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阮元（1764~1849年），生于扬州府城一个文武兼备的家庭。幼年、少年时代受父母的精心教育，为日后的学业精进打下良好的基础。阮元的家乡扬州府地处南北大运河咽喉之要津，讲学与办学之风甚盛，外地文士与当地士人结合，切磋学问，既培养了人才，也造成文凤兴盛。阮元在家乡有机会向学有专长的人学习及与友人研讨学问，离开故里也能向乡前辈讨救。

    阮元是一个勤奋的人，聪明好学，在读书时多少注意学以致用，不间断地研究学问，在治学中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做，不是为标新立异而创异说。经学、文字学、金石学、天文历算学、史学、地理学、校勘学，无不涉猎，尤专于经学，编撰有《掌经室集》、《畴人传》、《十三经校刊记》、《经籍幕话》《积古斋钟鼎弃器款识》《国史儒林传》等巨著。

    李元度说：“以经术文章主持风会，而其人又必聪明早达，扬历中外，兼享大年，其名位著述足以卉冕群才，其力尤足提倡后学，若仪征相国，真其人也。”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马丁·路德：教皇和自己的会议，只有当其行动和法令与《圣经》相一致时，人们才有必要服从。

李贽：耕稼陶渔之人即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门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

材料一：与先秦儒学相比，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汉代儒学，有明显的不同：就学术内涵而言，汉儒把阴阳五行之学，纳入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就与当政者的关系而言，先秦儒学批判暴政而致力于建立理想化的社会政治秩序，汉儒则遇而求其次，转变为承认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包括承认皇帝凌驾于天下臣民之上的专制地位。

——摘自刘宗绪主编《历史学科专题讲座》

材料二：在黄宗義那里，改变君权过重，由于皇帝胡作非为而“丧天下”的办法，已开始放弃了二程、朱、王专门要求“正人心”和“格君心之非”，而企望通过建立现实制度来得到保障，这可以看做“内圣”之学有了向外的新开拓。明中叶以来，无论朱学或王学，都有走向现实世界的普遍趋势。近乎科学的实证之风开始吹起，除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外，商业都市的高度繁荣，各行各业的分化兴起、众多科学论著的出现等，都表明当时社会结构、时代氛围和意识形态开始有了某种重要的变动，这可能是使理学内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不但是黄宗義，还有好些人都有“工商皆本’的观念，与自秦汉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开始有了离异。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材料三：在近代文明的转型中，世界力图“改变中国”，而我们不能只是仇恨和愤怒，我们不能狭隘地站在爱新觉罗家族政权的立场上，而是应该站在文明中国的立场上。“清代中国”需要改变，封闭和孤立的，腐朽和没落的，我们自己也在内部改变，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无论是李鸿章、康有为，还是孙中山，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在尝试利用各种方法，内部改变着“清代中国”，不断催生着一个崭新的中国。

——据【裴钰《改变中国》】相关内容整理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对法律就有较为深刻的认识。《管子》曰：“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 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汉武帝确立儒学为正统并“定于一尊”“以经注律”“引经解律”等应时而起，大行其道。魏晋时期规范汉以来反映“以经注律”成果的律条内容并试图使之法典化。《唐律疏议》完成了“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并被封建后世奉为“楷模”。明清时期以注释律条为主要内容的律学成果，则大大提高了法典的司法实用性，提高了司法效率。

——摘编自李俊《论中国古代法学发展的特点与影响》

材料二

黄宗羲认为孝亲敬长是仁义之本，他强调仁义之道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必然强调孝亲敬长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其引罗汝芳的话讲：“由一身之孝弟慈而观之一家，一家之中，未尝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家之孝弟慈而观之一国，一国之中，未尝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又由缙绅士大夫以推之群黎百姓，以显亲扬名，而尽此孝弟慈矣……关于教化途径，黄宗羲认为可以通过学校、书院民间讲学、社会风俗、史、传、志、铭扬善惩恶、法治辅助教化等方式达致良风美俗的境界。黄宗羲思想对于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建立社会主义文明社会有着重大的意义。

——摘自王慧《黄宗羲政治与教化思想研究》根据上述材料，结合中国史，围绕“法律与教化”主题，任选一个角度，写一篇历史小短文。

（要求：题目自拟，观点明确，史实准确，条理清晰，表述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