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历史中，儒学一直在发展与创新。唐代韩愈以周公、孔子的继承者自居，排斥佛、道，鄙薄汉代以来的儒学，认为周公、孔子之道在孟子之后已经断绝。他在《原道》中说：“吾所谓道也，非向（先前）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的这一主张被宋代儒者接受并发扬。当代学者认为韩愈开了宋代“新儒学”的先河。

——摘自卞孝萱等《韩愈评传》

材料二：19世纪末，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书，认为汉代以来儒者奉为经典的《周礼》《左传》等书，是汉代学者为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影响恶劣，导致“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遭受）暴主夷狄之酷政”。他主张回归孔子所编定的《诗经》《礼记》等原典，理解真正的儒学精神。在他看来，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春秋》便是孔子为“改制”而创作的。他甚至用西学来解释《春秋》，认为《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说为：“始于据乱（世），立君主；中于升平（世），为立宪；终至太平（世），为民主。”

——摘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康有为曾经说道，越是了解“西学西理”，越觉“中学中理”之深邃广大。在他心中，中国古代淳美的社会风尚皆因孔子学说教化所致，相形之下，“近日风俗人心之坏”，令人痛心。欲挽救此种乱象，还须用“孔子旧方”。康有为遍考秦汉典籍，指出孔子最大的贡献在于改制立法。他进一步指出，孔子改制最核心的主张即三世进化，即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从君主制到立宪制再到民主制的进化，这是孔子借《春秋》而阐发的微言大义。如此，则维新变法具有了理论上的合理性、必要性。

陈独秀认为“孔子的思想产生于两千年前，原本就是服务于封建君王的专制统治的，而今已是共和制，孔子的言论就没有发挥作用的地方了”。孔教只是与帝制有“不可离散的因缘”，三纲五常违背了人的自由权利，缘此而生的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已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这种泯灭个性的儒家思想伦理禁锢，必须破除，“儒家孔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

——摘编自王鹏燕《康有为的孔教观与五四时期的反孔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