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在中国遭到冷遇乃至唾弃的书，在日本却成为畅销书，人们竞相阅读﹣﹣100多年前《海国图志》的命运，为中日两国此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海国图志》由魏源在1842年著成。这一年对中国意义深远：鸦片战争战败，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国门洞开。进士出身的魏源很早就产生了改革内政的经世思想，鸦片战争的溃败，更使他深刻认识到了解西方的紧迫性，于是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经世目标，转而走上了“师夷”的道路。

    照理说，《海国图志》在这样一个败世颓局中出现，应该引起很大反响才是。该书的宗旨是让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正为当时寻求救国大计的人打开了了解西方的窗口，理应畅销走俏。

    然而，历史却一波三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雷颐评价称，在当时，愚昧排外，“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观念主宰着“世道人心”，由于为“夷”所败，不要说“师夷”，连谈海外之事都成为禁忌。但《海国图志》却并未就此埋没。历史的吊诡，使它在一衣带水的日本，激起了一场巨浪。

    由于在国内无人问津，当时有些书商开始尝试在邻国日本打开这本书的市场。到1859年，同样一部书的价格涨了近3倍。《海国图志》在日本迅速畅销，成为日本官员和学者共同研读的一部“有用之书”。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日本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利用《海国图志》提供的世界知识，结合日本实际，提出了维新改革主张，拉开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序幕。据雷颐介绍，2011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中日交流与中日关系历史考察学术研讨会”上，日本学者落合弘树在其学术报告《明治维新与中国﹣﹣幕府维新的日本和中国》中明确指出“以图独立的佐久间象山‘和魂洋才’的想法，大部分是从魏源的《海国图志》中得来的”，充分肯定了《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贡献。

    《海国图志》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命运不禁让人感叹。而对出版物和以出版物为载体的思想的态度之差别，为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差异埋下了伏笔。

    在雷颐看来，中国自古就是东亚文化的中心，对周边的国家有着强烈的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这也造就了千百年来国人传统意识中的文化优越感，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包袱。由此，当长期处于文化优势地位的中国第一次遭遇西方文化的冲撞时，优越已久的国人习惯性地将西方列强视为蛮夷之邦，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化的先进性，“师夷”便成为无稽之谈。同样的，在以后的每一次变革中，妄自尊大、盲目排外的清政府坐拥着华夏正统文化这个巨大的包袱，让每一次文化的对接交融都变为惯性抵触，让每一次的迈步前行都变得步履维艰，一次次地失去变革时机，最终让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边缘化的一个落后国家。

    相对而言，日本的文化包袱没有中国那么重。目睹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后，一向对中国文化项礼膜拜的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也意识到了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必要性。所以当19世纪中期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时，日本果断地接受当时更为先进的西方文化，在变革中一路崛起。

（选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研究人员称，关于抗氧化物的功效有许多令人屏息的新闻、食品包装上注明的显著效果和似乎相互矛盾的研究结论，所以这些都助长了抗氧化物包治百病的错误观念，对健康可能弊大于利。相反，专家建议人们关注膳食平衡、适度和多样化，把植物化学、黄烷醇和酚酸交给科学家来研究。

    专家认为，抗氧化物不是不重要，人们也应该吃含有抗氧化物的食物。但对抗氧化物的作用机理所知甚少，不能证明专门进食某种抗氧化物或食物的有效性。无数的食物都含有抗氧化物，富含抗氧化物的食物似乎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自由基等物质的危害。但这种功效是源自抗氧化物本身，还是源自食物整体及其中抗氧化物和其他营养成分互相作用的方式仍不得而知。波士顿的布里格姆妇科医院医学教授霍华德•塞索称，有证据日益显示后者才是抗氧化物发挥作用的渠道。这意味着饮食方式很重要，而食用特定食物或抗氧化物补充剂则未必有效。比如，研究已经发现β-胡萝卜素有助于预防心脏病和癌症，但单独服用β-胡萝卜素营养品的研究效果大多令人失望。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某种抗氧化物要比另一种更有效。摄入量的大小会否导致功效差异也不得而知。制造商常吹嘘自己产品中抗氧化物的含量。但研究还没有确认抗氧化物的量越大效果就越好，也没有确认身体能否吸收大多数食物中的抗氧化物含量。

    伊利诺伊大学内科医学教授约翰•厄尔德曼说，健康的饮食就像健康的投资组合，应当让食物多样化。食用各种各样的果蔬全谷食品才能保证最佳的营养组合。吃大量的蓝莓或许没有太大害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大量食用所有富含抗氧化物的食物都无害。比如，果汁和酒精中的卡路里会很快聚集起来，肥胖会抵消掉即便是最健康的食品的益处。

    新石器时代中国所在的东亚大陆野马广为散布，曾为原始人类猎取为食。距今7000年至4500年前，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首先将野马驯化为家马，并渐次传入中原农耕区，晚商以后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马的遗骸越来越多，如河南安阳殷墟与山东临淄春秋时期大型马葬遗址。

    马匹作为重要的驼畜，春秋以前在中原主要用于牵引战车，赵武灵王向匈奴学习“胡服骑射”之后，更多地用于骑乘。由于自然条件所限，中原农耕区繁衍的马匹不但从数量上不能满足需要，且品种易退化，因此需从临近的蒙古高原输入。蒙古马，是世界上较为古老的马种之一，体格不大，但身躯祖壮，四脚坚实，耐力好，能够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生存。

    汉武帝时，为对抗匈奴，派张骞出使大月氏。张骞路过大宛，了解到当地最为出名的物产是骏马。这种马与中原习见的蒙古马差异明显，身长体高，速度耐力兼备，是极为优良的战马。汉使看到这种马前膊流出的汗水中有血，感到奇怪，汉郊祀歌描写道“霑赤汗，沫流赭”，便以“汗血马”名之，又称“天马”。汉武帝为求“天马”，数次向大宛遣使，而大宛不仅不答应，且杀害汉使，引起汉将李广利两次率军征讨，最终如愿荻上等良马数十匹，中等以下的雌雄马3000余匹而归。

    汗血马的引进数量毕有限，而以良种西城名马与蒙古土种马杂交可使后代改良性状。汉以后，汗血马仍然不断输入中原。

    蒙元是城外良马进入中原的另一个重要时代。由于蒙古帝国地跨亚欧大陆，其西北与中欧相接，西南临地中海，因此元代对遥远地域的良马有了更多认识，知道除了中亚的汗血马(即阿鲁骨马/小西马)以外，还有产于阿拉伯与地中海地区更好的脱必察马，即“大西马”，由于看惯矮小蒙古马的蒙元族非常珍视“西马”，有些回回商人投其所好，远赴西亚购取，花费巨大。元仁宗即位之初，监察御使哈散沙因此奏请禁止，得到仁宗的批准。但实际上，延祐七年(1320年)仁宗去世后，察合台兀鲁思汗怯别每年都数次遣使进西马等方物，元亦给以年例或回赐，其中仅泰定二年(1325年)一次就赐钞4万锭。

    古代中国兼有东亚大陆的农耕区及与之毗邻的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所驯化的马匹不仅是古代亚欧人跋山涉水长途往来的主要载畜，它本身也是丝路沿线各族人民之间互通有无的重要交换物。

（选自《古代东西方交流中的马匹》，有删减)

金庸小说的武与侠

新垣平

    ①金庸辞世之后，各大媒体纷纷发文纪念，除寄托哀思外，更带有“盖棺论定”的意味。耐人寻味的是，许多文章的重点都强调，金庸除去武侠小说之外，还是卓越的报业大亨、政论家，以及参与起草《基本法》、与许多政要交好等事迹。强调这些成就自然无可厚非，不过其中也隐隐有“金庸可不止是写武侠的”的言外之意。这种潜台词彰显出，对于如何评价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金庸现象”，人们仍然感到困惑不定。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武侠小说的创作和流传，即便金庸其他方面的成就再翻几倍，影响力也绝达不到今天的一成。

    ②金庸本人在访谈中有一个说法：“武侠小说的精神是‘侠’字而不是‘武’字，‘侠’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人家主持正义。”这段话传播很广，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以此而论，武侠是传播一种道德精神，自然于国于民有重要意义，所以武侠小说较为高雅的叫法就是“侠义小说”，而低俗的称呼是“武打小说”。

    ③不过对一种文学本质与功能的看法，并不会因为作家本人曾说过而更加合理。把脱离了“武”的“侠”当成武侠的基石有很多说不过去的逻辑。当年韩非子就说过“侠以武犯禁”，脱离了起码的武力，侠客和一般的好人、热心人的区别就不大了。这些人自然也十分值得学习和效仿，但小说读者显然不是为了看这些。

    ④事实上，金庸小说中的主角，也并非都可以归为一般认知的“侠”，哪怕是有“武”的“侠”。早期的陈家洛、郭靖等人，还多少是按侠客的形象塑造的，有许多为国为民的光彩事迹。到了“神雕侠”杨过，虽然也有些侠义之举，但重点刻画的却是其冲突激烈、爱恨交织的个人情感生涯，后来的张无忌、令狐冲等人，虽然武功天下无敌，却也并不是“侠之大者”。可算是大侠的萧峰，也有不少侠士绝对不应该有的杀戮之罪。到了韦小宝就更不用说了，虽然也讲义气，但和行侠仗义怎么也沾不上边。按照陈墨等金庸学者的研究，在金庸小说发展中有着非常显著的“侠”的退隐现象。虽然金庸作品中显然有着对侠文化的温情，但最终却走向了《堂吉诃德》式的结尾，这使得金庸小说具有了超越弘扬侠义精神这一目标的、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更深远反思。譬如，在日月神教和左冷禅之类庞大森严的江湖势力之下，还有可能出现真正的侠客吗？

    ⑤然而从另一方面讲，金庸以及许多人对“武”这一面的忽略也是有问题的。金庸等人的认识可能受到时代的限制，而没有找到理解“武”的适当模式。“武”如果只能解释为暴力，顶多是夸张的暴力，那么武侠小说自然是宣扬以暴易暴，怎么看都矮人一头。不过今天的读者理应看得更清楚，武侠之“武”，至少在新武侠以后，事实上已经从相对写实的《水浒》式武技，演变成了独具特色的东方奇幻。金庸本人所发明或发扬光大的一系列以内力为根基的“武学”——内功的运行、转移、远程攻击、防御、速度加成等等，已经远远超出了现实的基础，而成为一种奇幻的设定。毋庸讳言，读者喜爱的首先也是这些神奇瑰丽的场面和效果，而非深层的人性与社会反思。

    ⑥可能会有人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稀奇，就是八九流的写手也在写，怎么没金庸的地位？因为同样是写，功力却大有不同，给人的阅读体验也天差地远。

    ⑦《雪山飞狐》有一段曹云奇、殷吉、阮士中三人较量轻功的描写，非常值得读。这个桥段和主体情节没有太大关系，对轻功的描写也没有高来高去的玄虚，而是贴近常人跑步、跳高的体验，自然给人现实可信之感，而人物各自的性格、身份和钩心斗角的关系，也天衣无缝地融入了这一段轻功描写中。

    ⑧金庸武侠的出色之处，正在于建构出了一个想象奇崛又极具真实感的幻想世界。这一重意义，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中是经常被忽略的。不过随着《魔戒》《冰与火之歌》等国外顶尖幻想小说的引进，我们能够并更应该从这层意义上去认识金庸武侠的内涵及其美学意义。

    ⑨即便金庸去世，这个幻想世界仍将存在于亿万人的脑海中，或许这才是他留给后人最重要的遗产。

（选自《南方周末》2018年11月15日，有删改）

人工智能，“向后看”也很美

    当今世界，技术的指数级增长让人们的生活日新月异，追逐流行与新潮似乎已成为人类的本能。在这种趋势下，一些传统手工艺受到冷落，甚至面临存亡挑战。如何让“慢工出细活”的匠人技艺不被“快节奏”的时代浪潮所淹没？人工智能为传统技艺的延续提供了一种新选择。

    据报道，日本总务省自2019财年启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和保存传统手工艺的试点研究。通过在匠人手腕上安装传感器，对手指和手腕等动作的数据进行收集，并利用摄像机拍摄作业过程等方式提取必要信息，匠人的手工制作实现数据化，之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分析，整理成影像资料和救材。该项研究有望为匠人技艺的传承留下希望的“火种”。

    先进技术与传统技艺的融合，带来的是更美好的未来。每一种技艺都承载着特定的时代记忆，凝萃着人类智慧的结晶。每一项具有突破性的科技成果，都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底色。从这个意义上讲，技艺的传承不仅让“术”继续造福后代，更令文化生生不息。正是因为在传统基础上的创造，人类的技术创新才能不断攀登高峰。突破未来技术奇点的灵感，很有可能就蕴藏在不甚起眼的传统经验中。

    从古老卷轴设计中汲取灵感，加拿大女王大学的科学家制造出了世界首款可卷曲触屏平板电脑，把柔性设备技术推向了全新领域；受千变万化的折纸启发，哈佛大学威斯研究所的科学家发明了旋转驱动十二面体海洋生物采样器，解决了软体动物不易安全捕捉的难题。当前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更是与基于海量数据之上的“深度学习”分不开。

    韩国棋手李世石与“阿尔法狗”的人机围棋大战还没有从大众的记忆里褪去，但“深度思维”公司新研发的人工智能“阿尔法零”，在自学8小时后即可击败“阿尔法狗”。人工智能与传承几千年的围棋技巧结合，其轰动世界的效应引发深刻思考。

    美国斯坦福大学2016年9月发布《人工智能100年》报告指出，未来15年，人工智能长足大发展将取决于能否促进人文关怀、增强社会理解并获得政府信任。在这些方面，向后看，关注人类传统文化精髓，人工智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庞大的数据存储和信息处理功能，图像识别、语音交互、全息影像等一系列前沿技术，能够打破时间与空间的维度，甚至跨越因地域、语言、民族等限制而造成的理解与交流的鸿沟。

    被大火付之一炬的巴西国家博物馆有望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得到数字化复原；通过智能聊天机器人“敦煌小冰”，历史迷们能实时收到定制推送的敦煌文化信息；利用人工智能的数据挖掘技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科学家内罗·克里斯蒂亚尼尼分析了1800年至1950年间的3500万篇英国地区新闻报道中的286亿词汇，发现了历史学家用传统方法无法找到的历史事件。

    “向前看”的技术革新固然重要，“向后看”的人文情怀同样可贵。与历史和传统相碰撞、相融合，不仅能让人工智能闪耀人文的光泽，也能为其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秩序的一种原初想象，“天下主义”是以“天下”理念为核心，由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的世界秩序、价值规范与理想人格构成的思想体系。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之下，中国文化理念和文化战略的自觉自信体现的正是“天下主义”的精神内核。

文化自信首先是一种“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的自信。《道德经》有云：“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天下”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思维尺度，是一个最宏大、最完备的分析单位，具有最广阔的容纳力。面对差异性的多元文化格局，西方文化多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文化视域限于国家、民族内部，虽然也有关于世界的思考，比如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等，但其思考方式是“以国家观世界”，与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和尺度不同。中国文化的“天下”蕴含了“天下无外”的理想，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在世界内部是平等共存的；中国文化依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路，从“身-家-国”逻辑同构的角度，最终达到“天下大同”的境界。与西方文化相较，“天下”的世界观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的自信。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伦理型文化，梁漱溟认为“中国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中国文化重视家庭生活，整个社会关系是依照家庭关系推广发挥的。“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实质上是一种关系性伦理，把“自我”和“他者”看成一体共生的关系。“天下”是一个最大的家，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就是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共同体的善与个体的善是统一的。

    文化自信最终体现为一种人格自信。无论是“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还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最终都沉淀为个体的精神品格。中国文化倡导和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君子”，这是由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气质所决定的。“君子”是一个自主自足的动态形象，通过“身-家-国-天下”的逐渐扩充延展，人格不断超越并完善。“君子”奉行的“中庸之道”是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君子”在行为模式上追求理欲平衡、天人合一、忠恕包容。以“中庸之道”来解决当今的文化冲突问题，相较于西方适者生存的斗争模式更具高明之处。“中庸”不仅仅是“求同存异”地承认诸多文化存在的正当性，而且要在此基础上积极地共建一个互动互补的世界。

    总之，“天下主义”启发我们以一种新的视野去构筑文明之路，增强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既不是孤芳自赏，也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旨在创建一个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

(摘编张丽娟《“新时代”与“中国故事”的理论辩证》，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