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高亦吾：周恩来总理一生感念的启蒙老师

高亦吾1881年生于章丘绣惠镇西关村，15岁考取了济南省立高等学堂。在进步教师萧少瑜的启发和引导下，他与学友赵佑贞、徐云甫等组建了“乐群书社”和“玫瑰花诗社”，并投书章太炎，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他们在校赋诗、撰文，斗争宗旨为反清灭洋。18岁那年，高亦吾率先加入同盟会，带头组织起声势浩大、轰动省城的罢课学潮，还以犀利的笔触写出了震惊校园内外的战斗檄文《伊奴出关》。高亦吾的文章及极富影响力的言行，引起了山东巡抚周玉山的惊恐，他亲笔签署通缉令，定要严惩“肇事者”。闻讯后，高亦吾当即脱掉长衫，剪掉象征“大清”臣民的发辫，连夜逃离济南，远赴东北。章丘县衙接到逮捕令后，立即派人到西关高家进行严密的搜查，未见其人，便将其霜染鬓发的母亲投监入狱，施刑后又锁进铁牢。

高亦吾辗转漂泊半月，经友人介绍，进入奉天东关模范学校。在这里，他初识了入校新生周恩来，见他精明睿智、气宇轩昂且胸怀壮志，课下便常向他慷慨激昂地讲述反清灭洋的革命道理，沉痛地诉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悲壮之举，使其听得义愤填膺、泪光盈盈。高先生还将邹容19岁时写的《革命军》一书赠给他，使其树立起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信念。高先生借与周恩来同桌就餐之机，向其灌输马克思、孙中山等伟人志士的进步思想。星期天，还同他上街“散步”，指着外国领事馆满腔怒火地说：“这些外国列强协同腐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瓜分华夏大好河山，简直令人难以容忍！”周恩来时时处处受到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教育。

辛亥革命爆发后，高先生率领师生涌向长街游行示威，振臂高呼：“鞑虏不除，民国不立，四万万炎黄子孙誓不罢休！”周恩来彻底觉悟了，返校后当众第一个剪掉发辫，发誓为中华崛起而读书！1913年，周恩来入南开中学就读。临别之际，高先生为周恩来命字“翔宇”，寓意深远；周恩来则奋笔疾书：“同心努力，前程万里指日登！”署名“翔宇”，表示对“翔宇”的认可和对恩师的敬重。三年后，由于战乱不息、政局不稳，高先生辞校赴京到赵伊公署任职。其间，周恩来曾两度进京探望，高先生警觉地叮嘱周恩来，“你在天津创办的‘觉悟社’轰动京畿，据传你的名字业已在册，当局声言要捉拿一切成员，你务必当心！”周恩来返津不久便被捕入狱，高先生闻讯心急如焚，奋力投入营救，终使周恩来脱离虎穴。

岁月如流，人世沧桑。高先生重返济南后，应邀在省建设厅任职。“七七事变”后，他毅然辞去公职，返回章丘，县长郭德夫深知先生学识渊博，邀他出面成立“城关学堂”，先生知其是“亲日派”，力辞不就，却到西关私塾任教。1939年章丘沦陷，高先生赴济避难。有人举荐他去当地的某汉奸公署就职，高先生断然拒绝，出于生计，他便在济南小布政街开馆施教。1941年春节刚过，高先生突患脑膜炎，遂还故乡。弥留之际，他再三叮嘱爱子高肇甫：“日后，一定要想方设法和周恩来取得联系，让他指引前程！”2月5日子夜时分，这位深受社会尊重的民主革命战士、一代师表与世长辞，终年60岁。

1947年4月的一天下午，章丘警察局局长带领部下闯入高先生家中，以“私通共匪”的罪名将其妻子及儿媳逮捕入狱并抄家封门，二人在牢中受尽酷刑。1949年7月，高肇甫遵照父亲遗嘱给周总理写信，历数期间的境况和怀思之情。不久，总理回信，召肇甫进京，在中南海两人长谈三小时。总理得知恩师早已仙逝，不禁悲恸万分，数次泪流满面……

后来周总理将高肇甫安排于政务院档案科工作。周总理一生高风亮节，身在高位从未照顾过任何一位亲属，对高肇甫的安排可谓“仅此一人”。

（摘编自《齐鲁晚报》王绍忠《高亦吾：周恩来总理一生感念的启蒙老师》）

相关链接

     奉天东关模范学校是一所较好的小学，从校长到教员都是社会名流。高亦吾初进课堂，就遭遇到一位浓眉大眼、英气逼人的少年学生的质疑发难，这位少年一连提出许多耐人深思的问题，他就是当时年仅13岁的周恩来。高亦吾对这位气宇轩昂的少年非常赏识，从此30岁的高亦吾同13岁的周恩来结成了忘年之交。（摘自《章丘名人录》）

尊严死

聂鑫森

一辆白色的小车，驶出了湘楚大学的校门。深秋上午的太阳光薄而淡，透出一阵阵的凉意。从这里到江南医院，要穿过繁华的闹市，加上红绿灯，堵车，满打满算要一个小时。

开车的是程奋，坐在后座的是郑波。

程奋在校办公室当主任，四十八岁，头圆、腹凸、体胖。郑波比他大两岁，是中文系的教授，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主攻古代文字学，师从程奋的父亲程笃，读硕读博，再当助手，一眨眼过去了二十多年。

两个人久久不说话，在去向医院的这一路上静得只听见车轮摩擦水泥路发出的沙沙声。

古稀之年的程笃肝癌晚期，四个月前住进了江南医院的肿瘤科重症监护室。郑波在上课、开会之余，一个人去得很勤。重症监护室是不能随便让人进去探看的，因为里面的空气消了毒。门上只有一个玻璃镶嵌的小孔，郑波隔一阵就会把眼睛贴上去，打量躺在病床上的程笃：一头银发，满脸愁苦，时而清醒，时而昏迷；鼻子的两孔插着氧气管和胃管，胳膊上插着输液的套管，下面还插着输尿管。

每当这个时候，郑波就会喟然长叹。这种“生命支持系统”，无非是让先生毫无质量地活在限定的时间里，死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先生平日曾多次对他说：“人活着，要有尊严，人死去，也要有尊严。”这种比“死别”更残忍的“生离”，身上插着管子，身边没有亲人朋友，像吞币机一样耗费钱财，“工业化”地死去，先生一定是极不愿意的。可惜师母因病已去世多年，可惜程奋夫妇和儿子都太忙，来得少，来了也总是匆匆的。

郑波读本科时，程笃第一次上“文字学”的课，自我介绍说：“我姓程名笃，字顿迟，你们可知道这名和字，来自何书？”郑波站起来说：“来自《说文解字》，笃者，‘马行顿迟’。”程笃眼睛一亮，大声说：“你读书多，记性好，孺子可教！”尔后，郑波本科毕业，再读程笃的硕士和博士，因成绩突出，发表多篇论文，也就留校教书，并当了先生的助手。

在郑波看来，程笃于他是亦师亦父，而程笃也视郑波亦友亦子，不但学问上对郑波谆谆引导，生活上也极为关心。郑波的妻子，就是先生和师母介绍相识并喜结连理的。先生最大的遗憾，是儿子程奋读了硕士以后，改行去搞行政，而且干得津津有味。他对郑波说：“在知识界，第一等做学问，第二等教书，第三等做官。程奋没有定力，只能如此了。”

正在开车的程奋，鸣了一声笛，问道：“郑波兄，睡着了？”

“没有。我在想先生，他太痛苦了。”

“是呵……是呵。早几天大夫找我面谈过一次。”

郑波装作一无所知，问：“谈什么呢？”

“他说……老人肯定没有希望了，家属是否可以考虑停止治疗。我问怎么个停止治疗法？他说，由家属签了字，再在医生指导下拔掉输氧管。”

“你怎么说？”

“我明白之所以要这样做，是避免医患纠纷，一切都是家属自愿的。但……我不同意！”

“是只要先生活着，你就可以照领他的工资？”

“绝对不是，那是人性丧尽！我、妻子、儿子，担不起这大不孝的名声，领导、长辈、同事、学生会怎么看我们？今后还怎么做人做事？”

“你担心将来副校长提拔不上？担心儿子将来不好找对象？就不担心老爷子这么受罪！唉！”

“郑波兄，我猜想大夫也和你谈过了，你是做学问的，没什么顾忌，能不能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郑波一惊，随即平静下来，说：“程奋弟，我知道你想说又不好开口，大夫和我谈话后，想得我坐卧不宁，最后才想明白，为了先生尊严地逝去，由我来代替家属……签字和拔掉管子吧。”他的喉头哽咽起来，泪水奔涌而出。

程奋小声说：“谢谢……谢谢……”

程笃安然辞世，然后是火化、开追悼会、入土。

不断地有人向程奋和郑波，询问程笃最后的死因。

由郑波签字的医院、家属共拟的协议书复印件，程奋时刻揣在口袋里，有人问即掏出来说：“一切都由郑师兄做主，我听他的。”

郑波则从容如昔，有人来和气地询问或愤怒地责问，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平静地说： “是我签的字，是我拔的管子。”

审丑

严歌苓

   拾垃圾的曾老头拿烂得水汲汲的眼看着赵无定，说：“你出息了，跟你爸一样教大学了。我家小臭儿也出息了，要娶媳妇了。现在的媳妇都得要钢琴。就跟我们年轻那时候，媳妇们都得要彩礼一样。没彩礼，娶不上什么体面媳妇。……一个钢琴得五千哪。”

   老头两片嘴唇启开着，看得出结了满嘴的话：“我在想，你还能不能给大爷找那份差事，就是你爸早先找给我的那份儿人体模特儿的差事。小臭儿的一房间家什都是靠那份差事挣来的。”

   “大爷，可现在……”

   “你不用说，我知道我现在老得就剩下渣儿了，走了样了，没法看了。你跟学校说说，要是给别人十块，给我八块就成……”

   无定为他争取到的价码是十五元一小时。因为无定父亲的“审丑说”莫名其妙地热起来。一个顶信仰 “审丑”原则的学生在全国美展中得了一等奖。许多杂志都刊出了这个“审丑”创举——巨大的画幅上，那丑浓烈，逼真得让人恶心。

   晚秋，老头又出现在灰色的风里，颠颠簸簸追逐一块在风中打旋的透明塑料膜。他告诉无定，小臭儿有了钢琴，也有了媳妇。他们交谈时，不少人默默地注视着老头，每张脸都板硬，盛着或显著或含蓄的恶心。

   又一年，赵无定被介绍到一个画商家。敲开门，里面男主人对他叫：“哎呀，是你呀！不认识我啦？”男主人身后是一屋锃亮的家具，锃亮的各“大件儿”，锃亮的钢琴，锃亮的一个女人。

   “你妈给过我一块冰糖呢，那时糖多金贵！忘啦？”

   无定明白了，面前这个双下巴，头开始拔顶的男人是小臭儿。

   “快请进，快请进！唉，咱家来稀客啦！”他对女人说。

   无定在宽大的沙发上落下屁股，挺寒酸地把几张画靠在茶几腿上。

   “这几张画……”

   “先不谈生意，先吃饭！哥儿们多少年了！”小臭儿扬声笑起来，“包了饺子，三鲜馅儿，正下着。冰箱里我存了青岛的啤酒。瞅你赶得这个巧！”

   这时有人轻轻敲门。媳妇从猫眼儿看出去，踮着脚尖儿退回来：“你爷爷！”

   “我哪儿来的爷爷？他老脸不要，我可要脸！”小臭儿说。他起身，嘱咐媳妇：“先不开饭，不然他下回专赶吃饭时间来！你就告诉他我不在家。”然后转脸向无定，笑又回来了：“拿上你的画，咱们上卧室谈。”

   无定跟着进了卧室，小臭儿将门栓死，客厅里传来一清亮一浑浊两副嗓音。

   “臭儿又不在吗？老也没见他，想得慌。”

   “他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回来！”

   “那我多等会儿。”

   “哎哎！……别往那儿坐，那沙发是新的！您坐这儿吧！……”

   无定早没了谈生意的心思，心坠得他累。一个小时后，老头走了。一锅饺子捂在锅里的时间太长了，全沤烂了，成浆了。

   无定客气而坚决地在他们摆开饭桌时离开了。

   不久，学校会计科的人告诉无定，老头的计时工资算错了，少付了他百把块钱。无定接了钱，但从夏天到冬天，一直没遇到老头。他只好从学校找了老头的合同，那上面有他的地址：某街三百四十一号。街是条偏街，在城郊。无定没费多少时间便找着了三百四十号——这条街的最后一个号码，再往前就是菜田了。

   无定走出了街的末端，身后跟了一群热心好事的闲人。在阔大无边的菜田里，有一个柴棚样的小房，门上方有一个手写的号码：三百四十一。门边一辆垃圾车……

   “哦，您是找他呀！”闲人中有人终于醒悟似的，“曾大爷！他死啦。去年冬天死啦！”

   那人说：老头有个很好的孙子，孝敬，挣钱给爷爷花，混得特体面，要接爷爷去他的新公寓，要天天给爷爷包饺子；但老头不愿去，天天喂他饺子的好日子他过不惯，他怕那种被人伺候、供着的日子……这是老头亲口告诉街坊的。

   “你是曾大爷的什么人？”那人问。

   “朋友”。无定答。

   “也认识他孙子小臭子？”

   “对。”

   “他真对他爷爷那样好？”

   无定停了好大一会儿。说：“真的。”

林教头误入白虎堂

    再说林冲每日和智深吃酒，把这件事不记心了。那一日，两个同行到阅武坊巷口，见一条大汉，头戴一顶抓角儿头巾，穿一领旧战袍，手里拿着一口宝刀，插着个草标儿，立在街上，口里自言自语说道：“不遇识者，屈沉了我这口宝刀。”林冲也不理会，只顾和智深说着话走。那汉又跟在背后道：“好口宝刀，可惜不遇识者！”林冲只顾和智深走着，说得入港，那汉又在背后说道：“偌大一个东京，没一个识得军器的。”林冲听的说，回过头来，那汉飕的把那口刀掣将出来，明晃晃的夺人眼目。林冲合当有事，猛可地道：“将来看。”那汉递将过来，林冲接在手内。

    林冲看了，吃了一惊，失口道：“好刀!你要卖几钱？”那汉道：“索价三千贯，实价二千贯。”林冲道：“值是值二千贯，只没个识主。你若一千贯肯时，我买你的。”那汉道：“我急要些钱使，你若端的要时，饶你五百贯，实要一千五百贯。”林冲道：“只是一千贯，我便买了。”那汉叹口气道：“金子做生铁卖了!罢，罢!一文也不要少了我的。”林冲道：“跟我来家中取钱还你。”回身却与智深道：“师兄，且在茶房里少待，小弟便来。”智深道：“洒家且回去，明日再相见。”

    林冲别了智深，自引了卖刀的那汉，到家去取钱与他，就问那汉道：“你这口刀那里得来？”那汉道：“小人祖上留下。因为家道消乏，没奈何，将出来卖了。”林冲道：“你祖上是谁？”那汉道：“若说时，辱没杀人！”林冲再也不问。那汉得了银两，自去了。林冲把这口刀翻来覆去看了一回，喝彩道：“端的好把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宝刀，胡乱不肯教人看。我几番借看，也不肯将出来。今日我也买了这口好刀，慢慢和他比试。”林冲当晚不落手看了一晚，夜间挂在壁上。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

    次日，巳牌时分，只听得门首有两个承局叫道：“林教头，太尉钧旨，道你买一口好刀，就叫你将去比看，太尉在府里专等。”林冲听得说道：“又是甚么多口的报知了。”两个承局催得林冲穿了衣服，拿了那口刀，随这两个承局来。林冲道：“我在府中不认的你。”两个人说道：“小人新近参随。”却早来到府前，进得到厅前。林冲立住了脚，两个又道：“太尉在里面后堂内坐地。”转入屏风至后堂，又不见太尉。林冲又住了脚，两个又道：“太尉直在里面等你，叫引教头进来。”又过了两三重门，到一个去处，一周遭都是绿栏杆。两个又引林冲到堂前，说道：“教头，你只在此少待，等我入去禀太尉。”林冲拿着刀，立在檐前，两个人自入去了，一盏茶时，不见出来。林冲心疑，探头入帘看时，只见檐前额上有四个青字，写道：“白虎节堂”。林冲猛省道：“这节堂是商议军机大事处，如何敢无故辄入？”急待回身，只听的靴履响、脚步鸣，一个人从外面入来。林冲看时，不是别人，却是本管高太尉。

    林冲见了，执刀向前声喏。太尉喝道：“林冲，你又无呼唤，安敢辄入白虎节堂?你知法度否?你手里拿着刀，莫非来刺杀下官?有人对我说，你两三日前，拿刀在府前伺候，必有歹心。”林冲躬身禀道：“恩相，恰才蒙两个承局呼唤林冲，将刀来比看。”太尉喝道：“承局在那里？”林冲道：“他两个已投堂里去了。”太尉道：“胡说!甚么承局，敢进我府堂里去!左右与我拿下这厮！”说犹未了，傍边耳房里走出二十余人，把林冲横推倒拽，恰似皂雕追紫燕，浑如猛虎啖羊羔。高太尉大怒道：“你既是禁军教头，法度也还不知道。因何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欲杀本官？”叫左右把林冲推下。

（节选自《水浒传》第六回，略有删改）

【相关链接】（前情简介）林冲带着夫人到大相国寺去上香，路上遇到鲁智深并与之结为好友，夫人待在大殿上，殿帅府太尉高俅的义子高衙内见其美貌，便欲霸占，被闻讯赶来的林冲与鲁智深制止。后高衙内与林冲的好友陆谦等人勾结，三番五次设计强行霸占林夫人，但都未得逞。最后高俅设下毒计，让人假扮卖刀人设法将宝刀卖给林冲。

老人

张炜

    在一片山地的边缘，生活着两个老人。那儿很偏僻，但有山有水，林木蓊郁。小茅屋就搭在从山地流出的一条小溪边上。溪水不停地赶路，走向了很遥远的地方；但它在茅屋不远处稍稍歇息了一会儿，于是就形成了一个蓝蓝的小湖湾。

    老两口无儿无女，却一点也不寂寞。为什么？因为他们特别喜欢动物，养了猫和狗，还有鸽子、鹌鹑、小羊、鸡、兔子，甚至还有几只刺猬。这些大大小小的动物给他们做伴，让他们高兴，有时也不免惹他们生气。

    两个老人在山下已经生活了很久，虽然头发全白了，但身体非常健康。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哪一年在此定居的，都认为这样两个老人和这样一座茅屋在山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小茅屋离最近的村子也有十华里远，所以从过去到现在，老两口都负责为那个村子看护山林。

    其实他们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他们在坡地上垦了一块地，不大不小，正好用来种植一年里所需的粮食和菜。他们喝山溪里的水，用溪边的红土做成了盛粮食的泥缸。夏天，他们在湖湾里洗澡，天冷了就烧热水洗。两个老人都很爱干净，不仅身上没有灰尘，就连小茅屋内也扫得很光洁；灶口没有积灰，灶前没有草屑。

    山上山下都长满了野花，他们最喜欢的是铃兰。它们长在阴湿的山坡林下，两个老人常常移栽一些到屋前的空地上。几年之后，小院四周到处都是铃兰了。

    只要是喜爱花的人，就一定有许多的朋友。那些走迷了路的各种动物在茅屋前停下来，一会儿就能得到老人赐给的食物；有的干脆住下，成为小院中的一员了。他们的这些动物中，大多都是自己留下来的。这儿尽管离人们聚居的地方很远，可仍然有不少人特意赶来聊天、玩。来得最多的是老人们，他们说这儿的溪水甜，这儿的烟叶味道也醇。客人玩得晚了，就在这儿吃饭。那时猫、狗，甚至是羊和刺猬也大模大样地走到饭桌前。没有一个人驱赶它们，大家都习惯了。

    人们给所有动物都取上了名字，哪一个嘴馋，哪一个脾气暴，都一清二楚。它们自己也不想隐瞒自身的弱点，有话直说。比如这年夏天，正是铃兰开花的季节，老人刚刚割下的蜜被什么动物偷吃了一些，还没等追查，猫儿小花就在它们一伙里嚷：“我知道这事儿会找上我，谁叫我的名声坏了哩！其实我才不愿意吃甜……”

    除了在山上和田里忙，老人把所有空余时间都用在它们身上。它们就像老人的一群孩子，有时孝顺，有时顽皮。如果它们之间吵起架来，大爷和大娘就出面调解，哪一个不听，就要挨训。老人希望它们互相帮助，个个讲卫生，勤洗澡，勤漱口，并且要把住处搞得很整洁。黑狗三虎子不拘小节，鼻子上常常有鼻涕，不像猫儿那样天天洗脸；而且它有一次还迎着大娘打了个长长的哈欠。“修养，还是修养问题啊！”大公鸡二柱跟在大娘和大爷身后，这样议论三虎子。

    老两口对大家嘘寒问暖，体贴备至。母狗小狸到那个村子里去玩，被负心的雄狗咬伤了前右爪，让大娘多么痛心。她一天两次催老头子上山采药，亲自为它洗伤口、换药。小狸疼得一叫，大娘就流眼泪。

    玉玉是一只鸽子，白白是一只羊。它们小时侯都怕冷，冬天都曾被大爷大娘揽进过被窝里，也都不小心在被窝里洒过尿。两个老人不仅没有呵斥它们，反而以人作比，安慰说：“哪家的小孩儿没尿过床？”

    白白把大娘的话回去传达了一下，大家都兴奋，但是沉默着，羞羞的。猫儿小花红着脸问大家：“你们说，我们真的像他们讲的那样，长得那么好看吗？”小花的漂亮是出了名的，算是美的代表。不过由它来提出这样敏感的话题，似乎并不适当。大家都不回答它的话。

    从那次以后，它们心里都装了一句话，但并不说出来：“我们是美的。”

    一个多月前，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和狗的事情。据说艺术家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他给人揪回来，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

    我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那是1959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

    有一次大概在1963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

    1962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摔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小狗包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