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从公安部交管局召开的全国视频会获悉，今年以来，全国公安交管部门严抓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现象治理，查处不礼让斑马线违法行为同比上升3.4倍，因不礼让斑马线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18%和9.3%。

    公安部数据显示近3年来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中，约9成是机动车未按规定让行导致。为进一步整顿城市交通秩序，公安部交管局要求各地创新管理举措。各地要安排民警、辅警在行人过街流量大和未设置交通信号灯的斑马线处执勤，适时组织执法小分队加强重点路段、路口整治，加大现场查纠力度。各地公安交管部门还要对非机动车道、人行横道及信号灯和标志标线进行全面排查整改，确保交通信号设施有效、科学、规范。

    公安交管部门还将联合其他相关部门一同参与，如会同交通运输等部门，组织公交车、出租车等车辆驾驶人带头遵守让行规定；会同文明办、团委等部门，动员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工作人员以及文明交通志愿者参加文明交通劝导和体验活动等。

    各地公安交管部门要认真分析本地斑马线管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坚持零容忍、全覆盖、严执法，像治理酒驾一样，深入推进不礼让斑马线治理，牵引城市交通秩序整体提升，带动市民文明素质和法治意识整体提升。

    （摘编自新华社《今年因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造成伤亡的事故同比下降》，有删改）

    材料二：

    从长沙市城区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事故辖区分布情况来看，岳麓区、雨花区、开福区事故数量最多，占全市城区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事故数的80%。

    从全市城区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事故时间分布情况来看，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事故高发时段为夜间18～24时；雨花区则为上午6～12时居多，其余时段分布较为平均。

    从全市城区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事故受害人年龄分布情况来看，除天心区外，其他区域，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事故受害人年龄以50岁以上居多。

    （摘编自红网综合《大数据告诉你“斑马线上的安全”有多重要》，有删改）

    材料三：

    江苏宿迁是一个地处苏北，在全国知名度并不高的地级市。然而，交通治理工作却走在了全国前列，甚至已经达到欧美发达国家水平，私家车礼让率高达90%以上。取得这样的成绩，根本原因就在于交管部门有着较强的责任意识，不断创新交通管理工作的新手段和新方法，对不礼让斑马线的行为严管重罚，从而使私家车主逐渐养成了礼让斑马线的文明习惯。

    （摘编自萍乡文明网《礼让斑马线不应“公”“私”有别》，有删改）

    材料四：

    礼让斑马线的本意是深化城区交通秩序整治，提高广大市民的交通法治观念和文明交通意识，让人人都可以享受秩序交通带来的好处。我们不该单单纠结于目前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应从自身做起，遵守秩序。对于交警来说，应对如何礼让行人有权威解读：对于司机来说，积极了解政策；对于行人来说，也不应有恃无恐，应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斑马线的文明需要保证司机与行人之间的平衡。对司机的违法行为坚决惩戒，同时对于行人的违法行为也绝不姑息。只有建立起车与人共同对规则的遵守和敬畏，心中都有了“火线”，才能真正实现斑马线文明。

（摘编自胶东在线《礼让斑马线彰显城市文明的一道独特风景线》，有删改）

横渠四句

冯友兰

    张载的四句话，我称之为“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简明地说出了人的特点，人之所以为人，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这四句中的那四个“为”字的主词，可能是张载本人，也可能是哲学家，也可能是哲学。无论如何，从一般人的观点看，第一句“为天地立心”很费解。其实，并不费解。宋朝有一个无名诗人，在客店的墙上题了两句诗：“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这是以孔子为人类的代表。他应当说：“天若不生人，万古长如夜。”在一个没有人的世界中，如月球，虽然也有山河大地，但没有人了解，没有人赏识，这就是“长如夜”。自从人类登上月球，它的山河大地被了解，被赏识。万古的月球，好像开了一盏明灯，这就不是“长如夜”了。地球和其他星球的情况，也是如此。地球上的山河大地是自然的产物，历史文化则是人的创造。人在创造历史文化的时候，他就为天地“立心”了。人所立之“心”，是宇宙“底”（所有格）心，不是宇宙“的”（形容词）心。

    第二句是“为生民立命”。“立命”二字，在儒家经典中，初见于《孟子》。孟子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儒家所谓“命”，是指人在宇宙间所遭遇的幸或不幸，认为这是人所不能自主的。信宗教的人，于不能自主之中，要求一个“主”。信基督教的人遇见不能自决的事，就祷告“上帝”，求他的“主”帮助他决定。祈祷以后，他自己再作决定。即使这个决定还是以前的决定，他也认为这是他的“主”替他作的决定。儒家指出，不需要这个“主”。人在宇宙间所遇到的幸或不幸，是个人的力量所不能控制的。既然个人不能控制，那就顺其自然，而只做个人所应该做的事。这就是“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人的精神境界达到这样的高度，宗教对于他就失去作用了。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其实，真能代替宗教的是哲学。

    第三、四句都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事。对于禽兽，只有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也无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最合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的人，儒家称为“圣人”。儒家认为，圣人最宜于做社会最高统治者，因为他是廓然大公。柏拉图认为，在他的理想社会中，最合适的统治者是哲学家，即把哲学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的所谓“哲学王”。儒家也认为，有圣人之德者，才宜于居最高统治者之位，这就是所谓“圣王”。《庄子·天下》认为，最高的学问是“内圣外王之道”，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哲学。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者利用这个传统的说法欺骗人民。照他们的解释，不是圣人最宜于为王，而是为王者必定是圣人。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关统治者的事都称为“圣”。皇帝的名字称为“圣讳”，皇帝的命令称为“圣旨”，甚至于皇帝的身体也称为“圣躬”。

    欺骗终究是欺骗，没有人信以为真。在中国哲学史中，从孟子起，就把政治分为两种：一种名为“王”，一种名为“霸”。王者“以德服人”，霸者“以力服人”。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用武力征服来建立和维持其统治的，这些都是霸。至于以德服人的，则还没有。宋明以来，道学和反道学的“王霸之辨”，其根本的分歧就在于此。 

    照我的了解，圣人之所以为圣，全在于他的最高精神境界。

    中国哲学的传统认为最宜于为王的人是圣人，因为有圣人之德的人是大公无私的。程颢说：“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程氏文集》卷二）大公无私，只有最高精神境界的人才能如此。所以，只有圣人才最宜于为王。这就是“内圣外王”之道的真正意义。

【注释】张载（1020－1077），北宋哲学家。字子厚。凤翔郿县（属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世称横渠先生。

材料一：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校园欺凌案件被曝光。施暴者手段之恶劣、残忍常常令人瞠目。校园欺凌对未成年受害者造成的心理阴影甚至会影响其一生。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22名学生进行了调查。

    “有不少欺凌事件是发生在课间、校外，不在老师的视线内。受欺负的学生跑到老师那里告状，老师还经常认为是孩子间正常的嬉戏打闹，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北京市初二学生蒋琴（化名）认为，欺凌事件如果没得到及时严肃的处理，就容易发展得越来越恶劣。她向记者讲述，初一时，她班上有个女同学长得黑，被男生取了各种各样的外号。到了课间，几个男生经常围着这个女生坐一圈，一起取笑她。后来该女生就不爱讲话了。

    “被欺凌的同学往往不敢把事情告诉家长。”河北省某中学初三学生张凯波认为，用口头批评教育的方式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收效甚微。“对于老师、家长讲的大道理，实施欺凌的学生往往已经‘免疫’了。处理力度不够，会导致他们之后越来越放纵，变本加厉。”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防治校园欺凌68.3%受访者希望学校或社区定期与家长沟通》）

材料二：

    说到底，频发的校园霸凌事件显示了儿童社会化进程中某一环节的缺失，对此，父母难辞其咎。他们一方面热衷于发嗲、装嫩，拒绝让孩子成长、断奶，另一方面又笃信圆滑市侩、强权即公理、摆平即水平。他们从小就对孩子诱之以利，而不是晓之以理，道破利害而不是申明原则。他们追求华而不实的表象，早早地把孩子训练出流利的成人腔，却丝毫不懂得尊重他人。这种看似离谱的错乱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家庭教育失败导致的校园霸凌事件，很多最终只能以“力争达到多方认可的结果”为结局。

    一个大学生，其人格的养成和性情的塑型差不多已完成。大学的思想工作做得再好，也替代不了中小学在未成年人品德培育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那是从源头的疏浚与治理，也涉及更多教育主体的协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的学生德育和心理疏导工作，应当得到全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校园霸凌：被娇纵的“邪恶宝宝”》）

材料三：

美国学校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教育学生如何应对“school bullying”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校园霸凌中校方责任刍议》）

    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世族作为地方精英的身份也在发生转变。在传统时代，他们主要被称为与科举功名相关联的“士绅”，主要活动是筹建善堂善会、义田义庄、会馆公所、书院义塾、编修方志等。到了清末新政以后，文化世族又参与地方自治、地方商会、新式学堂教育等活动，科举的废除，实业救国的倡导，使得传统以科举功名确定的士绅身份，逐渐蜕变为以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为评价标准的绅商，他们在社会活动中有很大的话语权。

    清末废除科举，不仅动摇了传统社会结构的根基，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的人才标准与教育方向，儒学首次遭遇全面危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成为时代的号角。在这一历史的转折过程中，文化世族改变了自己的教育方向，不少科举世家转变为新式教育制度下的院士、教授、工程师世家，如苏州著名的大阜潘氏就是如此。此外，随着清末以来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与改革，家庭内部平等与重视个体的观念也逐渐成为世人的追求，由此也带来传统家庭教育中“严父慈母”身份与形象的一些变化，这在川沙黄氏家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逐渐取代苏州成为江南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其文化的多元性与国际化程度都是传统城市苏州所无法比拟的。一些头脑较为灵活的世族子弟也与时俱进，进入国际化的上海大都市。在这里，这些世家子弟不仅获得了谋生的机会，而且同时在上海调适自身，逐渐适应上海生活，从苏州吴湖帆在上海的生活与交游就可以看出苏州人对上海的倾慕。当然，苏州人始终没有抛弃故里的家族血缘网络与文化传统，他们往返于苏州和上海之间，并在新的都市空间建立起地缘性的同乡组织，以增强其在大都市的生存竞争能力。

    传统时代的文化世族，除了应举考试而必须掌握儒家经学之外，大多在文史艺术等领域各有专长，许多家族如吴江叶氏的诗学、沈氏的戏剧等，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军者，往往形成某种学术流派。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特别是清末新政以后，立足传统而融汇西学的“新学”，开始成为许多思想家和有见识的学者所积极追求的方向，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这一求新求变思潮发展的升级版。

    在这种广泛的文化求新的思潮中，文化世族在继承家学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积极吸纳新观念，从而开创出新的局面。这样，文化世族也在迅速转型蜕变，大多发展为新式的专业科技世家，也有少数人子承父业，世代书香，但就家族群体而言，传统的文化世族逐渐消逝。这种消逝主要表现在外在的家族组织衰落和内在的家族精神衰退，即世族的社会担当意识逐渐淡化乃至消失。

    （摘编自徐茂明《文化世族在社会变迁中转型》）

    ①中医药为中华民族健康繁衍生息和文化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传统医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在与疫病斗争的实践中，中医药防疫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逐步形成和完善。早在秦汉时期，《黄帝内经》就系统论述了疾病预防理论，在战国时期就已设有与清洁卫生有关的官职和除害防疫的专职人员，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通过消毒来防治疫病传播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在治疗乙脑、麻风、甲型H1N1流感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时，中医药疗法在减轻发热症状、控制病情进展等方面成效明显，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

    ②中医药在历史发展中取得重大成就，不仅守护了中华民族的健康，也对全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明、清时期发明的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是医学接种免疫预防的先驱，曾传播到西方并产生很大影响，为全球最终消灭天花作出了贡献。青蒿素的发现也是从中医药典籍中获得灵感，已经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③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中，中医药显示了明显疗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超过7.4万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这一突出成效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

    ④积极推动中医药在传承创新中发扬光大。中医学与西医学的研究方法及理论体系差别很大，治疗疾病各具特点、各有优势。中医学的研究方法蕴含着系统论，主要以整体为着眼点，多以定性观察为手段，一般采用综合的方法进行辨证论治；西医学的研究方法体现着还原论，主要以局部为着眼点，多以定量实验为手段，一般采用分析的方法进行辨病论治。可以说，中医和西医是人类医学之树上生长出来的两个枝繁叶茂的分枝。中医药的整体观和系统观极大丰富了现代医学的内涵，二者的结合应用极大提高了疾病临床治疗效果，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与推广。

    ⑤尊重中医药理论，加强现代科学研究。充分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深入梳理总结中医药学术思想，从更高、更深的层次探讨中医药辨证论治的精髓，更好发挥中医药学整体综合的原创优势。既要把握传统理论与经典，又要坚持守正创新。

    ⑥坚持中西医并重，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与特色。将传统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有机结合，推动中西医学相互促进、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在重大疑难疾病防治中有针对性地发挥各自优势、结合二者长处。

    ⑦坚定文化自信，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加大对中医药文化宣传推广力度，保护中医文化内核，促进人们对中医药提高认识、加强应用，坚定树立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这一文化自信。

    ⑧坚持开放共享，积极推动中医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更大作用。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中医药防控、治疗新冠肺炎的中国方案，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加强中医药学与世界医学的沟通和交流，突出中医药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优势，提升对话能力与解释能力，促进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强中医药国际合作。

（摘编自《让中医药为维护人类健康发挥更大作用》，《人民日报》2020年05月14日）

材料一：

前几天，无人驾驶出租车“萝卜快跑”在武汉大面积铺开，凭借着超低价和新奇感，吸引了不少人体验。但很快，不少武汉人戏称它为“苕萝卜”。

只见一辆打着双闪的“萝卜快跑”在马路中间一动不动，定睛一看，“硬控”它的居然是一条躺在路上的绿色编织袋。面对这个障碍物，“萝卜快跑”一副束手无策的样子，也不会绕开它，就傻乎乎地停在编织袋前方。最终还是一位看不下去的路人大爷将袋子拿走，“萝卜快跑”终于才敢动弹。

有时候路上没有障碍物，但是路况略微复杂，“萝卜快跑”也是立马“智商不够用”了。比如在早高峰的滚滚车流里，一辆想要变道来接乘客但又不敢的“萝卜快跑”，只得在原地等待 在汽车堆里显得弱小可怜又无助。

面对川流不息的行人和其他车辆，“萝卜快跑”直接“判断”前方没有前进的空间，然后也不管这是哪儿，停车会不会造成拥堵，直接趴在马路上乖乖等待。一辆“萝卜快跑”在路口一直“礼让”了10辆来车，才抓住机会继续开动。就连旁边没什么车，只是偶然遇到了自家兄弟，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小挪一点后直接一同停下，把“有礼貌”三个大字写在了脑门上。

但有时候，“遇到问题就停下来”的“萝卜快跑”又一副莽汉的样子，哪怕前面是几乎淹没车轮的积水，“萝卜快跑”也照开不误。

此外，“苕萝卜”把“遵守规则”刻在了DNA里。比如，非要等到自己的乘客不可，哪怕后面堵车成长龙，“萝卜快跑”也不会挪动一下。再比如，说好了要给你送到目的地，那差一米都不行。有位乘客表示，自己原本准备在目的地马路对面下车，然后再走两步就到了，“萝卜快跑”却依旧坚持走到下一个十字路口，再掉头，誓要将乘客严谨地送到目的地。中途下车？ 不可能的。

(摘编自《无人驾驶汽车为什么被武汉人叫做“苕萝卜”？》)

材料二：

注： Level，简写为L。如Level0简称为L0，以此类推

(资料来源：国际自动机工程师学会)

材料三：

自动驾驶的实现，目前主要有两种技术路径。一种是以激光雷达为核心的融合感知路线，另一种是纯视觉感知路线。两种技术路线，主要就是从环境感知方面做的划分，这个环节是决策和执行的基础。

融合感知路线，这是目前国内车企实现自动驾驶的主要方式。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装载高清摄像头、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传感器，收集车辆周边信息，再配合高精度地图，做出决策。这种路线，优点十分明显：几种传感器相互配合补充，发挥各自“特长”，数据来源十分多样，这让最终感知结果更加稳定可靠，决策也会更加准确。比如，摄像头可以提供丰富的视觉细节，而激光雷达可以提供精准的距离、速度数据，还能保证夜间、大雾雨雪天等恶劣天气下的识别效率，弥补摄像头的不足。这种技术路线，最大的缺点就是贵——高精度地图和激光雷达，都需要高额投入。

专业绘制高精度地图的车辆携带的各类传感器价值不菲，平均采集成本约为1000元/公里。据悉，某公司在上海市采集了两三年的高精度地图，也只覆盖了2.2万公里，而覆盖全上海需要采集3.6万公里。此外，城市道路天天在变，有时候今天采集完数据，明天就要改，地图需持续维护才能“保鲜”。与此同时，从国家安全角度，政府也只允许厂商每隔几个月刷新一次，还要经历漫长的审核，这让高精度地图很难广泛使用。

纯视觉路线聚焦一个“纯”字——只使用摄像头来感知环境。这意味着从认识物体，到测算距离、速度等一切环境信息，都需要靠摄像头来完成。想走这条路线并非易事，车端和云端算力、算法都非常重要，因为系统要处理大量图像、视频信息，处理光缆突迎关注微信燃烧手他褐冲刺悬维驿站多的二维图片转化为三维物体，从而感知速度和距离，这些都是使用激光雷达很容易处理的问题。这个方案，其实是在模仿人的驾驶习惯：只要是眼睛(摄像头)能够看到的东西，系统就能够识别其中的信息，进而做出正确判断。想要识别得更加准确，就需要自动驾驶系统不断学习并优化驾驶决策，海量数据在这个过程中至关重要。

相较于融合方案，纯视觉感知路线最大优势就是成本更低，更有利于市场大范围推广。纯视觉路线缺陷也较明显，由于摄像头采集到的原始数据是二维图像，不包括距离、速度，车辆仅靠这些信息容易出现误判。在融合感知路线中，即使一个传感器失败或被干扰，其他传感器仍能提供关键数据，而纯视觉感知路线在摄像头遇到失效、被污染等状况时，缺乏同等级备份选项，可能会影响整体系统的可靠性。

(摘编自《杭州太动作！ 无人驾驶还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