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田少佐^①   

希尔尼（新加坡）

    我站在海山街口^② ， 东张西望。这一带的景物，对我来说，熟悉又陌生。对于蹲在五脚基、忙着拍照的横田先生来说，这一切，陌生又熟悉。四十年前，我的祖父，蹲在这里，等待过关，过后，当他登上夜行军车，就不再回来了。横田先生的祖父那一伙人呢？当年这一群无辜命运的主宰者！今天我们前来拍摄的，是要印证历史的冷漠？“没有什么好拍的！”我拉了横田一把。

   “到别处走走吧，要不然三两天内走不遍你的目标呢！”我把一袋摄影器材背起，然后朝向广合源街、豆腐街一带走去。一路上我甚少开口，他也乐得自然摄取景物。作为对待一位海外社友的态度来说，我是有点冷待了远方的朋友。不过，当社长告诉我，他的祖父当年曾经是“昭南^③市政会”的一员时，我对横田先生的到访，心灵上产生一种强烈的抗拒感。

    “横田先生，你应该随你的祖父一同前来才对，他可以告诉你更多的过往。不是吗，不久前就有一批前朝遗老来这儿威耀一番。”

   “哦，不，家祖以前只在这儿居留一段非常短的时期，后来因病回国。——何况，近年来他不良于行……”

   “不然，他会再度南下'进出'一番？……”我有点冲动地打断了他的说话：“历史是一切过往的见证，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评价。”

   “是的，祖父说过，他们当年被派担任保护八十万市民日常生活的职责是有待评估的。”

我的天！我不再开口。脑子是有点儿混乱。大屠杀、良民证、共荣圈、宪兵队、慰劳所、奉献金等等似曾相识的名词，在我脑海里翻滚着。在那漫长的日子里，一切少不了血与泪。在湛蓝、宽朗的天空下，紧张的空气，向路人飞扑，仿佛要说服人们，一切过往不曾发生过。站在横田先生的旁边，一切很难忘怀。譬如说我们在南京街吃午餐时，我想起了南京。譬如说在伊丽莎白道，我们蹲在林谋盛烈士的纪念塔前拍鱼尾狮的英姿时那一股无名的感触。黄昏时分，我们站在市政厅，不，政府大厦前拍纪念照。

   “到十合百货公司去吧！刚开张不久的。”

    我说。听说正式营业那一天，有二十万人涌了进去抢购。他们是成功的，侵略别人不需要武力。我们越过马路，朝莱佛士城走过去。

    “慢着。”

    横田又拿起照相机，朝向那探天的浮雕对焦距。夕阳、浮雕、车浪、晚霞，一幅日落而息的安详图景。我们走过围栏，偌大的纪念碑，鲜有游人。碑的四周，池草萋萋；远处，车声隆隆。我想起广岛原爆，片片残瓦，层层钟声，串串纸鹤，和平雕像，小女孩的心声，慰灵碑，一切的一切……   

   “这是什么？”

  “哦，长生殿。”

   我有意无意地说着：“那年你们的祖父留下的一点纪念。”

  “你是说他们出钱建的？”横田认真地说。

  “不，是他们提供机会罢了！”我趋前，拍拍灰坛，说道：“我的祖父、八叔一家，都葬在这儿！”

  “干什么？”

  “他们都在当年‘皇军进出’时无辜被杀的！”

  “无辜？”横田用惊慌的眼神望着我。

  “这石碑，是对当年许许多多蒙难同胞的一种纪念与追悼。”

  “多少？”我出示了手掌。

   “五十？”我摇头。

   “五百？”摇头。横田走到我跟前，一脸狐疑：“你没有开玩笑吧？难道是五千？”我没有回应，我不想让他知道正确的数目，他还没有这个心理准备，让历史去告诉他吧！清白的历史是不会说谎的。良久，横田的脸色依旧十分难看。

   “祖父不可能欺骗我啊！他说当年是来这儿保护市民的！”

   “我的祖父也不可能欺骗我，他确确实实躺在里头。”

    暮色已沉，我看不清横田先生的脸色，好一阵子，他回身把摄影器材收好，说道：“我不去逛百货公司了，让我回旅店，我需要休息及冷静想想。——你能过来一趟吗？我们谈谈。”

    我点头。

   “这也好，我先送你回去。”

    我望一望腕表。

   “差一点给忘了，我那两个小侄正等着用车，听说——听说晚上有个西城秀树的演唱会……”

 注：少佐：①二战日军军衔，横田少佐是横田先生的祖父。②海山街是新加坡大屠杀的集中出发地。③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全岛沦陷，两天后日本占领军总司令宣布新加坡更名为“昭南岛”。

百万英镑

马克·吐温

    一个豪华房间里坐着两兄弟，这两位绅士忽发奇想：假如一位有头脑、又诚实的外地人落难伦敦，举目无亲，除了一张百万英镑的大钞一无所有，而且他还没法证明这张大钞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人会有怎样的命运呢？大哥觉得那人肯定会被抓住，然后饿死。弟弟却不以为然，他说愿出两万英镑打赌。就在这时，沦落在伦敦街头，破衣烂衫，兜里只剩一块钱的我来了。

    他们给我一个信封，说打开便知他们的心意。我走到看不见那所房子的地方，打开信封一看，里边装的是钱哪！我急不可待地撒腿就朝最近的小吃店跑，一顿猛吃，一直到肚子实在塞不下东西了，我掏出那张钞票来展开，只扫了一眼，就差点昏倒。五百万！乖乖，我懵了，盯着那张大钞头晕眼花，想必足足过了一分钟才清醒过来。突然我计上心来，把那张大钞递到小吃店老板眼前。老板以为我是故意打扮成这样来跟他开玩笑的，说这点小钱不算什么，我想什么时候结就什么时候结。

    从小吃店出来我去找了那两兄弟，想把事情问清楚把钱还给他们，却被告知他们出远门了，得一个月才能回来。我把刚才那信封里的信抽出来，信上说这笔钱借我用三十天，不计利息。这俩兄弟在我身上打了一个赌。假如弟弟赢了，我可以在他的职权范围内随意择一个职位。我对那份美差浮想联翩，期望值也开始上升。不用说，薪水肯定不是个小数目。过一个月就要开始上班，从此我就会万事如意了。

    转眼间，我感觉好极了。看到一家服装店，我想甩掉这身破衣裳，可是，不一会儿我又转了回来，来来回回走了足有六趟，终于，我投降了，还是进去了。

    我问他们有没有顾客试过不合身的衣服。伙计没搭理我，只是朝另一个点点头，另一个也不说话，又朝第三个点点头。第三个说这就来，我等着他忙完了手头的事，看他在一摞退货当中翻了一通，挑出一套最寒酸的来。这衣服不合身，毫无魅力可言，可它总是新的。我迟迟疑疑地说：“要是你们能等两天再结账。就帮了我的忙了。现在我一点零钱都没带。”店员端出一副刻薄至极的嘴脸说：“哦，您没带零钱？说真的，我想您也没带。我以为像您这样的先生光会带大票子呢。”我火了：“我买得起，就是不愿添麻烦，让你们找不开一张大票。”他稍稍收敛了一点：“我可没成心出口伤人，我们找得开。”我把那张钞票递给他，他笑着接了过去，那种无处不在的笑容，笑里有皱，笑里带褶，一圈儿一圈儿的，就像往水池子里面扔了一块砖头。可是，只瞟了一眼钞票，他的笑容就凝固了，脸色大变，就像你在维苏威火山山麓那些平坎上看到的起起伏伏的凝固熔岩。我从来没见过谁的笑脸定格成如此这般的永恒状态。这时老板过来看到底出了什么事。

    那老板看了一眼，便一头扎进一堆衣服里乱翻起来。一边翻，一边不停唠叨：“把一套拿不出手的衣服卖给一位百万富翁！这个傻瓜！从来就没分清过谁是百万富翁，谁是流浪汉。啊，我找的就是这件。先生，请把这些东西脱了，都扔到火里去。您赏我个脸，穿上这件衬衫和这身套装。合适，太合适了！简洁、考究、庄重，完全是王公贵族的气派！”我表示满意。

    往后的事你心里明白了吧？我顺其自然，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买完了，吆喝一声“找钱！”不出一个星期，我把所需的各色安享尊荣的行头统统置办齐备，在一家价格不菲的旅馆安顿下来，日子过得阔气有排场。我已经成了这个世界大都会的显赫人物，我的思想简直是彻头彻尾地改造了。不管你翻开哪份报纸，无论是英格兰的，苏格兰的，还是爱尔兰的，你总会看到一两条有关身藏百万英镑者及其最新言行的消息。

（有删改）

玉麒麟

焦辉

    老人把哑巴兄弟的手放进邵林手里，用力摁。邵林说：“爹，我给叔养老送终。”老人笑了笑，咽下最后一口气。邵林按乡村习俗埋了父亲，哑巴叔拖着瘸腿送棺到坟地。第一锹土落在硬木棺材上，哑巴叔哭昏了过去。

    邵林收拾旧物。哑巴叔佝偻着背蹲在枣木门槛上，怀里抱着邵林父亲的遗像，刀刻般的皱纹藏满秋阳的余晖。邵林从父亲枕头下翻出一个小铁盒，打开，一个红绸卷，展开，一根白色羽毛。邵林看不出是什么鸟的羽毛。没听说父亲生前喜欢鸟啊！怎么会珍藏一根白色鸟羽呢？邵林不解。母亲早已过世，只好问大姐。大姐电话里很嘈杂，说：“鸟羽毛？不知道啊。”邵林想，既然老人把白羽珍藏，一定有他的道理，也说明它是老人生前喜爱之物。邵林就把白羽放进旧衣旧被褥，拿去河边焚烧了。豫东乡村习俗，过世人的衣物一般不能留过头七，要寻个僻静处烧掉。

    邵林回城时把哑巴叔从老家逊母口邵家营子带走了。他联系了一家老年公寓，把哑巴叔安顿好。哑巴叔很安静，一直抱着邵林父亲的相片。

    哑巴叔一辈子没找到老婆，一直住在邵林家。邵林父亲对这个兄弟好，衣食相同。哑巴叔知恩德，吃罢饭就拖着残腿下田干活。年月黄黄绿绿过去了。邵林母亲去世后，他父亲和哑巴叔一起生活，倒也是个伴。

    领导喜欢鹌鹑，邵林下班就跑去东关小同街。小同街是个背街，街上有个鹌鹑市。想学习鹌鹑知识，这里可是个好去处。有个细白眉毛老者，腰间一溜四个色彩各异的鹌鹑袋子，大家都喊他老白。有人把着鹌鹑问：“老白，看看我这个品相咋样？”老白斜睨眼，嘿嘿笑，搖头，说：“麦鼻，蒜头，下品。”又一人敬烟举鹌鹑：“老白，您给掌掌眼。”老白接过烟，有人打火。老白吞吐口烟，指着鹌鹑的眉，说：“黄须同金，白银一线。可惜啊，阔过额顶了，眉硄，一见诸鹑先躲藏。”有个粗汉不服气，问老白：“你到底见没见过上品鹌鹑，不要只会背书格子忽悠？”老白冷哼一声，长脸上满是不屑，说：“我打小跟父亲走街串巷，七八岁时就在逊母口邵家营子豆腐铺见过玉麒麟。”

    邵林听见逊母口邵家营子豆腐铺，忙凑到近前。老白说的豆腐铺是他祖父开的，邵林祖父的豆腐铺是邵家营子历史上唯一的一家，做豆腐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要起来煮豆腐，白天就要拿出去卖，邵林父亲没有子承父业。人群听见“玉麒麟”也纷纷聚拢过来。粗汉不肯示弱，说：“‘玉麒麟’不就是白鹌鹑吗，打斗时不定咋样呢，好多事都是看景不如听景。”

    老白叹口气，神色黯然了，说：“可惜啊，‘玉麒麟’还没调养，就被开豆腐铺那人的儿子吃了。”人群也发出惋惜的嘘声。老白又说：“听我父亲讲，那人原打算把‘玉麒麟’献给伪县长刘金坡，换回骂日本人的商铺许老板，‘玉麒麟’没了，许老板被狼狗咬死了。那人气得一棍子打断了儿子的腿。听说那人的儿子还是个哑巴。”

    邵林听到这里，忽然想起父亲珍藏的那根白色羽毛。那根羽毛会不会是老白口中“玉麒麟”身上的？可惜那根白羽已经焚烧。要是“玉麒麟”的羽毛，父亲为什么珍藏呢？哑巴叔的腿，也一定是祖父打断的。邵林没见过祖父，他出生前，酗酒的祖父已醉死在河里。

    没等邵林精通鹌鹑经，单位领导被双规了。邵林不再去小同街。

    几年后的一天，哑巴叔到了落叶之秋。他很虚弱，用手比画着，想吃什么东西。邵林脑海中闪过那根白羽，忙打车去小同街，买了只鹌鹑，炖好。

    哑巴叔吃了一块鹌鹑肉，笑了笑，咽气了。

    后来邵林不止一次想，当年哑巴叔吃“玉麒麟”时，父亲在干什么呢？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7年第17期，有删改）

到梨花屯去

何士光

    这故事开场时是颇为平淡的，只是后来，马车快要进梨花屯，而两个乘客也沉默时，回过头来看一看，兴许才有一点故事的意味……

    一辆马车从白杨坝出来，车夫是个老人家。在一座石桥旁，他把一个中年人让到车上来。看得出，这是位下乡干部。

    天色好晴朗。水田还没有栽上秧子，但包谷已长得十分青葱，初夏的山野，透露着旺盛的生命力，叫人沉醉不已。碎石的马路拐弯了，爬坡了，又拐弯了，又爬坡了。不时有布谷在啼叫，车上的人似乎打起盹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马车停住。打盹的干部猛地抬头，看见有人正上到车上来。

    “啊，谢主任？”来人犹豫地打招呼，似乎有些意外。

    “是……老赵同志？”谢主任嗫嚅了一下，也有些突然。

    车抖了一下，从横过路面的小小水沟上驶过。

    谢主任把香烟掏出来，递一支给老赵：“去梨花屯？”语气中有和解的意味。

    老赵谨慎地回答：“是。”

    “去包队吗？

    “是。胜利大队。”

    “我也是！”谢主任和蔼地笑起来，“我们都是十回下乡九回在，老走梨花这一方！

    笑颜使气氛松动起来。三只白鹤高高飞过，不慌不忙扇动着长长的翅膀，在蓝天里显得又白又亮……

    “老赵，”谢主任开诚布公地谈起来，“我一直想找机会和你谈谈呢！为七六年秋天在梨花挖那条沟，你怕还对我有些意见呐！

    “谢主任，你说到哪里去了！”

    “实事求是嘛！当时我是工作队的负责人，瞎指挥是我搞的，该由我负责！有人把责任归到你头上，当然不应当！”

    “我……”

    “我也明知那条沟不该挖，一气就占了四十亩良田。但当时压カ大啊；上边决定要挖，社员不同意挖，是我硬表了态：我叫挖的，我负责！”

    “这种表态，”老赵想了一想，“我也表过……”

    “那是因为我先表嘛！”谢主任接过话头，“老赵，去年报上有篇报道，你读过没有？”

    “哪一篇？”

    “谈得真好！”谢主任不胜感慨地说，“是基层干部座谈。总结说：上面是‘嘴巴硬’，基层干部是‘肩膀硬’！基层干部负责任。像是报道的安徽……”

    路转了一个大弯一一在一座杉树土岗前好像到了尽头，接着又一下子在马车前重新展现出来，一直延伸到老远的山垭口…

    “正是这样嘛！”谢主任点头，“那条沟，责任由我负！”

    “我也有责任！那是分派给我的任务。如果不是我催得紧，态度那样硬，说不定就挖不成！责任归我负！”

    双方都有诚恳的态度，气氛十分亲切了，甚至到了甜蜜的地步。

    路旁出现了一条水沟，水欢快地流淌着，发出叫人喜悦的响声……

    他们无拘无束地谈下去了。谈形势，谈这次去梨花屯纠正“定产到组”中出现的种种偏差，等等。后来，拉起家常来了……

    越近梨花屯，地势就越平坦，心里也越舒畅。突然，谢主任拍了拍赶车老汉的肩膀：“停一停！”

    老人家把缰收住了。

    “两年多没到梨花，看看那条沟怎样了！”

    坝子上水田一块接着一块，已经犁过了。带着铧印的泥土静静地横陈着，吸收着阳光，像刚切开的梨子一样新鲜，透着沁人心脾的气息……

    看不见那条沟。

    谢主任问车夫：“老同志，那条沟是不是在这一带？”

    “咹？”老人家听不清。

    老赵大声说：“沟一一挖过一条沟啊！”

    “嗯，”老人家听懂了，点点头，“是挖过一条沟。唔，大前年的事喽，立冬后开挖的。分给我们六个生产队，每个劳力摊一截。我都有一截呢！顶上头一段，是红星队……”

    看来老人家说起话来是絮絮不休的。老赵终于打断了他：“现在沟在哪里？”

    “哪里？”老人家摇着头，“后来填了嘛，去年，开春过后……”

    谢主任问：“哪个喊填的？”

    “哪个？”老人家认真地想了一回，“没有哪个。是我们六个队的人商量的。总不成就让它摆在那里，沟不沟坎不坎的！唔，先是抬那些石头。论挑抬活路，这一带的人都是好手，肩膀最硬……”

    像我们在乡下会碰到的许多老人家一样，这位老人也有着对往事的惊人记忆。也许平时不大有机会说话，一旦有人听，他们就会把点点滴滴说得详详细细，有几分像自言自语，牵连不断地说下去。说下去，平平静静的，像是在叙述别人的而不是自身的事情，多少波澜都化为了涓涓细流，想当初虽未必如此简单，而今却尽掩在老人家略带沙哑的嗓音里了。

    后来，老赵提醒他：“老人家，我们走吧！”

    老赵的声意，柔和得有些异样。而且不知为什么，这以后不论是老赵还是谢主任，都没再说一句话。

    啊，前面，杂树的碧绿和砖瓦的青灰看得见了。是的，梨花屯就要到了！

1979年5月  （有删改）

医　者

周国华

    读高二那年，我妈病了，痛得满床打滚。我背着她到赤脚医生那里。医生为她打了针止痛剂，手一摊：“怕是大病，赶紧送县医院。”

    我借了辆三轮车，把我妈拉到县医院。医生诊断后，把我叫到一边：“你妈得的是癌症，晚期了，花再多钱也没用，你自己决定吧。”

    癌症？我眼前一阵发黑。我爸走得早，这些年来，我妈就靠种那点承包田供我上学，如今……

    不能这么放弃！我刚想办住院手续，我妈含笑进来说：“医生，给我开点药吧，止疼的就行，我命硬，能挺过去。”

    拗了半天，我还是按我妈的意思做了。我知道，我妈一旦决定了的事，没人能改过来。回家的路上，我拼命憋着，不让眼泪掉下来。兜里只有三百块钱，那是全家仅剩的那么一点点。

    或许天不绝人，我去村里小店买东西，无意中听到有人说，邻乡有个老中医挺神的，治好过一些大医院都没法治的怪病。我立马找了过去。

    老中医家里坐着很多病人，得什么病的都有。老中医话不多，而且声音很轻，只是在搭脉后简单地问上几句，就摇头晃脑开起了方子，完了，又叮嘱几句，也看不出有啥高明之处。最后一个轮到我，老中医瞅了我一眼：“病人呢？”

    我拿出医院的诊断书，讲了我妈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我说来得急，我妈也下不了地，先来问问。说到最后，我的眼泪扑簌簌往下掉。

    老中医瞪了我一眼：“这么大了还哭，没出息。走，带我去看看。”

    老中医给我妈搭完脉，捋着花白的山羊胡子在屋里踱来踱去。我垂手，惶惑地盯着他。老中医让我把三轮车上那个蛇皮袋子拿进来。一打开，里面全是草药。老中医告诉我把这几把药分均匀，半年服完，应该就可以了，不行的话，再去找他。

    我连连点头，掏出三百块钱：“只有这些了，别嫌少。”

    老中医没接钱，双手把玩着桌上的青花瓷瓶，左看右看，还不住地点头：“不用了，你留着做学费吧，这个东西卖给我吧。”

    我妈连忙摇手：“不，这是我的嫁妆，几块钱买来的，乡下人没闲心插花，我常说，还不如碗勺来得实用呢。”

    老中医晃头捻须，说：“实用不实用我不管，家里有一个，正好配个对。”

    送走老中医，我和我妈还真不敢相信天下竟有这种好事，诊费、药费没付不说，还白白拿了一千块钱！

    半年后，我陪着我妈去了医院，诊断结果让我欣喜若狂，我妈竟痊愈了！

    我拿着锦旗去谢老中医，老中医一笑：“有钱了，就把瓶子赎回去，价钱嘛，翻倍。”我点头。

    我如愿考上了医学院。用那些钱，我撑过了第一个学期。之后，我勤工俭学，再没用过家里一分钱。毕业后，我凭着优异的成绩，被省城一家大医院聘用。我接我妈进城，贷款买房，娶妻生子，进修深造……

    二十多年后的一天，我偶然观看《鉴宝》节目，里面一个青花瓷瓶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个瓶子，看上去跟我家的一模一样。专家几百万的估价让我又吃惊又愤怒，原来老中医早就知道瓶子的价值。我想起了老中医眯着眼的神情，哼，狡诈，虚伪！

    我憋着满肚子怨气去找老中医。老中医已去世，他儿子接过我的字条，一笑：“家父说你会成为医生，果然没错。”

    我突然想起，那天我对老中医说，我想放弃学业，赚钱养活我妈。我有点发蒙，是不是自己太小人了？

    里屋的橱柜上，摆放着两个青花瓷瓶，花纹一样，成色迥异。老中医的儿子取过那个釉色发暗的瓶子：“民国的，不过也值几千块钱。”

    我脸红了。瓶子的内壁上，依稀还能看到我儿时调皮的涂鸦，是我家的那个！我疑惑地望着另一个青翠欲滴的花瓶。

    “这个是我祖上为一官宦人家诊病时，那家主人给的。”

    我掏出一万块钱，老中医的儿子执意只收下两千：“家父嘱咐，不敢有违。”

    对着老中医的遗像，我郑重地磕了三个头。泪眼婆娑中，我又看到了那双似笑非笑的眼睛，温馨，深邃。

    一块匾额悬在墙上，上面的两个字熠熠生辉——“医者”。

记懒人

老舍

一间小屋，墙角长着些兔儿草，床上卧着懒人。他姓什么？或者因为懒得说，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大家只呼他为懒人，他也懒得否认。

在我的经验中，他是世上第一个懒人，因此我对他很注意：能上“无双谱”的总该是有价值的。

幸而人人有个弱点，不然我便无法与他来往；他的弱点是喜欢喝一盅。三杯下去，他能暂时的破戒——和我说话。我还能舍不得几瓶酒么？所以我成了他的好友。

他的话极其天真，因为他的脑子是懒于搜集任何书籍上的与旁人制造的话的。他没有常识，因此他不讨厌。他确是个宝贝，在这可厌的社会中。

据他说，他是自幼便很懒的。懒人的妈妈怀了他一年半，因为懒得生产。他的生日，没人晓得：妈妈是第一个忘记了它，他自然想不起问。他的妈妈后来也死了，他不记得怎样将她埋葬。可是，他还记得妈妈的面貌。妈妈，虽在懒人的心中，也难免被想念着；懒人借着酒力叹了一口十年未曾叹过的气；泪是终于懒得落的。

他入过学。懒得记忆一切，可是他不能忘记许多小四方块的字，因为学校里的人，自校长至学生，没有一个不像活猴儿，终日跳动；所以他不能不去看那些小四方块，以得些安慰。最可怕的记忆便是“学生”。他记得“学生”——一群推他打他挤他踢他骂他笑他的活猴子。他是一块木头。被猴子们向四边推滚。他似乎也毕过业，但是懒得去领文凭。“老子的心中到底有个‘无为’萦绕着，我连个针尖大的理想也没有。”他已饮了半瓶白酒，闭着眼说。

我决定了下次再来，须带白兰地：普通的白酒还不够打开他的说话机关的。

白兰地得着了空前的胜利，他坐起来了！我的惊异就好似看见了死人复活。我要盘问他了。

“朋友，在过去的经验中，你可曾不懒过一回没有呢？”

过了好久，他点了点头，又喝下一杯酒，慢慢的说：

“有过一次。许久许久以前的事了。设若我今年是四十岁，那必是我二十来岁的事了。”

他的眼合成一道缝，好像看着心中正在构成着的一张图画。然后向自己念道：“想起来了！”

“一株海棠树，”他大概是形容他心里那张画，“第一次见着她，便是在海棠树下。开满了花，像蓝天下的一大团雪，围着金黄的蜜蜂。我与她便躺在树下，脸朝着海棠花，时时有小鸟踏下些花片，像些雪花，落在我们的脸上。记得那是最快活的一天：听着蜂声，闭着眼用脸承接着花片，花荫下见不着阳光，可是春气吹拂着全身，安适而温暖。我们俩就像埋在春光中的一对爱人，最好能永远不动，直到宇宙崩毁的时候。她是我理想中的人儿。她能领略花木样的恋爱；蜜蜂的嗡嗡使我半睡半醒，半死半生；在生死之间我得到完全的恬静与快乐。这个快乐是一睁开眼便会失去的。”

他停顿了一会儿，又喝了半杯酒。他的话来得流畅轻快了：“海棠花开残，她不见了。大概是回了家，大概是。我自然懒得去打听，更提不到去找她。想她的时候，我便在海棠树下静卧一天。第二年花开的时候，她没有来，花一点也不似去年那么美了，蜂声更讨厌。”

这回他是对着瓶口灌了一气。

“又看见她了，已长成了个大姑娘。但是，但是，”他的眼似乎不得力的眨了几下，微微有点发湿，“她变了。她一来到，我便觉出她太活泼了。她的话也很多，几乎不给我留个追想旧时她怎样静美的机会了。到了晚间，她偷偷的约我在海棠树下相见。我不该赴约，可是我去了。她接连说我怎么还这么懒，我始终没开口，她落了泪，走开。我便在海棠下睡了一夜，懒得再动。她又走了。不久听说她出嫁了。不久，听说她被丈夫给虐待死了。懒是不利于爱情的。但是，她，她因不懒而丧了一朵花似的生命！假如我听她的话改为勤谨，也许能保全了她，可也许丧掉我的命。假如她始终不改懒的习惯，也许我们到现在还是同卧在海棠花下，虽然未必是活着，可是同卧在一处便是活着，永远的活着。只有成双作对才算爱，爱不会死！”

“到如今你还想念着她？”我问。

“哼，那就是那次破了懒戒的惩罚！一次不懒，终身受罪；我还不算个最懒的人。”他又卧在床上。

我将酒瓶挪开。他又说了话：

“假如我死去——虽然很懒得死——请把我埋在海棠花下，不必费事买棺材。我懒得理想，可是既提起这件事，我似乎应当永远卧在海棠花下——受着永远的惩罚！”

过了些日子，我果然将他埋葬了。在上边临时种了一株海棠：有海棠树的人家没有允许我埋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