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逆城市化逐步出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成为城市发展中的普遍现象。为逃离“城市病”控制下的城市，具有经济实力的富人最先走出城市，中产阶级紧随其后。城市附近的小城镇和农村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随之得到完善，经济拉动力随之产生。乡镇在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公共服务以及空间布局等方面缩小了与城市的差距。同时，对城市而言，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的流出则相应地放缓了城市发展速度，推动城市调整并优化其功能结构和空间结构，进而突出城市的产业优势。

——摘编自王宇冰、张丽莉《西方逆城市化实质及启示》

材料二   “逆城市化”并非西方所独有，中国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出现了此类现象。第一阶段“逆城市化”现象出现于1961—1977年。自1961年起，国家开始针对国民经济实施八字方针。城市人口吸纳能力降低，人口出现回流趋势。第二阶段“逆城市化”发生在1989—1991年。这一时期政府颁布了包括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强调农业发展等一系列措施，使得城市就业岗位缩减，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力下降，农民工被迫回流农村。第三阶段出现了以“非转农”“逸离北上广”“离城返乡”“移居村镇”“回乡投资创业”为代表的多种“逆域市化”现象。对于“逆城市化”的研究热点也相应转移到了其对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中小城镇的持续提振，以及振兴乡村，促进村镇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上。

——摘编自梅莹《中外“逆城市化”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