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春秋时期，贵族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利于贵族随意处置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郑国子产根据已有刑法重新编订了三种刑法，在公元前536年“铸刑鼎”，把惩治犯罪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社会公布；让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法会得到怎样的处罚。结果，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犯罪案件减少了。

公元前452～前450年，在平民保民官的强烈要求下，古罗马先后编订出十二个法表，镌刻在青铜牌上，公布于罗马广场，即《十二铜表法》。该法包括民法、刑法和诉讼程序，基本上是过去未成文的习惯法的汇编。在后世的岁月中，它虽经多次修订，但始终是古罗马的基本法。

材料二：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在继承传统法律思想的基础上，融合启蒙思想制定了各自的法律制度。在国家权力结构层面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法律由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议会制定，行政机构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行使行政权，法院根据法律独立掌握司法权。在法律内容上，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天赋人权”和人人平等思想，注意保护个人的各种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在司法实践中，为了保证从立案到审理再到判决的每个程序的公开公正，建立了律师制度和陪审团制度。独立、专业的律师为被审判者提供辩护，可以减少法官对法律的误读；从普通民众中产生陪审团，参与案件审理和判决，使民众能够直接参与法律事务。西方法律制度强调保护私有财产，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

材料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法制建设揭开了中国法制史的新篇章。在宪政方面，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等各个时期的人民大宪章。在民事方面，创建了劳动法，制定了减租减息条例和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法，制定了世界最先进的婚姻法，以及实行男女平等的财产继承法。在刑事立法方面，制定了《惩治土豪劣绅条例》《惩罚汉奸与战争罪犯条例》《惩治贪污条例》。在经济方面，制定了大量有关财政金融及经济管理的法规。人民民主法制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是巩固革命根据地、维护人民基本权益、向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斗争的锐利武器，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历史经验和理论根据。

材料：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旧的“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作为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的董必武指出“旧的必须彻底粉碎，断的才能顺利成长。”而对既有旧的法律从业人员、他的办法则是改造，从1949年下半年到1952年上半年有4000多名旧司法人员经过改造，被吸收到司法部门参加工作。在新的法律不能立即制定出来之前，董必武一方面指示“各级司法机关办案，有纲领、条例、命令、决议等规定的从规定；没有规定的，照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办理。”使得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各层面的运行都做到了“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在1949年至1953年间，他直接“参与和领导制订的各种法律、法令和条例就达到3000多种”，在1949年到1951年间，相继成立了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等，逐步创建了一套适合中国当时客观需要的多层次、多途径培养各种法律人才的法学教育系统。

﹣﹣摘编自王立《董必武对中国法制的两大贡献解析》

材料一  铁路在引进之初，晚清政府并未直接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1912年民国建立以后，颁布《国有铁路管理局编制通则》，在已成的营业路设立管理局，使地方路政渐趋一致。1928年国民政府秉承孙中山“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的“遗教”，铁道部正式挂牌成立，并设立直辖管理局或管理委员会对地方路局进行管理。这些举措，使民国时期成为近代中国铁路事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

——摘编自黄华平《近代中国铁路管理机关的沿革史》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铁路总里程仅2.18万公里，还有一半处于瘫痪状态。1953年起，国家有计划地进行交通运输建设，先后建成了鹰厦铁路、宝成和兰新等7条铁路干线。……1978年，铁路客运和货运的需求开始激增，铁道部对全路所有企业下放计划制定、财务管理、物资分配等53条权限。2004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为高铁体系发展提供了清晰框架，……从引进外源技术的“和谐号 CRH1”，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运营速度最快的“复兴号CR400”，中国高铁成为中国发展的亮丽“名片”……截止2021年底，中国高铁运营里程据世界第一。中国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合作开展铁路规划、设计和建造，技术装备输出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摘编自李京航《中国铁路百年史-从动荡岁月到崭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