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遵，南阳穰县人也。幼敏悟，读书日记数千百言。家贫，勤苦不废学问。二十能文章。时郡中先辈无治进士业者，遵欲为，以不合程式为患。会杨惠初登第，来尹穰，遵乃书所作数十篇见之，惠抚卷大喜。至京师，受业于夏镇，遂入为国子生。元统改元，中进士第，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至正改元，擢太常博士。寻拜监察御史。扈从至上京，上封事，言天子宜慎起居，节嗜欲，以保养圣躬，圣躬安则宗社安矣。言甚迫切，帝改容称善。又言台察四事，帝皆喜纳之。是岁，言事并举劾凡七十余事，皆指讦时弊，执政者恶之。三年，自刑部员外郎出为陕西行省员外郎。

    五年，丁母忧。十年，迁中书右司郎中。时刑部狱按久而不决者积数百，遵与其僚分阅之，共议其轻重，各当其罪。未几，无遗事。时有令输粟补官，有匿其奸罪而入粟得七品杂流者，为怨家所告。有司议输粟例无有过不与之文遵曰卖官鬻爵已非盛典况又卖官与奸淫之人其将何以为治必夺其敕还其粟著为令乃可省臣从之。十四年，调武昌路总管。会省臣出师，遵摄省事，于是省中府中，惟遵一人。乃远斥候，塞城门，籍民为兵，得五千余人，设万夫长四，配守四门，所以为防御之备甚至，号令严肃，赏罚明当。贼船往来江中，终不敢近岸，城赖以安。

    十七年，升中书左丞。是时，太平在相位，以事忤皇太子，皇太子深衔之，以为遵及参知政事赵中，皆太平党也。十九年，用事者承望风旨，嗾邓子初等诬遵与参政赵中等六人皆受赃，皇太子命御史台等官杂问之，锻炼使成狱，遵等竟皆杖死，中外冤之。二十四年，御史台臣辩明遵等皆诬枉，诏复给还其所授宣敕。

（节选自《元史·成遵传》，有删改）

与李翱书^[1]

韩愈

    使至，辱足下书，欢愧来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仆虽巧说，何能逃其责耶？然皆子之爱我多，重我厚，不酌时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于时人也。

    仆之家本穷空，重遇攻劫，衣服无所得，养生之具无所有，家累仅三十口，携此将安所归托乎？舍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将安以为我谋哉？此一事耳，足下谓我入京城，有所益乎？仆之有子，犹有不知者，时人能知我哉？持仆所守，驱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间，开口论议，其安能有以合乎？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今年加长矣，复驱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难矣。所贵乎京师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贤公卿在下，布衣韦带之士谈道义者多乎？以仆遑遑于其中，能上闻而下达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爱不相忌者又加少。内无所资，外无所从，终安所为乎？

    嗟乎！子之责我诚是也，爱我诚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尧舜以来，士有不遇者乎？无也？子独安能使我洁清不洿，而处其所可乐哉？非不愿为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势不便故也。仆于此岂以为大相知乎？累累随行，役役逐队，饥而食，饱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诚有爱于仆也。然所爱于我者少，不知我者犹多，吾岂乐于此乎哉？将亦有所病而求息于此也。

    嗟乎！子诚爱我矣，子之所责于我者诚是矣，然恐子有时不暇责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责且自悲也。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难耳。孔子称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无箪食，无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其不亦难乎？子之闻我言亦悲矣。

    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离违久，乍还侍左右，当日欢喜，故专使驰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

【注】[1]本文写于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时李翱在长安，韩愈在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幕府任节度推官。李翱，中唐著名的古文家、哲学家。从韩愈学古文，实则处师友之间。

    许谦字益之，其先京兆人。父觥，登淳佑七年进士第，仕未显以殁。

    谦生数岁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经》《论语》，入耳辄不忘。稍长，肄力于学，立程以自课，取四部书昼夜读之，虽疾恙不废。既乃受业金履祥之门，履祥语之曰：“士之为学，若五味之在和，酸酱既加，则酸咸顿异。子来见我已三日，而扰夫人也，岂吾之学无以感发子那!”谦闻之惕然。居数年，尽得其所传之奥。于书无不读，穷探圣微，虽残文羡语，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则不敢强；于先儒之说，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读《四书章句集注》，有《丛说》二十卷，谓学者曰：“学以圣人为准的，然必得圣人之心，而后可学圣人之事。圣贤之心，具在《四书》，而《四书》之义，备于朱子，其辞约意广，读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读《诗集传》，有《名物钞》八卷，正其音释，考其名物，以补先儒之未备。

    又有《自省编》，昼之所为，夜必书之，其不可书者，则不为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货、刑法、字学、音韵之说，亦靡不该贯，旁而释、老之言，亦洞究其蕴。又尝句读《九经》《仪礼》及《春秋三传》，于其错简衍文，悉别以铅黄朱墨，意有所明，则表而见之。其后吴师道购得吕祖谦点校《仪礼》，视谦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条而已。

    延佑初，谦居东阳八华山，学者贪然从之。寻开门讲学，远而幽冀齐普，近而荆扬吴越，皆不惮百舍来受业焉。尝曰：“己有知，使人亦知之，岂不快哉!”或有所问难，而词不能自达，则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讨论讲贯，终日不倦。惰者作之锐者抑之拘者开之放者约之及门之十著录者千余人随其材分咸有所得。

    谦笃于孝友，有绝人之行。其处世不胶于古，不流于俗。不出里闾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门为耻，缙绅先生之过其乡邦者，必即其家存问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

（《元史•卷一百八十九》，有删改）

李贺小传

李商隐

    京兆杜牧为李长吉集叙，状长吉之奇甚尽，世传之。长吉姊嫁王氏者，语长吉之事尤备。

    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所与游者，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辈为密。每旦日出与诸公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①为意。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长吉往往独骑往还京、洛，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故沈子明家所余四卷而已。

    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板，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欻②下榻叩头，言：“阿③弥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 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常所居窗中，勃勃④有烟气，闻行车嘒管⑤之声。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许时，长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

    呜呼！天苍苍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圃、宫室、观阁之玩耶？苟信然，则天之高邈，帝之尊严，亦宜有人物文采愈此世者，何独眷眷于长吉而使其不寿耶？噫！又岂世所谓才而奇者，不独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长吉生二十七年，位不过奉礼太常，时人亦多排摈毁斥之，又岂才而奇者，帝独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岂人见会胜帝耶？

[注]①程限：让人遵循的标准、规范。②欻（xū）：忽然。③阿：母亲。④勃勃：烟气向上的样子。⑤嘒管：声音轻微的管乐器。

司马温公行状

苏轼

    公讳光，字君实。年十五，书无所不通。年二十，举进士甲科。改奉礼郎。以天章公在杭，辞所迁官，求签书苏州判官事以便亲，许之。未上，丁太夫人忧。未除，丁天章公忧。执丧累年，毁瘠如礼。

    故相庞籍，见公而奇之，及为枢密副使，荐公召试馆阁校勘。天圣中，禁田河西，虏乃得稍蚕食其地，为河东忧。籍请公按视。公为画策：“宜因州中旧兵，益禁兵三千，筑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虏不敢田，则州西六十里无虏矣。募民有能耕闲田者，复其税役十五年，官虽无所得，而籴自贱，可以渐纾河东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开城门，引千余人渡河，载酒食，遇敌死之。议者归罪于籍，罢节度使知青州。公守阙，三上书，乞独坐其事，不报。

    王安石始为政，行其法于天下，谓之新法。迩英进读，至萧何、曹参事。公曰：“参不变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后数日，吕惠卿进讲。因言：“先王之法，有五年一变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法世轻世重’是也。有百年不变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讽朝廷，且讥臣为条例司官耳。”上问公：“惠卿言何如？”公曰：“诸侯有变礼易乐者，王巡狩则诛之，王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平国用中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风雨之不庇也。”惠卿不能对。

    则以书喻安石，三往反，开喻苦至，犹幸安石之听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士之忠信者，于公当路时，虽龃龉可憎，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人，于今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对宾客，辄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其后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书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公历事四朝，皆为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报之，常摘孟子之言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谓吾君不能谓之贼。”故虽议论违忤，而神宗识其意，待之愈厚。

    沈瑀字伯瑜，吴兴武康人也。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谋反，昶先去之，及败坐系狱。瑀诣台陈请得免罪，由是知名。齐尚书左丞殷沵与语及政事，甚器之，谓曰：“观卿才干，当居吾此职。”司徒竟陵王子良闻瑀名，引为府行参军，领扬州部传从事。时建康令沈徽孚恃势傲瑀，瑀以法绳之，众惮其强。子良甚相知赏，虽家事皆以委瑀。子良薨，瑀复事刺史始安王遥光，尝使送人丁，速而无怨。乃令瑀专知州狱事。明帝使瑀筑赤山塘，所费减材官所量数十万。帝益善之。为建德令，教人一丁种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粟，女子丁半之。人咸欢悦，顷之成林。随陈伯之军至江州。会梁武起兵围郢城瑀说伯之迎武帝伯之泣曰余子在都瑀曰不然人情匈匈皆思改计若不早图众散难合伯之遂降。及帝即位，时天下初定，陈伯之言瑀催督运输，军国获济。帝以为能。以母忧去职，起为余姚令。县大姓虞氏千余家，请谒如市，前后令长莫能绝。自瑀到，非讼诉无所通，以法绳之。县南又豪族数百家，子弟纵横，递相庇荫，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为石头仓监，少者补县僮，皆号泣道路，自是权右屏迹。瑀初至，富吏皆鲜衣美服以自彰别，瑀怒曰：“汝等下县吏，何得自拟贵人！”悉使著芒屦粗布，侍立终日，足有蹉跌，辄加榜捶。瑀微时尝至此鬻瓦器，为富人所辱，故因以报焉。后为信威萧颖达长史，瑀性屈强，每忤颖达，颖达衔之。天监八年，因入咨事，辞又激厉。颖达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邪？”瑀出，谓人曰：“我死而后已，终不能倾侧面从。”是日于路为人所杀，多以颖达害焉。子续累讼之。遇颖达寻卒，事不穷竟。

（节选自《南史·列传第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