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所谓996，是指工作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一周工作6天，代表着中国互联网企业盛行的加班文化。我国《劳动法》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根据上述规定，若公司强制实行996工作制度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对于违反法律规定强制要求的加班，劳动者有权拒绝。

    张耀律师表示，若是单位安排员工延长工作时间的，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加班，单位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支付加班费或予以调休；但若员工出于自愿加班的，不属于法律意义的加班，单位也无需支付加班费。如果企业利用鼓励的模式变相强制要求员工加班，比如公司因员工拒绝加班而对员工降职、降薪、处罚、辞退的，员工可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投诉或申请劳动仲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必须高度重视劳动法律法规的完善，尽快构建起法治维权的法律体系，重点治理各种形式的“隐性强迫”加班现象。

    （摘编自新华网2019年4月16日）

    材料二：

    我们的企业不仅要依靠员工的汗水，更要激发员工的灵感；崇尚奋斗、崇尚劳动不等于强制加班。苦干是奋斗，巧干也是奋斗；延长工时是奋斗，提高效率也是奋斗。因此，不能给反对996的员工贴上“混日子”“不奋斗”的道德标签，而应该正视他们的真实诉求。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很多企业都面临生存考验，强制推行996，不仅解决不了企业管理中的难题，也会助长“磨洋工”的顽疾。从企业家角度来看，他们身上的极限奋斗精神是可贵的，但要考虑到普通员工的位置不同，强制灌输996的加班文化，不仅体现了企业管理者的傲慢，也不实际、不公平。事实上，这涉及到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如何才能最大限度激励员工的积极性？把加班长短作为激励手段，这肯定是最简便易行的方法，但显然不是最有效的方法。企业不仅要让员工更努力地工作，更要激发员工更高效地工作；不仅要靠加班工资的激励，更要让家人的陪伴、身体的健康、意义的饱满也成为工作的奖赏。只有那些能够做好平衡兼顾的企业，才能顺应时代的变化、获得可持续的竞争力。

    （摘编自人民日报评论《崇尚奋斗，不等于强制996》）

    材料三：

    互联网各类企业分布比例图

    （选自《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材料四：

    我们国家还处于发展中的阶段，仍然需要劳动者的奋斗与拼搏。正是中国人的勤劳与奋斗，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推动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奋斗与拼搏，仍将是我们这个快速前进社会的主题词。而996的讨论则启示我们：未来中国的活力，将来自于快乐地去劳动，让劳动者创新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

    人们对“美好生活”有了更高的诉求，不再是温饱时期的拼命工作赚钱，而是需要在工作之外获得更多价值，发现兴趣、陪伴家人、寻找意义。因此，正确打开996话题的方式，不是要不要奋斗拼搏，而是如何更好地去奋斗拼搏。按照“效率工资理论”的观点，员工工资水平越高，他们的生产就越有效率，忠诚度也会大幅提高。当然，员工也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注重工作家庭生活的平衡。如此，实现劳动者更高质量就业和体面就业的目标，才能顺利实现。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4月1 5日）

    ①中医药为中华民族健康繁衍生息和文化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传统医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在与疫病斗争的实践中，中医药防疫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逐步形成和完善。早在秦汉时期，《黄帝内经》就系统论述了疾病预防理论，在战国时期就已设有与清洁卫生有关的官职和除害防疫的专职人员，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通过消毒来防治疫病传播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在治疗乙脑、麻风、甲型H1N1流感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时，中医药疗法在减轻发热症状、控制病情进展等方面成效明显，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

    ②中医药在历史发展中取得重大成就，不仅守护了中华民族的健康，也对全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明、清时期发明的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是医学接种免疫预防的先驱，曾传播到西方并产生很大影响，为全球最终消灭天花作出了贡献。青蒿素的发现也是从中医药典籍中获得灵感，已经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③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中，中医药显示了明显疗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超过7.4万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这一突出成效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

    ④积极推动中医药在传承创新中发扬光大。中医学与西医学的研究方法及理论体系差别很大，治疗疾病各具特点、各有优势。中医学的研究方法蕴含着系统论，主要以整体为着眼点，多以定性观察为手段，一般采用综合的方法进行辨证论治；西医学的研究方法体现着还原论，主要以局部为着眼点，多以定量实验为手段，一般采用分析的方法进行辨病论治。可以说，中医和西医是人类医学之树上生长出来的两个枝繁叶茂的分枝。中医药的整体观和系统观极大丰富了现代医学的内涵，二者的结合应用极大提高了疾病临床治疗效果，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与推广。

    ⑤尊重中医药理论，加强现代科学研究。充分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深入梳理总结中医药学术思想，从更高、更深的层次探讨中医药辨证论治的精髓，更好发挥中医药学整体综合的原创优势。既要把握传统理论与经典，又要坚持守正创新。

    ⑥坚持中西医并重，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与特色。将传统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有机结合，推动中西医学相互促进、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在重大疑难疾病防治中有针对性地发挥各自优势、结合二者长处。

    ⑦坚定文化自信，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加大对中医药文化宣传推广力度，保护中医文化内核，促进人们对中医药提高认识、加强应用，坚定树立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这一文化自信。

    ⑧坚持开放共享，积极推动中医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更大作用。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中医药防控、治疗新冠肺炎的中国方案，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加强中医药学与世界医学的沟通和交流，突出中医药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优势，提升对话能力与解释能力，促进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强中医药国际合作。

（摘编自《让中医药为维护人类健康发挥更大作用》，《人民日报》2020年05月14日）

材料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 

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无一例外受到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文艺精品和文艺巨匠的深刻影响。中华民族精神，既体现在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中，也反映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作品中，反映在我国一切文学家、艺术家的杰出创造活动中。 

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都留下了无数不朽作品。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共同铸就了灿烂的中国文艺历史星河。中华民族文艺创造力是如此强大、创造的成就是如此辉煌，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豪，也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信。 

（摘自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材料二： 

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前 30年的传统性主要体现为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民性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大众性、通俗性或民间性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与此同时忽视了对苏联以外的西方文化和文学传统的接受与转化；那么到了新时期文学30年中，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中国作家在格外注重借鉴和转化近现代西方文化与文学传统资源的同时，也开始逐步继承和转化中国古代以儒道释为主的文化传统和有别于民间文学的文学传统。 

虽然在新时期文学 30年中出现过很多带有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潮流，许多中国作家也曾以“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福克纳”“中国的马尔克斯”“中国的博尔赫斯”“中国的普鲁斯特”等相标榜，但随着阅历的增长和时代的变迁，众多以西化相标榜的中国作家后来绝大多数都已改弦易辙，在不同程度上向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学传统回归。这当然不是简单的文化和文学返祖，而是在借鉴西方近现代文化与文学资源后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对自身母语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再认同，也就是都逐渐经历一个创作文化心理上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比如，“先锋文学”的转向过程，其实质就是中国“先锋文学”从西洋化或欧化转向中国化或本土化的过程，这在余华、苏童、格非、毕飞宇等人的创作转型中有着鲜明的印证。以韩少功、阿城、王安忆、莫言、贾平凹等为代表的“寻根文学”作家，在各自的文学创作历程中长期具有文化寻根思维和意识，他们从文化寻根层面走向了文体寻根层面，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寻根深入到了中国古典文体的寻根。 

只不过新时期文学 30年偏重于从中国古代文人文学传统中寻找可供现代转化的文学资源，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史传传统得到了更多的青睐。贾平凹、王安忆、迟子建等作家纷纷写出了向《红楼梦》致敬的文学作品，或者向古典文言小说传统致敬的作品，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毫不讳言自己的创作深受《聊斋志异》的影响，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也让《世说新语》的文学传统发生新变。 

从传统文化转化角度看，陈忠实在《白鹿原》中致力于寻找传统儒家文化人格在乱世中所展现的民族精神力量，这在朱先生和白嘉轩的形象塑造中表现得很分明。陈忠实认为，“尽管我们这个民族在 20世纪初国衰民穷，已经腐败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但是存在于我们民族精神世界里的东西并没有消亡，它不是一堆豆腐渣，它的精神一直传接了下来。” 

实际上有些不以“寻根文学”著称的长篇小说同样闪耀着追寻民族文化精神的爝光。如李準的《黄河东流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都是如此，徐秋斋和李麦、孙少安和孙少平，这些现实主义文学人物典型形象中都隐含了作者寄托的中华民族刚健不息的精神和意志。李準和陈忠实的创作几乎一脉相承，他说：“《黄河东流去》就是为了展示民族精神、展示对民族前途的信心而创作的。我要借此证明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任何性质和任何强度的劫难都不能使它一蹶不振，它永远可以凭借自己内在的活力战胜一切困难而生存下去，强盛下去！”可见民族精神的追寻是“泛寻根文学”的艺术灵魂。 

（摘编自李遇春《新时代文学的理论特质与创作管窥》）

米考伯先生正在栅栏门里面等着我，我走进他的牢房（在顶层下面的一层），我们大哭了一场。我记得，他郑重地劝告我，要拿他的这种结局____。他要我千万记住，一个人要是每年收入二十镑，花掉十九镑十九先令六便士，那他会过得很快活，但要是他花掉三千一先令，那他就惨了。在这以后，他向我借了一先令买黑啤酒喝，还写了一张要米考伯太太归还的单据给我，随后他就收起手帕，变得高兴起来了。

我们坐在一个小火炉前，生锈的炉栅上，一边放着一块砖头，免得烧煤太多。我们一直坐着，直到跟米考伯先生同牢房的另一个人进来。他从厨房里端来一盘羊腰肉，这就是我们三人共同____的饭菜了。接着，米考伯先生派我去顶上一层“霍普金斯船长”的牢房，带去米考伯先生对他的问候，（  ①   ）。

霍普金斯船长借给我一副刀叉，并要我向米考伯先生问好。他的那间小牢房里有一个很邋遢的女人，还有两个____的女孩，长着一头蓬乱的头发，是他的女儿。我当时想，（   ②   ）。船长自己，衣服也褴褛到不能再褴褛了，留着长长的络腮胡子，身上只穿着一件旧得不能再旧的褐色大衣，里面没有穿上衣。我看到他的床折起放在角落里，他的那点盘、碟、锅、罐全都放在一块搁板上。我猜想（只有上帝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想），那两个头发蓬乱的女孩虽然是霍普金斯船长的孩子，但那个邋遢的女人并不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我怯生生地站在他门口最多不过两分钟，可是我从他那儿下楼时，心里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切，就像那副刀叉清楚地握在我手里一样。不管怎么说，这顿中饭倒也有点儿吉普赛人的风味，颇为有趣。午饭后不多久，我把刀叉还给了霍普金斯船长，便返回寓所，向米考伯太太报告探监的情况，好让她放心。她一见我回来，就晕过去了。后来她做了一小壶鸡蛋酒，在我们谈论这件事时，作为____。

（《大卫·科波菲尔》）

迟子建访谈录

记者：评论界有人认为你的小说是“本色写作”，你是一个人如其文和文如其人的“本色作家“。你认同这样的评价吗？

迟子建：（笑）不太认同。小说其实是用文字搭建的想象的世界，而作家是会思考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可以说既复杂又单纯，用文字反映出来的世界便既客观又离奇。这在某一程度上透露了作家的性情，却不可能完全浸透作家所有的情感。所以说，一个作家不可能完全做到“本色写作“，或者说，用“本色写作”来概括作家的写作风格不够准确。每个作家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而这不可能通过作品完全展现出来。

记者：还有评论家说，你的小说都是在向追寻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在追忆中怀想的“逆行的精灵”。你觉得这种评判恰当吗？

迟子建：这篇评论我看过。应该说，评论家写这样的评论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也是有根据的。也许，“逆行的精灵”这一评价在文学审美上是中肯的。可能每个人对历史的理解有所偏差。我的小说是写到历史，但并不是向后看。其实，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不断地逝去，不断地成为当下的历史。昨天的事是历史，即使我的作品在关注当下，完成时也变成了关注历史。只不过我对远的历史比对近的历史更感兴趣，因为我认为距离产生美，有距离的历史可以让人看得更客观；而在写近的历史时，历史的客观性受到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

记都：其实，你的很多中短篇都是在关注当下。

迟子建：是的。这个评论家说我在向后追寻，是国为大家对历史出发点的判断不一样，在理解上有偏差。当然，也可能是我作品的气息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记者：你的小说多以故乡东北为故事背景，你也曾经说过，故乡是你最大的创作源泉，你的创作始终不会离开故乡的那片土地。在中国的当代作家中，你和莫言是把这个特点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两位。不知道在你以后的创作中，你是否会固守在故乡的土地上？是否会有其他的尝试？

迟子建：一个作家，如果能把自己熟悉的地方写深写透，写到八十岁能写完就很不错了。很多作家在评论家的影响之下，总想求大求全，多方突围，到头来可能反而没有一样能做得好。而评论家也常担心作家总是以某个固定的地方为写作背景，文思是否会枯竭。我觉得，完全不必有这种担心。这就像挖一口深井，当井水源源不断地冒出来之后，它就永远都不会枯竭。所以能够打深一口井，是一种福气。

我的作品并非只限于写故乡，但如果评论家把我的所有作品都归入与故土有关的写作，我也不否认。其实，评论家与作家是两个不同的行当，我比评论家更了解自己。我的写作会有渐变的过程，不同的作品会呈现不同的风貌，但不会刻意求变，更不会脱离我的故土去写作。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我的写作不可能一成不变，不同时期的作品会有不同时期的特点，但从总体来说，我的写作永远都不会背离我所熟悉的那一片土地。

记者：无论是在你的小说中还是散文中，都可以看到你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独特的感受，对大自然、对生活甚至对世间万物的心灵感受，那种敏锐非一般人能比。这是不是你可以一直保持高产写作的原因？

迟子建：有一定的关系吧。文学写作是一种安慰心灵的方式，也是一种对内心感受的推动。写作和感受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感受是与生俱来的。我从小就对万事万物、大地四季的变化特别敏感。这种能力，应该是无法拷贝的。

记者：你的小说，总是由小人物的具体生活构成，即使是《伪满洲国》这样以一段历史为题材的长篇，也坚持“以日常生活去展现历史”。但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你并未放弃过去的风格，却讲述了鄂温克民族上百年的兴衰史。它触及的是民族文化的题材，也可以说是宏大题材，你是有意向宏大题材靠拢吗？这是不是你今后写作的一个方向？

迟子建：其实，我个人认为，《伪满洲国》才是宏大题材，而《额尔古纳河右岸》写的是一个弱小民族。很多读者写信告诉我，在这之前他们压根没听说过这个民族。我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题材，是因为我熟悉这个民族的一切。在我目睹的事实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某些文化和原始的东西正在丧失，一些有味道的东西被人以文明的名义扼杀掉了。因此，我特别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下来。在一百年的历史中，我感受到苍凉和悲凉。历史不是断裂的，一百年前的生活，依然还在延续下去，没有被割断。虽然它在现实中退缩，但历史和现实并没有严格地分割。评论家把它看作一个宏大题材，或许是一种误解。其实，一百年并不一定就宏大，而一天也可能是宏大的。正如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所说，我讲述的是这支部落式微的过程，而这本书是一首挽歌。

（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