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的记忆

兰善清

    柴烙印在灵魂深处，念今怀旧，日里梦里。

    游风景名胜，视野里不是茂林蕤草，而是可用来做饭烧火的柴草。那年在北京丰台，见野外一片酸枣刺，便不知不觉拾了几枝干枝。在神农架，见横于路边的枯枝，便顺手拾了，带进宾馆，同行者笑我放牛娃习气。今年到阿里山，衰朽的枯木又勾起了我心中柴的情愫……

    何以如此不下心头？只因柴燃起的炊烟曾多年萦绕我的饭碗，只因灶火里的艰辛日子潜入了我的下意识。

    我的故里是条山沟，扇形坡面，大部分是杂树荆丛，应该说砍柴没问题，可那年月开荒造地毁林，大型建设又伐走碗口粗的成材林，山秃了，柴与粮同样紧张。山坳里有限的柴山为集体所有，每年年底每家分得几百斤花栎柴、松枝，仅可烧一两个月，大量日子要靠割柴。我跑得动路就跟姐们放牛、割柴，半天割一小捆山草，用葛条作背带背回，姐们笑我割的柴不够烧盆洗脚水。有种柴叫红焰棒，水分大，三月俩月干不了，很少有人割，我割不够一捆时，割点充数。但当看到母亲在烧这柴时噗噗吹半天，熏得眼泪直流，呛得直咳，还误了做饭时间，我下次即使空手回也不要了。

    姐们相约到很远的大山割精良的山柴，青檀木、马槲梢、浮莲泡、黄椋树等指头粗细的好柴，一担可烧好几天。

    劳累之极时姐们也常抱怨母亲和嫂子烧柴太费，说她们不割柴不知割柴苦。其实，母亲和嫂子何尝不知节约？怎奈泥坯垒起的灶，不聚火不聚温，硕大铁锅，哪是几把柴解决得了的？一把一把塞进灶膛，一轰而燃，三下两下就烧了，锅里水还不泛泡，红薯还没有动静。

    山里人如此，山外人更操柴心。①冬季里常看到视线很远的对面山梁上，扯成线的人扛着尖担^注 ， 清早进，擦黑出，挑着柴晃晃悠悠，远望每个人都抽象成一个横着的“王”字形剪影——立着的两捆柴和行立的人形成三竖，中间的尖担是横穿的一横。据说山外人烧柴节约得出奇，一个细细柴棍在灶内来回拨弄，烧到火灰散尽。②小如盆瓮的灶膛里捧进一小把点燃，风箱一拉，悠悠燃着，缓缓做出一两碗饭来，还能在灶台的煨水罐上煨出一罐热水洗脸。

    我读小学五年级时，中午在校自做一顿饭。在学校屋檐下垒个小泥灶，架口小锅。柴从家里带，若是半干的桐子树枝，一顿饭会弄几小时吃不到嘴。③阴雨天，屁股撅着吹火，噗嗤噗嗤吹得眼泪、鼻涕直流，屋檐雨直滴后裤腰。雨水、汗水和着烟熏的泪水，百般无状。

    高中时，半年进山担柴七次。单趟路程就五十里；去时还有劲儿，回来腿就酸软了，柴到肩上，两腿打晃，只能拖着腿，牛一样喘息着前行。

    参加工作之初，也曾靠烧柴度过一段日子。单位统一从山里购，按职工人数分，穿插烧煤，煤凭票供，比在农村烧柴的操心程度低多了。

    物换星移，为粮为柴而苦的日子终于在改革开放之后打住。

    起初，我走到乡下还纳闷，为什么到了冬天，老家对面山岭上不见了络绎成线进山割柴的人们？平原上的人们怎么不再带着干粮起早摸黑进山去？后来看到姐们家烧起了沼气，河边人家户户有了承包的柴山，大量的人进城务工了，柴已丰盛得烧不清，我们山沟家家也大堆小堆的干柴垒于山墙边，这才想起时代不同了，原来新的曙光照亮了锅灶，柴的难题已经完全不是问题。

    彻底不被困扰，是电炊具、液化气、天然气走进寻常百姓家。

    一拧开关火就燃起来，千担万担柴何以抵得了这一开就来的蓝莹莹的火苗？厨房革命也减掉了先前锅台案板间的手忙脚乱，不咋忙乎，该熟的就熟了，想吃的就能吃了……火不再由柴燃，饭不再一把把火煮半天，炒煮蒸炖转瞬间。

    古来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之于民生，第一等要务。而就在这短短几十年里说解决就解决掉了，这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当那种由钻木取来的燃了千年万年、生生不息的柴火，被非柴而生的蓝莹莹的火甚至电磁、微波取代时，我们是否感到万古以来“烟熏火燎”的历史开天辟地般刷新了？

（摘自《人民日报》2018年09月01日）

【注释】尖担：挑柴用的长棍，竹木制成，两端尖，可插入柴束内。

    从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小说，中国的文学艺术始终如《礼记》所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更是成为各自时代特有的艺术符号，形成了一条反映中国文化创新前行的审美曲线。

    任何国家的富强，都需要优秀文化提供相应的精神引领与智力支持。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生物科学为主导的科技革命突飞猛进，迅速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产品形态和生活方式，人们的思想更加多元。新时代的文化创新只有立足传统，才能不忘民族之魂：只有拥抱未来，才能适应时代之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智慧之源，承载着中华民族古老而长青的光荣与梦想。我们要积极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融合，用新的体验与知识找回、激活、重组个体身上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华优秀文化基因，使传统文化再次获得生机与活力。平昌冬奥会的“北京8分钟”，以现代思维和手法，运用智能科技完美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凤凰展翅、龙凤呈祥、梅花、长城、中国结等。通过“北京8分钟”，我们不仅看到了文化的魅力，也看到了科技的力量。

    传统文化是创新的不竭源泉，继承传统又不拘泥沿袭，才能超越传统，独辟蹊径。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民创造了丰富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新贡献。文化创造应当高度关注和反映当代中国各领域的建设成就，以广大人民投身其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伟大实践为表现对象，创造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形式新颖的文艺作品。

    中国当代文化创造不但要出精品、出品牌，还要出思潮、出流派，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艺术思潮和设计流派。现代以来，欧美产生了一批明显有别于古典艺术传统的现代艺术国际大师，如毕加索、马蒂斯等，以全新视角和艺术手法观察表现世界，对现代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以来，中国艺术也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艺术家，如齐白石、张大千等，但他们总体上还是延续着中国绘画传统。在超越传统的现当代艺术方面，我们还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大师。因此，文化创造不能仅仅将思维和视野局限在传统的现代化转化上，而是要超越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思维阈限，创造属于中国自己的当代艺术语言。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对未知世界和宇宙空间的想象与叙事，创造出了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等脍炙人口的艺术精品，构成东方神话故事特有的审美体系，与希腊神话遥相呼应；但在现代科幻文艺方面我们却不尽如人意，除了《三体》，我国目前鲜有优秀科幻文艺作品能跻身全球文化市场。科幻文艺是依据一定的科学知识和科学原理的文化创造，比神话传说更具有科学精神。在科幻文艺创作方面，培育民族的科学意识，大胆放飞想象的翅膀，是进行文化创新的一个可行路径。

    文化创新的三个向度是面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理性选择，是单纯对传统与现代融合向度的拓展与完善，更能体现文化发展的当代特性与走向，有利于全面推动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有利于全方位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也有利于实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全面提升。

（摘编自管宁《文化创新的“术”与“道”》）

    作家、艺术家进行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创造不仅是个人审美情绪的宣示，而且是履行社会审美导师之职能。这种功能，使得他们较之他人更需要具有一种社会担当意识。社会担当意识的核心是家国情怀。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艺术家是社会家国情怀的代言人之一。检阅中国古代文艺发展史，我们发现称得上社会家国情怀代言人的作家、艺术家是很多的。他们的优秀作品构成了璀璨的星河，激励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地进行着强国富民的伟大事业。

    与之相应，中国古代美学从历代作家、艺术家卓越的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以家国情怀为内核的美学理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两个理论：

    一是“诗言志”。最早提出“诗言志”的是《尚书·尧典》。此后，《左传》《庄子》也提出这一命题。汉代《毛诗序》不仅再次申说“诗言志”，还提出“教化”说。“教化”又称“风教”。“风”多义，一指《诗经》中的“国风”，即民歌；二指情感。《毛诗序》强调教育的普遍性，受教育者不仅有下层百姓，还有上层统治者。“教”的目的是“化”。具体来说，就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其关键是将“教”转化为“志”。经此转化，“言志”的“志”就不止属于个人，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私志”成为“公志”一一家国之志。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必须落实在审美上，具体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情上。而情贵在真，贵在自然——自然而然。言志贵在至诚，只有至诚，它与教化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也才能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艺术审美力。

    二是“兴寄”论。“兴”最早来自《诗经》的“六艺”说，它是《诗经》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后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初唐诗人陈子昂将“兴”与“寄”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兴寄”。“兴”重情，重美：“寄”重理，重善。“兴寄”的核心为家国情怀。

    “兴寄”论在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往往是破“过娱论”。陈子昂之所以标举“兴寄”，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泛滥着一股唯美主义之风，陈子昂对之极为不满，他尖锐地指出：“齐、粱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唐初，励精图治的唐太宗则认为“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夫道，君子耻之”。就是指放纵声色之欲，追求奢华，也就是“过娱”。审美不能没有娱乐作用，但过娱，就不是在欣赏美而是在享受丑了。“过娱论”差不多每个时代都出现，中国当今审美生活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过娱论”，有些不只是“过娱”，还是“造孽”了，如娘化、热衷后宫争笼等。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是打着美学的旗号，实际上则是败坏社会风气。

    作家、艺术家要时刻将家国置于心中，要有担当，要有责任，为新时代言伟志，为新社会施教化，为中华民族写真创美。

(摘编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桃花蝴蝶

刘诗伟

我七岁时，脑子里搁了一幅图景：祖母坐在桃树下，桃花灿烂，祖母如土。半个多世纪，无数繁花在眼前流走，每当我停望绚丽，总会看见坐在桃树下的祖母，漫天花瓣为她飘零。

那棵桃树生长在我们老家的台坡口。春天，一树粉红的桃花遮云蔽天。祖母坐在柴垛旁的矮椅上，睡着了，花白的头发蒙一层桃花筛落的光斑。她的藏青棉袄泛白，颜色接近柴草；皮肤干皱，已然融入三寸小脚下泥土的灰黄与安宁。一片花瓣闪闪飘下，一只白蝴蝶飞在祖母和桃花之间。

我背着书包出了堂屋，看见桃花、祖母与蝴蝶，不由愣住了。那景象让我迷狂而惊异。但我没有叫祖母，正要悄悄离开，不料，祖母喊了一声我的乳名，我即刻停下，笑嘻嘻地向祖母走去，在她膝前蹲下，把头递给她。她抬手摸过我的头顶，熟练地在我的额头亲吻一下，说：“记得，下回莫忘了。”

原来，在桃花下打盹的祖母是那只蝴蝶，在飞……

我七岁那年，祖母六十五岁。隔壁家的杨奶奶说，她见过祖母的年轻，那时，祖母刚嫁过来，一张鹅蛋脸，粉白红润，抹过油的黑头发用木簪绾在后脑勺，两只小脚走起路来像铁杵一样咚咚咚地敲在地上。

那片花瓣在空中闪闪飘下，让人联想到蝴蝶的由来：祖母头上的木簪换成了一枚蝴蝶银簪。

祖父带我去过姑爷爷家，我在那里见过这枚银簪。姑爷爷住在两里外的珠玑街上，膝下无儿无女，房屋的门楣上挂着“光荣烈属”的牌子。他们是一对怪老头，分明乐意坐在一起，可坐在一起又很少说话。姑爷爷从内衣口袋取出一枚银簪，放到祖父面前。那银簪是一只蝴蝶，祖父对姑爷爷说：“留着吧，总是个念想。”姑爷爷回应：“我这身体怕是扛不了多久，拿去给嫂子，我也落心。”接着两人都不说话，碰一下杯，不说话，再碰一下。离开时，祖父把银簪又放在姑爷爷座位前的桌上。

正月初二，姑爷爷来我家拜年，后来我知道，这是延续姑奶奶在世的礼俗。他来了，照例在堂屋的方桌上放一盒茶。然后，他走到祖母面前，拿起祖母的一只手，把银簪放在祖母手里。祖母一看，连忙大呼：“这使不得！”姑爷爷捏住祖母的手，说：“嫂子，它陪了我几十年，也让它陪陪你。”祖母再看那银簪，眼泪就哗啦一下奔涌而出。

祖母坐在桃树下，蝴蝶在她和桃花之间飞。祖母为她头上的蝴蝶银簪哭泣过。家里大人一直没给我们小孩子讲祖母哭泣的缘由，那哭泣的背后是一座静穆的山。

一天，我看见祖母身上歇了许多桃花，手里正抚摸着那枚银簪。我蹲下，祖母就告诉我：蝴蝶银簪是姑奶奶的陪嫁，姑奶奶叫刘春桃，十八岁出嫁，不满十九岁就成了烈士，祖母就在家门口栽了一棵小桃树……我听到这里，呆望着无边春天的深处。

桃树上的桃子成形了，阳雀子飞来啄桃子，祖母啾啾地驱赶。阳光照耀，祖母脑后的蝴蝶闪闪烁烁。

祖母还沉浸在从前没有回来，叹息一声说：“你的姑奶奶不满十九岁，像一朵桃花儿，又像一只蝴蝶。”我问祖母：“姑奶奶怎么闹革命的？”祖母说：“跟大姑奶奶学的。”我问：“还有大姑奶奶？”祖母说：“大姑奶奶走得更早，蝴蝶银簪就是她留给小姑奶奶的陪嫁。”我问：“大姑奶奶怎么走的？”祖母吻我的额头，让我快去上学。

到我七岁时，小姑奶奶已牺牲三十四年。往事中的大姑奶奶、小姑奶奶凝固在那段时空……那是充满血色的岁月，祖母不讲，外人只能简略讲述：大姑奶奶在武昌上学，因为闹革命被奸细告发，让敌人捉住砍了头，但找不着尸首。有人说是好心人把她埋了，可大雪纷飞，不断覆盖，坟墓在哪儿呢？小姑奶奶不知什么时候成了党的地下通讯员，被“白匪”刺死在桃树下，躺在血泊中……

现在时间又过去半个多世纪，祖母早已去世，我的记录也只能如此简略。时间让繁密过往成为简史，尽管我童年时不断用想象填补那些故事。只是，这种想象反过来又常常加重对于过往的怀想。

当年，隔壁杨奶奶跟祖母是说私心话的朋友，祖母每次生病，她都守在祖母的床边；她说她来生也做祖母的邻居。她讲过一句话：“晓得历史的人值得敬重。”我从来没有发现这句话的别的出处。父亲出生后，湾子里的人送米送鸡蛋；祖父送父亲读私塾，先生不收钱；父亲学医，先生倒付工钱。

祖母极瘦。晚上她坐在竹床边，弯成一道弧线，可以清晰看见前胸、两肋和后背的骨头。我不晓得别人的祖母是不是这样，但记得父亲说过：祖母是一个不幸的母亲，他是祖母的第六个孩子，前面五个都死了，最大的不满两岁。为什么？不单因为穷，娘吃不饱没奶水，娃儿病了买不起药；主要是为了两个小姑子，她们都是孩子，祖母要照顾她们闹革命。我看着祖母头上发亮的银簪，想起祖母必须摸过她的孙儿们的头才让他们离开……那里有祖母如花如蝶的岁月。

我一生沉迷于那幅图景：祖母坐在桃树下，桃花灿烂，祖母如土，一只白蝴蝶在祖母和桃花之间飞。

为什么是桃花与蝴蝶？在祖母的年代，平原上草木芜长，唯有这两样是世间罕有的绽放与娇艳，是生命的密语，是离世的安魂曲……它们那么轻盈而亲切，让人永远无法全然抵达和拥有。

祖母去世后，我在她的坟头栽下一棵小桃树，隔年便开出灿烂的花。

（有删改）

材料一：

孔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历来被视作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初声。“君子”人格的极成，不仅仅是个体道德的自我完善（“修己以敬”），而且必须贯达在“安人”与“安百姓”的政治实践之中。孔子特别强调：“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尤病诸！”表达了对“修己以安百姓”的审慎态度。对此，孔子回答子贡问“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乎”时的一段话——“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可为佐证。“仁”与“圣”的分际，表明孔子心驰神往尧舜时代的理想政治的原因，与其说是执政者具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自我牺牲精神或超凡入圣的道德品格，不如说是他们能够遵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施政原则。

孟子的内圣外王建立在性善论与民本论的基础之上。表面上看，由“不忍人之心”向“不忍人之政”的扩充，即“内圣”极成“外王”的过程。但是，深究起来却并非如此简单。在回答齐宣王询问“齐桓晋文之事”时，孟子对“保民而王”有详尽的论述。他认为，若想达成“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孟子·梁惠王上》）的外王效果，需要在实施各项政策的过程中扩充自己的“不忍人之心”，并将此心贯注在“制民之产”的经济制度、“薄赋养民”的福利措施、“由养而教”的政治原则之中。孟子的理想世界包括内外两面——内而根于仁心，外而发为仁政。不可否认，“道德”在孟子思想中有着超乎“利”“力”的优先地位，但若因此认为孟子的政治领域即道德领域的延伸，却是曲解了孟子，因为他在肯定“道德”的同时，仍然坚持“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也就是说，孟子并没有否认“先王之法”和圣人的“规矩准绳”，他强调的是在此基础之上再“继之以不忍人之心”。

与孔子相较而言，孟子标举的“内圣”似乎更加容易达致。在其与齐宣王的对答中，宣王多次强调“寡人有疾”，表示由于自身缺陷难以施行仁政的主张。孟子并没有对“好货”“好色”“好勇”之“疾”予以严斥，而是强调要“与民同之”。可见，孟子强调的是政治主体必须发动内在的“不忍人之心”这种驱策力，在具体的为政过程中关注社会大众的福祉，尽力谋求“外王”的实现之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忍人之心”并不等于内圣道德的完满体现，它是“内圣”与“外王”两个相互涵摄范畴的共同基点。

(摘编自黄建跃《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三个维度》)

材料二：

中国的内圣外王之道，是政治哲学的问题，它是中国哲学的政治教化论。

“天人合一”无非是要求人如何做人，达到超凡入圣。儒佛都讲超凡入圣，道教到宋明以后也讲超凡入圣，儒、释、道都讲超凡入圣，所以圣人是中国人格境界最高的人。由于中国哲学认为圣人是最高人格，是最有道德、最有学问的人，从传统哲学看，这种人最适宜做王，因此就有内圣外王之道。近代的一些学者，很多人认为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哲学的精神，或中国学术的根本，梁启超读《庄子·天下》时就认为“内圣外王之道”一语最早出现在此篇，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学术的根本。

我想，中国哲学的长处与短处都表现在此。中国哲学的长处是非常强调人的道德修养，主张人应该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因为一切皆以修身为本。但是内圣之学能不能推出外王之道来呢？我想是不行的。如果“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必定走向泛道德主义。儒家学说从某个角度来看，具有非常浓厚的泛道德主义的倾向。因此，从中国哲学的过去可以看出一点来，把道德政治化，另一方面把政治道德化。把道德政治化，从中国历史看，往往美化了现实的政治；把政治道德化，使道德屈从于政治。

我想，内圣外王之道并不见得是中国学术的精华。内圣是很重要的，把中国传统哲学定在内圣上，非常恰当。由此推出外王之道，可能非常错误，这就导致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而缺乏法治，它所考虑的是统治者的品德是否特别高、特别好。依靠这一点，我认为内圣和外王应该包含不同的内容，它应该是两套，不可能是一套。

因此，我把儒学定位在内圣之学上，儒学对现代的意义是内圣之学。我们应把内圣和外王分开，圣王都是假想的，在中国的实际生活中没有圣王，只有王圣，就是统治者把自己认作圣人。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原因就在于把它们联系在了一起。为什么要使儒学发挥所有的功用呢？只要能发挥应有的功用就可以了。当然，对道家也该如此。现在的误解是，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有民主观念，事实上中国古代只有“民本”思想，那不是现代的民主。

（摘编自汤一介《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