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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中国是世界上较早使用、生产和输入香料的国家之一。 由于中国仅能生产麝香、 肉桂等部分香料，因此从汉代开始，所需的大量香料就从阿拉伯、非洲等地区进口。至唐代，香料在医药领域和日常生活中获得更为广泛的使用。唐代从域外输入的香药更多，其中相当部分来自大食(阿拉伯) 地区。与此同时，沉香等中国特色的香料也对外广泛输出。源源不断的香料船，使广州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市场之一。由于广州市舶税收数额相当大，已在唐代财政收入中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包括香料在内的诸多来自阿拉伯等地区的货物已逐渐成为唐政府不得不进口的特需商品，进一步刺激了中阿间香料等互补性商品贸易的发展。

——摘编自景兆玺《唐朝与阿拉伯帝国海路香料贸易初探》

材料二 玄奘(602—664)，为寻求准确的佛经文本，西行“求法”，历经艰辛，十余年中，行程数万里，游历百余国。回国后，他译出佛经1300多卷，精炼而准确。由他口授而成的《大唐西域记》一书，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典籍。

鉴真(688—763)，深明佛学，50余岁时，受日本请座使邀请，发愿东渡。他排除千难万险，历时12年，经6次努力，最终到达日本。鉴真东渡，对日本的佛学、建筑、雕塑、医药、艺术乃至日常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据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等

材料一 唐幽州城中，实行了坊制。……到辽南京（燕京）时，据记述有“城中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名”。

其后到元代时，大都城的坊已不再存在封闭状态，都由若干条临近街巷组成一坊，完全是开放状态，街巷的名称也进而改称“胡同”，一直沿用到当代。

——摘编自吴建雍等《北京城市生活史》

材料二 法国经济重建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1946年成立了以让·莫尔梅特为首的委员会来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这就是我们知道的《规划》。这份规划与1948年美国人为法国提供经济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对于法国经济的重建同样重要。……法国共产党战时成为法国反抗运动的骨干力量。战后，法国共产党立即提出要求政治重建的工作。该党也成为战后法国联合政府的重要成员之一，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7年。随后，国内外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冷战”的出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创建、印度和中国的反殖民斗争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危机等，使法国共产党同其他政党分道扬镳。法国共产党的政治转变意味着巴黎人民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遭受了一系列罢工运动。法国共产党现在在巴黎市内和郊区都拥有强大的力量，巴黎城的这种动荡的战斗气息与其他城市相比更为强烈，运输和电力中心系统的罢工给巴黎及其郊区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

——摘编自（英）科林·琼斯《巴黎城市史》

材料三 进入千禧年后，纽约的磁力依旧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数十万计的移民，他们反过来为这座城市注入自己的能量和活力。城市文化产业及相关机构的强大实力，知识领域周期性更新所维持的高度都昭示着大都市的未来。纽约压缩了多元的文化和资本，又能时时将之爆发出来。21世纪的契机就在于此：一方面来自经济的实力、增长和弹性之间的压力，另一方面来自或积极追求或无可容忍的文化多元性。

——据（法）弗朗索瓦·维耶《纽约史》整理

材料一   唐朝时，日本、朝鲜来华的遣唐使，通过贡赐关系与中国建立了变相的官方贸易往来。海 上民间贸易也日益发展。唐朝地理学家贾耽说，中国海船从广州经南海到波斯湾的巴士拉港，全程 需三个月。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以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为首的东南亚地区、以天竺为首的南亚地 区、以大食为首的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宋朝的泉州商人李充，就曾“自置 船一只，携带各种丝绸和瓷器到日本贸易”。为了管理海上贸易，从宋朝开始专门设置了市舶司， 市舶司的收入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建炎二年（1128 年），市舶司的收入占国家总收 入的 20%，“江海求利，以资国用”成为两宋时期海外贸易的基本国策。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   隋唐以后，陆上丝绸之路日益阻塞，海上运输逐渐兴盛。宋朝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有通往日 本、朝鲜等地的东海航线，还有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东北非洲等地的南海航线。但从明中 期开始，海上丝绸之路由盛转衰。虽然在清朝经历了短暂的复兴，却又不得不面对闭关锁国等政策 并逐渐陷入了最低谷。这一时期出口的商品仍以茶叶、丝绸、土布和瓷器等为主。 

——摘编自张诗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流》 

材料三   古代中国处于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明清时期，面对近代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统治 者坚持把贸易归入朝贡体系，如明朝规定“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对他们携带的货物，“皆倍 偿其价”。于是各国纷纷来“贡”，导致“岁时颁赐，库藏为虚”。但是，在朝贡贸易中，中国政 府并不是无所要求，更不是不讲回报，而是政治动机大于经济目的，力图造就“四海宾服，八方来 仪”的宏大场面。 

——摘编自齐涛《朝贡外交与朝贡贸易》 

材料一   唐朝沿用隋制，在西北边境继续设互市监掌管陆路贸易，太宗贞观六年（632年），改隋交市监为互市监。《唐六典》“诸市互监”云：“诸互市监各掌诸蕃交易之事”，唐代互市监的品级相对于隋代大大提高。还规定，“诸官私互市，唯得用帛练、蕃彩，自外并不得交易。……若善人须籴粮食者，监司斟酌须数，与州司相知，听百姓将物就互市所交易。”

——摘编自李叶宏、惠建利《唐代“互市”法律制度探析》

材料二   公元977年，北宋于镇州、易州、雄州、霸州和沧州等州“各置榷场”，辽于琢州新城、振武军和朔州城南置榷场，进行官方贸易。后因范阳之战，罢互市。公元988年宋太宗下诏：“幽蓟之民，皆吾赤子，宜许边疆互相市易。自今缘边戍兵，不得辄恣侵略。”但不久又罢。公元1002年，应契丹之请，恢复互市，置场于雄州。“澶渊之盟”后，双方达成协议，在河北沿边陆续开放榷场。……由朝廷派官员专管，并由当地通判兼管其事，后又终仁宗、英宗两朝。从双方交换的物品来看，宋输出的主要品种有香药、犀角、象牙、茶叶、缯帛、漆器、瓷器、粳糯和书籍等。辽输出的物品有羊、马、橐驼、银钱、布等，羊是其中的大宗货物。宋方严禁私市硫磺、焰硝、卢甘石、水银丹漆，或“堪造军器物”以及直接影响国计民生的盐、米等项。辽国也同样如此，特别禁止向宋输出马匹。

——摘编自王晓燕《论宋与辽、夏、金的榷场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