酥皮糖糕

文/张凯

    一绝巷紧靠淮河码头。因淮源人没有忘记王拐子门前那块“清宫御点”牌匾，楞是把酥皮糖糕当做一绝。

    就像天津卫的狗不理包子，云南的过桥米线一样，一绝巷的酥皮糖糕也是有历史典故的。若不，县志办的人也不会左三番右五次地来找王拐子，非要他在地方美食这一章节里，把酥皮糖糕的来龙去脉说个仔细不可。他做人也同他制作糖糕一样，斤是斤两是两，从不含糊。他清楚，虽说这“清宫御点”的牌匾挂在了自家门前，可王家并没有资格独享专利。

    光绪年间老佛爷慈禧路经这里时，为她做糖糕的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他们都早已作古，一个是王家的先人，另一个便是对门街坊仇俊发。为争这块匾额，两家人明争暗斗了几辈子。自从王拐子被爹打跛了腿，仇家人带着痴恋上王拐子的独生女儿远走他乡，这“清宫御点”牌匾才算稳稳当当地挂在了王家的门口。如今，挂着它招揽一下生意倒还可以，真要是白纸黑字地入书立志，王拐子自觉问心有愧。

    王拐子如果不说，这酥皮糖糕的故事怕真的就要失传了。晚清时节，这巷子口原本有两家糖糕铺子，做出的糖糕各有特色，难分伯仲。刚好那一年老佛爷巡游四方，船泊码头，她一时心血来潮要品尝一下民间小吃，王仇两家便遵旨把糖糕奉上龙船。那天老佛爷玩得高兴，胃口大开，把仇家的糖糕一口气吃了三个，连声称好，端上王家的糖糕时，不知为何她只咬了一口便放下了。自此，王仇两家糖糕孰高孰低算是被老佛爷的金口玉牙一咬定了音，“清宫御点”的牌匾此后便一直挂在仇家门口。

    王拐子自小就能体察到王家人对仇家人的敌视。他倒觉得仇家人蛮好，仇家的糖糕也蛮好吃的。尤其仇家妮子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常引得他伸着脖子往街对面望。她不明白，老爷子为什么会动那么大的肝火。那天，他只不过想给仇家妮子送一担荆山白乳泉里担回来的泉水，还没挑到仇家门口，竟被发了疯似的老爷子失手打残。人丁不旺的仇家无意再与王家对峙，一天夜里便搬出了家什人去屋空。

    残了腿的王拐子更是倔强，他一辈子没有结婚，他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报复了只剩他一根独苗的老爷子。

    对面新开了一家糖糕店。店主是个中年汉子，姓卜，朝鲜族人。这店一开，王拐子的“清宫御点”便一日不济一日。这天趁顾客多的时候，王拐子也混进店里看了一眼，一看顿觉耳目一新。小店洁净温馨，雪白的桌布，锃亮的桌椅，墙壁上挂着些极富民族特色的小饰品。为糖糕佐餐的是口味极佳的朝鲜族咸菜、辣白菜、道拉吉……还有白白嫩嫩的豆腐脑。姓卜的店主认出了王拐子，热情地请他就坐，叫上糖糕小菜让王拐子品尝指点。王拐子本意是来刺探情报，这一来倒叫他愈加羞愧。店主说本来在延边生意做得挺红火的，可寡母年纪越老越怀旧，非要回到淮源开店不可……王拐子一震，刚咬了一口的糖糕掉在桌上。店主并未察觉，仍旧侃侃而谈。他说办这店全凭阿妈早年的手艺，只不过后来融进了打糕的做法，多了几道工序，口感就更没说的了。

    王拐子不知自己是怎么走出店门的。从此一绝巷的人们再也没有见到他做过糖糕。他家门上的那块“清宫御点”牌匾也不知何时摘掉了。

    这日，王拐子从城郊的荆山白乳泉里挑了一担泉水下来。此刻他才明白了老爷子当年为何下那狠手。用这泉水和面炸出来的糖糕格外酥软香甜，仇妮的手艺虽然无人能比，但细细品尝口味还能觉出水管子的铁腥气和自来水里的消毒剂味。王拐子一瘸一拐地挑担走过一绝巷，当要叩响卜家大门时，万千感慨涌心头。嘿，送这一担水，竟然足足走了半个世纪。

二十年以后

欧·亨利

    纽约的一条大街上，一位值勤的警察正沿街走着。一阵冷飕飕的风向他迎面吹来。已近夜间10点，街上的行人已寥寥无几了。

    在一家小店铺的门口，昏暗的灯光下站着一个男子，他的嘴里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烟。警察放慢了脚步，认真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向那个男子走了过去。

    “这儿没有出什么事，警官先生。”看见警察向自己走来，那个男子很快地说，“我只是在这儿等一位朋友罢了。”

    男了划了根火柴，点燃了叼在嘴上的雪茄。借着火柴的亮光，警察发现这个男子脸色苍白，右眼角附近有一块小小的白色的伤疤。

    “这是20年前定下的一个约会。如果有兴致听的话，我来给你讲讲。大约20年前，这儿，这个店铺现在所占的地方，原来是一家餐馆……”男子继续说，“我和吉米·维尔斯在这儿的餐馆共进晚餐。哦，吉米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俩都是在纽约这个城市里长大的。从小我们就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当时，我正准备第二天早上就动身到西部去谋生。那天夜晚临分手的时候，我俩约定：20年后的同一日期、同一时间，我俩将来到这里再次相会。”

    “你在西部混得不错吧？”警察问道。

    “当然啰！吉米的光景要是能赶上我的一半就好了。啊，实在不容易啊！这些年来，我一直不得不东奔西跑……”

    又是一阵冷飕飕的风穿街而过，接着，一片沉寂。他俩谁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警察准备离开这里。

    “我得走了，”他对那个男子说，“我希望你的朋友很快就会到来。假如他不准时赶来，你会离开这儿吗？”

    “不会的。我起码要再等他半个小时。如果吉米他还活在人间，他到时候一定会来到这儿的。就说这些吧，再见，警察先生。”

    “再见，先生。”警察一边说着，一边沿街走去，街上已经没有行人了，空荡荡的。

    男子又在这店铺的门前等了大约二十分钟的光景，这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急匆匆地径直走来。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衣领向上翻着，盖到耳朵。

    “你是鲍勃吗？”来人问道。

    “你是吉米·维尔斯？”站在门口的男子大声地说，显然，他很激动。

    来人握住了男子的双手。“不错，你是鲍勃。我早就确信我会在这儿见到你的。啧，啧，啧！20年是个不短的时间啊！你看，鲍勃！原来的那个饭馆已经不在啦！要是它没有被拆除，我们再一块儿在这里面共进晚餐该多好啊！鲍勃，你在西部的情况怎么样？”

    “哦，我已经设法获得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你的变化不小啊，吉米，你在纽约混得不错吧？”

    “一般，一般。我在市政府的一个部门里上班，坐办公室。来，鲍勃，咱们去转转，找个地方好好叙叙往事。”

    这条街的街角处有一家大商店。尽管时间已经不早了，商店里的灯还在亮着。来到亮处以后，这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看了看对方的脸。

    突然间，那个从西部来的男子停住了脚步。

    “你不是吉米·维尔斯。”他说，“20年的时间虽然不短，但它不足以使一个人变得容貌全非。”从他说话的声调中可以听出，他在怀疑对方。

    “然而，20年的时间却有可能使一个好人变成坏人。”高个子说，“你被捕了，鲍勃。在我们还没有去警察局之前，先给你看一张条子，是你的朋友写给你的。”

    鲍勃接过便条。读着读着，他微微地颤抖起来。便条上写着：

    鲍勃：刚才我准时赶到了我们的约会地点。当你划着火柴点烟时，我发现你正是那个芝加哥警方所通缉的人。不知怎么的，我不忍自己亲自逮捕你，只得找了个便衣警察来做这件事。

最初的温暖

邹扶澜

    男孩小时候家里很穷，买不起新衣服，甚至有时连上学的本子也买不起，这时，他就用完了正面用反面。一天，班里来了位新生，是个漂亮的女孩，扎着鲜艳的蝴蝶结，背着一个让全班同学都眼红的书包。

    女孩跟他成了同桌。她的文具盒里装满了各种漂亮的笔和橡皮，还有很多崭新的方格本，甚至有精装的笔记本。男孩偷眼看，既嫉妒又眼馋。

    男孩自尊心很强，怕女孩笑话，本子用完了便不再用反面，也就不记笔记，只靠脑子记。女孩感到奇怪，有一天问他，他说：“会了，不用记了。”女孩好像明白了什么，主动拿出两个本子给他，男孩拒绝了，女孩羞红了脸，几天不和他说话。有一次，班里组织看电影，每人交5分钱，男孩没有钱，就没有报名。女孩高兴地跑到他跟前，说：“明天下午看电影，我替你把钱交了。”男孩气恼地说：“我不去，用不着你给我交。”女孩委屈地哭了，说：“你长大后还我还不行吗？”男孩没有再说话，勉强答应了她。

    第二年，女孩要搬家了，男孩也不知道她要搬的地方在哪个方向，只觉得有一种留恋的感觉，有一种丢了东西的感觉。知道了她走的日期后，那一天他没上学，而是早早地等候在一个十字路口——县城开往外地的车辆都要经过这里。终于，一辆大货车开了过来，女孩跟他哥哥站在车厢两边的护栏里。女孩看见了他，高兴地向他挥手，男孩想跟她说点什么，跟在后边拼命追，可车速太快，一溜烟就从眼前开过去了。

    第二天上学，班里一个女同学给男孩送来一个沉甸甸的牛皮纸包，说是他的同桌留给他的。男孩打开，是厚厚一摞没有用的各式作业本，还有她用过的漂亮的文具盒，里面装满了铅笔，还有一支能抽水的钢笔。笔中间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送给我最好的同桌刘兵。”

    男孩哭了。他突然觉得，因为嫉妒，他对同桌太不友好了，但她没有记恨他。也就是从那天起，他的心知道了什么叫疼痛。

    那个文具盒，他一直保存着。有时拿出来看看，眼前会晃动着一对鲜艳的蝴蝶结，一跳，一跳……

    几十年过去了，男孩读完大学，又读博士，打拼多年后成为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阅尽沧桑后，他越来越怀念那个当年跟他同桌的小女孩，于是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寻找那个叫王丽晨的女孩。

    电视台的记者闻讯后，邀请他做了一次访谈。面对现场的许多观众，他把掩藏在心底的那段往事说了出来，说到动情处，他几次哽咽，说如果能见一见当年同桌的女孩，他死而无憾了。

    主持人问他：“为什么非要见她呢？相见不如怀念，保留最初的那份美好，为她祝福，不是很好吗？”

    他摇了摇头。

    主持人说：“王丽晨现在已经步入中年，也许已经发福，也许过得很不如意，如果是这样，你还会执意见她吗？”他说：“是的，我想当面对她说声谢谢，另外，如果她有什么难处的话，我想尽自己所能帮她一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着她，甚至没有一天忘记过她。小时候，因为贫穷，我看过太多的冷眼，但她给了我最初的温暖，这成了我生命的动力，也让我一直洁身自好。我经常想，如果她也给我冷眼，就像压垮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也许我的人生就会完全改写……”他已经泪光莹莹，“我想看见她还美好地生活着，跟我一样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对观众说：“那好吧，让我们大家一起帮忙，让刘总实现这个多年的心愿。”

    几天后，他收到一封信：

“亲爱的刘同学，不瞒你说，那天我就坐在观众席上。之所以不见你，并不是因为你太富有，或者我已经老了，而是越纯净越美好的记忆，越经不起现实的打搅。我很赞同主持人的那句话，有些美只适合放在心里，就像一坛陈酒，一旦打开味道就淡了。如果你对我心存感激，那就在心里保存那份最初的美好吧。感谢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活在你心里，并希望我能一直这样活下去……”

    这封信是那位主持人所写。刘兵所要寻找的王丽晨是她的妹妹，已经于3年前因病去世……

九  指

于博

    那天傍晚，太爷阴沉着脸，眼珠子通红，手里攥着一把菜刀，左手放在莱板上。那模样确实吓人，让人有点儿喘不上气来。

    屋外，大黄狗每天都摇着尾巴乱窜，这会儿不知是什么原因，也在窝里趴得老老实实。连那几只芦花鸡也不咕咕地觅食了，缩着脖子堆缩在垡子墙根儿下。

    太奶跪在地上，拼命抱住了太爷的大腿，一个劲儿地求饶。太爷大骂一声，抬腿把太奶甩出一米开外，接着手起刀落，只听咔嚓一声，他的左手小拇指齐刷刷地断掉了。小拇指在莱板上蹦了一下，像个小胡萝卜。

    跪在太爷面前的大爷、二爷还有我的爷爷吓得浑身打战。太奶哆哆嗦嗦从地上爬起来，对着二爷的后背使劲儿捶了一下，哭着说道：“二小子，你造孽呀！”二爷此时都已经吓傻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张嘴大号。

    太爷狠心自断手指，说来有点儿心酸，也有点儿让人不容易理解。能有多大的事呀，十指连心啊！直到后来，我长大了，参加工作了，走上仕途，我才猛然开悟，也因此从心底里敬佩起太爷来。

    太爷原在山东省登州府海阳县。民国初年，由于生计问题，太爷拖家带口闯了关东。经过一路风雨，艰苦跋涉，终于在松嫩平原腹地的一个叫二佐的村子安了家。

    太爷会木匠活儿，而且手艺相当不错。

    第二年，二佐的大地主孟宪章的儿子大婚，太爷起早贪黑和几个木匠为他们家赶制家具。

    那个时候，二佐立村也没几年，也就百十来户人家，加上民风淳朴，彼此之间来往也都很密切。孟宪章虽然是个地主，但心地很善良，人也随和。他们家的老二庆才与我大爷年龄相仿，都在十三四岁左右，于是两个人就在一起玩耍，有时二爷也跟着一起疯。太爷给孟家打家具，大爷和二爷去得就更勤了。

    这天下午，大爷和二爷在孟家玩藏猫猫，屋里屋外乱窜。玩得正在兴头上，孟宪章突然站在院子里，说他的玉扳指不见了。在下房打家具的太爷和其他几个木匠闻声赶来。

    孟宪章说：“玉扳指明明在八仙桌上放着了呢，怎么会没了呢？”就问他儿子拿没拿。

    “没拿。”庆才回答得非常肯定。

    “你呢？”太爷厉声质问大爷。

    “没拿。不信你翻！”大爷态度坚决。

    “老二呢，你们不是在一起玩了吗？”太爷满脸狐疑地问道。

    这一问，庆才左右看了看，挠了挠脑袋：“真是呀，刚才还在呢，藏哪儿了？”

    大伙儿连喊带找，结果没有看到二爷。

    太爷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了，抓起大爷的胳膊回了家。

    玉扳指被太爷在二爷狗皮帽子的帽遮里翻到了。

    太奶战战兢兢地说：“俺给孟家送回去吧，再抓只小鸡赔个不是。”太爷的脸抽搐一下：“这就拉倒了？家里出了这么个白眼窝儿，叫俺咋样做人？”于是，太爷狠狠地杖打了二爷一顿，接着用手颤抖地指着二爷说：“你偷老孟家一个玉扳指，今儿个俺就赔人家一个手指头。”

    断指后，太爷攥着滴答血的左手，大声说道：“穷死不能下道。这下道就是不许偷。偷个鸡蛋吃不饱，一个臭名背到老。都给我听好了，这是家规。打今儿个起，谁要是犯了，就不是我的子孙，死了也别进祖宗的坟茔地。”

    太爷和木头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临死竟没攒下一副棺材板。大奶说：“东山里木头多得是，实在不行就偷着放一棵，咋的也不能让老爷子在那边没有房子呀！”已经成了一家之主，继承了太爷手艺的大爷，脸立刻铁青起来。他眼珠子一瞪：“咋的？你想让俺也成九指？你忘了家规，要败坏家风不成？”最后，大爷用一斗高粱米从孟庆才家换了一棵落叶松。

    树被放倒，连根也挖了出来。说来也怪，整净泥土，那松树的根须正好九条。大爷端详着这有九条树根的松树墩子，突然跪倒在地……

    大爷用了一天的时间，把树墩子修理得铮亮，成了一件坐具。但这九条根须的树墩子从来没有人坐过，像个宝物似的摆在家里。

    等他们哥儿四个分家时，我父亲特意要了这个树墩子。

    1985年，我大学毕业，分到市委办公室。结婚那年，父亲说：“我实在没啥陪送的，就把这个树墩子给你吧。不要小瞧它，它可是个宝贝呀！”

    树墩子被我摆到了办公室。我每天走进办公室，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它。它安静地卧在办公室的一角，那九条根须就仿佛是我太爷的九根手指头。直到现在，我早已在处级岗位上任职七八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动过一丝邪念，因为我怕我也会变成九指！

（选自《百花园》2019年第1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