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 完成下面小题。材料一：
儒家经典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与对儒学现代性的研判密切相关，二者差不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何实现批判传承，正是儒家文化的当代使命。
显然，我们不能说儒家思想的所有内容都适合现代社会，其政治思想的许多内容比如汉以后经由儒法互补而形成的“三纲”之说，的确与时代不合，否定“三纲”已经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但是，五伦和五常之道则不同，五伦强调的是五种双向互动的人伦关系，规定了父子、 夫妻、 上下级等关系间彼此的道德义务，与仁、 义、礼、智、信的五常道一样，经过适当修改变通，依然是当代人“不可须臾离也”的伦理法则。否则，人禽之辨的界限将趋于模糊，社会的道德底线将会洞穿，从而将社会置于伦理秩序的危机之中。实际上，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在社会节奏不断加快的现代社会，人们对于五伦与五常之道的需求，往往不是弱化而是强化了。所以，牟钟鉴先生主张，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三纲一个都不能要，五常一个都不能少”。“五四”先贤们在批孔的时候，显然对于儒家的一般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之间缺乏必要的分殊，从而在对待传统文化的判断上出现误区，将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比如我和祖父的关系，到底是平等还是不平等? 从政治权利来讲，我们是平等的，祖父不能因为他是祖父就可以比孙子享受更多的公民权。但是，从伦理辈分而言，我们又的确是不平等的，爷爷与孙子不能本末倒置，孝亲敬老是人应尽的伦理义务。
根据学者对近代社会转型的经验调查，儒家文化圈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百年来坚持尊孔读经，既没有与共和政体相冲突，也没有与信仰自由相违背。究其原因，是在坚持依法治国的现代理念的同时，将儒家道德限定于家庭和社会伦理，发挥其修身齐家和化民成俗的功效，从而在社会伦理与政治领域之间划分开一道界限。只要做到这一点，就在一定程度能消除儒家伦理政治化所产生的各种流弊，消除人们对于所谓“政治儒学”的担忧。
同任何一种古老文化思想一样，儒家思想中既包含足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内容，也包含与现代社会彼此冲突的元素。其实，一些古代儒家学者早已对此有所洞察，并提出了常和变一对概念，给予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前者代表儒家的常道，是超越时空的价值准则；后者则是具体时代的产物，只能适合于某个具体时期。对于前者要因，不因不足以续道统；对于后者要革，不革不足以开新命。
（摘自赵法生《轮回与超越：儒家经典教育的百年之变》，有删改）
材料二：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就是要把儒家这些具有民族性精华结合当今的时代特点，有机融合起来，甚至进行现代化的阐释及创造性地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提供精神滋养。
在当下的中国，不仅是中国大陆青年一代对儒家经典、儒家历史已经相当陌生，就连老一代中国人对儒学也是生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只注意在学理上对儒学现代化进行阐释和思想资源的整合，还是不够的。研习儒家经典，必须在系统、全面、学习研究儒家经典上，先做到“照着讲”。传统儒学的传承有一套完整的教育、考试与选拔制度来保证。儒学作为维系整个社会运行的核心要素，从儿童进入学堂那一刻起就开始接触儒学，耳濡目染，他所接触到的儒学是全方位的。近代封建社会的解体，教育制度的改革、科举的废除，儒学失去了制度的依托，儒学逐渐失去了昔日地位及影响，儒学退回学术，除了少数专业学者和有兴趣的人还在学习之外，中国人已经不怎么读儒家典籍了。对一个听起来熟悉，走近陌生的学问，要发展、要创新，首先必须全面地、系统地研习，固本溯源，把握本质，依据古代圣贤的本初意蕴，实现真实性把握和传承。
当然，研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研习儒家经典，不是对儒家经典的照抄照搬，而是做到“接着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要跳出传统儒家经学窠臼，不受它们思想的束缚，打破传统道统论的狭隘眼界，以“六经注我”的气概，立足于新实践，吸收新内容，创造出适合现代社会的新儒学。有一部分儒学经典，可能并不完全适用当下的时代，就需要结合新时代的社会特性，对其进行批判阐释，努力实现儒学大众化、实用化、现代化地转变。我们有一批数量相当、专业素养高、造诣深厚的儒学研究队伍，在儒学领域也取得相当大的成就，但这些书斋、大学和研究所的学问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相隔太远，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不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要着力改变这种局面，要在儒学典籍现代转化、普及化上下功夫，让儒学真正得到继承。
（摘自郭瑞《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儒学现代化》，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