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圈

    这两口子从乡下到城里来打工，不知不觉过去了大半年。

    男的叫古正风，四十来岁，眉粗、鼻高、身体壮实，见人一副笑模样。妻子叫刘秀姑，肤色黑，但眉目清爽。他们是雨湖公园的合同工，古正风在花木队侍弄树圃、花坛，每月工资一千八百元；刘秀姑在清洁队打扫亭阁、厕所，每月一千五百元。

    雨湖公园很大、很美，又处在城市的繁华地带，天天都是游人如织。为上下班方便，这两口子租住马家巷的两间小平房里，一间是卧室兼餐厅，一间是厨房，不到四十平方米。租金很便宜，每月六百。房东叫马绍祺，他家有一个独立的院子，出租小屋不在院中。古正风只在交房租的时候，才去马家院，交了租金不坐不喝茶不扯闲话，转身就走。

    在马家巷住了大半年，他们除了认识房东之外，巷中还有三十来户人家，几乎不打交道。他们觉得很寂寞。在乡下，一个村的人都知根知底，没有不认识的，东家做寿，西家结婚，都会闻讯而至，帯上一点礼物或礼金去表示心意，邻里关系鱼水情深。俗话说：“人情是把锯 ， 锯来又锯去。”真是一点也不假。

    古正风对妻子说：“城里人有他们的交际圈，我们被隔在外面，既然我们想在这里长久地生活，就得把自己融进去。”

    妻子问：“人家不请，我们能厚着脸皮上门送礼？”

    “我们不是认识房东马绍祺吗，这个老爷子很热情，巷里人有什么喜庆事，请他知会我们一声。俗话说伸手不打送礼人。我们去送礼，别人会赶我们出来？”

    不久，巷口的李家孙子结婚，给各家送了请帖，只是没有送到古家。马绍祺遵嘱，把这件事告诉了古正风。古正风喜饱了，买来包封，特意在里面放了一百元钱（乡下一般只放四十元），去了李家。

    李家人满脸是笑，接过包封，说“愧领了！我们过去没有人情来往，所以没送请柬给你，请多多包涵。明天中等的喜酒，请你们全家光临。”

    古正风夫妇吃过这一回喜酒后，巷里的男女老少对他们刮目相看了。他们认为这对外乡人重情重义，不小气，应该高看一眼。老人亲切地叫他们“小古”“小刘”，同龄人称他们“古哥”“古嫂”。

    古正风和刘秀姑的心，像泡了一汪蜜水。

    谁家有个喜事，都会正经地把请柬送上门来，不送就觉得对不起古正风夫妇。古人说，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真是至理名言。

    乡下的“人情”大概有婚丧、乔迁、生子、做寿等几大项，但城里又多了许多项，如干部荣任新的职位；孩子考上了大学；知识分子职称晋升……都要设宴招待邻居、好友，被邀请的人自然不能空手去。更奇怪的是，城里人过生日都下请柬。古正风觉得这是乱了规矩。俗话说“生日无请。”古书上还说“寿者为尊。”说白了，谁的诞辰都不能主动请人来吃寿宴，唯我独尊，指令人家来拜寿是失礼。凡至亲好友，会记得寿者的诞辰，主动上门庆贺的。城里人居然不知道这个规矩，怪！

    一天刘秀姑说：“我俩每月工资三千三百元，除去房租六百、伙食纲和其他费用一千元，应存下一千七百元。可现在每月送人情就得七八百，一连几个月了，这怎么好？”

    古正风愁锁眉头：“我原想进入城里人的人情交际圈，现在看来，我们还不够这个资格。这繁多的礼尚往来，农村人还没有这个经济条件，承受不了，往后的日子还长，人情是把锯 ， 锯伤的是我们自己。”

    “那怎么办？”

    “我们得去暗暗地寻一处出租房，要离马家巷远一些。”

    过了些日子，古正风从乡下把父亲接来了，说要在城里为老人做七十大寿。

    古正风到各家各户去送了请柬，这叫“入乡随俗”。

    巷子里的人家都很高兴，表示一定来为老人拜寿。何况，古正风早有人情在前，他还是第一次请大家去捧场，大家自然是都乐意去，送的礼金也很客气。

    寿宴过后，一天夜里，古正风先让约请来的搬家公司把东西运走。然后，一个人去了房东马绍祺家，说是一个亲戚有多余的房子，邀他们去免费住。这当然是谎话，但他说得有情有理，令人信服。待交情房租，古正风向马绍祺双手抱拳，说：“马老，多谢你照顾，我们后会有期！”

    望着古正风远去的背影，马绍祺依依不舍，突然发觉自己年老记性差，刚才忘记问古正风新家的地址了……

（节选自《小说月刊》，有删改）

远山

张世勤

    莽莽苍苍，四面青山。孤独的牛车，远远望去像一个小黑点，在大山深处移动。

    父亲刚逝，他的心情低沉而忧郁。今天天气放晴，他该出山，但他只能一个人驾着牛车出山了。

    他和父亲在这深山里已经二十多年，习惯了每天植树、护林、砍柴、卖柴这一套步调，从未感觉到日子有丝毫的单调，现在，父亲不在了，从今天开始他得习惯一个人出山。

    山路崎岖，又是一个转弯，转过弯去就是一个长长的缓坡，然后再转弯。这条山路他早已烂熟于心，每到一处转弯，他都要提醒父亲：爹，转弯了。可他再也听不见父亲的回答，父亲的确是不在了！

    不知什么时候，车竟然停下了，停在了一个转弯处。这种情况从前还未有过，他说，咱们赶路吧，牛却仍然未动。他抚着牛，竟看到牛眼里闪着迷惘。这头牛，当年是父亲接生的，难道它还记着父亲对它的好？他也再次想起父亲，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唉，爹，转弯了。

    没想到，这一说，牛迈开步子，熟练地转过弯去。他终于明白，牛跟他一样，都习惯了父亲坐在车上，习惯了每到转弯处的提醒，现在到了转弯处，他不说话，牛就有些慌，不知该怎么办。也许，他和牛都需要一个转弯的过程。明白过来之后，接下来的路就顺畅得多了。到转弯处，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给父亲说一声：爹，转弯了。这么喊，又像是喊牛。望着老成持重的牛，他突然觉得把它看作父辈，似乎也没什么错。父亲和牛的秉性是一样的。

    过了些日子，他再次从山外回来的时候，牛车上不再那么空荡荡的了，而是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

    年轻的女人穿着红红的上衣，充满着对大山的新奇。过去，出山进山，远远看去都是一个小黑点，而现在却是一抹鲜红。这抹红，在青山绿水之间，想掩映都掩映不住。

    年轻的女人是他在山外认识的。每次木柴装车后，他都要带上一种小山果，红红的，是他打柴时顺手摘下的，不为卖钱，只供人品尝。半品半尝之间，木柴也就卖出去了。后来年轻的女人就来了，问他，卖的？他说，不是，随便让人吃的。真的？真的。第二天，他刚摆下摊，一小堆红山果红红地映着。年轻女人又来了。她说，你怎么不卖呢？他说，山里有的是，不值钱。

    第三次来的时候，年轻的女人问，你叫什么？他说，叫青树。住在山里？是的。你不觉得枯燥吗？不枯燥，山里有山鸡、野兔，山树上有樱桃、山楂……什么都有。年轻的女人说，你怎么不问我叫什么。他便问，你叫什么？年轻的女人说，我叫红苗。

    此后，每次红苗都很准时地来到青树的摊前，一边与青树拉呱，一边吃着红山果。青树觉得卖柴原来挺有意思，怎么过去就没觉得呢！

    红苗决计要跟着青树进山了。红苗坐在牛车上向大山深处走去。新鲜的空气裹挟着她，蓝天白云笼罩着她，她觉得天地一下子宽广了。她对青树说，我想告诉我爹。青树说，怎么告诉，他听不见。红苗说，我喊。绵延的群山让红苗柔软的心情无限地舒展。她两手打个弧放在嘴边：爹，我转弯了。

    牛听了红苗的话，先是一愣，然后就要转弯，青树忙抚着牛头，轻声说：不是喊你，是喊她爹的。牛似乎明白了青树的意思，不好意思地吧嗒了几下眼皮。

    第二天，青树要去打柴，红苗说今天不打柴了。今后也不打柴了。青树不解，红苗说我们可以种菜、卖山果。山果是山树自己结的，摘下来，是顺手的事，怎么可以拿去卖呢？红苗说树不也是自己长的吗？山果咱们也可以自己种啊。

    青树第一次驾着空空的牛车出山了，一路上，他不断地跟牛说转弯了，也像是给自己说。

    在这大山深处，青树知道，转一个弯，就能看到一片不一样的树，开一壁不一样的花。是不是过日子的路也要这样走，要不断地转个弯才好呢？

    一年后，青树栽培种植的各色山果和蔬菜都成了小镇上的抢手货。红苗像做窝的小鸟一样勤快，开发出的品种有二三十个之多。青树出山的牛车上，不再只是一些硬邦邦的木柴，而是瓜果梨枣，色彩缤纷。打这，去一趟山外，青树就会装回一袋子钱。

    这天青树从山外回来，丰盛的菜肴让他想到了爹留下来的酒葫芦。喝了酒的青树抓着红苗的手，对着群山，高声大喊：爹。房前的老牛便“哞”一声。青树喊：爹，我转弯了。房前的老牛便“哞”一声。

老校长的雨靴

庞余亮

    一个人的身份与穿着绝对有关系，比如我们校长曾经到村里的裁缝店做过一套西装。瘦瘦的校长穿起来就不伦不类，反倒是他穿上蓝卡其的中山装好看些。不过他到乡里开会到城里办事还是穿上了他的宝贝西装，又穿上了他的老皮鞋——怕有很多年了，有一只已经歪斜了。看得出他穿上西装的感觉并不好，可是他说有什么办法呢，上次进城，人家都以为他是个老古董，还是穿西装好些，穿西装人家的目光就少了，走路就轻松些，城里人就喜欢穿西装。

    穿西装也就穿西装吧，可是一到下雨天，穿上西装的他偏偏又蹬上了一双中帮雨靴，这就更加不伦不类了，怎么看怎么别扭。每当他穿上这件衣服，学生们就在背后叫他“德国鬼子”。但乡下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一走路就是一脚的烂泥，想甩都甩不掉，真是固执的坏脾气。如果还想“甩”的话——用校长的话说就是想要派头的话皮鞋一会儿就变成了小泥船，所以雨靴还是更适合于土路。看来校长穿雨靴还是穿得理直气壮的既然穿着理直气壮，别人怎么看也就无所谓了。他心安理得地穿着后摆有点吊的西装和粘着烂泥的雨靴到乡里或进城办事。回来时他乐呵呵的，他似乎没少了什么，实际上雨靴上已少了许多烂泥，而原先黑色的泥渍变成了白色的泥斑，像踩了一脚的雪。

    本来我早已不用雨靴了，过去在上师范前下雨赤脚；上师范时下雨也无所谓，到处都是水泥路。可是到我们学校就行不通了，烂泥似乎见皮鞋见得不多，反而亲昵得大过分了，开始我还“甩”，下雨穿皮鞋，后来再也不行了，我心疼。乡里经费紧，工资不仅发得迟还总打折，我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所以我托穿雨靴的校长到乡供销社买回了一双雨靴。

    新雨靴锃亮锃亮的，亮得能照见人的脸，雨珠滴在上面一会儿就滚走了。我走路时觉得有人在看我的脚。不过雨靴老得很快，不出几个雨天，雨靴就老得和校长脚上的雨靴差不多。似乎只有老了的雨靴才更和泥土亲近些，老了的雨靴更协调些。每年开学前我们学校里的老师都要乘船到城里新华书店一趟。我们在城里往船上搬书，搬完书后一起去一家馄饨店吃馄饨——校长说这是城里最好吃的馄饨。吃馄饨时还可以在碗里多撂一些辣椒，那个香啊，那个辣啊，吃得鼻子上都冒汗。吃完了我们一身轻松，校长还脱掉了西装，露出两种不同颜色织的毛衣然后我们再一起乘船回去。有一次开学前去城里，正好早晨下雨，我们都穿了雨靴，然后又一起穿着雨靴上了船。上了船校长还指挥我们在船帮上把雨靴上的泥洗掉，用校长的话说，要让城里人认为我们穿的是马靴，而不是雨靴。亏他想得出来！到了城里，太阳升上来了，城里的水泥路不像乡下的泥路，乡下泥路要晒两个晴天才能晒干，而城里的水泥路只要一个钟头就干了。穿着雨靴的我们几个好像是“德国鬼子进城”，雨靴底在水泥路上总是要沉闷地发牢骚，天不热，我身上全是虚汗，到了新华书店，上楼梯时营业员都哧哧地发笑。如果这还不算尴尬的话，我在回船的路上居然遇到了我城里的同学。同学笑眯眯的，目光却朝下，他看到了我的雨靴，我们的雨靴。后来好不容易同学走了，我觉得满街上的人都在看我。我躲到校长他们中间走，他们走路声居然那么响，都有点步调一致了，我都感到全城人的目光在喊口令了：“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可校长和其他同事并没意识到这些，他们旁若无人地走着，他们要带我一起去吃馄饨。

    回去的路上，校长首先把那双在水泥马路上叫了一天的雨靴脱下来，然后就躺到了我们刚从新华书店买回来的书捆上，我们也相继把雨靴脱下来。河上的风吹过来，吹得我们双脚那么舒坦，校长一会儿就在新书捆上睡着了。摇船的节奏好像在催眠，他还发出了呼噜声，而他的旧雨靴，一前一后地站着，像哨兵一样守卫着他的梦乡。

椰 子 糖

虔 谦

    周六我在公司加班时，突然一阵晕眩，摔倒在地。和我一同加班的琼扶起了我，问：“琳，你怎么了？没事吧？”

    我头很晕，浑身乏力并颤抖。我用手指着我办公桌的抽屉说：“请你打开那个抽屉，拿两颗糖给我好吗？”琼打开了那个抽屉——“椰子糖！”他说了一句。两颗椰子糖下肚，我感觉好了一些。聪明的琼见状，立刻冲了一杯糖水给我喝。我的精神恢复了过来。

    离开公司时，琼不放心我自己坐公车，亲自送我回家。“到我家玩玩吧？”半路上他问。他家就在公司和我家的中间。四个月来，他一直邀请我去他家玩，我一直都没去。“好。”这次我满口答应。

    到了琼的家，琼的父亲汤姆森先生站起来和我打招呼。他正在桌上整理着什么。琼告诉他父亲我今天发生的“状况”。汤姆森先生听了若有所思，说：“嗯，身边常带着糖，这很好。”又补充道：“有时可以救命哦！”

    琼向我解释说：“我爸爸和你一样，出门都要带糖。你看——”他指了指桌上的一个小玻璃器皿，那里满装着糖。“椰子糖！”我忍不住叫了一声。“是的，是椰子糖。”汤姆森先生说，“这习惯是我爸爸传给我的。我正在整理他那些老照片。”我一看，果然，桌上的书书本本堆里，放着不少照片。

    琼一听就来了劲，“对了，琳，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我爷爷是空军，二战时到了中国。有一次他的飞机被敌军击落。他受了伤，被一个中国少年救起。那少年给了我爷爷几颗椰子糖……怎么了？”琼见我眼睛睁得大大的，就打住话头问道。

    世上有这么巧的事吗？！我的心跳加速了起来。“你没事吧？”琼担心了起来。我先是摇摇头，然后说：“琼，我也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我爷爷的故事。”“你爷爷的故事？”汤姆森父子俩一起向我靠近了过来。

    “嗯。我爷爷十五岁那年，在山地里遇见一个受伤的美国飞行员。敌人还在搜捕，于是我爷爷把他背到树林里一个安全的地方，脱下衣服帮他包扎伤口。飞行员流了很多血，很虚弱。我爷爷跑回村子叫了人来帮忙，还用他一直舍不得花的保命钱，买来了几颗椰子糖，当场给那个飞行员吃了……”莫名的情绪让我语咽。

    “你爷爷现在在哪里？”汤姆森先生急切地问。

    “他……他过去也常常提起那位年轻的美国飞行员……”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9.小说最后一段，写了宫廷顾问夫人和国务顾问夫人因“灯”生怨之后，又因革命废除等级而重归于好。这样安排情节有什么作用？请结合文本概述。

我不是一条鱼

非鱼

我是一条鱼。

鱼戏莲叶间，是理所当然的。每天，我所有的快乐就是在那片荷塘里游来游去，嬉戏、觅食。夏日来临，荷叶田田，荷花绽放，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偶尔，我会和其他鱼们比赛，那就是看谁能吃到荷花的花瓣。

老实说，花瓣并不好吃。作为鱼，我们天生就不是吃花瓣长大的。可有时候，那些淡粉、鹅黄、洁白的各色花朵，实在是太过鲜嫩娇艳，让人，不，让鱼们调皮一下，从水里跳起来，叼一口。

大多时候，我们谁也吃不到，毕竟荷花端端地高高在上。有时候，偏就有那么一朵低了一点儿，运气好的话，就会成功。对此，我比它们经验略多，胜出的次数也更多。

我不是一条鱼。

我是岸边捕捉鱼戏莲的一个摄影师。

说实话，我也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摄影师，临近退休，我需要给自己找个事做。想来想去，唯有摄影还略有兴趣和基础，就在几个老朋友的撺掇下，我置办了一套相机，周末有空了，就来这荷塘边随意拍拍。

有人说这片荷塘里的鱼会吃荷花，我不信。鱼就是鱼，怎么会吃荷花呢？可从他们发来的照片上，我的确看到了一条张着嘴的鱼，正跃出水面，奔向头顶的那朵粉色荷花。另一张照片上，那条鱼已经得嘴，一瓣花朵衔在唇边，正欲沉入水中。开眼界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吃荷花的鱼。

我决定蹲守一下。

和他们一样，大清早太阳还没出来，我就把三脚架支在荷塘边，对着那几朵贴近水面的荷花，等待着阳光和鱼，如果运气好，也许就会抓拍到一幅完美的作品呢。

盯着取景器，我慢慢地等着鱼跃出水面咬上花瓣的那一刻。

为了有一张“镇得住”的照片，我有的是时间和耐心。

我是一条鱼。

岸上架起的一排排黑洞洞的“炮口”，对准了这个小小的池塘。我知道，他们在等什么。

荷花？不。年年岁岁花相似，他们已经对那些花失去了兴趣，他们等的是我们。我记得我说过，我们偶尔会调皮一下，会比赛，就是比看谁跳出去能吃到花瓣，他们等的就是这个。我们一跃出水，那些“炮口”就会齐刷刷地“咔咔咔咔咔咔……”

我告诉他们，别急。看谁能耗过谁，反正我们在水里，有的吃有的玩，让他们慢慢等去吧。

我不是一条鱼。

但我此刻有些恨那些鱼。连着七八天了，我的耐心快耗尽了，还没有一条鱼跳出来，别说拍了，连看我都没看到。荷花深处，倒是听到有鱼们跳出水面弄出来的动静。

太热了。那些聒噪的蝉们拼了老命在叫，好多人已经收拾设备准备撤了，我也打算走。电话响了，一个熟悉的号码。他问我，在哪儿？我说，在钓鱼。他说，发个位置，我马上去。我赶紧告诉他，没在钓鱼，在拍鱼，等着鱼吃荷花呢。他说，鱼会吃荷花？我不信。很快，他就来了。

我们席地坐在一棵树下，我给他说了鱼戏莲，是真的，我在等那个惊艳时刻。他看了看我的设备，又看了看别人的。他笑道，哥，你这装备不行啊，入门级的。我说，就是玩玩儿。

过了几天，他又打电话，说给我捎了一份土特产。土特产？他老家离我老家不过三十里，他的土特产还能比我爹娘种的更土更特别？我说，不用了，家里人少，吃不了多少。但他还是送来了，一个大纸箱，箱子上真的写着山珍特产。我压根儿不会相信。打开，果然是一个硕大的照相机镜头，佳能，六百变焦。

我立马封上，打电话让他拿走。他说，哥，就一个镜头，不值几个钱。我咨询过了，想拍那种鱼戏莲，得用这种设备，你那个是拍不到的。我说，你再不拿走，我就把箱子放你公司门卫室了。

我是一条鱼。

那个老头儿太执着了。最近每个大清早都来，在众多的长“枪”短“炮”中，支起他寒酸的相机，跟他们一样耐心地等着。

嗨，看在他这么大年纪的份儿上，我就跳一下，给他表演一下，能不能拍到，就是他的事了。

我不是一条鱼。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让我等到了。我盯着取景器，手一直放在快门上。看到一条青色的大鱼在水中绕着一朵花盘旋，我就觉得可能有戏。

果然，那条鱼好像知道我做好了准备，它晃了晃尾巴，一跃而起，嘴巴大张，咬住一片花瓣，又一个甩尾，那片花瓣就被它衔在嘴里，然后和它一起沉入水中。

从出水到入水，不过短短的一两秒钟。我全部拍了下来。

等那些长“枪”短“炮”们听到动静，调整相机，去摁快门，那条鱼已经完成了它的全部动作。我给他发信息，说我拍到了鱼戏莲，就用我的破设备。这么久了，那条鱼终究还是没忍住。忍不住，就会有被拍到的可能。

他没回我。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