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文明塑造了人们不同的时间观念。由于中西方文明在哲学观、历史背景、社会模式等诸多方面千差万别，其对时间的观念和态度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时间取向模式。

材料一：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人们对时间的认识比较模糊，因而人们在用时、计时、守时等习惯上也比较模糊。中国人在时间的使用上一般用“掌灯时分”、“日上三竿”、“不见不散”等相当模糊说法。“掌灯”的时间和季节有关，和天气有关，和地理位置及生活习惯也有关，反映了深厚的农耕文明气息。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比喻，但是多数中国人只是从个角度来看待时间价值，并没有把这种高尚的时间观推广到社会交往当中去，因而，最终并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性时间观念和惜时的社会风尚。

——摘编自汪天文、王仕民《文化差异与时间观念的冲突》

材料二：清末以后，随着城市生活的变化，中国人对西人情况愈加了解，人们的时间观念随着钟表的普及变得精准化。张謇在《政闻录》中曾特别强调：“最可宝贵者莫如时，愿国人均奋起力求时间上的经济。”新学制规定学堂授课需有定时，一些政府机构在实行星期休息制度的同时，也开始实行工作定时制度。近代中国人新式时间观念的产生并不依靠一种自然的发展状态，而是一个伴随着压迫去强行消化的过程，沿海地区更新快一些，内地相对缓慢；城市更新快一些，农村相对缓慢。

——摘编自范雪梅《近代计时工具与生活节奏变迁》

近现代历史(过去的500年)

(郭嵩焘日记起自 1855 年，止于 1891 年郭去世前一日，中间缺三段，约 39 个月，首尾 37 年。记载当时内政外交、社会状况和学术艺文等。)

光绪三年正月初四日(1877 年 2 月 16 日)。拜访利如洋行，“行主刊木多…… 尚达及英人多乐温手击张锡九事”当了解到“伦敦人闻之，皆为不平”时，日记中留下“此邦民风之厚矣”的感悟。民风淳朴，知礼有节，即便比照中国士大夫们坚守不移的“华夷”标准，英国人也不再是什么“夷狄”蛮人。因此，在之后的日记中，郭嵩焘经常用诸如“厚”“平”之类的褒扬词语来表达对英国社会的好感。

光绪三年五月初十日(1877 年 6 月 20 日)。赴茶会，并进行参观，对于英国工业所取得的成就，他得出如下结论：“体察入微而探讨入神，直穷于思异矣。”甚至认为“此邦格致之学，无奇不备，可以弥天地之憾矣”。

光绪三年十二月十八日(1878 年 1 月 20 日)。郭嵩焘等人谈论西方制度，认为西洋“君德”“相业”是中国自古及今从未所闻，而其国政开明、官吏选贤择能、议院服争无隐、政事一乘民意，是“积之久而亦 习为风谷”的结果。据此而感悟：“西洋一隅为天地之精英所聚，良有由然也。”中国制度在郭嵩焘心目中， 已无复与西洋相较，惟寄望于中国风俗或可随之而变。

——据《郭嵩焘日记》

提取材料信息，说明上述材料对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有哪些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