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无论商王或周王室，都有大批商贾为之采购珍奇物品。如商王室设有“多贾”管理王室商业，多贾还贡献香酒，参与商王祭祀祖先的仪式。可见多贾在王室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冷鹏飞《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研究》

材料二  末作奇巧（指商业，手工业）紧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意为工商业一日之利，可供五日之需）。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管子·治国》

材料三  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辅，而非求以相病，则良法美意，何尝一口不行于天下哉……官民农商，各安其所而乐其生，夫是以为至治之极。

——宋·陈亮

材料一　“市镇统于州县，例无设官”。为解决治安与税收上的困难，明清两代在江南市镇派驻巡检司、税课局等专职机构，但派驻到市镇的官员数量有限，难以承担市镇的公共管理与服务。于是，江南市镇自发形成了各类功能性自治组织，如规范本镇本行业交易活动的行会、维持治安的保甲、负责慈善事业的义庄等，事类不一，互不统属。这些组织往往由地方宗族力量主导，同一功能的自治组织之间亦有地域分割的痕迹。各市镇有自办的公益性学校，有独立的城市保护神——城隍，有完整的市镇历史记载——市镇志，表明市镇已经成为一个相对自足的文化共同体。

——摘编自武乾《官治夹缝中的自治：明清江南市镇的非正式政体》

材料二　中世纪晚期，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为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改善日常生活，城市居民不断抗争。封建领主在收取市民们支付的赎金后，向城市颁发具有政治契约性质的特许状，给予其各项自治权利。城市行会、市政当局、市议会等自治组织逐渐发展起来。行会制定规章，训练工人的职业技能，控制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为社会福利积累资金，并通过礼拜天祈祷和节日游行等公共仪式鼓励市民对行会和城市忠诚。市政当局支持行会采取限制性措施，市议会核准行会规章，城市法庭负责追捕违规者。城市生活受到更为复杂的正式规则的约束，市民也更多地承担了公共卫生和公共秩序等责任。

——摘编自陈灿《论走向近代的英国城市职业市场变迁和行业规则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