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里移动

陈思宏

    漆黑的夜里，找光。

    柏林有一家餐厅，名为NoctiVagus，此为拉丁文，Nocti为“黑夜”，Vagus为“移动”，意即“黑夜里移动”。

    这是一家没有光的餐厅。

    春夜微寒，我和T走进这家餐厅，室内明亮温暖，与一般餐厅无异。服务生马上过来招呼，帮我们挂外套，问好，闲聊。所有的服务生都是盲人。我们坐在等候区看菜单，招呼我们的服务生是个年轻的女孩，她的脸一直朝向我们，笑容和煦。她向我们推介海鲜，说自己是个爱吃鱼的人。前菜、主菜、点心点妥，餐后还有咖啡跟甜点，服务生接着解说待会儿入座时应该注意的事项。

    首先，我们必须把身上所有的光源全部关掉，用餐时严禁拍照。服务生开始给我们做心理建设，等会儿进入的用餐区是彻底黑暗的，但请不要惧怕，虽然餐厅里完全黑暗，但设有特殊的感应系统，安全逃生门也很齐全，让客人可安心用餐。

    在服务生的带领下，我们和另外一组客人一起进入一个光线幽微的区域，这是一个过渡区，让我们从明亮走入幽暗，视觉慢慢习惯弱光源，准备迎接黑暗。服务生请我抓住她的手臂，跟着她走。我尾随着，连续掀开数个帘幕，终于走进了用餐区。我身体突然静止，不敢迈出下一步，因为这里头，果真，完——全——没——有——光。服务生轻声说：“跟我来，左转，来，放心，直走，您不会撞到任何东西，右转，对，就是这里，正前方就是您的椅子，请慢慢坐下。”

    我坐下，没有光，就是没有光。我把手放在面前，完全看不到我的手指。T的声音从桌子的另一头传来，声音里有些许惊慌：“你在哪里？”

    和我们一起进来的那组客人，因为其中一位女士完全无法忍受黑暗，尖叫抗拒。她的呼喊很快消失在帘幕后，应该是被服务生带向光明了。我被黑暗钉在座椅上，身体僵硬，不安开始在皮肤上逼出汗滴。服务生突然发声，我被她的声音吓了一跳，原来，她一直站在我身旁。“我来跟你解说，您的右手边是刀，左手边有叉，杯子在正前方，请您开始用手去寻找，慢慢来，饮料随后上桌。”

    我慢慢伸出手，碰触到桌、巾、刀、叉、匙、杯，还有，从对面伸过来的T的手。我们在黑暗中握了彼此一下，“相濡以手汗”，给彼此打气。

    身体稍微放松之后，我开始听到许多声音。四周其实有许多客人，我看不到任何桌椅和身影，但有许多细碎的人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我听到刀锋撞上瓷盘的声音、饮料倒入杯子的声音、笑声、聊天声……当视觉失去作用，我的听觉逐渐开启，敏感度升高。然后，我就明白，为何餐厅要叫“黑夜里移动”了。

    黑暗中，宾客坐定，但服务生上菜上酒，必须移动。他们都是视障者，黑暗对他们已属平常，把宾客们的座椅位置记熟，就可以在其中穿梭自如。这些服务生在外面的世界里，是绝对的弱势，但在这个工作场所，他们身体的弱点就变成他们的强项了。

    前菜沙拉、浓汤上桌，我在黑暗中进食，行动如树獭，生怕打翻水杯、把刀叉扫出桌面、把浓汤送进眼里。黑暗果然有其分量，肢体被黑暗黏住，一切都迟滞缓慢，咀嚼慢，说话也慢。

    看不到菜色，吃食全然只靠味觉与想象力，我知道自己的主菜是海鲜，但有个东西我嚼了很久，就是无法正确说出它的名称，连续吃了三口，我才惊呼：“这是虾啊！”视觉功能消失，必须仰赖味觉与嗅觉，这是一次全新的就餐经历。

    少了视觉，耳朵伸展成漏斗，四周各种细碎的声响都倒进听觉里。隔壁桌一对男女的对话，让餐厅里所有用餐的宾客都忽然安静下来。原来，大家的耳朵，都变成漏斗了。

    男士说：“你愿意嫁给我吗？”

    静。

    这句话像一根绳索，勒住了所有人的喉咙，话语休止，吃食暂停。

    女士没回答。

    男士继续说：“你看不到，但现在我手上，有个戒指。”

    寂静再度塞满黑暗。我的刀叉在空中悬浮，嘴巴微张，不敢动。

    “你愿意嫁给我吗？”

    依然听不到女士的回答。

    再试一次：“你愿意嫁给我吗？”

    重复三次的问句，在黑暗里回荡，求婚的男士喉咙干渴，声线分叉，问句的结尾很微弱。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受不了了，黑暗我可以习惯，但这种悬疑，杀人哪。

    “你……”

    女士的声音，在此时，终于划破沉默。她的声音，在黑暗里点燃了光。

    在彻底的黑暗中，她哽咽着慢慢回答：“我，一，直，在，点，头。”

（有删改）

【甲】

    今天，我很高兴能够参加即将载入史册的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争取自由的运动。

    百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签署了《解放黑奴宣言》，今天我们就是在他的雕像前集会。这一庄严宣言犹如灯塔的光芒，给千百万在那摧残生命的不义之火中受煎熬的黑奴带来了希望。它的到来犹如欢乐的黎明，结束了束缚黑人的漫漫长夜。

    然而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正视黑人还没有得到自由这一悲惨的事实。100年后的今天，在种族隔离的镣铐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下，黑人的生活备受压榨；100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生活在物质充裕的海洋中一个穷困的孤岛上；100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然萎缩在美国社会的角落里，并且意识到自己是故土家园的流亡者。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就是要把这种骇人听闻的情况公之于世。

    就某种意义而言，今天我们是为了要求兑现诺言而汇集到我们国家的首都来的。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在起草《宪法》和《独立宣言》气壮山河的词句时，曾向每一个美国人许下了诺言，他们承诺给予所有的人以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节选自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

【乙】

    今天，当我们悼念美国独立战争中杰出的政治家亚当斯先生，并发扬美国革命传统的时候，亚当斯先生为支持美国独立而大声疾呼的人情景又浮现在我们眼前……无论生死存亡，我都举手衷心拥护《独立宣言》。

    的确，在开始时我们的目标并不是独立。但是，上帝为我们安排了结局。英国的不义行为迫使我们拿起武器。他们视而不见自身的利益，反而我们得益；他们一味固执己见，直到我们看到独立的希望。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奋力争得独立，因为它属于我们。

    既然天意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推迟《独立宣言》的诞生呢？难道今天还有人如此软弱，竟希望同英国达成和解，并以为这种和解会保护北美的安全与自由 ， 或保护其本人的生命和名誉？

    请问那位在座的先生，还有那位坐在您身旁的年高望重的同事，难道你们二位不都是遭受仇视，惩罚和放逐的对象吗？如果英国人继续当政，而你们又无望得到王室宽恕，你们二位除了作为歹征，还能有什么结果？如果推迟独立，我们究意是想继续这场战争，还是放弃这场战？难道我们打算服从英国国会颁布的包括波士顿港法案在内的所有议案吗？难道我们心某情愿地同意毁掉我们自己，而听凭我们的国家和权利遭到践踏吗？

（节选自丹尼尔·韦伯斯特《永远独立吧！》）

路

徐全庆

    徐卫东又看一眼脚下的路。路面已经有些破损，一如他的心，布满点点伤痕。

    徐卫东依然记得修路的情景。那时候，这是村里通往外界的唯一的路。土路。晴天坑坑洼洼，雨天泥泞不堪。乡亲们多希望这是一条水泥路呀。修路要钱，但大家没钱。

    徐卫东有钱。那时徐卫东在浙江打工，挣了点钱。但不够修路的。徐卫东就和乡亲们商量，能不能大家凑点钱。大家都摇头说，哪有钱呢。徐卫东说，他愿意出一半的钱，大家凑一半就行。大家还是摇头，那也出不起呀。徐卫东狠了狠心，出了百分之七十的钱，路才修起来。

    纯粹是做好事呢。徐卫东很少回村里，那时正准备把全家带出去呢。

    通车那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跑到路上来。连猫呀狗呀的也都跑来了。大家在上面蹦呀跳呀，都很兴奋。见了徐卫东，都说着感激的话。有人还说，下次换届，一定要选徐卫东当村长。这话引来一片附和。

    离开村后，还时不时有人给徐卫东打电话。说不两句就会提到那条路，自然还是一番感激。他们说附近的村子的人羡慕死他们了，都恨自己村里没有个徐卫东呢。

    这条路啊！徐卫东想起来就眉开眼笑的。

    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次回来，徐卫东感到了明显的变化。周边的村子也都通上了水泥路，宽阔，平整。相比之下，他们村的这条路既旧且破了。徐卫东觉得很纳闷，现在大家都有点钱了，为什么不把坑坑洼洼修补一下呢？这用不了几个钱呀。

    更让徐卫东纳闷的是，乡亲们见了他，明显没有了过去的热情，甚至有些敌意。我哪儿得罪他们了吗？徐卫东一个劲地反思，却始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晚上，过去的邻居刘大爷到徐卫东住的宾馆找他（他的家早已搬到浙江，村里的房子还在，但已多年不住人了）。刘大爷犹犹豫豫的，似乎有什么话想说又说不出口。徐卫东就说：“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我说了你别生气。不是我要来，是他们都逼着我来找你。”刘大爷又犹豫了一会儿，这样开场了。

    徐卫东茫然地望着刘大爷。

    刘大爷说：“想来你也看到了，附近的村子也都修路了，又宽又好。”徐卫东很认真地点点头。“关键是他们的路都是政府修的，不要老百姓出一分钱。”

    徐卫东的心里就咯噔一下，盯着刘大爷看。

    刘大爷躲开徐卫东的目光，眼睛看着脚下，接着告诉徐卫东，村民们想让政府把他们村的路重修一下，政府说那路还能用，暂时没那么多资金，先给更需要的村修。村民们就觉得自己吃了亏，别人的路都是政府来修，凭什么我们的路就得自己出钱？这样一想，他们就觉得是徐卫东害了他们。不是徐卫东当年坚持修路，他们现在也能有更好的路，还不要他们出一分钱！

    “他们逼着我来问问你，能不能把当年修路的钱退给他们？”刘大爷嗫嚅了半天说。

    徐卫东瞪大眼睛望着刘大爷，直到他离开，没有说一句话。

    第二天，徐卫东刚一起床，就发现他的门口围满了村民。都是来要钱的。

    徐卫东把钱给了村民。然后，背起行李返程。

    徐卫东最后回头看一眼身后的路，心中叹道，这条路呀。

    他这次回来，是想带一些村民到他的工厂里打工的。他的工厂发展壮大了，他本想让村人一起致富呢。

（选自《北方文学》2018年第10期）

枣

废名

    我当然不能谈年纪，但过着这么一个放荡的生活。东西南北，颇有点儿行脚僧的风流，而时怀一个求安息之念，因此，很不觉得自己还应算是一个少年了。我的哀愁大概是少年的罢，也还真是一个少年的欢喜，落日西山，总无改于野花芳草的我的道上。

    近数年来，北京这地方我彷徨得较久，来去无常，平常多半住客栈。今年，夏末到中秋，逍遥于所谓会馆的寒窗之下了。我不知怎的，实在的不要听故乡人说话。

    我的故乡人似乎又都是一些笨脚色，舌头改变不过来，胡同口里，有时无意间碰到他们，我却不是相识，那个声音是那样的容易入耳……唉，人何必丢丑呢？没有法，道旁的我是那么感觉着。至于会馆，向来是不辨方向的了。今年那时为什么下这一着棋，我也不大说得清。总之两个院子只住着我一人。

    我住的是后院，窗外两株枣树，一株颇大。一架葡萄，不在我的门口，荫着谁之门，锁上了，里面还存放有东西。平常也自负能谈诗的，只有这时，才甚以古人青锁对芳菲之句为妙了，多半是黄昏时，孑然一身，枣树、葡萄架下贪凉。

    我的先生走来看我，他老人家算是上岁数的人了，从琉璃厂来，拿了刻的印章给我看。我表示我的意见，说，“我喜欢这个。”这是刻着“苦雨翁玺”四个字的。

    先生含笑。先生卜居于一个低洼所在，经不得北京的大雨，一下就非脱脚不可，水都装到屋子里去了，——倘若深更半夜倾盆而注怎么办呢，梨枣倒真有了无妄之灾，还要首先起来捞那些捞什子，所以苦雨哩。

    先生常说聊斋这两句话不错：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

    所以我写给先生的信里有云：“豆棚瓜架雨如丝，一心贪看雨，一旦又记起了是一个过路人，走到这儿躲雨，到底天气不好也。钓鱼的他自不一样，雨里头有生意做，自然是斜风细雨不须归。

    我以为惟有这个躲雨的人最没有放过雨的美。

    ……

    这算是我的“苦雨翁”吟，虽然有点咬文嚼字之嫌，但当面告诉先生说，“我的意境实好。”先生回答道：“你完全是江南生长的，总是江南景物作用。”

    我简直受了一大打击，默而无语了。

    不知怎么一谈谈起朱舜水先生，这又给了我一个诗思，先生道：“日本的书上说朱舜水，他平常是能操和语的，方病榻弥留，讲的话友人不懂，几句土话。”

    我说：“先生，是什么书上的？”

    看我的神气不能漠然听之了，先生也不由得正襟而危坐，屋子里很寂静了。他老人家是唯物论者。我呢？——虽是顺便的话，还是不要多说的好。这个节制，于做文章的人颇紧要，否则文章很损失。

    有一个女人，大概住在邻近，时常带了孩子来打枣吃。看她的样子很不招人喜欢，所以我关门一室让她打了。然而窗外我的树一天一天的失了精神了，我乃吩咐长班：“请她以后不要来罢。”

    果然不见她来了。一到八月，枣渐渐的熟了。树顶的顶上，夜人不能及。夜半大风，一阵阵落地声响，我枕在枕头上喜欢极了。我想那“雨中山果落”恐怕不及我这个。清早开门，满地枣红，简直是意外的欢喜，昨夜的落地不算事了。

    一天，我知道，前院新搬进了一个人，当然是我的同乡了。我望见他，心想，“这就是他了。”这人，五十岁上下，简直不招我的反感。——唉，怎么说反感呢？我这人是那样的，甚是苦了自己，见人易生反感。我很想同他谈谈。第二天早晨，我正在那里写字，他推开我的房门进来了。见面拱手，但真不讨厌，笑得是一个苦笑，或者只是我那么的觉着。倒一杯茶，请他坐下了。

    他很要知道似的，问我：“贵姓？”

    “姓岳。”“府上在哪里？”“岳家湾。”“那么北乡。”

    这样说时，轮了一下他的眼睛，头也一偏，不消说，那个岳家湾在这个迟钝的思索里指定了一遍了。

    “你住在哪里呢？”

    “我是西乡，——感湖你晓得吗？你们北乡的鱼贩子总在我那里买鱼。”

    失礼罢，或者说，这人还年青罢，我竟没有问他贵姓，而问，“你住在哪里呢？”做人大概是要经过长久训练的，自以为很好了，其实距那个自由地步还很远，动不动露出马脚来了。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夫人去年此地死了，尚停柩在城外庙里，想设法搬运回去，新近往济南去了一趟，又回北京来。

    唉，再没有比这动我的乡愁了，一日的傍午我照例在那里写字玩，院子很是寂静，但总仿佛不是这么个寂静似的，抬起头来，朝着冷布往窗外望，见了我的同乡昂着他的秃头望那树顶上疏疏几吊枣子想吃了。

一九二九年一二月二九日

（选自《枣》，1931年，有删改）

雨夜小站
柳青

春雨唰唰地下着。透过淌着雨水的玻璃车窗，看见秦岭西部太白山的远峰、松坡，渭河上游的平原、竹林、乡村，百里烟波，都笼罩在白茫茫的春雨中。

当潼关到宝鸡的列车进站的时候，小街两边的店铺已经点起了灯火。由于春汛，渭河的渡口暂时取消了最后一次摆渡，旅客们都陆陆续续进了这个旅馆或那个旅馆，只剩年轻的庄稼人梁生宝，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背上披着一条麻袋，一只胳膊抱着用一条麻袋包着的被窝卷儿，黑幢幢地站在街边靠墙搭的破席棚底下。

来这里买稻种的生宝，碰到一个难题。小伙子问过几家旅馆，连睡大炕也要两角钱。他从家乡起身时，根本没预备住客店的钱。心想：随便什么地方不能滚一夜呢？没想到眼前唰唰的春雨却把他搁在了这个小站。

“把他的！到哪里过一夜呢？”

站在这异乡的陌生小街上，生宝的心却回到渭河下游的稻地里去了。钱对于那里的贫雇农，是多么困难啊！起身时收集稻种钱，难着哩！其他互助组的庄稼人，要劳驾他捎买些稻种，临了却没弄到钱。本互助组有两户，也是作为组长的他先垫着。生宝心里明白：他带来了多少钱，要买多少稻种，还有运费和来回的车票。他怎能贪图睡得舒服，多花一角钱呢？

从前，汤河上的庄稼人不知道这郭县地面有种叫“百日黄”的急稻子，秋天割倒稻子来得及种麦，夏天割倒麦能赶上泡地插秧；只要有肥料，一年可以稻麦两熟。

任老四曾经溅着唾沫星子感激地对他说：“宝娃子！你这回领着大伙试办成功了，娃们就有馍吃了嘛！”

“就说稻地麦一亩只收二百斤吧！全黄堡区五千亩稻地，要增产一百万斤小麦哩！生宝同志！”这是区委王书记开会时拿眼睛盯着生宝说的。生宝明白：那是希望和信赖的眼光……

“我哪怕就在这席棚底下蹲一夜哩，也要省下这两角钱！”生宝对自己说。度过了讨饭的童年生活，十三岁就给财东家熬半拉子长工，青年时代又在秦岭荒山里混日子，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叫作“困难”！他觉得：照党的指示给群众办事，“受苦”就是享乐。可他知道继父梁三不这么想……

一九二九年，生宝跟着他妈夹在衣衫褴褛的人群中，逃难到下堡村，是继父梁三的草棚屋收留了他们。梁三命运不济，接连死了两回牛，后来连媳妇也死了，再后来租不到地，连父亲留下的三间房也拆得卖了木料和砖瓦。可自从草棚屋里有了生宝母子，曾经被命运打倒的梁三，又开始创立起家业来，他操劳着，忍耐着，把希望寄托在将来。可拆掉三间房的地上长起来的榆树已经比碗口粗了，家业依旧没创起来。

土地改革的那年冬天，梁三家分得十来亩稻地，老汉早已干瘪的身体突然就有莫名其妙的精力，见天天不亮就开始忙乱起来，但对于生宝也渐渐生出许多不满。

看见郭振山家盖瓦房，他心里气：“你把俺生宝拉进党里头做啥嘛？你弟兄三个外头有人干事，屋里有人种地，你们积极得起啊！可俺家里的地怎弄哩？”

听说生宝担任互助组组长，他冲到老婆跟前抱怨：“他为人民服务！谁为我服务？成天不着家，啥时才能创立咱自个儿的家业？”

这次买稻种，老汉照旧不高兴：“谁见过汤河上割毕稻子种麦来？等碰破了脑壳后，你才知道铁是铁，石头是石头。”

想到这，生宝觉得有必要回去后认真地跟继父做点解释工作，主要说明大家富裕的道路和自发的道路有啥不同。爷俩使足了劲种地，的确年年粮食有余，然后有力量买地。可像任老四家那样的，劳力软，娃多，离开互助组就搞不好生产，就得年年卖地。那十年八年后，老任家又和没土改一样，地全到他爷俩名下了！

想到能改变继父的想法，生宝满脸堆起笑容，他走进一家小饭铺，要了碗汤面，然后取开棉袄口袋上的锁针用嘴唇夹住，掏出一个红布小包来，在饭桌上很仔细地打开，在那些七凑八凑来的人民币中拣出最破的一张五分票，付了汤面钱。

踏着土街上的泥泞，生宝从饭铺跑到车站票房。划着一根洋火，观察了全部情况；划第二根洋火，选定睡觉的地方；划了第三根洋火，把麻袋在地上铺开来。头枕着过行李的磅秤底盘，生宝和衣睡下了。他想：在这里美美睡上一夜，明日一早过渭河，到太白山下的产稻区买稻种呀！

票房外头，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天气是凉的，可生宝心中是热的……

（节选自柳青长篇小说《创业史》，有删改）

【注】互助组：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农民为解决各自劳动力、生产工具不足的困难，而建立的劳动互帮互助组织。

乞丐

（英）毛姆

我在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市中心广场周边的街道上闲逛，不时瞥一眼那些精巧的庭院，最后，在环绕广场的拱廊里阴凉处坐下来，要了一杯酒。

太阳把无情的烈焰抛洒在广场上，耷拉着的椰子树沾满尘土，巨大的兀鹰不安地栖息其上，有时会突然降落地面，叼起几片残渣，扇动笨重的翅膀，飞上教堂的塔顶。我已经给完所有的零钱，只能对那些纠缠不清的乞丐频频摇头，他们不给你片刻的安宁。报童硬要把那些湿漉漉的报纸卖给我，乞丐们苦苦哀求指望能得到点施舍……但是他们随时留意着那个肥胖的警察，他会拿着皮带突然冲过来，照着他们的头或后背狠狠地抽上一鞭子。

突然，我被一个乞丐吸引住了，他的头发和胡子红得耀眼，胡子乱蓬蓬的，衣服破烂不堪，勉强遮体，他的腿和裸露的胳膊瘦得只剩下皮和骨头，在饥饿的人群里他显然最为可怜。他大约40岁，是唯一不开口说话的乞丐，甚至连手都不伸出来，只是凝视着你，让人感到极其不自在，如果有人给他一个硬币，他会向前一小步，伸出爪子一样的手，拿过硬币，也不说一声谢谢，就木然地走开。

他站在我面前，和他站在其他桌子前的时间一样长，用悲凉的目光看着我。我还从来没见过如此失魂落魄的人。他的外貌有种让人恐惧的东西，神志看上去也不是很健全。我没有什么好给他的，为了不让他白等，我摇了摇头。过了一段时间，他走开了。

傍晚时，凉风再次把我诱惑到了广场上。不久，大量的人群从四周的街道拥入广场，黑色的兀鹰尖叫着从人们的头顶飞过，一旦发现有什么东西可以啄食，它们就会猛然坠落地面，再从人们的脚下急急忙忙地跑开。我又看到了那个红发怪人，他没有在我的桌前停留。我估计他还记得早晨没能从我这里获取分文，觉得再这么做没有用，我在想他是不是个水手，一个英国人或者美国人，从船上开了小差，逐渐堕落到目前这种令人同情的状况，他不见了。

夜里醒时，不知道为什么，他衣衫褴褛的形象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我曾经见过他，但是我无法确定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我度过的第二天和第一天完全一样，但我在守候红发乞丐的到来，当他站在我邻近的桌子旁边时，我仔细观察着他。现在我非常确信在哪里见过他，甚至认识他。我不好意思上前招呼他，我为不能把他对上号而恼火，就像你在努力回想一个人的名字，那名字分明已经在你的舌尖上，却又一下子溜走了，这一天就这么慢慢地过去了。

新的一天又到来了。他像往常一样出现在广场上，一声不吭。他站在一张桌子跟前，离我两张桌子远，无声地恳求着。这时，我看见了那个警察，他偷偷绕过来，用皮带照着红发乞丐响亮地抽了一下，乞丐的身子一缩，但他既不抗议，也没有表露出任何憎恨；他似乎已对这种鞭打的刺痛习以为常，他缓缓移动的身躯悄然融入降临到广场的暮色之中，然而这残酷的一鞭却抽醒了我的记忆，我突然想起来了。

他肯定也认出了我，因为这20年来我的外貌变化不大，这就是他从第一天早晨以后，就再也没有在我案前停留的缘故，我认识他已经有20年了。那时候我在罗马过冬，每晚都去一个餐馆用餐。餐馆的常客多是一小群来自美国和英国的艺术院校学生。我们经常在那里无休无止地争辩着与文学和艺术有关的话题，他那时还是个大男孩，不会超过22岁；蓝眼睛、直鼻梁、红头发，长得很讨人喜欢。我记得他说曾在美国水果公司工作过，因为想成为一名作家，他放弃了那份工作。由于他过于傲慢。他在我们中间不怎么受欢迎，他觉得我们是一群可怜虫。并对此直言不讳。他不给我们看他的作品，因为我们的赞誉对他来说毫无价值，对我们的批评他则报以嗤之以鼻的态度。他极其自负，为了成为一名作家，他放弃了一切。他那么自信，而这种自信也让他的一些朋友受到感染。

我回想起当时他那种意气风发、精力充沛，对未来充满信心以及目中无人的样子。这不可能是同一个人。但是我确信这就是他。我起身去广场寻找他。我对比着过去和现在的他，琢磨是什么让他变成现在这种样子，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会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成百上千的年轻人带着奢望投身艰难的艺术行业，但他们中的大部分最终接受了自己的平庸，并在生活中找到一处落脚之地，好让自己不被饿死。这太可怕了，我问自己能帮他些什么，我绕着广场走着，天色越来越暗，我担心自己错过了他，我经过教堂时看见了坐在台阶上的他。我走到他跟前。

“你还记得罗马吗？”我说。

他一动不动，也不回答我。他毫不在意我的存在，就像面前根本没有我这个人，他看都不看我一眼，空洞的蓝眼睛落在台阶底层那些为什么东西尖叫着争作一团的兀鹰身上。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黄色背面的纸币，塞进他手里。他看都没看它一眼，然而他的手动了一下，像爪子一样的细手指握紧纸币，搓揉着，搓成一个小纸团后把它移到拇指上，一下子弹到了空中，落到了聒噪的兀鹰中间。我下意识地转过头，就见一只兀鹰用嘴衔起它飞走了，两只尖叫着的兀鹰紧随其后。当我回过头来时，那个人已经走掉了。

我在韦拉克鲁斯又待了三天，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