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携带《曹寅与康熙》等新书来华举办首发式，并在多所高校进行讲座，在学界和媒体引发新一轮“汉学热”。但笔者以为，“汉学”当热，然不可将之混同为“国学”。

    汉学是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学问，历经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派学，以及侧重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等几大阶段，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面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和杂的现实，汉学家们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比如，欧洲“启蒙运动”就深受来华传教士介绍的儒学的启迪。

    不过，中国学界对汉学的追踪和介绍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其中，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国内曾分别兴起一股“汉学热”，原因是这两个时段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思想争鸣活跃，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此次史景迁访华引发的新一轮“汉学热”，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时代背景下，国人试图借助汉学对自己国家崛起和文化复兴进行的一种心理上的印证和调适。不难看出，汉学不仅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还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既能发现自己的优缺点、长短处，也能了解自己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

    然而，汉学虽有重要价值，但亦不可无限拔高。因为，汉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西学”，是西方人用西方价值观念、学术范式来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对汉学家而言，中华文化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就像实验室的试验品或博物馆的展览品一样，很难内在于自己的生命，灌注以自己的情感，更很少负有弘扬和光大的责任感。

    但是，中国人注定做不了中华文化的旁观者。因为千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亦即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须对国学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否则，遗失国学就等于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得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

    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一度迷失国学，崇拜西学，形成了一种与“西学心态”互为表里的“汉学心态”——前者指试图以西学取代国学，后者指像汉学家一样把国学仅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用生命和情感去体验并证实国学的优美价值。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获得外国汉学奖项为荣，谋求学术名望乃至经济利益的灰色学术现象。上述现象的实质是国学的“汉学化”。如任其发展下去，国学将会变成一种“在中国的汉学”，而汉学乃至西学则会变成“在中国的国学”。

    总之，汉学当热，但不能将之混同为国学，更不能以之取代国学。我衷心祝愿汉学能早日成为国际显学，更希望中国能大踏步复兴自己的国学，同时热烈欢迎海外汉学回家，使自己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

体育大国为何难见体育电影

杨洪涛

    与中国蓬勃发展的体育事业相比，国产体育电影总量欠奉，佳作稀缺，类型不成熟，经典体育电影寥寥无几。问题何在？

    体育精神包含更快、更高、更强的运动哲学，以及团结、协作、平等、进取、包容的价值理念。凡是被观众铭记的体育电影，都对体育精神有独到理解。比如《烈火战车》《一球成名》等电影用传奇故事和魅力人物诠释了超越国界、信仰和种族的体育精神。吃透体育精神，平衡自我价值与国家荣誉之间的关系，是体育电影实现既接地气又有情怀的关键点。一些国产体育电影难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引起观众的心灵共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体育精神过多地绑定在功利的思考之上。比如，早期的作品《沙鸥》，虽然当时反响热烈，但当排球女将沙鸥输了比赛，把银牌丢入大海的时候，创作者就曲解了体育精神的内涵。相比之下，《洛奇》和《百万美元宝贝》里的拳击手都惜败于拳坛，他们作为小人物为获得尊严、实现梦想而在奋勇拼搏过程中所闪烁的人性之光却辉耀荧屏。因此，如何用含蓄、内敛的方式把国家责任和集体荣誉等价值理念融入运动美感的彰显和体育精神的诠释当中，是国产体育电影亟待解决的问题。

    实现故事与赛事的有机结合，让叙事呈现复调式结构，是体育电影的制胜之道。如果把赛事当作唯一叙事动力，虚构的赛事远不及真实的体育比赛吸引观众。反之，如果把赛事之外的故事作为叙事主力，则容易偏离体育电影应有的竞技主题。优秀体育电影应在故事和赛事两方面都拿捏得当。比如，《一个人的奥林匹克》《黑眼睛》通过赛事来结构叙事，通过人物命运来观照社会、时代和人性，把体育竞技与战争、信仰、性别歧视、种族之争等重大社会命题绑定在一起，实现了主题的升华。

    体育电影在视觉表达和人物塑造时，还存在如何将表演与竞技融合的创作难点。在赛车、滑雪等高强度竞技体育电影中，创作者要借鉴专业体育摄影的镜头捕捉和画面剪辑手法，力图展现动与静、力与美的运动美学。演员的自我塑型也是令体育电影真实可信的重要保证。如《破风》里窦骁、王珞丹等演员通过专业训练去贴近自行车运动员的外形。体育电影创作切忌一味追求颜值和明星效应。

    总之，国产体育电影创作的缺位，是制作观念相对陈旧、创作视野急需拓展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君子人格，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数千年发展进程中不断塑造和培育的正面人格，被历代中国人广泛接受并尊崇。

    “君子”一词在西周时早已流行，主要指称贵族和执政者。春秋末期，孔子赋予“君子”概念许多优秀道德的意蕴。冯友兰说，孔子一生思考的问题很广泛，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对如何做人的反思。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探求如何做人的道理，那么他求索的结果，就是做人要做君子。君子作为孔子心目中崇德向善的人格，既理想又现实，既高尚又平凡，是可见可感、可学可做、应学应做的人格范式。

    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创立了儒家学派。什么是儒学？有一种观点回答得很干脆：儒学就是君子之学。具体来说，在修己和治人两方面，儒学都以“君子的理想”为枢纽观念：修己即所以成为“君子”，治人则必须先成为“君子”。从这一角度说，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这种观点从儒学的目标追求和功能作用上说明儒学的特点，无疑抓住了本质，对于我们理解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在今天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面向现实人生的伦理学说，与西方文化大相径庭。西方文化热衷于构造能够解释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关系的严密理论系统，热衷于探寻认识论、方法论、辩证法等。中华传统文化虽然也包括对认识论、方法论和辩证法的思考，却并不层层追问“是什么、为什么”，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做什么、怎么做”。这种不仅讲究“知”，更看重“行”的“知行合一”的理念，在有关君子及君子文化的论述中尤为突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中的这些论述，鲜明体现出儒家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洋溢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重行动、轻言辞，重实践、轻思辨的精神，使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都不是只把仁、义、忠、孝、廉、悌等当作理论，而是当作值得遵循也应该遵循的伦理规范。其目的就是在全社会尽可能多地培育和塑造君子人格，并以其引导、带动各阶层大倡君子之风、大行君子之道。

    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激活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价值理念，有必要通过挖掘、整理、阐发和弘扬，让君子文化这颗最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气神”的种子在新时代春风吹拂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摘编自钱念孙《君子文化的传统魅力与当代张力》）

    多年以前中国诗人艾青先生写过几句诗：蚕在吐丝的时候，没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出现，当然是因为有了蚕丝，有了丝绸，有了丝绸制作的华丽衣服，但更重要的是人的希望，人的追求，人的实践。所以丝绸之路是时间的产物，是人的实践的产物，也是历史的产物。

    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在北京的舞台上出现了一部影响巨大的舞剧《丝路花雨》。这部舞剧不仅在北京好评如潮，一票难求，后来这部剧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累计演出场次高达1800多场，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观众通过这部舞剧，了解丝绸之路，欣赏中国的艺术，也加深了对中国的理解。可以说，这个舞剧所表现的历史故事，依然在当今社会发生着，所塑造的人物依然活在我们周围。如舞剧所塑造的美好艺术形象“反弹琵琶伎乐天”的造型，取自于敦煌壁画，体现了当时的艺术创造者丰富的想象力和高妙飘逸的审美观。随着舞剧在国际舞台上不断演出，这个艺术形象也深入到欧洲、美洲、非洲很多国家的观众脑海里，成为关于中国、关于丝绸之路的一个标志性记忆。这样一部作品唤醒了大家对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激活了历史想象，再现了历史上的辉煌。好的艺术作品的力量很大，因为它深入人心，潜移默化给人以美的感受，同时给人以教育、给人以联想、给人以启迪。所以它产生的作用是超出文化，超出艺术的。

    凡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凡是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辉煌过、留下了痕迹的东西，文学和艺术都不会忘记，多年以后会重新用艺术的形式再现那段历史。凡是精心创作出来的优秀作品，必定给现代的人以很多的启迪，除了让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艺术欣赏来回顾历史之外，也会让我们借鉴历史经验，面对现实，创造新的更美好的生活。我们的世界长期存在着各种矛盾，但是好的艺术作品向我们昭示，善的、真的、光明的总是会战胜恶的、假的、黑暗的。通过艺术的创造和艺术的欣赏，我们的思维不应再局限于海上丝绸之路和陆地上的丝绸之路，而是扩展到整个人类的历史和未来。

    丝绸之路，是政治合作之路，也是经济贸易之路，更是文化交流、艺术融汇之路。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辉煌的文化，留下了诸如敦煌莫高窟这样的伟大文化遗产，也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我们现在面对新的丝绸之路，在新的丝绸之路上已经发生了很多新的故事，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应该不仅仅关照历史、回忆历史，更应该把眼光放到现在，甚至要看到未来。我们要了解新的丝绸之路上发生的新的故事，发现新的文化的雏形。

    在以往的关于丝绸之路的艺术作品里，我们看到的是沙漠、骆驼、大帆船、滔天巨浪、敦煌壁画等等，我想在未来的关于“一带一路”的艺术创作当中出现的很可能是高铁、飞机、巨大的货轮，以及更加丰富多彩的现代化的生活。时代发展了，生活变化了，有关艺术表现的内容也必将随之发生变化。

    丝绸之路不仅仅是政治之路，也不仅仅是贸易之路，而是人类的文化的共融之路，是人的情感的理解沟通之路，是人类新的文明的创造之路。所以，丝绸之路是人的道路！

（莫言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研讨会”上的发言，2018年10月9日，光明网）

    古人所谓意象，尽管有种种不同的用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必须呈现为象。那种纯概念的说理，直抒胸臆的抒情，都不能构成意象。因此可以说，意象赖以存在的要素是象，是物象。

    物象是客观的，它不依赖人的存在而存在，也不因人的喜怒哀乐而发生变化。但是物象一旦进入诗人的构思，就带上了诗人主观的色彩。这时它要受到两方面的加工：一方面，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与筛选，以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味；另一方面，又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化合与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经过这两方面加工的物象进入诗中就是意象。诗人的审美经验和人格情趣，即是意象中那个意的内容。因此可以说，意象是融入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

    例如，“梅”这个词表示一种客观的事物，它有形状有颜色，具备某种象。当诗人将它写入作品之中，并融入自己的人格情趣、美学理想时，它就成为诗歌的意象。由于古代诗人反复地运用，“梅”这一意象已经固定地带上了清高芳洁、傲雪凌霜的意趣。

    意象可分为五大类：自然界的，如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等；社会生活的，如战争、游宦、渔猎、婚丧等；人类自身的，如四肢、五官、脏腑、心理等；人的创造物的，如建筑、器物、物饰、城市等；人的虚构物，如神仙、鬼怪、灵异、冥界等。

    一个物象可以构成意趣各不相同的许多意象。由“云”所构成的意象，例如“孤云”，带着贫士幽人的孤高，陶渊明《咏贫士》：“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杜甫《幽人》：“孤云亦群游，神物有所归。”“暖云”则是带着春天的感受，罗隐《寄渭北徐从事》：“暖云慵堕柳垂条，骢马徐郎过渭桥。”“停云”却带着对亲友的思念，陶渊明《停云》：“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辛弃疾《贺新郎》：“一樽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由“柳”构成的意象，如“杨柳依依”，这意象带着离愁别绪。“柳丝无力袅烟空”，这意象带着慵倦的意味。“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这意象带着诗人早朝时的肃穆感。同一个物象，由于融入的情意不同，所构成的意象也就大异其趣。

    诗人在构成意象时，可以夸张物象某一方面的特点，以加强诗的艺术效果，如“白发三千丈”“黄河之水天上来”。也可以将另一物象的特点移到这一物象上来，如：“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长有归心悬马首，可堪无寐枕蛩声。”这些诗都写到“心”，心本来不能离开身体，但李白的“愁心”却托给了明月，杜甫的“故园心”却系在了孤舟上，秦韬玉的归心则悬在了马首上。这些意象都具有了“心”原来并不具备的性质。

    诗人在构成意象时，还可以用某一物象为联想的起点，创造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李贺诗中的牛鬼蛇神大多属于这一类。火炬都是明亮的，李贺却说“漆炬迎新人”，阴间的一切都和人间颠倒着。“忆君清泪如铅水”，铅泪，世间也不存在。但既然是金铜仙人流的泪，那么当然可以是铅泪了。

    总之，物象是意象的基础，而意象却不是物象的客观的机械的模仿。从物象到意象是艺术的创造。

（摘自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

材料一：

远在历史时期的初期，黄土高原到处都是森林或草原。由于农业发展，平原旷野逐渐开垦为耕地。陕西省中部泾渭两河下游，山西省西南部汾河和涑水河之间以及河南省西部伊洛两河河谷都是这样成为文化最早发达的地区的。这当然会使有关的森林草原受到一定的破坏，不过这在黄土高原上所占的比例不算太大，还不至于有太大影响。到战国后期以至秦汉时期，破坏的地区就相继扩大。当时秦国向西北扩展主要就在泾河上游，当地草原转变成农耕地区，此后由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两方势力在黄土高原北部互相消长，农田和草原就不免相应地随时改易。每一次变迁都引起生态平衡的失调。

森林遭受破坏自然与发展农业有关，因为破坏了森林就可空出土地从事耕种，这只是其中的一端，其他如伐取材木当作薪柴等，都会使林地缩小或消失。不过在历史时期的早期，这样的破坏程度是相当微小的，甚至是无足称道的；随着时移岁易，就愈益严重。大致说来，黄土高原森林遭受破坏，可以分为四期：第一是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一开始，还说不上有什么大规模的破坏，到了后期，现在陕西中部和山西西南部等所谓平原地区的森林，绝大部分都受到破坏，林区明显缩小；第二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上述的平原地区的森林，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到这一时期行将结束时，平原上已经基本没有林区可言了；第三是隋唐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平原已无林区，森林的破坏开始移向更远的山区；第四是明清以来时期，这一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黄土高原森林受到摧毁性的破坏，除了少数几处深山，一般说来，各处都已达到难于恢复的地步。

促成生态平衡失调的原因，还应该加上历来不合理的农耕制度和耕作技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阶级大量据有土地。一般农民只有少量土地，甚至根本没有土地，因而就不免到处开垦，由于不断的开垦，终于形成了滥垦，把若干根本不适于农耕的土地也都尽量开垦了。这样滥垦的土地产量不会很高，无法借此解决粮食问题，所以只好更多地开垦，这样就把原来地面上的植被都破坏了。这就是说，黄土高原不仅森林和草原被破坏，就是一般植被也难于保存下来。

黄土高原上的耕作方式，长期以来很少精耕细作，而是广种薄收，广种薄收是促成滥垦的另一个原因。既然广种，也就不一定去选择耕地了，甚至极陡的坡地也要种植。陡坡本来容易流失水土，一经耕种，疏松了土壤，当然更会使水土流失。森林草原的破坏，水土已经容易流失，再增加这样的人为作用，水土流失自然相应加速，流失的水土通过沟壑溪涧，最后都汇集到黄河，就增加了黄河泥沙含量。据近年测验，黄河每年通过三门峡流到下游的泥沙，多达十六亿吨。这是不能不引起注意的重大问题。

　（编选自史念海《历史地理学十讲——黄土高原生态失调的原因》）

材料二：

中国的农业地带应划分成两个地区：一是黄河流经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平原，一是长江流经的长江中下游。黄河源自青海的巴颜喀拉山，长江源自唐古拉山，起源地相距不远，但两条河流在中游地段，一向北一向南，跨度极大。它们的跨度，象征了中国本部历史的多元发展。最后，黄河、长江分别流入黄海、东海。这两条大河，一是黄色，一是绿色，正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

黄土平原上的居民，背向青天脸向地，艰苦求生，每一份粮食都是靠自己的汗水换来的。土地要经过耕耘成为熟地，双手上的厚茧缝里充满了黄土，因此他们坚定地固守在家乡，不愿迁移。他们艰苦耐劳、安土重迁，心态比较保守。但他们在南方长江流域的邻居就不一样了。长江经过高山以后，流入丘陵，穿过四川的峡谷，奔向有着湖泊和小河流的大平原。丘陵山林里有足够的粮食，湖泊和河流旁有许多肥沃的土地，所以这个地区居民的生活是快乐的，心态是活泼的，他们愿意变动，也不在乎变动。他们的歌唱有如树林里的清风和溪谷里的流水。

北方的黄河文化孕育了循规蹈矩、守分安命的儒家；在南方，出现的却是多思辨甚至是辩证式的老子和庄子，对宇宙充满了问题。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圆圆的曲线一直都是南中国最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相对而言，黄河流域的艺术表现形式却是正方、正圆、正三角，极为厚重。

这两个文化区之间，只有一些像秦岭和伏牛山这样不算很高的山，并且有许多通道相通，所以黄土的中国和长江的中国，虽似隔离，却能持续不断地交流、冲突，相互刺激，终于并合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地区。黄土中国和长江中国，一硬一软、一方一圆、一绝对一相对，这两条路线的交织，使得中国思想既能谨守原则，又能应付时代的变化。正如北方的石刻和南方后来发展的水墨画，既有具体的写实，也有抽象的写意，相互交织成既复杂又丰富的艺术传统。

（编选自许倬云《万古江河——孕育出中国文化的自然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