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酝酿于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至秦统一，已经转化为现实，大一统思想也体现在边疆治理思想上。但在汉初，对秦的边疆治理思想多持批判态度。例如，陆贾提出，“故治外者必调内，平远者必正近”，其意指休养生息，边疆无为。源自《公羊传》的“王者无外”思想因董仲舒的推崇受到汉武帝重视，使其破除“夷夏之防”观念，把生活于边疆的民族纳入到王化的范围之内。元帝以后随着儒生大批登上政治舞台，经学极盛时代的开启，回到夷夏之防的趋势已经日益明显。

材料二 两汉在西北方累年作战，为妥善安置“四夷”，先后设置安定、天水、上郡、西河、五原、金城、张掖等属国，此后属国制度逐渐从西北边塞扩展至东北、西南方向。属国对归附民族进行集中管理，保留其原有的社会组织，这些属国至东汉时期已陆续郡县化。此外，针对西域与东北的边疆实际情况，两汉时期设置了西域都护、长使、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以及使匈奴中郎将等特定的边疆管理机构和职官。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卜宪群《秦汉边疆治理思想的演进历程、实践经验与教训》

材料：

秦汉之政“盖嬴政称皇帝之年，实前此二千数百年之结局，亦为后此二千数百年之起点，不可谓非历史一大关键。惟秦虽有经营统一之功，而未能尽行其规划一统之策。凡秦之政，皆待汉行之。秦人启其端，汉人竟其绪。”

材料  王国维重视西北史地和民族史研究，而且善于利用考古发现新资料，借鉴外国东方学家成果，运用严密的科学方法，成就大大超过前辈。王国维早先就十分注意搜集整理蒙元史史料，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用很多精力从事校勘、注释，完成了《蒙鞑备录笺证》等，为后来学者提供了重要史料的完善校本，对诸书所载人物、地理、史事、年代、制度、风俗等都有精辟的考释。

陈寅恪自幼接受中、西学教育，通晓梵文、中亚古文字和多种东西方语言，在隋唐史、宗教史、西北民族史、敦煌学、古代语言与文学等许多领域都有重要贡献。其研究《蒙古源流》等四篇论文，以蒙、满、汉文诸本对校，旁征博引大量汉、藏、蒙文资料相考证，纯熟运用审音勘同方法考释，甚多发明。陈寅恪的蒙元著述不多，但足以作为我国蒙元史研究开始进入以直接利用多种文字史料运用等特征的新时期标志。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根据材料，概括王国维和陈寅恪作为历史学家的共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史学研究的原则。

材料一

图2 秦汉时期西南部族分布示意图（局部）

——摘编自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材料二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加强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公路交通建设，修筑了川滇东路、川滇西路、川中公路、川康公路和从重庆到汉中的汉渝公路。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国民政府规划建设西南地区公路网，旨在联通湘、粤、桂、川、贵、滇各省，至1941年底，新修筑公路累计达5000余公里。国际交通方面，在西南修建桂越、滇越、滇缅、中印等交通线路。

——摘编自步平、王建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等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把发展民族地区公路、铁路、航空等交通运输业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譬如，在公路建设方面，经过几年艰苦的修筑，世界闻名的康（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于1954年12月同时通车，“所有这些，都是西藏破天荒的大好事”。

——摘编自瞿晓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地区民生建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