和现实生活保持了一定距离”。李长之重视文艺作品笔墨的“从容”、“完整”，以及艺术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沈从文则竭力表现着“美”，“美”、“恰当”、“自由”、“人性”，是沈从文遵从的最高美学法则。

    再者，中国古典美学重“意境”的美学观对“京派文学”重“境”文学理念的影响。

    在一定意义上说，“京派文学”相对于传统章回体小说，不注重故事传奇式情节的敷演，只一味重视自我情味的抒发，因而在很大的意义上被称为“抒情体小说”。这种抒情体小说连同其他京派文学样式，都普遍追求“境”的营造，注重“清虚寥廓，具有反照反省能够消化现象与意象的境”的营构。周作人的散文追求一种“平淡”之境，沈从文的小说追求一种“和谐”优美境界。

（摘自程勇真《“京派文学”与中国美学》，有删节）

人类“返老还童”不再是梦想

    近日，台湾大学、南开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科学家通过体细胞核移植的方法，成功地从端粒酶杂合缺失的小鼠体细胞中得到端粒延长且具有真正发育多潜能性的多能干细胞。这一成果从实验和理论层面都表明：人类“返老还童”不再是梦想。

    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发现DNA每复制一轮，末端都将损失一段DNA片段。如果没有补偿机制，DNA在经过万千代复制后，最终将不断缩短甚至消失，从而造成两个后果——衰老和肿瘤。这被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詹姆斯·沃森称为“末端复制问题”。此后，美国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和卡罗尔·格雷德发现，DNA复制时损失的基因片段是端粒，它像一顶安全帽一样，通过自我“牺牲”来保证DNA序列的完整性。通过进一步研究，两位科学家证实，一种被称为“端粒酶”的物质在维持甚至延长端粒长度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布莱克本和格雷德也因发现了端粒酶以及端粒酶保护染色体末端端粒的机理而获得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台湾大学生物技术研究所教授宋丽英、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刘林和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中心教授徐捷合作，利用端粒酶基因杂合缺失的小鼠模型，通过体细胞核移植的方法，成功地得到了端粒显著延长的多能干细胞。在最为严格的多能性检测的四倍体胚胎互补实验中，上述实验得到的多能干细胞被证明是具有真正发育多潜能性的。端粒酶基因杂合缺失的小鼠生育的后代小鼠能够正常繁殖，并未发生早衰迹象。这一实验结果表明端粒酶基因杂合缺失的细胞通过核移植后形成的多能干细胞，能分化发育成身体内任何种类细胞，可用于自身细胞组织修复，并具有安全性。

    据了解，体细胞核移植是目前最主要的体细胞重编程技术手段，最近世界上已有多个实验室通过这一技术有效获得了具有发育分化多潜能性的人类胚胎干细胞。“在核移植过程中，卵子通过表达一些特异因子‘修补’了体细胞核中缺失的端粒酶基因，最终得到的多能干细胞的端粒长度被有效延长，功能得以恢复。”课题组成员、博士研究生郭仁朋表示，该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干细胞从基础研究走向临床应用，造福那些被早衰症等疾病折磨的病人，而且从理论上为人们实现“返老还童”的梦想打开了一扇天窗。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文化相对主义是看待不同民族文化的主要视角之一。文化相对主义是针对文化普遍主义提出的，后者认为欧洲文化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世界文化标准，其他文化只有进化为欧洲文化才会走出野蛮、步入文明。与之相较，文化相对主义放弃从整体的角度对文化进行把握，认为每个民族文化都具有其合理性，文化的价值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文化相对主义反对文化形态间进行优劣比较，强调文化间不可比较的独特性和文化价值的多样性，提倡尊重文化差异。

    文化相对主义为人们客观地认识多元的民族差异及历史演进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为后发达地区增强文化自信、保持文化独立和对抗“文化殖民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文化逻辑。然而，就文化本身来看，文化相对主义也有其局限。

    在文化的产生和延续上，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文化因其特定的空间性和时间性而有特殊的个性，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是人完全适应客观环境的结果。一方面，这种观念忽略了文化创造主体的能动性。人的自我实现是文化产生的动力，也是文化的归宿。人在对自然的理性超越中，采取具有目的性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在改变环境的同时塑造了人自身，从而产生了文化。作为文化主体的人不断冲破各种障碍、超越自我，逐渐实现人的自身价值。另一方面，文化相对主义忽视了文化的创造性和自我超越性品格。作为人实践活动的产物，文化表现为一定的历史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当下的行为方式。同时，作为有目的性的文化创造，文化还具有引领未来的超越性。我们不能因为文化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特征，就故步自封、放弃文化创造的能动性和超越性，否则文化相对主义就会成为一个民族进步发展的障碍。

    从文化的评价来看，文化相对主义强调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独特的价值存在，文化价值评判的标准在于其自身，而且这种价值标准只对一种民族有效，对其他民族就失去了意义。这种价值自足的主张不但为某些文化中违反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现象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也为纵容自身文化糟粕的行为提供了借口。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因此，人的解放与发展程度即是评价一种文化价值高低的标准。从人类社会更替的现实来看，诸种封建社会文化之间可能并无价值高低的差别，但若同奴隶社会文化比较，封建社会因其对人的束缚更少，故而其文化价值更高。文化价值评价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区分优劣，更重要的是它基于文化创造的超越性可作为一种导向和文化进步的推动力，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摘编自马彦超《文化相对主义的限度》）

每个人的怪兽

[法]波德莱尔

    灰蒙蒙的天空无边无际，广袤的原野灰扑扑的，没有一块草坪，寸草不生。这儿，我遇见了几个弯着背的行人。

    每个人身上都驮着一个巨型怪兽，足足有一袋面粉、煤渣或者古罗马步兵的装备那么沉。

    那狰狞的怪兽还极不安分：它灵活有力的肌肉把人缠住，紧紧地压迫着；两只巨大无比的爪子扣住了人的胸口；庞大的头压住了重负的前额，就像一个古代士兵为了震慑敌人而佩戴的可怕头盔。我问其中一个人，他们如此这般是要到哪里去。他回答说他对此一无所知，其他人也没有头绪。然而，他们显然要去某个地方，因为他们的步伐透露了他们对行走的无法阻挡的需要。

    这是件奇怪的事儿！他们不仅没有对缠绕在他们脖子上、贴在他们背上的凶猛怪兽感到生气，反而把它们看做自身的一部分。这些面容，尽管疲惫不堪、严肃至极，却没有流露出丝毫的绝望。在忧郁的苍穹之下，在似天穹般孤寂的土地上，他们的脚深深地陷到尘埃里。他们继续前行，一副逆来顺受、要一辈子毫无所得地期待下去的神情。

    这队伍从我身边经过，没入天际，与那阴郁交融，而地球圆形的表面也避开了人们好奇的目光。

    有些片刻，我固执地想要弄懂这奥秘，但是很快，不可抑制的冷漠袭上心头。于是，我比那被沉甸甸的怪物压迫的人还要疲乏。

（选自波德莱尔《世界之外的任何地方》）

  请理解这句话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