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犹太邻居

李明晏

    我们这栋公寓大楼的居民，虽是各扫门前雪，相互不来往，但每当在楼道里或是院子里相遇时，彼此却是笑脸相迎，热情哈罗。惟有三单元的犹太老人费佛伯格与众不同。和他碰面时，若不先展露国际语言微笑，不主动哈罗，他会如同影子一般，无声地从身边摇晃而过。倘若主动和他打招呼，他的一声哈罗，也是颇为艰难地从翕动的嘴唇里飘出来。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套中人”竟会有一天登门造访。

    “哈罗，史蒂文！可以进来吗？”

    “当然，请进，费佛伯格先生！”我从僵硬的状态清醒过来，热情地将犹太老人迎进屋。

    “费佛伯格先生，喝茶还是咖啡？”

    “不必客气，史蒂文。我今天在录影公司租了《辛德勒的名单》录像带，可偏偏不巧，我的录像机有了毛病。如果方便，我想请你共同欣赏。有兴趣吗，史蒂文？”

    这部风靡了世界影坛，囊括了十多项国际大奖的影片，我不但看过，还托朋友复制了一套，可难得这位孤独的老人亲自登门，何况，他还是个犹太人。

    当悲壮的音乐响起来时，随着荧光屏上的第一个画面，费佛伯格全身便抖动起来，跟着他那浑浊的眼泪从眸子里流了出来，流过苍老的面颊，滴入浓厚的胡须。①渐渐地，随着剧情的发展，他失声断气地抽泣，仿佛要把整个犹太民族遭受的苦难全部倾吐出来。而我，不知是又一次被斯皮尔柏格的艺术魅力震撼，还是被身旁这位犹太老人心裂肠断的哭泣所感染，尖锐的隐痛撕裂我的五脏六腑，泪水如泉水般流溢出来。

    当我们从血淋淋的画面回到现实中来时，费佛伯格脸孔僵硬，似乎涂满了石膏。当他拿着录像带向门口走去时，猛然间回过头来，对我说道：“史蒂文，不好意思，我租这盘带用了两元钱，咱们一人一半，你应付给我一元钱。” 我呆呆地望着那张泪痕斑斑的老脸，险些失声惊讶地叫起来。待我清醒过来时，急忙找出钱夹。偏偏不巧，只有一枚两元钱的硬币。

    “没关系，我先欠你一元。”老人以敏捷的速度，从我手中拿走两元钱。

    我直瞪瞪地望着他在门口外消失，连一句拜拜都说不出来。

    大约十分钟后，门铃响了。悦耳的铃声似乎向我传递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信息，预告犹太老人的再度登场。我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前，通过门镜向外窥望。

    果然是他，费佛伯格先生！

    我屏住呼吸，悄悄躲进卧室，任凭门铃响个不停。

    当日下午，我和几个文友去海滩露营，三天后返家。在院子里我遇见了费佛伯格先生。他急忙走到我跟前，如释重负地吐了一口气：“史蒂文，不好意思，这三天我天天按你的门铃，还好，一元钱没利息可算。若是大数目，我还得付你利息。”说罢，塞给我钱，蹒跚而去。

    我正望着手中的一元钱，伫立在灿灿的阳光中。

    “哈罗，史蒂文！”是九号南斯拉夫女人玛丽娅的声音。

    她那幽深的灰色眸子，直勾勾地望着我手中的一块钱，涂满唇膏的嘴唇，冲着犹太老人的背影，挤出了一个鄙夷的笑容：“史蒂文，那个老葛朗台是不是借口自己家中的录像机出了毛病，用你的录像机共同欣赏《辛德勒的名单》，然后拍拍屁股，叫你付一元赞助费？”

    我惊讶得喃喃说不出话来。

    大约一星期后，我应几个文友之邀，去唐人街饮茶，交流爬格子的甘苦。走出中央火车站，我看见人群中的费佛伯格。他手提大包裹，步履显得十分艰难。

    我如同一个好事的女人，悄悄地尾随他来到了中央火车站附近的公园。不料，出现在我眼前的竟是一幅动人的画面。

    “你们好，我的小天使，我的救命恩人！”犹太老人一面说，一面从包裹里取出各种食品，撕成一块块，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鸽子群抛去。

    不知是好奇心的驱使，还是被眼前的情景呼唤，我慢慢向犹太老人走去。

    “吃吧！吃吧！……”犹太老人望着鸽子，喃喃自语。一颗颗晶莹的泪珠，沿着青灰的面颊流了下来。

    “鸽子是我的救命恩人。”犹太老人望着美丽的晴空，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对被冷落在一旁的我讲起了他的故事。

    在二战期间的波兰，全家七口只有他和父亲逃出了德国法西斯的虎口，躲在树林里。一天，父亲外出寻食，再也没有回来。小小年纪的他，在饥饿的煎熬中奄奄一息时，不知从何处飞来了一只美丽的鸽子。强烈的求生欲望顿时焕发了他的生命力。他将鸽子抓到手，咬破了鸽子的脖子。那热乎乎的鲜血，血腥的嫩肉，将他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

    一只美丽的鸽子飞到犹太老人的脚下，老人深情地望着它，一滴眼泪在苍老的面颊滚动，在阳光下闪着光。②

（选文有删减）

我要去北京

李全

    “我要去北京。”民工张二狗又一次凑在我前面说这句，但表情与以前没两样。

    我对他说，你想去就去吧，又何必在我面前唠唠叨叨呢？这是张二狗第N次对我说这句话。但他每一次说完后，又哀声叹气。他说他儿子才刚上小学，实在是走不开。张二狗说的是实情，早上要送孩子去学校，下午放学还得去接回来。况且，从我这座小城去趟北京十分不易，首先得去省城坐两天两夜的绿皮火车。单不说车费那么高，就是那回来的时间就要四天，这当然算的是坐火车的时间，还没算坐汽车的时间。如果把这四天都用来打工，每天可以赚几十块钱，四天就是好几百。张二狗在北京又没亲没故，去了也纯粹是玩。如此算来，去一趟北京，他的几个月工资就没了。这对于一个一月不足2000块工资的民工来说，的确不划算，还有他儿子读书的费用虽不多，却比本地学生多了一份借读费。

    但张二狗仍然不死心，待他孩子上初中，又一次对我说，他要去北京。我有些好奇，问他去北京干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张二狗只是嘿嘿一笑，没回答我。这更引起我的好奇，虽然北京是首都，但路太堵。我每次去北京堵在路上的时间比玩的时间多。所以，我一直喜欢我所在的小城市。城市虽然不大，但交通不堵，四季还分明。

    这一年，张二狗的儿子上高三了，我所在的小城也有了直通北京的高铁。张二狗显得十分兴奋，又在我面前说他要去北京。我十分怀疑地看了他一眼，自然不相信他会真去北京。因为他说他要去北京这事，已有好些年头了，却从没有实现过。

    北京是你想去就能去的吗？那是首都。我想打消他积极性，说，去北京要花很多钱的。你儿子正在读高三，马上就要考大学了，你舍得离开他？

    我说的是实话。虽然现在张二狗的工钱涨了，每天出工能挣到200多块钱，但也不是天天会有活干的。况且他儿子的成绩不是太理想，他咬紧牙，替儿子请了补课老师。加上他老婆刚从医院里出来，这一年挣的钱已经提前打“水漂”了。

    高铁通北京了。我就想试试高铁到北京是啥滋味。张二狗说这话，情绪特激动，还掏出香烟来猛吸了几口，直到不停地咳嗽起来，才扔下烟蒂，最后见我不说话，很不情愿地走开了。没走几步，他又回过头对我说，我这次说的是真的。

    那你就去吧。我想让张二狗快点离开我的房间。其实，他去不去北京，真的与我无关。再说我已经去过无数次北京了，没有新鲜感。

    三天后，张二狗又一次来到我的房间里，掏出一包好香烟放在桌上，说，这是北京货。专门给你带回来的。

    我问，你去过北京啦？

    那还有假？张二狗说这话时，脸上有些僵硬的笑容。

    你就别骗我了。昨天前天，我都去过你们工地，与你们那里的老板谈合同的事。我看到你在那里干活呢。我说的是实话。

    你……你真去了我的工地？张二狗说着，突然站了起来，拿去桌上的那包香烟头也不回地走出我家。

    我苦笑着，这张二狗真逗。但我一会儿就明白了他撒谎去过北京的原因。

    因为我的话，张二狗有好些日子都没来我家里玩。见了我也躲得远远的。我才想起伤了一个民工的心，有些过意不去。在他儿子去上大学那天，特地封了个大红包托人送了过去，算是我对他的歉意吧。心想，只要他儿子大学毕业后，有了工作，他的压力减轻了，那时一定会有时间和精力，或者说有经济去北京了。

    四年后的一个早上，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竟然是中断多年联系的张二狗打来的。他说他正在北京天安门前看升旗。还说，他拍了刚刚升旗的视频已经传给我。又说，他下一站是八达岭，到时候再拍些照片传给我。

    我想对他说些什么，可话刚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静静地听他没完没了地说北京的那些事儿，却耽误了我看升旗，只好看他传过来的视频：在天安门前看升旗，确实是一件特惬意的事，特别是夏天的天安门，真美！

    看完视频，才发现因自己握手机的时间太长，手冻得有些麻了，赶紧对着手哈了一口热气。

（《微型小说选刊》2018年第1期）

英雄

佛刘

    清明节前夕，爸爸给乡下的奶奶打电话，乡下的奶奶说，今年就不用回来啦，有些事奶奶一个人就都办了。爸爸说，那怎么行呢，即便是我答应，虎子也不会答应啊。乡下的奶奶说，那你们就来吧，其实我也想虎子了。

    虎子不是别人，就是我。不算今年，我已经是第四次回去看望乡下的奶奶和叔叔了。一想到乡下奶奶的小院，我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向往，我知道，那是我另一个意义上的家。

    回去那天的阳光很不错，春风已经把田野吹出了毛毛绿。老远，我就看见了站在村口的奶奶，我大喊一声，像一只脱了缰的小马驹，奔向奶奶的怀抱。

    乡下的奶奶流泪了，她喜悦的脸庞上堆满了皱纹。这样的时刻，无论是奶奶、爸爸，还是我，都是幸福的。

    乡下奶奶的院落不是很大，有一年下雨，西边的院墙还倒掉了，本来乡下的奶奶是想等当兵的叔叔回家修砌的，可是叔叔没有等来，却等到了爸爸。那一次，爸爸很卖命，他拦住了所有想帮奶奶修墙的乡亲们，一个人忙活了两天，虽然墙修砌得不是很好，可是爸爸却累虚脱了。乡下的奶奶说，你这又是何必呢？爸爸说，只有这样，我的心才能安慰一些。

    现在，爸爸修砌的那堵墙还好，上面爬满了干枯了的牵牛花的叶蔓，一株枣树探出墙外，似乎在等着我们的到来。

    乡下奶奶的房子已经很旧了。前几年，叔叔牺牲的时候，政府准备出资为乡下的奶奶翻盖一下老房子，却被奶奶拒绝了。奶奶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房子还能用，没那个必要了，如果政府真的关心我的生活，那么就请你们把村里的小学修一修吧。村里的小学被重新翻盖了，学校是以叔叔的名字命名的，我去过一次，还在学校的门口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后来爸爸也想为乡下的奶奶盖一座新房子，可是奶奶依旧没答应。

    爸爸常常给乡下的奶奶买很多的东西，但那些东西，是吃的都被她分给了左邻右舍，如果是穿的，就捐赠出去。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再没有比乡下的奶奶更倔强的人了，但大家都无法改变她，只好改变自己。

    我没有看到过生前的叔叔，乡下的奶奶常常向我描述叔叔小时候的样子，说那时的叔叔爬墙上树，摸鱼捉鸟，无所不会。等长大了，就变得不怎么爱说话了，但心肠好，碰上邻居有什么帮忙的活儿，总是不惜体力，村里的人都很喜欢他。顺着乡下奶奶的目光，我能够看见那时的叔叔，他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威武的身影常常走进我的梦中，让我流一梦的泪水。

    叔叔是个英雄，他死于一次探亲回家的路中，因为两个落水儿童，叔叔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叔叔的事迹感动了那个小城所有的市民，他被大家称为英雄。白发人送黑发人，悲痛自不必说。后来政府遵从乡下奶奶的意愿，把叔叔安葬在了老家，因为在那里，乡下的奶奶可以时常地去看一看儿子。

    我和爸爸这次回来的目的主要是给叔叔扫墓，其实即便我们不回来，乡下的奶奶还有那些乡亲也会把叔叔的墓地扫得干干净净的，但是爸爸说，心里不踏实。

    清明这一天，天气晴朗，空气中已经有了麦苗的味道。一路上，我们无语，爸爸一手扶了乡下奶奶的胳膊，每年他都是这样的姿态，这样看上去他们更像是一对母子。

    乡下的奶奶把爸爸买来的鲜花一一摆放在叔叔的墓碑上。整个过程，她的表情肃穆、慈祥，没有一点悲伤。她说，儿子，你哥和你侄子又来看你了，你看看你侄子已经有你那么高了。爸爸说，给你叔鞠个躬吧，我点点头，然后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透过水泥地，我似乎可以感受到叔叔的生命，正一点点传输到我的身体中。

    说到这里，可能大家都明白了，乡下的奶奶不是我的亲奶奶，叔叔也不是我的亲叔叔，可是自从叔叔救了我，我们就成了一家人。

（有删改）

穷人的专利权

狄更斯

    我的名字叫约输。学的是打铁的行当。打十九岁那年起，人家看见我没几根头发，就一直管我叫“老约翰”了。现时我已经五十六岁了，头发并不比上面提到的十九岁的时候多，可也不比那时候少，因此，这方面也就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好说。

    我发明过一种螺丝，挣了二十镑钱，这笔钱我这会儿还在用。整整有二十年工夫，我都在断断续续地搞一样发明，边搞边改进。上一个圣诞节前夜十点钟，我终于完成了这个发明。完成之后，我喊我妻子也进来看一看。这时候，我跟我妻子站在机器模型旁边，眼泪簌簌地落到它身上。

    那是在差不多一年之前的圣诞节前夜十点钟完成的。我把凡是能节省下来的钱统统都用在模型上了。我想自己去申请专利。

    我的姻兄弟，西布罗密奇的乔治·贝雷临死的时候遗留给我的妻子、他的姊妹一百十八镑零十个先令的英格兰银行股票。我和我妻子一直还没有动用过这笔钱。我们俩都同意拿这个发明去申请专利。我的朋友威廉·布彻替我写了一封信给伦敦的汤姆斯·乔哀。我乘“四等车”上了伦敦，在汤姆斯·乔哀那里租了一间为期一个礼拜的房子。

    汤姆斯·乔哀说要申请专利，第一步得向维多利亚女王提交一份申请书。我在靠近司法院法官弄的桑扫普顿大楼里找到了一位推事，在他那儿提出了陈述书，付了十八便士。他叫我拿着陈述书和申请书到白厅的内务部去，把这两份东西留在那里请内务大臣签署，缴付了两镑两先令又六便士。六天后，大臣签好了字，又叫我拿到首席检察官公署去打一份调查报告。我照他说的去办了，缴付了四镑四先令。

    我临时住在汤姆斯·乔哀那里，租期已经延长了一个礼拜，这会儿五天又过去了。首席检察官写了一份所谓例行调查报告，打发我带着这份东西到内务部去。内务部根据它搞了个复本，他们把它叫做执照。为了这张执照，我付出了七镑十三先令六便士。这张执照又要送到女王面前去签署，女王签署完毕，再发还下来，内务大臣又签了一次。

    我现在已经在汤姆斯·乔哀那里住到了第三个礼拜了，费用挺大，我只好处处节俭过日子。我感到自己都有点泄气了。

    在林肯旅社的专利局里，他们替我的发明搞了一份“女王法令草案”的东西，还准备了一份“汉令提要”。就为这份东西，我付了五镑十先令六便士。专利局又正式誊写两份法令文本，一份送印章局，另一份送掌玺大臣衙门。这道手续下来，我付了一镑七先令六便士，外加印花税三镑。这个局里的誊写员誊写了女王法令准备送呈签署，我付了他一镑先令。再加印花税一镑十先令。接下来，我把女王法令再送到首席检察官那儿签署。我去取的时候，付了五镑多。拿回来后，又送给内务大臣。他再转呈女王。女王又签署了一次。这道手续我又付了七镑十六先令六便士。到现在，我呆在汤姆斯·乔哀那儿已经超过了一个月。我都不大有耐心了，钱袋也掏得差不多了。

    女王法令还得送到设在河滨大道上桑莫塞特公馆的印章局去——印花商店也在那里。印章局的书记搞了一份“供掌玺大臣签署的印章局法令”，我付了他四镑七先令。掌玺大臣的书记又准备了一份“供大法官签署的掌玺大臣法令”，我付给他四镑两先令。“掌玺法令”转到了办理专利的书记手里，誊写好后，我付了他五镑七先令八便士。在此同时，我又付了这件专利的印花税，一整笔三十镑。接着又缴了一笔“专利置匣费”，共九镑零七便士。各位，同样置办专利的匣子，要是到汤姆斯·乔哀那里，他只要收取十八个便士。接着，我缴付了两镑两先令的“大法官财务助理费”。再接下来，我又缴了七镑十三先令的“保管文件夹书记费”。再接着，缴付了十先令的“保管文件夹协理书记费”。再接下来，又重新给大法官付了一镑十一先令六便士。最后，还缴付了十先令六便士的“掌玺大臣助理及封烫火漆助理费”。到这时，我已经在汤姆斯·乔哀那里呆了六个礼拜了。这件得顺利通过的发明已经花掉了我九十六镑七先令十八便士。这还仅仅在国内有效。要是带出联合王国的境界，我就要再花上三百镑。

（陈才宇译 有删改）

归去来兮

（加拿大）孙博

    踏进三月，陆家喜事接踵而来。今天又迎来了一家之主的50大寿。

    相对于其他新移民来说，陆嘉良是幸运的。20年前全家从香港移民到多伦多后，他两周之内就找到了专业对口的工作。他们马上在名校区安家置业，还买了车。嘉良从《城市日报》小编辑慢慢爬到总编，虽然只统管50多号人马，却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太太诗茵全职在家带孩子，一直到孩子上了高中，她才重拾会计老本行。

    全家生活不算富裕，但也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最令陆家引以为傲的是一对儿女，前几天儿子亚明决定去美国谷歌总部任软件工程师，女儿亚琴昨天才定下去纽约的麦肯锡总公司做咨询顾问，这些都是计算机和商科毕业生梦寐以求的超级大公司啊！

    两个孩子一大早出门办事后，老两口子就开始准备晚餐了。6点刚到，亚明、亚琴抬着大蛋糕走进门，嘉良见后面还紧跟着一对陌生的男女，内心有点纳闷。见老妈看着两个陌生人发呆，兄妹俩马上各自拉着一个介绍起来。女的与亚明同届同专业，即将去苹果公司工作。男的是亚琴商学院的师兄，已在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工作一年了。一直蒙在鼓里的老两口子瞬间才明白，兄妹为啥非去美国不可。

    嘉良特地开了一瓶波尔多葡萄酒。就在6人举杯之际，门铃突然响起来，未免有些扫兴。只有诗茵一个箭步冲出去开门。

    诗茵带进来一位男子，嘉良定睛一看，马上扑上前，两人紧紧拥抱。

    男子从背包里取出木制礼盒，恭敬地说：“祝姐夫生日快乐！”

    嘉良打开一看，内装两瓶茅台酒，是为庆祝香港回归而特制的，都快20年了，价值连城啊。

    诗茵快速地添上碗筷，让弟弟诗文紧挨着老公坐下。这显然是她精心策划的惊喜，但没料到早被儿女抢了头彩。原来，诗文在香港一家新媒体公司任总裁，这次去纽约融资，筹划上市，办完事后特地来多伦多小住两天，再直飞香港。对于嘉良来说，这个小舅子可不一般啊！他不但是自己的师弟和徒弟，而且还是大媒人呢。

    红酒见底后，嘉良又开了一瓶茅台酒，好不热闹……

    酒足饭饱之后，准备切蛋糕。恰在这时，嘉良的手机突然响起来，他一听，眉头立马皱起，他那脸庞上突然冒出黄豆般的汗珠。

    诗文扶着嘉良来到书房，嘉良一屁股瘫在椅子上，和盘托出是社长打来的电话，董事会刚才决定经营40多年的《城市日报》今晚出最后一张报纸。嘉良知道报社连年亏损严重，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悲从中来。诗茵劝说，这么辛苦的夜班工作不做也罢，自从4年前当了总编后没见他睡过一个安稳觉。而对于知天命的嘉良来说，这是一个十分尴尬的年龄，做了大半辈子新闻再转行能成功吗？难道就这么早退休了？……

    沉默片刻后，嘉良突然冒出一句话：“香港的局势到底怎么样？”

    诗文答道：“20年来依然是马照跑、舞照跳^（注）……”

    一个多小时后，诗茵大声地张罗大家到餐厅吃蛋糕。许愿之际嘉良一反常态，对着孩子说：“我刚才决定马上回流香港，到你舅舅那儿去。”

    “担任突发新闻组主任，董事长刚来短信确认了。”诗文看着手机说。

    孩子们还没反应过来，诗茵抢着说：“你们都走了，我一个人留在这还有啥意思，趁房价高卖了，我也回香港。”

    嘉良一把将老婆搂在怀里，两人一起吹灭蜡烛。掌声打破了夜的宁静……

（有删节）

【注释】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前，中国领导人在解释“一国两制”构想时，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即香港回归中国后，“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

话友

聂鑫森

    1972年深秋的一个凌晨，白霜染地，西风砭骨。

    五十岁出头的时子春，从望天湖五七干校偷跑出来，他要赶往百里外的湘潭市一家中医院，去探看弥留之际的话友季尊秋。

    何为话友？只因他们都是湘潭市“胜利话剧团”的演员，共事多年，关系极为亲密；工作之余，又喜欢互相召邀，在一起天南地北地聊天。演的是话剧，说的是心里话，不是“话友”是什么？

    时子春先是紧走疾行，然后碰见一辆老乡开的拖拉机，搭了几里路的顺风车，再赶到一个乡镇的长途汽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坐上一辆浑身吱啦啦响的客运汽车，慢吞吞开往湘潭城，他没头没脑地在心里直骂。

    昨天上午，时子春忽然收到季夫人寄来的一封信，说尊秋已是胃癌晚期，唯一的愿望，是和多年的老搭档时子春见个面。季夫人还说，恐怕时子春请假难，即便来了，病房外有看守人员也难得进去。她之所以写这封信，是怕伤丈夫的心。时子春含着泪，去向军代表请假，理由是家里病了人，没想到军代表大手一挥，说：“不行！”

    时子春扭头就走，心想：你说不行我说行，老子自个儿去！

    季尊秋怎么没到干校来呢？他出身地主家庭，而且他扮演过许多帝王将相，却不肯出演一个工、农、兵的角色，口头禅是：我只演让我怦然心动的戏。“文革”拉开序幕后，骨格清奇的季尊秋，对任何莫须有的罪名一概缓缓出语予以驳回。愤怒的“革命群众”不但狂呼“打倒季尊秋”的口号，还常施以拳脚把他打倒在地……当时敢和季尊秋同排而站的只有时子春。

    台上没戏可演，他们便常悄悄相聚，说说心里想说的话。

    “子春兄，我们搭档演过多少戏呀。《戊戌变法》，你演谭嗣同，我演康有为；《甲午惊涛》，你演邓世昌，我演李鸿章。”

    “尊秋兄，《甲午惊涛》还参加过全国话剧汇演，得了一等奖。”

    “我不演工、农、兵的角色，是我自知性格、气质、形体不适合演，演显官大员、儒生学人则本色当行，这怎么是看不起劳动人民？”

    “记得吗？我曾自制一把大折扇，用隶书写四个大字‘丰华真率’，然后送给了你，你的演技与之最为匹配。”

    “为答谢兄，我画了一幅大写意的邓世昌肖像作为回赠。你称赞说：‘传神取貌，活活如生。’让我得意了好多天。”

    “是呀，尊秋兄，还记得那场戏吗？邓世昌要去谒见李鸿章，门官拦阻，于是，我大声叫嚷。你在内厅响亮地喝道：‘谁在二堂喧哗？’这句话声调、节奏恰到好处，激起一片掌声。”

    “以后这句话居然变成了团里的常用语，遇到有人吵嘴了，开会发生争论了，不知谁会学着用我的腔调，一声喝问：‘谁在二堂喧哗？’于是，马上一片宁静。眼下我真想对这个世界大喝一声：‘谁在二堂喧哗！’”

    “尊秋兄，你有胃病，要多多保重，天天下雨、打雷，就没个开天放晴的时候？”

    “是的……是的……”

    汽车到达湘潭市中医院已是上午十一时。时子春跑步去住院部大楼的肿瘤病室，他向值班护士打听季尊秋住在哪儿？护士说：“408室。不过，他因胃部剧痛，正在昏迷中。再说，这个人问题严重，有专人在门外站岗！”

    时子春没听完，就大步来到408室门前，伸手就要去推门。

    两个壮实的年轻人上前拦住时子春，大声吼道：“外人不准探看，走开！”

    时子春双眼圆睁，头一昂，说：“我要探看我的话友，谁拦阻，我跟谁急！”

    “你是吃了豹子胆了，季尊秋是什么人？有问题的人。你来探看就是他的同党！”

    “我只知道他是受群众欢迎的演员，是个好人。”时子春蓦地捋起袖子，露出手臂上铁硬的腱子肉。

    就在这时，病房里传出响亮的喝问：“谁在二堂喧哗？”

    是从昏迷中醒过来的季尊秋的声音。

    时子春狠狠地把两个年轻人扒开，然后轻轻地推开病房的门，应声而入。他情不自禁地做了一个将马蹄袖左右拂扫的动作，“啪、啪”的声音响得很利落，再抢步上前，单腿打千，低头说道：“回大人，在下邓世昌，拜见中堂大人。”

    “平身！”

    时子春站起来，走到病床前，紧紧地握住季尊秋伸出的双手。

谁也说不出话，只有泪眼相看……

（有删改）