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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实用类文本阅读 题类: 难易度:普通

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8.2《登高》同步练习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学地理学以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为研究对象。传统的文学研究,重视时代背景的分析而忽视地理环境的考察,因此对文学的认识就存在很大的片面性,许多精彩的内容、形式和特点都被忽略或者遮蔽了。文学地理学借鉴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理论,研究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迁徙与组合。描述文学作品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揭示文学现象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中,不乏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言论,却鲜有论及文学与气候关系的。刘勰和钟嵘最早提到“气候影响文学”。《文心雕龙·物色》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所谓“物色”,就是指“自然景色”,准确地说是物候学所讲的“物候”。《诗品·序》则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郭绍虞解释“气,气候。这四句说:气候使景物发生变化,景物又感动着人,所以被激动的感情,便表现在舞咏之中。这是讲诗歌产生的原因。”“物色”是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气候的变化引起物候的变迁,物候的变迁引起感情的激动,感情的激动导致文辞(文学)的产生,这是文学作品产生的一种机制。在20世纪的自然科学领域,地理学家竺可桢在《唐宋大诗人诗中的物候》中引用杜甫的《杜鹃》、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王安石的《泊船瓜洲》等诗,谈文学对气候、物候的反映,借以证明物候学的相关问题。

文学是一种生命体验,气候影响文学家生命和生命意识,从而影响文学。生命意识内涵丰富,它包括人对生命本身的感悟和认识,如对生命的起源、历程、形式的探寻,对时序的感觉,对死亡的看法,对命运的思索;也包括对生命价值的判断和把握,例如对人生的目的、意义、质量、价值的不同看法。前者属于“生命本体论”,后者属于“生命价值论”。生命意识如此丰富的内容,自然气候可以触发它,但不能全部培育它,尤其是“生命价值论”方面的内容,能够担当培育之责的,主要是人文气候。

自然气候能够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人们能够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产生时间紧迫感或危机感,多是受到某些生命现象的启示或警惕,如人的生老病死或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的物候现象。一般人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的反应不够敏感,相关领域的专家(包括农民)对于物候的反应,通常是一种知性的或理性的反应,而文学家的反应则多是一种感性的或情绪的反应。文学家不仅能够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等物候现象有着更敏锐、更细腻、更强烈的体验,他们看到杨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物候现象,会想到时间的流逝,并由此想到个体生命的流程、状态、质量、价值和意义,而且能够用一种诗化的形式,把自身的体验和感知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从而唤起或强化更多的人对于生命的感受、思考和体认。物候之所以会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是因为它有“一年一度的循环”,而这循环是随气候为转移的。气候的周期性,导致物候现象的发生;气候的地域性,导致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物候现象。就其与文学的关系而言,地貌、水文和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是文学创作的常见题材,能激发文学家的创作灵感,但这种激发的原动力是气候。农民根据相关物候的出现来判断季节的迟早,从而适时地安排农事,文学家则由相关物候的变化,感知时序的更替,从而引发种种关于生命的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

生命意识并不是先天的存在,它是后天培育的。通常来讲,生命意识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长期积淀,它是已然存在的,潜伏在人的脑海深处,只有人世间的生老病死,尤其是近距离的生老病死,以及自然界的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才能唤醒它,让它浮现出来。需要强调的是,人文气候(风俗、风气、民风、民俗)的形成,与自然气候也有关系,虽然不那么直接。一个地方的自然气候,影响到一个地方的土壤、水文、生物或物产;一个地方的土壤、水文、生物或物产,影响到一个地方的生产方式或经济活动;一个地方的生产方式或经济活动,影响到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与风俗(风气、民风、风俗),即人文气候。因此,我们讲人文气候对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具有培育作用,并不意味着自然气候没有加入到这种培育,只是不那么直接而已。同理,我们讲自然气候对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具有触发作用,也并不意味着人文气候就不能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总之,气候通过物候影响文学家生命意识,而文学家生命意识又影响到文学家对生活与写作环境的选择,影响到文学家的气质与风格形成,影响到文学家的灵感触发机制,从而影响到文学作品的主题、人物、内部景观等。

(摘编自曾大兴《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学地理学研究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迁徙与组合,描述文学作品的地域特点及差异,既是作品学,也是作家学。 B、刘勰和钟嵘在其论著中最早提及气候对文学的影响,他们笔下的“物色”和“气”,指的就是物候和气候。 C、竺可桢写过《唐宋大诗人诗中的物候》,最早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论及气候、物候与诗人写作的互动关系。 D、文学家不仅对物候变化有细腻敏锐的感知体验,而且能够用诗化形式将其表现出来,影响更多人的生命体认。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传统的文学研究,重视时代背景的分析而忽视地理环境的考察,换言之,就是只重视人文气候,而忽视自然气候。 B、生命意识内涵丰富。其中,对死亡的看法,对命运的思索,对人生意义的探究,都属于“生命价值论”的内容。 C、生命意识来自人类文化的长期积淀,常处于潜伏状态,需要人世生老病死或自然物候现象的触发,才会将其唤醒。 D、气候及物候不仅影响文学家对环境的选择,还直接影响文学家的气质与风格形成,进而影响文学作品的内部景观。
(3)、下列选项,不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中作者关于“气候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观点的一项是(   )
A、“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采薇》) B、“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屈原《离騒》) C、“遵四时以逝,瞻万物而思紛。悲落叶于秋,喜柔条于芳春。”(陆机《文赋》) D、“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白居易《大林寺桃花》)
(4)、材料第四段(见画线句)指出,气候是激发文学家创作灵感的“原动力”。请依据原文,简要概括作者作出这一论断的理由。
(5)、杜甫的《登高》流传古今。试运用本文观点,简要说明诗人生命意识被激发的过程。
举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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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群众 扎实苦干 奋发作为 无私奉献

——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报告摘登

材料一

李老师给村民上的第一堂课是剪枝。他把课堂就设在果园里,亲自动手,一会儿就把一棵果树的枝条,剪掉了三分之一。村民们心疼得不行,还有村民找到我家里。面对这些质疑,李老师就一句话:“明年果树如果挣了钱,钱是大家的,如果损失了,算我的。”

为了推广“套袋”技术,李老师买来了十六万个苹果袋,免费送给村民用。因为以前村民使用不成熟的套袋技术吃过亏,所以这次很多人死活都不敢用。李老师还是那句话:“损失了都算我的。”

李老师就这样一次次给村民们立着军令状推广新技术。第二年初见成效,第三年果园的面貌全变了,苹果长得细皮嫩肉,酸甜适口,一亩多卖了3000多元,带来效益900多万元。

他想方设法给村民办夜校、搞培训,建议借邢台农校“送教下乡”,让100名果农在家门口读了中专。后来,62名拿了大专文凭,现在都在考本科,191人获得国家颁发的果树工证书,《人民日报》报道说岗底是全国第一个“持证下田”的村庄。

现在,岗底村富了,村民人均收入三万一千元,村民都住上了楼房,做饭、取暖烧燃气,100多户买了小轿车。今天的岗底,山青了,水绿了,人富了,生态美了,慕名而来的中外游客越来越多。

(摘自内丘县岗底村党总支书记杨双牛《我见不得老百姓穷》)

材料二

像许多夫妻一样,我们也很用心经营自己的家。不一样的是我们有三个家:一个是城市里的家,在保定河北农大家属院;一个是山里的家,在各个帮扶基地;还有一个是流动的家,就是常年穿梭在山地平原之间的那辆越野车。

近年来,精准扶贫战略实施后,慕名来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保国帮扶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常常开车奔走于各地,帮扶基地的家我们住得少了,在车上的日子越来越多了,一年行程约4万公里。他开车,我坐在旁边,替他接打电话,安排工作联系事情。有时看他累了,陪他聊聊天,喝水、吃药、中午休息,都是在车里。一些常用物品,雨鞋、草帽、衣服、工具包等,把后备箱塞得满满的,车成了我们流动的家。

比较起来,在保定市里的那个家待得最短。2016年春节前,我俩回到保定的时候是腊月二十九,想准备准备年货,第二天过个年三十儿。可是我俩忙得都不知道,今年没有年三十儿,看着家里冰锅冷灶啥也没有,我心里一阵难受。最后,还是我们亲家打来电话,让我们去他们那里过了个除夕。

我想初一总不能还在人家过吧,就张罗着去买点肉馅想包顿饺子,可是附近卖菜卖肉的摊贩早就都回家过年去了。

三十多年来,我们在三个“家”之间来回奔波,结婚这么多年,保国因为太忙,常常顾不上家里的事。我前后两次做手术,他都不在身边,连手术签字都是同事代签的。去年在“燕赵楷模”发布厅录制现场,他对主持人说,这辈子最愧对的就是老婆和孩子!

(摘自河北农业大学研究员郭素萍《我和保国的三个家》)

材料三

作为李保国生前所在学校的同事,我目睹了解了李保国从一个学农爱农、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山区综合治理专家的过程,感受到他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报国情怀。李保国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30多年来,他始终坚持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在服务人民中寻找和实现自身价值。李保国是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他常说,党把我培养成一个教授,就是让咱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干点事,我是一名党员,理应带头把事情做得更好。李保国是太行山人民的好儿子。35年来,他的足迹踏遍太行山所有山区县,身上沾满了泥土,心中装满了百姓。他把太行山人民当成亲人,农民也把他当成自家人。李老师去世后,他的骨灰,被太行山区不同地方的乡亲带走,撒在他生前为之奋斗、牵挂的太行山上,与巍巍太行相融,与山区人民相依。

(摘自河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饶桂生《他是太行山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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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换言之,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需要深入领会中华礼乐文明,把握其核心精神。站在情、礼关系的视角上看,通情达礼即体现了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而通情达礼作为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在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文化启示意义。

中华礼乐文明本乎性情。中西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突出差异在于对人的性情问题的理解与价值评断不同。与西方传统文化凸显自然与文明的断裂与对立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礼乐文明强调自然与文明的连续、质与文的统合,这背后隐含着对人之自然性情的价值肯定。在中华礼乐文明中,人的自然性情代表着生存的真实性,是文明创生的摇篮与理想的归所,《礼记•中庸》中的“诚之者,人之道”表达的正是这种存在“是其所是”的文明诉求。而当孔子以“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来点化子贡“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主张时,“好”“乐”之情亦已成为理想人格的现实情态。由此出发,人的生存成为一个内外、始终的一贯。然而,伴随中国现代性发展中理性至上原则的凸显,作为“文”的人道原则与制度规范可能会逐渐与人之自然性情相疏离,呈对立之势。由此将引发人的生存的抽象化、概念化、工具化等诸多问题。有鉴于此,思考中华礼乐文明中本乎性情的文化立场殊为必要,正所谓“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

中华礼乐文明在本乎性情的基础上,强调立乎情理。所谓人道原则、礼法规范皆是情理的体现,正所谓“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谓之理”。换言之,本乎人情并不意味着纵情肆欲,而是要发乎情,止乎理。这个“理”,一则来自于人情之通,它在共情的基础上演化为同感共振的一体通情之义。所谓“共情”指人在生生不已的基础上共有的好恶之情。古人甚至将此共有之意上升到天人一体的高度,正所谓“天人同道,好恶不殊”;所谓“通情”指对共情的体贴以致达到同感共振的境界,《礼记•檀弓》讲到的“邻有丧,春不相。里有殡,不巷歌”的做法即充分体现了通情之义。由共情而通情是中华礼乐文明言情的总趋向,故而古人以为“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二则源于良知的发用流行,当孟子言“理义之悦我心”时即已点明人的情感世界中内含着明确的超越性的道德情感指向。今日社会生活中,人们在阐发务实求真、崇尚自由的理想诉求时,往往极力凸显自然性情的合法性、合理性,却忽视了情理所包含的自我规范与良知发明等更为丰富和深邃的思想寓意,由此很容易引发纵情肆欲、精于为己等不良现象,故有必要结合传统情理思想进行适当调整。

概言之,中华礼乐文明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通情达礼则彰显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它对当代国人精神世界与社会生活的启示可谓是深远和多元的。

(摘编自华军《“通情达礼”: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

现代文阅读Ⅰ

材料一:

作为两种最主要、也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文学和图像之间既存在对立或相互竞争,也存在合作或相互模仿。一方面,语词的时间性使其在叙事上,具有图像叙事难以企及的天然优势,而图像的直观性和在场感,不可避免地给文学叙事带来冲击。另一方面,为了强化叙事效果,两者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彼方叙事策略的影响,进而突破自身媒介的限制展开故事。比如,当代小说受图像的影响,突破传统小说的因果线性逻辑和语词叙事的时间性,追求图像的直观性和在场感,从而凸显故事的空间维度,达到不同以往的艺术境界。

文学受图像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故事内容或题材的选取上。敏锐的现代作家往往会因某幅图像带来的视觉震撼而产生创作冲动,借语词将图像内容部分或整体地转译、再现出来,形成故事从图像到文字的同质异构转化。鲁迅先生在《示众》中,用细致的语言对看客们围观杀头的情景进行反复刻画。相比语词解读的私人性,图像解读的公共性创造了一个主客体转换的空间,受众由解读主体变成被解读与被言说的对象。正是在这个基于图像而创设的空间中,充当看客的、愚钝麻木的同胞给鲁迅带来了强烈的心灵冲击,使他意识到国民劣根性的根深蒂固。

除了直接转译图像内容之外,文学家还注意到图像在唤起知性和强化记忆方面的强势作用。劳拉·里斯曾将宣传广告语比作“钉子”,而将视觉形象比作“锤子”,指出只有依靠“图像之锤”才能更准确有力地将“产品之钉”嵌入消费者的大脑。文学创作对颜色、形状等造型艺术的表现媒介加以利用,从而引发受众视觉层面的联想。鲁迅的小说中有大量对于颜色的运用,如《药》中“红红白白的”破灯笼映照下,老栓

从“碧绿的”包中掏出“红黑的”人血馒头,一连串颜色的对比描写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使受众如见其形、如临其境,凸显封建社会的黑暗及人的麻木与愚昧。

此外,文学作品中借助语词来营造场景画面和故事三维空间,也可形成视觉层面的“图像之锤”,使受众产生深刻的体悟和持久的印象。通过弱化或消隐故事发展的时间线而将多种意象并置组合,从而形成类似“视觉锤”的空间画面感。在鲁迅的短篇小说《伤逝》中,故事的时间序列被消隐甚至切断,作者视线移动所形成的空间场景为读者绘制了一幅生动的图景。随着“镜头”的缓慢移动,由外到内、由远及近,破窗、半枯的槐树、老紫藤、方桌、败壁、床板等一系列意象被逐个呈现在受众眼前,故事的线性发展被中断,此刻会馆的沉寂与破败强化了“我”当下际遇的无望和艰难。故事场景的再现性描写及建构的空间带给读者强烈的在场体验和具象的画面感,语词叙事达到空间立体化效果。

(摘编自李小君、龙迪勇《从图像到文学:中国现代小说的空间叙事》)

材料二:

我们一直强调图像对文学的冲击和遮蔽,却忽略了文学自身的特性。今天,我们要有勇气去挖掘并强调文学功能的异质性,即它在图像时代不同于以往时代、也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特有功能。

首先,与二十世纪文学注重历史思考与现实批判不同,当下文学的功能越来越细致、切实,个体经验的书写代替道德情操的弘扬成为作品的主题。图像传播的发达使文学写作与阅读、观看无障碍化,人人可以借助自媒体分享经历和观点,文学已成为公共领域的个人实践。文学的功能更多地指向敞开自我而非给出意义。比如,属于网络类型小说之一的职场小说,凭着实用好看、贴近草根、展示成功而成为大众的新宠。

其次,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媒介是文学最具区别性的特质和优势,语言使人们在图像的多义中找到核心。图像凭着多维立体的成像方式将所有信息一股脑儿地抛向观众,共时的具体化和多义性使人们面对图像时需要认知、筛选和领悟。越是多元就越要强调核心,而这一过程是借助语言完成的。图像时代信息的发达,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迅捷、更直观地了解世界、感受世界;然而,我们也因此被表象轰

炸得眩晕,而无法接近世界的本质。图像的局限性在于无法将人的心理变化过程一层层地揭示出来,而语言有能力使非语言信息语言化,使图像符码化,人们透过语言解码去感受、理解、提升图像。语言具备将并不现成、也不确定的东西加以分离开、辨别、归置的能力,从而到达事物本质的深度。罗中立的《父亲》如果去掉标题,画面中的老者不过是中国几亿农民肖像的典型。只因标题的点睛,“父亲”脸上的皱纹才更显沧桑,其画作才更具撼人心魄的力度。它不只是一个被看到的对象,也是内涵深刻、需要解读的意义载体,而语言帮助人们清除理解的障碍。语言文学的这种钩沉本质的认知作用对图像来说是不可替代的功能。(摘编自刘巍《图像时代的文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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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头草

刘正权

“由来佳节载南荆, 一浴兰汤万虑清!”

“兰汤浴?”她微嗔,你当我贪图享受来了?即便是,也没谁跑医馆里来消受的。怪自 己选的日子不对?又不是三月三。

①搁古时,三月三上已节这天,官员们会亲领下属,斋戒,兰浴,更衣后隆而重之,拜 天地,祭神灵,敬祖先。

她不屑这么做。人民公仆,不求医问药,谁有闲暇到医馆来!医馆里面消受,亏他想得 出来!

老中医对她的微嗔报之一笑:“别一看见流泪的红蜡烛,就认定是抄袭了李商隐的那 根,此一浴兰汤,与你想象的兰汤浴,只怕是大相径庭。”

果然大相径庭,此浴兰汤纯粹是治病,她对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感到好笑,浅薄了不是 !

以为跟西安华清池一样,被冠以莲花汤、海棠汤的那种兰花汤。

老中医所谓的“兰汤”,不过是采用本地最为常见的醒头草配制而成。醒头草是菊科植 物,因芬芳辟邪适合随身佩戴而得名,渌水河两岸遍布。她是不折不扣的本地人,对醒头草 再熟悉不过,自己出生第三天就跟醒头草有过交集。洗三是本城的风俗,每个刚出生三天的 孩子,都会用艾叶和醒头草熬的汤洗个澡,谓之醒身。

她肯定是醒身最好的孩子,读书聪明,当官有为,四十岁出头就成为分管文化旅游的副 市长,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本地最大的支柱产业。

她这会儿刚从会议上下来,肚子胀鼓。她吃得极少,可连续半个月的会议,到底让她的 肠胃败下阵来。不用把脉,只问症状老中医就知道,她这是需要醒脾胃了。

“醒头草可不是只有醒头这一个功能的,醒身,醒头,醒脾胃!”老中医停顿了一下, 很认真地问她,“为啥脾胃放在最后,晓得有什么讲究吗?”

她摇头,谈文旅产业发展,是她的强项,论中医理论,她是盲人骑瞎马。

“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盲点,哪怕在你熟悉的领域!”老中医这个感慨发得有点儿莫 名 ,好在,他没信马由缰下去,“一个头脑身心都清醒的人,脾胃是不会胀鼓的。”

原因很简单,什么该吃进肚子,什么不该吞下喉咙,不会心里没数。

她心里这会儿是没有数的,在市政府工作报告的“十四五”规划中,有人大代表在建议 中提到两个关键词:原生态、传统文化。

原生态、传统文化,都是老生常谈了,有点儿新意行不!当时她只差没冷笑。

质疑她辖下文旅产业融合得不够?都得到省市两级的表彰了,等同于官方认证呢!

②心底的冷笑没能让代表眼里燃烧的光芒冷场…… 有掌声,在代表发言时几度响起。

地的胃,就是在那时胀鼓起来的,不排除有外因的刺激。

或许是浴了兰汤,晚上,静坐灯下的她,细嗅老中医赠送的香囊,③把那个代表的发言 进行了一次全面“反刍”。 近几年,文化产业不断发展,“文旅融合”的建设模式,把文化 与景区开发联系在一起,是个好的开端。但文化不应该仅是外在符号,如何作为旅游产品的 灵魂真正渗透到开发理念中,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把文化真正吃透,之后再把文化渗透到旅 游产品与项目的开发中,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上升空间?她若有所思,把香囊递到鼻子下面,这香囊里有醒头草的气息,植物是不会 说话的,它们用散发的气味表达自己对疾病的认知。文化同样不会说话,提升文旅融合的空 间,这其中既有文化从业者对文化的认知问题,还有形成这种产业机制的体制问题。由于更 多时候是政府和商业资本开发旅游产业,真正研究文化的人想要在这样的机制中参与进去,

还是很难的。

文化不应该仅是外在符号!如同她最初对兰汤浴的理解,确实停留在字义上,缺乏真正的认知。

黄帝内经有言:“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天下万物皆同此理。

“靠网红打卡带货助力,这种文旅宣传终究会成为过去,该醒醒了!”那个代表的话犹 如当头棒喝,丝毫不顾及她的感受,怎么说她也是大名鼎鼎的网红市长啊。④醒头草、醒身,醒头,醒脾胃!

草都慢得三配,人自当能够三省。

原生态、传此文化,追根溯源、不就是米尚古朴?

她想起来,那个代表,一直玫力于尚朴文旅项目的打造,对文化复灿工程身体力行。

三省吾身的地念及此,拨通那个代表的电话:“怎样更好地将文旅产业与脱贫攻坚相结 合,发挥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我想组织一班人对这个课题做个深度调研,时间就定在三月 三上巳节这天,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参加?”

“太好了!旅游业是老百姓可以参与、可以分享到最多利益的一个产业,我一直等者 的,就是您这句话。”代表很兴奋。

(原载于《金山》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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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①因为儒家政治构想的最高目标是旨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人与人之间伦理认同即是根本和逻辑起点。这种伦理的内涵,有着更为普遍和更为基础的对天下之“人”的论述。先秦时期的中国,以最为根本性的孝、仁来建构人与人的认同,来建构自己与“他者”共在的联系,即天下。

②周朝的天下,以宗法制为联结,宗法制的伦理根基是“孝”。家庭共同体有了孝的概念,孝的延伸就是天下共同体之“仁”。仁不是与他者的对立,而是与他者的共生共通。“仁”即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概念,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逻辑上首先要处理与亲人的关系。只有实现家庭内部的“亲亲”,才能实现向外的“爱人”。人与家庭共生,通过“仁”的概念转向了人与天下共生。因此理想的天下就是“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天下大同,是仁孝概念的逻辑必然,也是伦理化天下的根本内涵。换句话说,天下其实就是人类的伦理共同体,因此在这个共同体之内,就不可能有民族歧视。

③天下为一家,意味着“他者”的取消,即不以政体或民族区分敌我,而是在伦理关系中确证对方的独立性,并与对方共生共在。天下一家的秩序展现在现实中,就是以伦理关系为核心的礼制。凡天下之人,皆需仁孝,而仁孝就要服从礼制,服从礼制就要服从天子。因此,家与天下就在政治秩序层面实现了同构。随着大一统的实现,天下之内没有了其他的国,国家秩序也就成了天下秩序。这种伦理化的天下秩序不断将边缘的地域和人民纳入天下中来,荀子说:“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

④后世的中国人,往往不是以民族或者国家来定义中国,而是以文化或文明定义中国。正是因为中国概念的文明内涵,才导致中国可以消弭地理边界,逐渐与天下趋同。

⑤这种伦理的、文化的天下观念在宋朝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挑战。宋朝地域褊狭,为了与北方政权争夺话语权,形成了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它有自己的族群文化,还有固定的地理范围;这种观念与过往的种种天下观并存。”由于宋朝儒家文化的巨大影响力,这种民族认同强化了中国后来的“正统论”“华夷之辨”等一系列论述。虽然宋朝的民族感日益强烈,但士大夫、思想家的理念中仍旧维持着、发展着天下观。所以变成天下、民族两层。天下观可能影响了民族感的发展,限制它只能发展到某个程度。也就是说,几千年的天下观仍然是中国人国家认同的主流,并持续约束和限制着民族偏见的发展。

(二)

政体的多重巨变使得欧洲人的身份意识从最初的文化意义上的宗教观念,即教徒,经连绵不断的战争而催生出地理意义上的地区意识和民族意识,最后是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意识。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国家内部多元权力的团结统一,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共同体意识,于是“民族”就被发明了出来,并与“国家”相联结,成为民族—国家。

对社会中多元权力主体而言,它们都有各自独特的认同意识。尤其当面对多个封建邦国时,要达到共同的民族认同更是难上加难:“在几百年的邦国分立时代中,各邦国已经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政治民族特性。假如人们没有将邦国民族特性同其他民族价值联系起来的话,那么他们必然否定这种根深蒂固的情感。”(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为了凸显本民族的特质,就需要树立一个敌对的“他者”,使共同的民族特质不断得到认知和巩固:“它如同个性那样,通过与邻人的争执与交流才能形成它的特质。”(同上)民族共同体的特质,就是在与“他者”的争执和交流中不断形成。

因此创造民族认同的关键,在于树立一个“他者”,依靠对他者的想象进行自我建构。近代欧洲国家一般通过两种方式树立“他者”,即战争和殖民。国家只有创造一个敌人,才能实现内部多元权力的和谐稳定,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内部民族的认同。“他者”的存在,是实现内部权力统一的绝佳理由,创造“他者”,也是西方长期以来自我认同的重要手段。

民族认同依赖于树立一个“他者”,这种民族认同的实现方式,就必然导致对“他者”的污名化,即民族歧视。殖民统治的扩大,使欧洲人认识到越来越多的“他者”。非洲和亚洲的民族在文化、宗教、肤色等方面与欧洲人有着明显的差别,因此就成了天然的、绝对的“他者”。面对这些非欧洲人的“他者”,殖民者展现出巨大的力量优势,这成为欧洲人民族优越论的重要证明。通过殖民所建构的“他者”,一方面为欧洲人的自我同一性提供证明,另一方面也为殖民统治的合法性提供支撑。

西方社会史的逻辑告诉我们,民族国家的形成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国家内部多元权力的统合压力,其二是国际竞争的压力。民族国家的建构既是国内政治统一的要求,又是国外权力斗争的结果。主权国家的发展逻辑,使得创造“他者”与创造“敌人”成为同义词。

(节选自杨光斌《中国“天下观”与西方“国际观”——兼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观》,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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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赣南、湘西、四川嘉陵江、河南何家冲出发的4支红色大军,最终汇聚在西北黄土高原。他们的远征,从此有了一个让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名字:长征。虽然,这支队伍当时还十分弱小,而病榻上的鲁迅却坚信,这些九死一生的红色种子,就是“民族的脊梁”。作为一部无与伦比的伟大史诗——长征,给予我们的,是一种怎样的启示?

(一)

一条长征路,是一条鲜血浸透的红飘带。

包括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25军在内的4支大军,出发时总人数为20.6万,到长征结束仅剩5.7万人,有16.6万名红军将士战死或失散在途中。张震将军回忆湘江之战时说,仅他们一个团,就顶住了敌人一个师又一个团的兵力。鲜血,染红了湘江,染红了一座又一座山头。突破包括湘江在内的四道封锁线后,在不到50天时间内,出发时8.6万人的中央红军,锐减到3万人。

“再大的牺牲,也不能阻止我们前进!”从赣南一直征战到陕北的老红军唐进新回忆说,每一战都有大批战友倒下,“但活下来的人毫不退缩,因为我们有红色的理想。”这红色理想,就是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就是北上抗日实现民族独立。共产党人创建的红色政权,点燃了像唐进新一样的劳苦大众心中的理想之火,也激发了他们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雪山草地,是许多老红军难以忘怀的地方。多少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勇敢生命,倒在了川西水草地上。老红军李中权回忆说:“饿得摇摇晃晃,连抬腿的力气都没有。可一旦爬起来,就向前走,向着党中央的方向走!”

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使红军战士的生命意志和能量空前迸发:粉碎了3倍、5倍乃至10倍于己的强敌的围追堵截……他们身后,留下的是惊人的数字:红一方面军翻越山脉18座,5座经年被积雪覆盖,跨过大河24条,历经11个省份行程二万五千里……

(二)

一条湍急的河流横亘在红军北上的道路上。这,就是大渡河。

杨得志率领的红1团,从数百里之外突然出现在安顺场渡口。17勇士从浪尖上突向对岸。船少人多,大队人马无法迅速渡河。杨成武指挥的红4团以昼夜行军240里的神速,奔袭到泸定桥,在敌人未来得及毁掉桥时,22名突击队员冒死爬上了摇摇晃晃的铁索:一个战士中弹跌入河中……其余的人仍奋力前进。红军冲到了对岸。

历史的昭示在于,在濒临生死绝境的关头,成立14年的共产党人痛定思痛后,行使了独立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权力。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的共产党人,将中国革命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长征,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奠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全局上的指导地位。面对兵力对比悬殊局面,毛泽东以一系列军事史上罕见的手笔,指挥红军在川黔滇万水千山间纵横驰骋:四渡赤水、虚指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敌人包围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

长征,检验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密切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党的领袖与普通的士兵生死相依、情同手足;红军指挥员一马当先,冲锋在前。

在彝族聚居的大凉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不仅使红军通过了这方多少年来没有一支汉族军队通过的地方,而且点燃了民族解放的火把。长征道路上,红军先后经过了瑶、苗、回、藏等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成千上万的民族兄弟加入了队伍。红军的模范行动,使沿途2亿群众耳目一新,认识到红军是完全不同于任何旧军队的人民军队。

(三)

在奠基陕北的第3年,史沫特莱来到延安。是时,由长征大军改编的八路军正浴血奋战在抗日战场上。这位美国女记者在她《伟大的道路》一书中写道:长征虽已结束,红军仍在创造历史。

经过长征考验,红军的意志、毅力,都发生了飞跃。正是这些人,成为民族独立的中流砥柱。抗战爆发后,参加过长征的炊事员、卫生员都能到敌后发动起一片群众。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都参加过长征。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中的9位,10位大将中的8位,以及90%以上的上将、中将和少将,经历过长征的考验。

从延安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到三峡精神、青藏铁路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它们的源头,无不来自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百折不挠、敢于胜利的长征精神。

事实上,从长征结束的那天起,长征及其精神的影响,就开始超越国度。美国总统罗斯福看过斯诺的《西行漫记》后,曾3次约见这位年轻人。今天,在长征路上,仍有众多外国人,沿着红军足迹一路追寻。在他们眼中,跨越中国西部的长征和横穿中国北部的长城一样,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强渡大渡河的孙继先,新中国成立后做了我军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的司令员。指挥那场战斗的聂荣臻,成了我国尖端科技事业的开拓者。长征胜利35周年时,聂帅亲自选址,把卫星发射场建在了大凉山。当一枚枚火箭从这方千百年来只有火把的地方直射云霄时,全世界都看到了尾翼上两团鲜明的标记:长征。

长征,已经留在了人类的史册上。长征精神,将继续闪耀在中华民族的奋斗进程中。

(摘编自贾永《长征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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