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村庄

黄 辉

①    一个人的夜晚，我的思绪常常从村庄开始。

    ②茅草、镰刀、乌鸦和月亮，一叶瓦，半块砖，数缕轻薄的寒烟，几棵擎天的大树，那里栖满了我心灵的诗意。多年之后，当我在某一个城市的冬天的黄昏里独倚栏杆眺望西北故乡的方向，我的睫毛被从故乡赶来的雪花打湿。我看见在高楼之间漫天的雪花间飞翔着孤独的鸟，它已找不到归程和穴巢，它将在这样一个充满寒冷的浓黑的夜晚里死去吗?在那生命将尽的一刻它能梦到母亲雪白且温暖的胸膛吗?

    ③我想起了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栖居在我家低矮的草房里的一群纯洁的鸽子。它们在我和父亲用木材点燃的温暖的火炉旁欢快地歌唱，它们落在我和父亲的肩头，落在我的小妹妹伸开的小手掌上，没有寒冷和孤独，只有温暖和幸福。父亲打开那一坛母亲为他酿制的高粱老酒，醇香浓郁的酒味把我们熏醉，把雪白的鸽子熏醉，把我们的草房熏醉，把整个村庄的冬夜熏醉了。而门外正飘着大雪。父亲从墙角抱了一抱干草推开门走进马厩，我看见橘黄的灯光随着他的身影远去，跟着他拐进马棚，那儿隐约传来父亲和那一匹温驯的老马的窃窃私语。父亲开门的那一刻我看见大雪瞬间把他覆盖，把我们温暖的草屋覆盖，白鸽子睁大滴溜溜的圆眼睛看着像飞花般飘落的雪片，想入非非。

    ④那是一群冬天里幸福的鸟。栖居在村庄里的鸟都是幸福的鸟，即便是一群乌鸦。它们一起在冬天晃眼的阳光下飞起飞落，舞蹈，鸣叫和欢宴；傍晚，当夜幕下沉，它们又一起喊叫着归巢。它们没有迷失和孤独。村边的那一片树林，夜色已经来到，鸟们已经归巢，四周充满了如水的静谧和安详。在树林的上方，有星星和月亮。

    ⑤空气开始逐渐地冷下来，虫子们也停止了鸣叫，只剩下泥土和树木的呼吸渐渐清晰，只剩下隐私和秘密充满柔情。树林旁的错落的房舍在银灰色的月辉下隐约可见。高高的屋脊上蹲着一两只眼光雪亮的猫头鹰，而檐下石台上满布青苔的小石洼里储满了上一场下的未干的雨水，白天里有鸡和鸟噘着小嘴来喝，到夜晚就都盛满了一枚枚晃动的水晶般的月亮。

    ⑥我的心灵已承受不起这样的村庄上空的月亮。

    ⑦它是诗人心中纯洁的纤尘不染的蓝月亮，它只能在诗歌里出现，只能在多年前的村庄夜晚的上方出现，只能在我的梦里和我的小妹的呓语中出现，它属于童年和梦，属于心灵和灵魂。

    ⑧史蒂文斯说：“月亮就折叠到大衣里了。”这让我想像在一个有月亮的村庄的夜晚，月辉是那么皎洁，我们在晚饭后信步到村边的树林旁散步，我们的孩子睡在家里，出来时，她告诉我们要把月亮带给她，然后，等我们回家，一轮月亮就折叠在我的大衣里抖落在她的小手里了。这样的孩子是幸福的。她可以看到乡村最纯洁和最完美的月亮，她有一颗童稚的心。

    ⑨当我背叛了村庄走进华灯闪烁的城市，在晚饭后漫步在人流熙攘的广场上，我牵着孩子的小手想在城市的上空指给她看哪是星星哪是月亮时，我失败了，我们的视力被刺眼的霓虹灯遮挡。我们的周围不再拥有寂静和月华，充满耳朵的是流行的噪音和声嘶力竭的喊唱。我知道也许我的这种言说带有某种矫情的成分，因为我现在已无法离开城市，但我的心灵承受的是背叛的煎熬和对那一轮出现在村边树林蓝月亮的无穷无尽的思念。

    ⑩我知道，当我在广场上能时时看到白色的大理石雕塑和五颜六色喷泉的时候，那一枚属于村庄的蓝月亮已渐行渐远。

    ⑪可怜的孩子!你不能认识月亮，还能认识什么?

    ⑫我累了，疲惫已极。那一间童年村庄的低矮草房已成为我精神的天堂。

    ⑬我在那一个春天出走，母亲赶着她洁白的羊群把我送到村口；然后，我离开羊肠小道，走向城市的方向，母亲转身赶着她的羊群走进草原。她知道有一天她的儿子还会回到她的身边吗？村庄。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为何年龄愈大我愈对它魂牵梦绕？其实，许多个夜晚我都不敢触摸这样一个烫手的词语，它是我的灵魂和根。我的根扎在村庄里，扎在乡野的有一搭无一搭的狗吠声里，扎在长满鸟群和月亮的天空、长满树木的大地上。

别了，“不列颠尼亚”

周婷杨兴

在香港飘扬了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最后一次在这里降落后，接载查尔斯王子和离任总督彭定康回国的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驶离维多利亚港湾--这是英国撤离香港的最后时刻。

英国的告别仪式是30日下午在港岛半山上的港督府拉开序幕的。在蒙蒙细雨中，末任港督告别了这个曾居住25任港督的庭院。

4时30分，面色凝重的彭定康注视着港督旗帜在“日落余音”的号角声中降下旗杆。根据传统，每一位港督离任时，都举行降旗仪式。但这一次不同：永远都不会有另一面港督旗帜从这里升起。4时40分，代表英国女王统治了香港5年的彭定康登上带有皇家标记的黑色“劳斯莱斯”，最后一次离开了港督府。

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港督府于1885年建成，在以后的近一个半世纪中，包括彭定康在内的许多港督曾对其进行大规模改建、扩建和装修。随着末代港督的离去，这座古典风格的白色建筑成为历史陈迹。

晚6时15分，象征英国管制结束的告别仪式在距离驻港英军总部不远的添马舰东面举行。停泊在港湾里的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和临近大厦上悬挂的巨幅紫荆花图案，恰好构成这个“日落仪式”的背景。

此时，雨越下越大。查尔斯王子在雨中宣读英国女王赠言说，“英国国旗就要降下，中国国旗将飘扬在香港上空。150多年的英国管制即将结束。”

7时45分，广场上灯光渐暗，开始了当天港岛上的第二次降旗仪式。156年前，是一个叫爱德华·贝尔彻的英国舰长带领士兵占领了港岛，在这里升起了英国国旗；今天，另一名英国海军士兵在“威尔士亲王”军营旁的这个地方降下了米字旗。

当然，最为世人瞩目的是子夜时分，中英香港交接仪式上的易帜。在1997年6月30日的最后一分钟，米字旗在香港最后一次降下，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

在新的一天来临的第一分钟，五星红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与此同时，五星红旗在英军添马舰营区升起。两分钟前，“威尔士亲王”军营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开始接管香港防务。

0点40分，刚刚参加了交接仪式的查尔斯王子和第28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在英国军舰“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将于1997年年底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

从1841年1月26日英国远征军第一次将米字旗插上港岛，至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一共过去了156年5个月零4天，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

我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

    聂荣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重新任命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徐向前同志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我为副总参谋长。当时由于向前同志身体抱恙，因此，总参谋部的工作，一开始就由我代管，到1950年初，我即被正式指定为代理总参谋长。

那时全国各地实际上是实行军事管制。在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政务院管，军事工作就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管。总参谋长是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负责全军的作战和军事工作。正因为这样，我的工作非常繁忙和紧张。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特别是向西南进军和大规模的剿匪，任务还很重，沿海的一些重要岛屿还有待解放，又要进军西藏。军队一方面要向现代化正规化迈进，要加强军兵种和军事院校的建设，另一方面又因为大规模的战争已渐趋结束，军队要精简整编，成建制的众多部队要转入生产建设中去。军队工作真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1950年下半年到1952年上半年，就更为紧张。

我当时常用的工作方法，就是召集各有关部门开联席会议。这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大范围的，比如各军兵种，总参、总政、总后的联席会议；另一种是总参机关各部门的小范围联席会议。以后者居多。我觉得用联席会议解决问题的组织形式很好，各部的领导同志也愿意这么办。大家把情况凑在一起，共同提出解决办法，研究确定以后，就分头去执行，问题处理得利索，效率高，不大会出现那些文牍主义和“踢皮球”的事情。

通过这种办法，我同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几乎天天见面，大家可以经常通气。那个时候公文很少，有问题大多就在会上解决。但是有一条，就是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必须熟悉情况，而且能够负责，一问三不知，那可不行。后勤部门、军械部门在开会的时候可以带个搞计划的同志，因为这两个部门都有好多数目字，武器装备的数目字，物资供应的数目字，非常复杂，而且需要准确，所以准许他们带两个助手。别的部门，都是掌握情况、熟悉情况的领导同志来参加会议。

总参工作的核心部门是作战部。他们昼夜值班。早晨我首先到作战室，把前方的战事情况了解清楚，把各方面来的作战文电、各种情报在作战室看完。然后安东同志和办公室其他同志把当天要处理的事情向我一一报告。安东同志当时是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他头脑清楚，需要处理的问题都安排得有条不紊。接着，我就召开联席会议。有关问题该请示的请示，我们能定的就在会上定下来。工作虽然很紧张，但颇有条理。

还有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那里经常叫我去汇报、谈话或开会。这些会议大多是在晚上进行，而总参谋部的工作在白天，这样我休息的时间就很少了。每周总有几个夜晚不能睡觉，更没有什么星期天和节假日，这也是当时我特别劳累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同志历来对有关作战的事情和军队方面的重大问题非常重视，都是亲自过问，有关文电，亲自批阅。他非常忙，常常是彻夜工作，凌晨或天亮以后才睡觉。白天他睡觉的时候，我一般不去找他，但在战争时期，一些很急的事情，或需要立即处理的作战方面的紧急电报，也只好去把他叫醒。

我的工作中，还经常碰到战争和军队建设方面的财务开支、物资供应和交通运输等问题。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财政部门很不健全，每年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或预算，究竟这一年要用多少钱，谁也说不准。只能是靠国家财经委员会随时根据经济情况和前方的需要来拨款。因为刚刚胜利，国内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但仗还在打，我们是边打边建，两个方面都要照顾好。所以打那么大的战争，财政、物资各方面都要组织好、协调好，这要费很大的精力。

在这方面，大小问题我都是首先去找恩来同志的。恩来同志日理万机，政府工作百废待兴，又要忙于应付战争的各项工作，他思路敏捷，处理问题细致周到，确实不愧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好参谋长。为了支援战争和军队建设，恩来同志日夜操劳，是付出了很大心血的。当然，实际执行还是要我们下手干，政府管不了那么具体。当时政府部门也是很精干的，不像现在分工这样细。刚进城时候的政府实际上就是1948年在石家庄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仍由董必武同志任主席。进北平以后，他那个机构就代管全国行政事务方面的事情了，直到1949年10月1日才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底子就是华北人民政府，在它那个基础上组织了各个部。

由于我在总参谋部那一段工作过于紧张，后来就病倒了。1952年9月，一天我和彭德怀同志到京郊视察国防工程，回到办公室就突然摔倒在地，经检查是脑平衡神经失调，还有高血压、心脏病。1953年朝鲜战争实际上停下来以后，经中央和军委批准，我才辞去了代理总参谋长的职务，休息养病。虽然那一段工作十分紧张，但我的心情却是很愉快的。

(有删改)

材料一：

“都市乡土”范式提供了我们理解古典性和现代性双重继承的视野。五四时期，除了鲁迅等侨寓文学的写作，茅盾、老舍等人皆主张文学应该具有“风土”和“土之力”，并且提倡地方的自然背景与社会背景要错综交织。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城市生活及其经验几乎变成所有作家的生存背景，城市即是故乡，而都市皆为乡土，“都市乡土”事实上已然变为“都市中国”。“在都市书写中国”并且书写“都市中国”，不仅代表了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双重趋势，也提示着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双重继承。近年来，中国城市文学的研究有三条重构本土现代性的思路值得重视。

其一，空间上的拓展。走出对历史、租界与时尚的留恋，重现地域化的空间书写。空间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物质维度，且与其他的物质维度发生各种关系，进入这一关系的人赋予空间以形式、意义和功能。文学作为“表征的空间”，本质是精神的一种虚构物，象征着空间内对符号更高层次和更富有创意的使用。因此，文学的空间性是其根本属性，也是一种对城市是否有根的质询。

其二，时间上的回溯。通过回溯本土近世精神的源流，在中国内部发现历史。中国作家和学人对“古典”的迷恋，打破了仅仅以鸦片战争后的上海“开埠”作为城市研究起源的迷思，挖掘出比“上海摩登”更加久远的一脉相承的地域特色和本土资源。这一追溯更利于观察宏观的历史叙事和微观的细小内在世界中新的特点，在时间、空间、器物、人物以及内在文化气质上向纵深拓展。被推崇为西方文学创作主张的“语言经验”“叙事策略”和“抒情风格”等对接上了抒情传统、文人情怀、市民趣味，成为现代性在本土化叙事的一种自觉拯救。

其三，美学上的再造。对城市书写意象性、情感论、人生论传统的挖掘，自觉回到文明深处挖掘中国化的城市美学。现代作家施蛰存曾提出“意象抒情论”，意在提炼富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美学。以意象性与抒情传统相融合为契机，追求历史意象、空间意象与心理意象的高度统一，城市的物象和情感得以从中国文化传统汲取鲜活的生命力。“物与我”“情与景”“爱与美”交汇照亮的意象美学观，正在成为全球化时代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精神资源。

意象与抒情乃至人生观的统一是中国独特的言象系统造成的，城市文学研究的突破集中呈现为对作家语言本土化风格的挖掘。通过对吴语、秦腔、粤语、河南话、东北方言等的发掘，地方性语言和戏曲唱腔成为凸显城市文学本土特征的重要载体，方言、口音、语调在创作中也最能显示作家驾驭地方性语言风格的能力，对标签性地方语言的捕捉，有力拓宽了身体与地方、人与环境的情感关联。民族性和本土性的元素借此成为世界性图景的一部分。城市书写需要达成一种本土想象的诗学，对语言的重视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强调词语对感觉的真切表达，强调叙述情境，追求叙事向着感觉还原，其中大量的意象性话语和抒情性话语的使用，隐喻、象征中蕴含的智慧、灵气既体现了母语文化的深厚传统，又充满着经过现代意识过滤后的开放性和反讽性意味，由此带来了城市文学的独创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着中国文化的精华意蕴。正是独特的言象关系，蕴藏着中国作家对城市“可读性”的独特理解。通过唤醒语言与物象的本真性，重构言象关系，焕发城市及其风物的生活美学与人生意义，营造出全球化时代中国人存在的家园。

—朱军《上海摩登、都市乡土与都市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有删改）

材料二：

王安忆以“上海移民”的身份透视上海，通过弄堂、服饰等意象书写俗常琐碎的日常生活，以平和宁静的笔触彰显对人性的关注与关怀。她以老上海为起点，通过洋房、公馆、弄堂等建筑细节回忆上海，用细腻温柔的笔调描绘平淡的烟火生活与繁华的市井街道，满足了读者对上海的文学想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她陆续发表了诸多上海书写的作品，如《长恨歌》《富萍》《桃之夭夭》等。她悉心观察上海，理解这个城市的现代化意义，并尝试从城市的历史、语言文化等的古典性叙述中追溯城市渊源，从普通人的生活中寻找现代城市的脉搏，使城市的精神与灵魂跃然纸上。

上海书写是中国地域书写的重要支脉，作家通过意象、女性以及作品风格建构属于自己的上海世界，续写上海传奇，探索上海的精神灵魂，从多角度深层次展示上海的文化特性。意象是书写者在客观事物的基础上以独特的情感体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书写者以城市人独有的“城市意识”描述生活，通过构建作品中人物与意象之间的互文关系，借以“言志”，让人物与意象成为共同体。故而，意象的选择实际上是书写者自身观念与意图的一种表现。

王安忆的上海书写承载着独特的价值意蕴，城市历史的文化底蕴、人文理想的关怀思考、地域写作的异彩斑斓成就了作家关于上海书写的文化价值，而对上海市民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的关照审视、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发展问题的反思则构成了王安忆上海书写的现实意义。她的上海书写发展了中国文学的地域写作，在她的上海故事中可以窥见上海的人世百态，上海也在她们的笔下变得灵动、丰满。对于关注地域书写、创作地域小说的作家而言，地域文化是创作素材之一，但不是束缚。文学作品与地域文化相互影响：地域文化可以推动文学的创作，文学作品也会促进地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王俊虎、赵文杰《地域书写·城市想象·文学记忆——王安忆与程乃珊上海书写比较研究》 （有删改）

数字经济的场景性、实践性、综合性等特征突出，数字经济做强做优需要产教深化融合。

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了产教融合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提出“支持高校、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等加强协同，建设综合测试验证环境，加强产业共性解决方案供给……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在此背景下，深化教育改革，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以系统思维深化产教融合，促进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机深度融合，对于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产教融合能够打破教育与产业之间的藩篱，有效集聚各方创新要素，增强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之间的联系与协调，提高企业人才需求与高校人才供给的匹配度。在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并且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需进一步推进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加强对数字化产业的支持作用。

在数字经济时代，产教融合的参与主体愈加多元化、复杂化，高校与企业、政府、科研机构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协同创新，形成开放的复杂生态系统。合作主体从松散的合作形式向开放合作发展，最终形成有机融合的共同体，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提升系统的协调性和有序度。而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促进了知识和信息互联互通，促使各主体之间协同发展，共赢共生，使得产教融合具有更加显著的连接性、系统性等。因此，数字经济时代需要坚持系统思维，深化产教融合，完善顶层设计，加强统筹协调，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和教育链有机深度融合。

深化产教融合既要着眼于系统整体，又要重视系统组成部分，并把整体和部分辩证统一起来，厘清产教融合这一复杂系统中的决策主体和实践主体，建立校企长效合作机制。

第一，产教融合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可以采用总设计和总指挥两条指挥线的社会系统工程管理体系。首先要设立负责产教融合设计的实体机构，研究产教融合的总体目标、总体方案和实施总体方案的方案。总设计部由高校、企业、政府以及行业专家组成，以科学研究为基础，运用综合集成的方法将专家体系、产学研、数据、信息与知识体系以及计算机体系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具有综合优势、整体优势、智能和智慧优势的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与融合体系。当前，已有部分高校开始尝试联合组建实体化机构，破解长期掣肘产教融合的关键问题，比如组建数字中心、产业学院、技术研发中心以及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次，确立产教融合实施的总指挥，负责产教融合的具体实施。总指挥根据实体机构设计确定的总体方案组织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等资源推进产教融合的具体实践。由此形成产教融合系统中的两条线：一条是设计部负责的设计师指挥线，另一条是总指挥负责的总指挥指挥线。这两条线相互协调，共同促进产教融合。

第二，完善产教深度融合的合作机制，以数字化赋能产教融合，激发产教融合复杂系统的整体性。要将产教融合的总体方案和总体实施方案落实到各实践主体，需要完善合作机制，增强各实践主体的协调性。一方面要建立数字化人才联合培养机制，支持产学研创新联合体建设，促进不同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充分利用龙头企业的先进技术和数字资源优势，搭建数字化产教融合创新平台，有效发挥科技进步的支撑作用，在产教融合的复杂生态系统中建立起系统和有效的产学互动。另一方面要整合产业中各层次的企业管理者、创业者以及政府官员等人才资源，多方共同参与数字课程的开发、教材的设计、实践基地的建设以及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加强教学资源数字化、课程及师责数字化、教学方式数字化以及教学管理数字化，联合培养真正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具备国际视野和新思维、具有良好的商业道德素养、较强的数据决策与创新能力的数字化人才。

第三，将产教融合作为“大思政课”的重要载体，构建课程思政、学术思政以及实践思政等多渠道融合的有人体系。以协同育人机制提升人才发展效益，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高素质数字化人才。产教融合是促进思政课与现实紧密结合、与实践充分互动以及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最佳路径。要在课程与实践教学中挖掘科学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元素，植入思政元素，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学生对数字经济的认识；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创新创业竞赛，培养学生的学术兴趣，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提高团队合作能力；积极开辟校企联合思政教育第二课堂，以创新创业为先导，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科学精神、合作精神以及奋斗精神，从而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数字化人才。

（摘编自刘洁、寇明婷《深化产教融合，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