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边杜鹃啼

罗琅

午夜梦回，睡不着觉时，我通常起身看书或写稿，醒的时间无定时。近来醒来常听见悲切鸟啼，像贺铸词《忆秦城》句：

三更月，中庭恰照梨花雪。梨花雪，不胜凄断，杜鹃啼血。

杜鹃鸟通常在二月份起就开始夜啼，唐诗中有“杜鹃枝上月三更”，年年二月起，它的凄厉悲切的啼声，时近时远。我住的地方附近，有一片树林，那一片树林，晨昏可听到各种鸟鸣，自然每年也少不了杜鹃的“不如归去”的鸣叫，夜半鹃啼大概也发自那里。

据说杜鹃啼到吐血而死，三月份姹紫嫣红的“山踟蹰”，有人叫“映山红”，更多人则叫它为杜鹃花，传说是因杜鹃啼叫吐血亡后，这花便是它的血化成的。杜鹃鸟开始啼叫，正是杜鹃花开得最灿烂的时候，像现在已四月立夏，我在浅水湾头，耳边还有它悲悲啼啼的声音，传自山边。看来花虽已谢而鸟未亡，可见啼血化花只是美丽的附会。

杜鹃这种鸟在动物学上，是不值得恭维的，据说它不自己营巢，产卵在地上，等到其它鸟类出去觅食，剩下空果，它就把卵统统放进别人巢中，等别的鸟代它孵育。这自然不是一位好母亲所为。想来小鸟孵出来后，可能还要别人代它喂养到毛翼丰满，能自行觅食为止。这鸟比起乌鸦燕子的母性，显得不负责任，好在它能整天悲悲切切却引人同情，所以又说它是杜宇望帝的化身，是“蜀人悲子鹃鸟鸣”哩！

据说逆旅中的游子，听到这种啼声，常常动起思家归心，唐代无名氏《杂诗》云：

    早是有家归未得，杜鹃休向耳边啼。

有家归不得时，整天却听到“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心中的烦躁牵挂之情可以想象。

杜鹃啼声凄厉悲切，古今公认，但它的声音大概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附会。有人听出它是“姑姑，姑姑”，也有人听出是“姑乎，姑乎”，而潮州人则听出是“姑虎，姑虎”，且凭这蹄声，编织成一个动人的故事叫做《姑嫂鸟》，潮州家喻户晓，还在舞台演出。

潮州旧历四月盛产杨梅，到了端午便过时，杨梅开花在初春，也正是杜鹃启啼之时，传说有姑嫂两人善于绣花，工艺精湛，能见之花均被绣尽，唯独未见杨梅花的样貌，而杨梅开花在夜间，开完便谢，同时杨梅多种于山林，封建时代的妇女三步不出闺门，她们两人深以未能亲见杨梅花开为憾，于是相议于月明之夜，结伴离家到杨梅林中观赏杨梅花开的形状，准备把它绣出来。当她们到杨梅林时，遇见一只老虎，嫂子惊得昏了过去，及醒来，不见小姑。于是一路呼唤“姑姑，姑姑”，后来叫的精疲力竭，发现小姑的鞋子，知为虎所害，于是啼叫“姑姑”变成“姑虎，姑虎”，因怕回婆家被责骂，叫至吐血而死，死后化成鸟，在每年杨梅花开时即开始呼叫，一直叫到端午杨梅过后为止。

潮州人叫这种鸟为“姑嫂鸟”，而不说它是与杜宇有关。一种鸟有这样那样的传说，自然是各地有不同人创造的故事。文学作品是人创造出来的，故事同环境、时间相结合，可以编成动人的作品。即使像杜鹃这样不值得恭维的鸟，一样可以附会成凄婉哀伤的故事。当我们听到这些故事，甚至读到前人写的诗词时，我们同情其故事，就自然忘记了这种鸟的恶行止，可见文学手段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人们也喜欢把一些耳闻眼见的事物，与美好的传说结合在一起。杜鹃这种鸟就这样美化了几千年 ， 而且还会继续下去。

中国的全球地缘政治大环境

    近十多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成长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2015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接近70万亿人民币。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我国在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可以说，迅速发展的中国正在改变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当代中国的全球观念和全球战略。它体现了我国在新时期全面对外开放的方针。这一重大战略的实施，将营造一个各国间经济、贸易、技术、文化交流合作的大平台，也将为中国构建一个全球地缘政治安全的大格局。

    中国北疆与俄罗斯之间没有高山或海洋阻隔，因此，在以往的几百年里，我国与俄罗斯之间有着异常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现阶段的中俄关系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中亚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被认为是“破碎地带”、“缓冲地带”。今天，中俄两国共同维系了中亚地区的稳定。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具有巨大的政治利益及深刻的思想和文化影响。我国从中亚地区进口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对那里的依赖程度愈来愈大。但中亚五国对我国经济上的依赖程度并不大。经济上的互相依赖是地缘关系的“稳定装置”。所以，如何加强中国与俄罗斯、中亚之间的经济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课题。

未来我国在印度洋将同时面对美国和印度两个大国。近年来印度经济增长较快，2013年印度的GDP为我国的20.3%，但其全国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工业生产设备陈旧，农村严重缺乏基本的公共服务。在这些方面，我国却具有较大的经济技术优势。然而，印度对我国的贸易存在大量顺差，我国的商品、资本和产业难于进入印度。中印之间未来的经济合作前景主要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强，以及中印在国际多边事务中的密切合作。

    中华民族在以往上千年时间里，与中东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古代起源于中国经过中亚、西亚到达埃及的商贸走廊，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份优质遗产，需要将其变为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巨大财富。从上世纪后期，我国就同时发展、保持了与阿拉伯各国及以色列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近十多年来，我国与阿拉伯世界各国经贸往来迅速增加。我国进口原油的60%来源于中东阿拉伯国家。我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商品出口和投资，涉及到铁路、公路、电讯等基础设施、资源勘探开发、水利工程、城市建设、教育医疗等方面，深得当地人民和政府的赞扬。今后，通过经济走廊的建设，中阿经济合作可能大幅度增加。

非洲大陆资源丰富，但整体发展程度低，基础设施条件差。非洲各国在历史上曾是欧洲大国的殖民地，二战后纷纷获得了民族独立。非洲一些国家曾经接受过美国以及部分欧洲国家附带条件的援助，而中国对非洲的合作和援助从不附加条件。2013年，我国对非洲的投资和贸易总额已经达到2000多亿美元，分别是美国和欧盟对非投资和贸易总额的3倍及1.5倍。未来中国需将重点置于扩大对非洲的投资并提高其自身发展能力方面。

    拉丁美洲由于其特殊的开发历史和特殊的地理位置，长时间被作为美国的“后院”。二-战后，拉美的矿产资源、水土资源等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条件好，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较高，已经形成一定的经济基础，社会财富已有了长期的积累，拉美在全球事务的影响力也在明显增长，其经济发展的潜力正在发挥出来。拉美的资源、经济结构等与我国有很强的互补性，与我国的政治关系普遍较好。发展经济合作、文化及人员交流的潜力巨大。拉美是“一带一路”倡议涵盖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十多年来，中国与欧盟的经济技术合作有了大幅度增加，这种合作对于中国工业发展及其技术水平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中国也成为了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出口对象国。中国从欧盟的大规模进口成为欧盟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我国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加强与欧盟特别是其中的法、德及一部分中东欧国家的大规模深度合作，在未来创造历史的某个时刻，有可能为我国带来重要的地缘政治利益。

    由前述可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创新未来世界政治体系、经济体系的重要理念和构架。“一带一路”倡议构想如果能得到顺利实施，中华民族的“中国梦”也就能逐步实现了。

（选自《中国国家地理》2015年10月）

    “家风”是一个家族开展教育的起点。在传统中国，社会教育不发达，人的成长往往依赖家庭教育。许多大的家族组织，承担着对本家族成员的社会保障功能。家族成员之间通过礼仪性的活动取得联系，同时也接受家族的集体约束。在这一层面，家风家训好比家族“纲领”，指导和规训着每一位家族成员的生活和行为。

    “家风”还是家族的共识性的道德观念。无锡《锦树堂钱氏宗谱》所记载钱氏《家训》，可以概括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在传统社会，家风往往是儒家核心价值观念的具体展开，因族群的生活环境及文化传统不同，侧重会略有不同，但无外乎是教人向善、积极进取、勤劳节俭。

    在每一个具体的家族中，家风不仅仅是道德教化的口号，还是家族精神的体现，通过代代家族成员具体的行为而践行和传承。有的历史人物，可能和这个家族并无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是因为相同姓氏往往也被说成是本族的祖先。用祖先的荣耀和事迹，增强自身的荣誉感和尊严感，凝聚家族成员，使他们对于姓氏家族本身产生认同。家风实际是一种经过历史积累而形成的精神尺度。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方向：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概括，反映了现阶段全国人民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

    从家风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具体现实，另一个宏观抽象，二者其实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正是有了家风这样的微观载体，宏观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会变得具体而鲜活，也就更容易从精神层面的“深入”，到具体行动上的“浅出”。

    现实中，家庭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个人、家庭、国家的统一。而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中国人内心深处有着浓厚的家庭情结，诗礼传家、耕读传家、精忠报国等家风，更是一代代传承下来，深入到每个人的血脉当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风可谓是深入人心的无形力量。它有时候就是普普通通的语言，却能在日常生活中影响每个人的心灵；尽管它是最基本、最直接、最经常的教育，却能通过言传和身教让每个人刻骨铭心。正因为家风是让每个人从小就不断触及的，因此，对一个人的影响就是整体和全方位的。

    家风的作用固然不可低估，但我们也要看到，随着传统大家庭在现代社会的分崩离析，家风的传承也正面临诸多挑战。在社会加剧转型过程中，不仅传统大家族逐渐被小家庭取代，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离婚率上升、啃老等问题，也对家庭道德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将家风作为社会主流道德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更需要我们协调好国家、集体、家庭、个人的关系，维护一个个社会细胞的和谐与安定。

    无论现实多么复杂多变，人们的价值观如何变化，一个个家庭的家风的存在，仿佛就是一棵棵参天大树，屹立不动。它们从历史中成长起来，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有强烈的道德感召力，让人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启示。我们继承历史留给我们的深厚家风，我们也要不断发扬民族的家国精神，让家风这一棵棵大树，最终成长汇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茂密森林。

人物品评在我国发轫甚早。《尚书》中“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把人分为正直、过于刚强和过于柔弱三类。《诗经》有对“君子”品德之良善、神态之庄重、胸怀之宽广、威仪之显赫的赞叹。春秋时叔孙豹提出著名的“三立”说，认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既为士人提出了实现人生价值的目标，也隐含着对不同人物的品评。

    先秦诸子从各自学说出发，对人物个性修养或境界进行品评。孔子重视“知人”，根据德行修养将人物分为“中行”“狂者”“狷者”“乡愿”四等，强调“听其言观其行”。孟子提出通过眼神观察人品邪正的品鉴方法，主张了解人物所处时代背景，“知人论世”。

    先秦时代还诞生了与人物品评密切相关的谥法和相人术。谥法是指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等死后，依其生前事迹评价褒贬、给予称号的一种制度。谥法产生于西周初年，废止于秦，复行于汉，历代沿用，直到清帝逊位才废除。帝王谥号由礼官议上。贵族、大臣死后定谥，一般先由亲友向朝廷呈“行状”，提请求，然后由礼官依死者生平功过，按谥法议谥，最后呈报皇帝定夺，下诏赐谥。士大夫死后由亲族、门生、故吏自行命谥，称私谥。谥法可以看作一种制度化、特殊场合使用的盖棺论定式人物品评，是我国封建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区别尊卑、惩恶扬善，历来被视为“国之大典”，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

    相人术是通过探察人物骨骼形态、音声大小、毛发颜色以及某些特定部位凹凸等体貌特征，预测人的吉凶祸福贵贱贫富寿夭等的一种方术。相人术虽长期处于民间地位，受到质疑批判不少，但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就理论基础和思维模式而言，相人术与人物品评都是从人物仪容、举止等外在表征出发，探究人物内在品质或未来命运。而相人术是预知人物的富贵寿夭，人物品评是体察人物的德性才能。汉魏人物品评的兴盛，与当时流行的相人术不无关系。

    汉代以来，官方主要以“察举”“征辟”方式发现、选拔和任用人才。这就使人物品评与厚风俗及现实政治有密切联系，受到社会关注和重视。汉代不少歌谣谚语涉及人物品评，足见风气之盛。曹魏政权继承曹操以才用人思想，制定“九品中正制”，在各州或郡县设置大、小中正官品评人才。这样，如何分析考察人物的才能并划分等级、予以任用就成为现实政治问题。随着门阀士族势力扩张，九品中正制逐渐沦为形式，人物品评的政治意味慢慢淡化，而对人物才情风貌的审美品评发展起来了。《世说新语》较为集中地反映了魏晋时期审美性人物品评的状况，堪称审美性人物品评的渊薮；审美性人物品评大体包括“才情、思理、放达、容貌”四个方面。魏晋人的审美品评与原先政治性的品评相比，不是诉之理智分析，而是诉之直观、想象和情感体验的。这种转变对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催生了《诗品》《画品》《书品》《棋品》《曲品》等一系列著作。

（摘编自陈斐《人物品评》）

一只破靴子

【英】高尔斯华绥

    剧本《顺流而下》巡回演出的第二天中午，演员吉尔勃特·凯斯特从东海岸的海滨寓所走出来。他刚刚度过六个月的失业生涯，现在在《顺流而下》的最后一幕扮演杜密纳克医生这个角色。他明白，他的年龄已让他辉煌不再，一周四镑的薪金也不能使他再发财了，但是一想到终于又获得了工作，他的举止神情就轻松活泼起来。

    他走到鲜鱼铺的前面，带着淡淡的笑容注视一只大龙虾。多少年不吃大龙虾了呀！接着，他顺着街道走去，在一家成衣铺前面又停了下来。映在橱窗上的一个长期一天只吃两顿饭的人的英姿，架在柔和的棕色眼睛前面的优美的眼镜，和他在1912年参加《教育西蒙》演出得来的雅致的丝绒帽，给了他一丝淡淡的美感。他站在橱窗前面，脱下帽子，露出他头上的新玩意儿：一绺白发。这是一宗财产呢，还是一生结局的开端呢？

    他继续向前走去，发觉一张熟悉的面孔从他的身旁掠过，一转身看见一个矮小的衣冠楚楚的人也转过脸来——一张又红、又亮、又圆的脸。

    “凯斯特？对了，就是你。从你离开疗养所以来还没有碰过头呢。你记得我们演《戈塔·格兰姆伯斯》的时候多有趣呀！我起誓，真高兴见到你。走，我请你吃饭。”

    这个人就是布列斯·格里恒，南海岸疗养所娱乐界的阔东家和灵魂。

    “好吧！”凯斯特稍稍拉长声调慢吞吞地答道。

    两个人并排走着。一个是褴褛得别致，另一个是衣冠楚楚，胖乎乎的一团。

    “请坐！堂倌，来一只又好又大的虾，一盘色拉，另外——嗯——一小块牛排加炸得脆酥酥的土豆片，一瓶我喜欢喝的白葡萄酒。”

    房间里摆着两张小桌子。他们两个人占了一张，面对面坐下。

    凯斯特突然滔滔不绝地大谈戏剧、音乐和艺术。那矮小鄙俗的东道主把眼睛睁得滚圆，不时发出惊叹声，这些显然大大地鼓舞了凯斯特。

    “哎哟，凯斯特，”格里恒突然叫起来，“你有白头发啦！这是突然有的吗？”

    “不，是慢慢长出来的。”

    “怎么回事呢？”

    有一句话已经滚到凯斯特的唇边：“你挨挨饿看。”

    可是他回答说：“我也不晓得。”

    格里恒坐在那里，嘴唇微微张开，衔着雪茄烟，他那像小圆石般明亮的眼睛盯住桌布外边，接近地板的什么东西。格里恒的眼皮跳了几下，然后说道：“我说呀，老兄，你手头真的很——很紧吗？我是说，如果我帮得上忙，你就直说吧。咱们是老朋友，你又不是不知道，而且——”又一次，格里恒眼睛睁得滚圆，注视地板上的什么东西，凯斯特的眼光跟着扫了过去。悬在地板上空的是——他那只破靴子。因为他跷起腿坐着，这只靴子在离开地面六英寸光景的空中摆动着——破了——两道裂缝横在鞋头和鞋带之间。

    对！凯斯特自己明白，那是他靠扮演《傻瓜》一剧中贝蒂·卡斯戴斯得来的一双靴子中的一只，那是在大战就要爆发时的事。

    他的视线从那只破靴子移到格里恒身上，看到他头发梳得光光的，带着关注的神情。

    凯斯特苦笑了一下说：“不，不要，谢谢。”

    格里恒的眼睛又睁得滚圆——凯斯特已经将他那只脚放下。格里恒付了账，站起来。

    “老兄，对不起，我两点半钟还有约会，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再见！”

    “再见，”凯斯特说，“谢谢你。”

    现在只剩下凯斯特一个人了。现在他是单独和他的心灵、他的破靴子、他的未来的生活在一起了……

    这时两个年轻的女人走了过来，就在他和房门之间的那张桌子的旁边坐下。他瞧见她们在看他，他的灵敏的耳朵听见她们在絮絮低语：“没问题——是在最后一幕。你瞧瞧他那绺白头发！”“噢！对了，对了！不就是那一绺白头发——不就是他！”

    凯斯特挺起腰板，微微一笑，端了一端他的眼镜。她们居然已认出剧中的杜密纳克医生就是他。

    他挺挺身子站了起来，那两个年轻的女人抬头望望他。凯斯特神态英俊，带着浅浅的笑容，从她们的身子旁掠过，尽可能不让她们看见他那只破靴子。

（选自《高尔斯华绥短篇小说集》，有删改）

    对于“以文为诗”，历来有赞赏与反对两种态度，赞赏者认为诗文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反对者则每每指陈这一技法的空疏与流弊，坚守诗文有别之大防。对于“以文为诗”的争论一直延续到现代，成为新诗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余光中在上个世纪提出的“适度散文化”的诗歌理论与中国古代诗论中的“以文为诗”这一命题有相当的关联，又有极大的不同。因为它既是一位浸润与酷爱本民族古典诗歌的中国诗人，在艺术创造中对传统的回顾与借鉴，更是一个现代诗人、诗论家在中国现代诗的历史背景上，为促进现代诗创作的健康成长而提出的开拓性命题，它的理论重点在于倡导现代诗歌创作中对姐妹文体的兼容并包。

    余光中“适度散文化”的诗歌理论具体表现为下列三个方面：

    其一，词汇的“适度散文化”。它主要是要求在诗作里容纳更多的口语和俗语。余光中认为诗是诗人的独语，但它也不同于说话或者口语。余光中所说的“口语”，要求的是经过提炼的同时代人的鲜活语言，如《大度山》：“睡懒觉是不可能的/一大清早，太阳那厮/就在山坡下大声喊你”诗是活生生的口语，但是在诗人精巧的诗思中出现，并不显得单调平实，而收到巧拙相生之妙。

    其二，句法的“适度散文化”，主要表现在工整凝练的诗句之外，大胆采用平铺直叙和长短错落的散文句法。比较诗句而言，散文句法更加注重清楚地交代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不避平直甚至忌讳跳跃。余光中在诗歌的创作中大胆采用了许多平铺直叙的句法，如《在渐暗的窗口》：“在渐暗的窗口赶写一首诗/天黑以前必须要完成/否则入睡的时候不放心”。如果去掉分行，改为标点符号，这几句就是典型的散文句，句子的意义也非常清晰。

    其三，风格上抒情与叙事交融。诗歌和散文的矛盾，应该是审美功能与表意功能的矛盾，是抒情性和叙事性的冲突，满足了抒情的幽婉与飘渺，散文的从容清晰则被剥夺；而迁就于叙事的细致完整，诗情又难逃一览无余的尴尬。在感伤滥情大行其道时，余光中为了走出抒情的小天地，在诗中引入了更多叙事性因素。如《透视》，上半部分是大夫对X光片上显影内容的详尽解说；又如《一武士之死》有蒙面人上坟，暴死和失剑的情节描述。

    这里应该指出，余光中诗歌创作的“适度散文化”有一个临界点，他从来没有忘记“适度”，他时常提醒诗坛注意“以文为诗”存在的危险——“没有诗的紧凑和散文的从容，却留下了前者的空洞和后者的松散”。当许多诗人在创作中排斥或不敢引入散文句法时，余光中不但身体力行地“以文为诗”，而且在论评中多次倡导“适度散文化”；当现代诗走向放纵，不知节制，呈现“过度散文化”的病态之时，避免“散文化”便成为余光中20世纪90年代以后诗歌批评中的一个重心，他在《诗与音乐》中指出，“用散文来写诗，原意只是要避免韵文化，避免韵文的机械化，避免陈腐的句法和油滑的压韵，而不是要以错代错，落入散文化的陷阱。”

（节选自徐学《余光中“适度散文化”的诗歌理论与实践》，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