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与他的第二人格

距今约一个世纪前，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生于瑞士，在那个位于欧洲和西方世界的中心、多年来一直未经过战乱、可爱宁静的国度里，度过了他的一生。他的父母和祖先都是因袭传统的人，深深植根于瑞士的土壤和经久不变的传统中。荣格热爱他的祖国，但他从小就觉得它的美丽属于远远超越于这个细小民族那狭窄国界和稳定的社会以外的某种时空。他第一次发现比他自己伟大的事物是伫立在康斯坦斯湖畔，敬畏地凝视着蓝色的湖水和银白覆盖、庄严的阿尔卑斯山时，感觉到惊异的记忆。当时他已经有了一种感觉：这是宇宙的中心——但不是他父母和数百万瑞士人的宇宙——而是他内心的一个隐秘的宇宙，映现在平静的湖水中，延伸到阿尔卑斯山巅，远达至无限。

他长大成一个腼腆、敏感的男孩后，常常与父母的信念、老师的要求相悖。与他的同学相比，他显得很特别，不适应学校生活。他很脆弱，易受伤害。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容易发怒——比如，当他的老师指责他撒谎时。但是，正是在这些时候，他在他的第二人格中寻求并发现了避难所。这个人格是他的真实可靠的自我，触及人类本性的深处，也许在人类之前已经存在。

这“第二人格”是脆弱的、不坚定的，它经常躲避着他，所以他不得不以他所谓的第一人格推动它。这第一人格是虚伪的、狡诈的，它逐渐包围了他，满足他，除了他的自性外。所以当他继续在他的人生之路上前进时，虽然一次又一次获得成功，无论他干什么都能干得出色，但是他内心的混乱一直困扰着他，不停地刺激着他，把他从旁人期待他走的道路上引导出来。当他的第一人格辉煌灿烂时，他的第二人格却受着残缺不完的痛苦煎熬。故此，他后来付上一生去追求生命的完善。

当他闻知弗洛伊德的大名时，便怀着深深的敬意前去拜见了这位教授，这位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和同事。然而，荣格的第二人格在他们最初相识时就对此反抗。但是他没有注意到第二人格，它当时还很微弱地潜伏着。弗洛伊德成名了，随着他名气的增大，他们之间的友谊淡薄了。只是在后来荣格才意识到：并不是他们的友谊减弱，而是他的第二人格已经成为独立个体。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这是荣格生命中的一次最大打击，把他抛入他以前从未体会过的黑暗之中，但当他摆脱了黑暗之后，他的全部事业始露端倪。

他不仅丢掉了他的朋友（虽然他仍然一直感谢），而且还抛弃了他的第一人格。从那时起，荣格就完全致力于他的第二人格。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去拜访他，鼓励他，像他鼓励他们一样。他独自呆在他的石塔中，但却与当时外界所有事物和人都保持着深刻而密切的联系。他们在他之先，又将追随在他之后。

在暮春的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荣格结束了他漫长而丰富的一生，享年八十五岁。他的第一人格永远离开了他，但他的第二人格依然活着，因为它无时不在，也将不会消失……

在荣格一生中，有一段极其重要、意义深远的时期，即他的一些创新观念产生的时刻。这些观念后来占据了他余下的生命。这就是他与弗洛伊德决裂后，一时失却方向的时期。那是一个内心迷惘、混乱、骚动不安、孤立无援的寂寞孤独期，荣格被一些混乱的梦、意象、幻觉困扰着，汹涌而来的无意识波涛曾使当时的他怀疑自己的理智。就某种意义而言，它实际上就像一种精神分裂症。但是它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是他生命道路上最富创造性的关口。

正是在这些年中，他发现了集体无意识，发展了原型和自性的概念。要知道，他与无意识对峙的顶峰，是他这些年来孤军与他心灵深处的黑暗奋战的顶点。但是仍有许多工作摆在他面前：所有那些从无意识中喷涌而出，潮水般涌向他的幻想和材料，以及他获得的直观，都需要建立在一个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上。有幸的是，他接触到了炼金术，并以炼金术中阴性原则和阳性原则的关系为基础，证明了他原来工作的正确性，而且使他超越了他原来的工作。

荣格曾在其《自传》的导言中宣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生命一直是我所写的东西的实质。”因此，应该把他的全部生命、他的神话，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作为一个从它自身特有的种子中逐渐成长发展起来的整体。

多美的夜色啊

迟子建

虽然哈尔滨的夏天足够凉爽，但我还是喜欢在每年的七、八月份放下笔来“歇伏”。这时最惬意的事情，就是读书。我会把插在书架中的那些花花绿绿的书打量个周详，如同皇帝选妃一样，抽出想读的，放在沙发旁和枕边。被选中的既有那些散发着微微霉味的、可以一读再读的老书，也有外表光鲜漂亮、漫溢着油墨芬芳的新书。比之新书，我更爱那些老书。经过了漫长岁月淘洗后仍然能流传下来的文字，总会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

在浏览了两本空洞乏味、装神弄鬼的最新畅销书后，我已打算重温《聊斋志异》的诡谲、奇异之美了。那里的神仙鬼怪在我眼中是有血有肉的。在电闪雷鸣的夏日，读这样的书无疑就是聆听天籁之音。

由于搬家后没有给书做细致的分类，所以很多书都是乱插的。我在取《聊斋志异》的时候，发现了相挨着它的《欧洲美术中的神话和传说》，这是著者王观泉先生三年前所赠的，我记得爱人在那年春天离开我的最后一个夜晚，读的就是这本书。

书页上一定留有我用肉眼看不见的爱人的指纹，所以打开它的时候，那一幅幅绚丽的画面，在我眼里就是天堂的圣景图。

最先打动我的，是一组《丽达与天鹅》图画。丽达与天鹅的故事，是最传奇的爱情故事。天神宙斯有一天在神山上，看到身下的斯巴达草原上，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她就是丽达。宙斯爱上了丽达，为了摆脱天后赫拉的控制，他变成一只天鹅，飞向人间，与丽达相爱，并生下了希腊的绝世美女海伦。海伦与特洛伊战

争的故事，比丽达与天鹅的故事还要著名。

在对《丽达与天鹅》这个神话的演绎上，我最喜欢达利的那幅。柯勒乔的过于甜美，达·芬奇的太圆熟了，而达利表现的天鹅充满了激情和力量，它那富有质感的展开的双翼，是那么的刚健和柔美，充分体现了宙斯飞临人间、见到心爱的人时那种内心的狂喜。

在这本书中，既可看到威廉·琼斯表现的爱上自己倒影、最终化作水仙花的美少年纳西索斯，也可以看到鲁本斯以表现众女神为了争夺金苹果而引起祸端的《帕里斯的裁判》以及波提切利描绘的以色列民族女英雄《朱提斯》。还有充满了阴郁之气的伦勃朗的《大卫在扫罗面前弹竖琴》，灰黑的画面除了衬托了疯子扫罗内心的矛盾和焦虑，也把竖琴的凄美展现无疑。我觉得在描写音乐对人的影响的深刻性上，这则神话无疑是登峰造极的。

在书将结尾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舞蹈着的莎乐美。2000年秋天，我曾经在都柏林的皇家剧院看过王尔德的话剧《莎乐美》。

《莎乐美》是写施洗者约翰死亡的故事的作品。希律王娶了弟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约翰对此反对，惹恼了希律王，被关进监牢。莎乐美是希罗底的女儿，她美丽而富有才情，传说她向约翰表达过爱情，但遭到了拒绝。在希律王的生日宴会上，莎乐美被邀跳舞，为希律王助兴，莎乐美不从。希律王就许诺莎乐美，如果她当众舞蹈，就可以让她做一件最想做的事情。于是，莎乐美跳起舞来，舞毕，她要求希律王割下约翰的头给她，她终于吻到了死去的约翰的嘴唇。在约翰

的头即将落地的时候，莎乐美感慨道：多美的夜色啊！

是啊，用这句台词来概括这本书的气质再合适不过了。欧洲那些美妙的神话和传说，当它们凝固在画面中的时候，它们就是人类艺术天空中最迷人的夜景。可惜在这个时代，欣赏这样的夜色的人少而又少了。所以王观泉先生在赠言中这样写道：

此书起笔于1953年，时为23岁当大兵时。但虽戎装披身，心中想的是保卫和平，使中国乃至世界宁静。匆匆近半个世纪流逝，这才发现世界其实一点儿也不太平。书虽然漂亮，2002年垂暮之年的我已经对世道不感兴趣了，只是愿意比我年轻的你及与你相似的中青年们，能如我在起笔写此书时一样好心情，赏析美。

王观泉先生晚年患有严重的眼疾，一再手术，如今他的一只眼睛几乎失明，而另一只眼睛的视线也极为微弱。这样的画集对他来说，注定是掩藏在心底的永恒的风景了。

我想爱人能够在最后的日子看这样的一本书上路，踏着这样的夜色归去，实在是幸运的。因为他是带着美走的。

光辉译者心

陶澜

    ①余光中常说，诗、散文、评论、翻译是他生命的四度空间，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美感世界。他翻译的作品极为丰富，有中译英的中国现代诗，也有英译中的英美诗歌，《土耳其现代诗选》，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王尔德的戏剧《理想丈夫》《不可儿戏》《温夫人的扇子》，等等。

    ②他还是那本赫赫有名的《梵·高传》的中文翻译第一人。

    ③余光中大学毕业后两年的时间里，他的妻子范我存一直不在身边，日益浓郁的思念之情把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推向了深渊。“那是我一生最烦恼的时期，身多病而心常乱，几乎无日安宁。”就在这个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欧文·斯通的《梵·高传》英文本。正是这本书，使余光中像崇拜梵·高的绘画一样崇拜起梵·高的“苦难”来。他决定翻译此书。他把自己的宏大计划与梁实秋先生商量。恰好梁实秋先生也读过这本奇书，可是觉得书太长，又牵涉到许多西方艺术史上的专业问题，就劝初涉译事的余光中不如节译算了。但余光中认定，一本书既然值得翻译，就该全译，否则干脆不译。

    ④一动手翻译，果然艰难。余光中后来回忆道：“本已身心俱疲，又决定要揽下这么一项大工程，实在非常冒险。开始的时候，只觉不胜负担，曾对朋友说：‘等到我译到梵·高发疯的时候，我自己恐怕也要崩溃了。’可是随着译事的进展，我整个身心投入了梵·高的世界，朝夕和一个伟大的心灵相对……在一个元气淋漓的生命里，在那个生命的苦难中，我忘了自己的烦恼……就这样，经过十一个月的净化，书译好了，译者也度过了难关。梵·高疯了，自杀了，译者却得救了。”

    ⑤多年后，余光中更深入地道出翻译《梵·高传》的意义：“我不仅在译一本书，也在学习现代绘画，更重要的是在认识一个伟大的心灵，并且借此考验自己能否在他的感召之下，坚持不懈，完成这长期的苦工。”

    ⑥余光中翻译的《梵·高传》震撼了许多敏感而年轻的心灵。1957年3月，在台湾《大华晚报》连载后，《梵·高传》分上下两册正式出版，先有重光版，后有大地版，一印再印，总印数逾三万。梵·高不仅拯救了余光中，也为余光中赢得了许多朋友。比如陈锦芳，14岁就读了他翻译的《梵·高传》；林怀民更早，12岁就读了；作家三毛殁后，家人以她生前最喜爱的三本书陪葬，其中一本便是余光中译的《梵·高传》。

    ⑦余光中说，梵·高强烈的宗教情操以及色彩感教会了他很多东西。梵·高的生活经历与悲悯情怀使他自然而然地将艺术的重心从美女贵妇移向“中下层阶级”，使他能把“原本平凡的人物画得具有灵性和光辉，更重要的是，具有尊严”。从创作之初的《扬子江船走曲》到后期的《一枚铜币》，余光中也一直在诗作中表现出对平头百姓由衷的关爱和认同。

    ⑧余光中喜爱梵·高早期的以《食薯者》为代表的写实之作，认为它们“阴沉之中有温暖，黯淡之中有光芒，苦涩之中有一种令人安慰的甜味”，“另具一种坚实苦拙之美，接近原始而单纯的生命，十分耐看”。余光中也推崇梵·高后期那些饶富象征意味的画作，赞颂梵·高能“从写实的局限里跃升入象征与表现”。余光中半世纪的创作历程，同样是不拘一格，不安于小成，力求超越前人、时人和自我。梵·高绘画的色调，成就了余光中诗和散文“蟠蜿淋漓”“沛然运转”“笔挟风雨一气呵成”的节奏感与奇异光辉的美感。

    ⑨20世纪80年代，他在散文中吐露心声：退休后，要“做一个退隐的译者，把格瑞克、劳特雷克、特纳等画家的传记一一译出”。

    ⑩这也是他近来的一个想法，他最大的希望是台面的生活少一点，在书房里的写作多一点，有空多翻译一点。他说：“王尔德的喜剧我已经翻译了三本，还有一本我希望能翻译。还有一些画家的传记，我希望能翻译两三本。”

杜甫传（节选）

冯至

    杜甫在亲友的帮助下，筹划建造草堂，地址选在城郭西郊的浣花溪畔，这里环境清幽，尘事不杂，杜甫十分满意，作《卜居》诗以唱心中之乐，反映出作者久经动荡得以安宁之后的恬静安适的心境。杜甫有一位表弟此时在成都府任司马，听说杜甫要在西郊建造草堂，便走过来看他，还送了些钱。杜甫十分感激，作诗酬谢。关于草堂的建造过程，杜甫无诗记录，我们所见到的是他忙着写诗向各地友人索求各种树苗以美化草堂环境。

    另外，他还不辞劳苦亲自去石笋街果园坊的徐卿家要果木苗，不管黄梅绿李，是果木树都要。这自然是为了装点草堂，同时也有以果备荒的打算，他是挨过饿的人，曾用野果充填过饥肠，深知它们的重要，“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题桃树》）。桃可果腹，花可娱人，这就是他对果木树的整体审美。花果树木之外，他还向友人索要日用家什。可以想见，他当时安家伊始，支锅立灶，盆碗瓢勺，所需家什向人索取者一定不少，只是没有件件入诗罢了。

    这年春末，草堂盖成，树木栽好，老杜坐在院中，有滋有味地欣赏起来了。他赞美它所面临的青青郊野，赞美遮日吟风的桤林茂叶与和烟滴露的笼竹翠梢，欣喜鸟来暂息，燕来定巢。细想起来，这些风物不过是寻常农舍之景，却招来如此赞叹，这从反面使我们认识到他的生活境遇已落到十分可怜的地步。他在秦州山野寻找栖居之地的苦况，他长途跋涉于险山急流、危栈古道的种种艰难，成为他乐此茅宅的生活和感情基础。定居草堂的初期，杜甫的心情获得了片刻的宁静，写了不少颇具安恬情味的田园诗，如《江村》诗写村居景物和情事最相融洽：“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此诗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作者初居草堂时的心境。然而这种心境是以“故人供禄米”为条件的，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全靠故人的周济，一旦故人稍怠，立刻就会陷入困境。他们偶有接济失时，杜甫的生活就成问题。定居草堂之后，杜甫生活安顿下来，开始游览成都古迹，并与一些风雅人士交往。

    他曾瞻仰过武侯祠，作《蜀相》诗，对诸葛亮一生的磊落功绩做出高度的评价，为其未能收复中原完成统一大业而痛洒千秋之泪。此诗虽为吊古，却有伤今之意。当时战乱尚未平息，山河破碎，宇内烟腾，于此国事维艰之际，是多么需要有一位武侯这样的贤相来主持国政！此外，诗中写他羡慕诸葛亮的得遇明主，也含有不满于肃宗的意思，他素怀匡时济世的远大志向，却被冷落与排挤，这种不平之气隐隐透于诗中。

    游览古迹的同时，杜甫还交结了一些风雅人士。还有一个邻居是黄四娘，她家院子里种着成畦的花木，春天一到，万紫千红，杜甫曾去观赏，写出的诗作《江畔独步寻花》声娇色丽，充满无限生机。杜甫与江村农家关系也很密切，农人时常送给他一些蔬菜，他也常把种植的草药赠予他们。在与农民的接触中，他对农民的纯朴心性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出乎意料地在农家茅舍里找到了寻觅许久的赤诚之心，在不通文墨的农民身上读到了自己的生活信条。这使他感到在茫茫人世间自己的归宿还是与农民的茅舍相杂为好。代宗即位后，曾召杜甫回京补京兆功曹参军，他没有赴任，想来与此不无关系。

（选自冯至《杜甫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草堂在暮春时节落成了……这是760年，中原没有恢复，关内闹着严重的灾荒，杜甫却结束了他四年流徙的生活，在这里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兵戈扰攘、动荡不安的大世界，如今暂得休息，于是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引起他的羡慕。他在这时期写了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我们把这类的诗句和759年在洛阳道上与秦州道上的诗相比，会发现意境上有多么大的一个悬殊！难道杜甫自己的生活刚刚有了着落，便陶醉在自然的春光里，忘却了人民的痛苦与国家的灾难了吗？（冯至《杜甫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那一排钻天杨

肖复兴

    四十多年前，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不久，我搬家到陶然亭南的地铁宿舍。走出宿舍，有一条大道，大道旁有一排新栽不久的钻天杨，瘦弱的树后有两间同样瘦弱的小平房，这是一家小小的副食品商店。

    我和店里的售货员很熟。年轻的那一位售货员，刚来不久。她个子不太高，面容清秀，长得纤弱，人很直爽，快言快语。她曾经不好意思地告诉我：没考上大学，家里非催着赶紧找工作，只好到这里上班。

    知道我在中学里当老师，她让我帮她找一些高考复习材料，她想明年接着考。我鼓励她：对，明年接着考！有这个心劲儿，最重要！每次去那里买东西，她都爱和我说话。我把看过的杂志和旧书借给她看，或者索性送给她。她见到我就叫我肖老师，我管她叫小冯同学。

有一次，她看完我借给她的一本契诃夫小说选。还书的时候，我问她读完这本书，最喜欢哪一篇？她笑了：这我说不上来，那篇《跳来跳去的女人》，我没看懂，但觉得特别有意思。

    1978年的夏天，我和她相互鼓励着，一起到木樨园中学参加高考。记得考试的第一天，木樨园中学门口的人乌泱乌泱的，黑压压拥挤成一团。高考放榜，我考上了，她没考上。从此以后，她不再提高考的事了，老老实实在副食店上班。

    大学毕业后，我搬家离开了地铁宿舍，发现旧杂志把床铺底下挤得满满堂堂。便想起了这位小冯同学，她爱看书，把这些杂志送给地好。我来到副食店，一眼就看见她坐在柜台里。看见我进来，她忙走了出来，笑吟吟地叫我。我这才注意，她脸色有点黄，挺着个大肚子，小山包一样，起码有七八个月了。我惊讶地问道：这么快，你都结婚了？

    她笑着说：还快呢，我25岁都过了小半年！我们有同学都早有孩子了呢！

    那天告别时，地特意送我走出副食店。正是四月开春的季节，路旁那一排钻天杨的枝头露出了鹅黄色的小叶子，迎风摇曳，格外明亮打眼。在这里住了小九年，我似乎是第一次发现这钻天杨的小叶子这么清新，这么好看。

    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小冯同学。

    前些日子，我参加一个会议，到一座宾馆报到。那座宾馆新建没几年，设计和装潢都很考究，宽阔的大厅里，从天而降的瀑布一般的吊灯，晶光闪烁。一位身穿藏蓝色职业西式裙装的女士，大老远挥着手臂径直走到我的面前，伸出手来笑吟吟地问我：您是肖老师吧？我点点头，握了握她的手。她又问我：您还认得出我来吗？起初，我真没有认出她，以为她是会议负责接待的人。她笑着说：我就知道您认不出我来了，我是小冯呀！看我盯着她发愣，她补充道：地铁宿舍那个副食店的小冯，您忘了吗？

    我忽然想起来了，但是，真的不敢认了，她个子高了些，也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我对她说了这些感受，她咯咯笑了起来，说：还年轻呢？明年就整六十了。

    她还是那么直爽，言谈笑语的眉眼之间，恢复了以前的样子，仿佛岁月倒流，昔日重现。我知道了她的经历：生完孩子没多久，她就辞掉副食店的工作，在家带孩子，孩子上幼儿园后，她不甘心总这么憋在家里，用她自己的话说“还不把我变成甜面酱里的大尾巴蛆？”便和丈夫一起下海折腾，折腾得一溜儿够，赔了钱，也赚了钱，最后合伙投资承包了这个宾馆，她忙里忙外，统管这里的一切。

    她说：中学毕业去副食店工作，到今年整整四十年。您看看这四十年我是怎么过来的！

    我说：你过得够好的了！这不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吗？

    她略咯地笑了起来：还节节高呢！您忘了您借给我的那本契诃夫小说了吗？您说我像不像那个跳来跳去的女人？

    分别的时候，我问她，那个小小的副食店，现在还有吗？

    她忍不住又笑了起来：那么小，跟芝麻粒一样的副食店，现在还能有吗？早被连锁的超市取代了。她还告诉我，地铁宿舍二十多年前就都拆平，盖起了高楼大厦，副食店早被淹没在楼群里了。不过，副食店前路旁那一排钻天杨，倒是没有被砍掉，现在都长得有两三层楼高了，已经成了那个地带的一景儿了呢！

    钻天杨，她居然还记得那一排钻天杨。

（有删改）

材料一：

任何事物的特点，都是由它自身的性质所决定并在比较中显示出来的。从历史的角度看，革命回忆录具有如下的特点。

“三亲”的原则性。即革命回忆录的内容必须是撰稿人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革命史实。回忆就是回想，是再现的一种形式，只有“三亲”，杨得志同志在上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组织指挥了强渡大渡河的重要战斗，才能写出留芳史册的革命回忆录《强渡大渡河》。在“三亲”原则性这一点上，文史资料和革命回忆录是相同的（溥仪）写皇帝的生活，别人谁也写不出来。不过，它的材料是靠深入生活采访得来的，这与革命回忆录的“三亲”原则性不同。

历史的真实性。有了“三亲”，还必须如实地加以反映。郭沫若同志在他的《北伐途次》这本回忆录的序言里说：“我这篇文章只能够采取回想录的形式，记忆比较明确的地方写得自然会详细，但也只好听其断片。我本也可以加些想象进去，写成一部小说，对于年代久远，无法忆及的人物、情节，决不虚构。我们其他的革命前辈在记录当年经历时也同样确切地反映真实，而且能从更高的思想高度去理解过去

高度的思想性。我们的革命前辈，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不但善于总结革命的经验，为了使后代知晓革命历史和接受传统教育，才进行革命回忆录的写作的，“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革命回忆录正可以帮助我们想想过去，从而增强信心和力量。

表达的生动性。在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改朝换代，惊天动地，可歌可泣。作为革命回忆录，理所当然要用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表达形式，不论是写革命斗争的历程，还是缅怀革命前辈的生平事迹，描述动人的故事情节，刻画鲜明的人物形象，往往也自然地流露于笔端；有时，作者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便发表议论直抒胸臆，真可谓得心应手。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同志说：“有许多历史著作，同时也是很好的文学作品，而且写得有声有色，从内容到形式都很美。”

总之，革命回忆录以“三亲”的原则性、历史的真实性、高度的思想性、表达的生动性为特点，记述党领导的各个时期的斗争，又是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珍贵资料。

（摘编自王大悟《浅谈革命回忆录的特点和写作》）

材料二：

我们知道，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最终依靠的是一张报纸。经考证，当然后来还依靠了《大公报》等其他传播媒介。《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是这样写的：

九月十九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我说，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然而，《聂荣臻回忆录》里并没有写是如何得到这张报纸的。这个谜，一直在我心里存放着，亦不知何时能破解。

2004年夏天，《北京青年报》为纪念长征出发七十周年，连载健在红军将士访谈录，刊登的是《杨家华为遵义会议站岗》。像以往一样，我饶有兴趣地看了下去。突然

长征中，还有一件令杨家华难忘的事。红二师进入哈达铺后，聂荣臻一放下行李，快去买些烧饼回来。”杨家华跑到一个卖烧饼的老乡处，把身上的钱全部掏出来，递给了他。杨家华清楚地记得包烧饼的报纸是《山西日报》。聂荣臻像往常一样，看得特别认真。忽然，两眼像被定住了一样。接着，他大声地对杨家华说：“小鬼，快，赶快骑马把这张报纸送给老毛，送给中央。”然后，兴奋地对林彪说：“陕北还有根据地，刘志丹，毛泽东就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集了干部大会。从此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段文字，实在是太珍贵了。它不仅破解了我心中之谜

（摘编自尹韵公《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